庐隐笔下的女性世界

庐隐笔下的女性世界（一）

一直以来，本人钟情于女性文学，特别是五四时期的女性写作，先后阅读冰心，庐隐，石评梅，凌叔华，陈衡哲，冯沅君，林徽因，苏雪林等作家的作品，感受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最近有了写作的冲动，夜深了手捧一本《庐隐文集》，却久久无法入睡，不禁拿起笔梳理起自己的思绪。

摘要：作为“五四的产儿”庐隐是“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她独特的经历与其笔下人物命运息息相关，她以独立反叛的姿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知识女性形象，在情与智的冲突中，她的创作以情绪的宣泄展现了觉醒女性反叛中的人生困惑，事过境迁，庐隐对女性意识的探索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庐隐、知识女性、反叛、意义

从短篇集《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玫瑰的刺》到《归雁》、《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火焰》中长篇集到散文集《云鸥情书集》等，在不平坦的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庐隐女士以独特的女性体验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所见所闻和真情实感，展示了五四时期一个女性悲欢歌哭的心灵历程。本文试图通过作者笔下女性人物在知识探索、理想迷失、爱情婚姻及自我拯救等四方面展现出来的困惑和反叛探讨女性的出路问题。

一、“知识误我？我误知识？”

“五四”时期是一个激情的时代。“个人”的发现意味着“为自我而存在”的意识的觉醒，在挣脱束缚人性，摧残人性的传统思想羁绊的过程中，“五四”新一代知识者发现了自我个性的价值，认同了自我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2]这对于一直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3]的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为前所未有的人格解放。在这个确立“自我”的时代，女性以他独有的敏感呼吸着时代的风气。庐隐对中国女性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有着清醒地认识，她认为，中国传统女性有三大不幸：“一失掉了独立的人格。二失掉了社会的地位。三埋没了个性。”[4]对于新女性走向社会，她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中国的新女性应该“打破家庭的樊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5]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庐隐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青年知识女性形象，着力表现他们的自主、自立，展示他们的情感和心理轨迹。处女作《一个著作家》中的沁芬为反对包办婚姻而殉情，以此来控诉对封建社会的不满，《灵魂可以卖吗》中的荷姑是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觉悟的女工形象，“灵魂的可贵实在是无价之宝，这有限的工资便可以买去，或者工人便甘心卖出吗?” [6]以质问的语气向这个世界提出抗议；如果说沁芬是一只被扼杀在封建包办婚姻牢笼里的不幸的小鸟，那么《或人的悲哀》中，亚侠则代表了刚从狭小的牢笼里走出来的知识女性的命运。尽管“游戏人间”是亚侠在无可奈何中的一种选择，而且结局是悲剧性的，但这毕竟是属于亚侠自己的选择。“在《或人的悲哀》所笼罩着的‘人生究竟不可知’的虚无情绪之下，包孕着作者对人生价值的痛苦思索以及对黑暗社会的否定和叛逆”。[7] 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激发了他们投入社会的热情，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众多知识女性有这一颗“似强而实脆弱的心”，一方面因袭着封建的因子，一方面又受新思想的洗礼，渴望个性解放、灵魂自由，内心世界与现实产生了冲突与背离，在对自身价值有所觉悟但又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人格的失落和悲哀中，只好徘徊在

理想和现实的歧路，因而抑郁寡欢，彷徨虚幻，寂寞颓废，苦闷悲哀便构成了情感的主旋律。茅盾很真实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反映了当时苦闷彷徨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年心里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丽石的日记》）是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的。”[8]

《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妇女，她一直苦苦探索人生的究竟，得到的结论却是“悲的多，乐得少”，现实的黑暗让她找不到人生的究竟，她“不能安于现在”，但又觉得“追求未来使得精神消磨的未免太多了”。 [9]最终发出了“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家游戏了我！”[10]的感慨，脆弱的理性战胜不了情感，情感的苦闷又使她对知识产生了怨恨。《丽石的日记》里的丽石是一个“生的漂泊者”，她觉得社会“到处是污浊的痕迹”，常感叹“寂寞益我苦！无聊使我悲！渴望增我怒！”[11]《海滨故人》的露莎是个倔强孤傲的女孩子，反复探究“人生到底做什么？”被同学讥为著作家，然而苦思的结果仍摆脱不了矛盾的心理：“十年读书，得来的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同样，宗莹对露莎所苦诉的“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进学校．．．．．．现在进了学校，有了知识教我屈服在顽固不化的威势下，怎么办得到！”。

[12]，《彷徨》中的秋心曾寻找“光明绚烂的前途”，然而最终面对“前面是茫茫的大海，后面是荡荡的大河；四面又都是生疏的、冷酷的，没有一只渡船。”[13]

亚侠、丽石、露莎、宗莹她们都是庐隐笔下自我意识觉醒的知识女性，常常以“游戏人间”的的姿态出现，她们一面谈论着社会，议论着人生，抨击着黑暗，一面又在自我抱怨。新思潮唤醒了露莎对自我的认识，对爱情婚姻也有一种超凡脱俗的见解，并且敢于挣脱封建礼教的枷锁，热烈地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但又常为习惯势力所左右，无法在破与立中找到支撑点，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所谓“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境。这是一种时代病，知识女性对知识的怀疑是五四启蒙时代知识分子蜕变必经的苦痛，其间交织着软弱、妥协、焦虑、渺茫、困惑，派生出一种心理失意。这一个个忧伤苦闷的女子让我们感觉到那种噬人的时代气息，感到的是笼罩在她们头上的可怕的社会阴影。

二.理想在现实中的迷失

庐隐的内心是向往英雄的，她笔下的女性在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中否定和批判现实人生，她们高举妇女解放的火把，执着地追求理想的爱情与人生价值。但是，她们也是无路可走的一代，在走向社会，投身社会运动的过程中，依旧彷徨与悲哀，她们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秋风秋雨愁煞人》，赞扬女革命家秋瑾，“但望革命克成，虽死犹生，又复何憾？”悲壮激昂的宣言是女性对革命的实践，然而“枫林古道，荒烟蔓草，何处赋招魂！更兼这——秋风秋雨愁煞人！”。[14]面对革命运动，知识女性给我们展示的不是一味地激扬热情，而是一群唱着凄惨挽歌的理想迷失者。小说《曼丽》中的曼丽是一个积极投身于社会的具有爱国热情的女青年，她积极入党，并热心为党工作，可是她在工作中发现，党内贪污腐化，滥用职权，尔虞我诈，投机取巧，使得她原本充满希望的心“沉溺在失望的海底”。而此时她只知道“羞愤”，“忏悔”，认为自己“是一般没有主见的年轻人”，是“彷徨歧路的残痕”[15]而不知该如何走下去，想一死来了结理想的失落。她们将自己的理想寄寓于与自己不相容的现实中，永远都无法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我们说知识唤醒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使她们走出闺阁走向社会且铸起人生的理想，然而在面对现实时，她们的脆弱与无奈与现实格格不入“我在世界上，不过是浮在太空的行云！一阵风便把我吹散了，还用得着思前想后吗？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顾我，苦闷的眼泪永远不会从我心里流出开呵！”[16]在这里，庐隐很清醒的认识到知识女性在理想事业面前的无力，究其原因除去时代的原因外，还在于女性无法超越自我的局限性，旧有的范式已根深蒂固，已成为一种已经化为血肉了的内在精神。知识所给予她们的毕

竟不是全部，启蒙的意识到真正的兑现有着相当长的历程，她们的困惑在于既想充分地实现自我，又希望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来，使她们终于不可能轻松地在求解放的路上寻求。“心灵天地的广阔，情感体验的丰富，导致其情感多于行动，徘徊多于抉择，敏于思而怯于勤，渴望新而苟且于旧，由于自身缺乏一种强悍的力量，因而对面前丑恶不合理的事物特别容易失望、伤感、惶惑”。而女性要在生活中找到应有的位置来实现自我价值，则必须摆脱自身心理的“依赖感”来战胜世界，这对于刚觉醒的她们来说，的确是太艰难了。于是，在她们的奋斗中，渗透着深沉的悲观和困惑。

三.“何处是归程”

爱情在庐隐笔下是永恒的主题，主张“恋爱是人类生活的中心”的她给读者展示的不是温情脉脉而是悲气萧然。在庐隐笔下，爱情不等于婚姻，婚姻变成了坟墓，家庭对女性来说是一种束缚，步入家庭的女性反比婚前有着更多的忧虑。《丽石的日记》中的雯薇：“结婚以前的岁月，是希望的，也是极有生趣的，好像买彩票，希望中彩的心理一样，而结婚后的岁月是中彩以后打算分配这财产用途的时候，只感到劳碌烦躁，但到阿玉——她的女儿——没出世之前，还不觉得……现在才觉得彩票中后的无趣了。孩子譬如是一根柔韧的彩线，被她捆住了，虽是厌烦，也无法解脱。”[17]《胜利以后》借女主人公之口说：“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依旧是哭得多乐得少，而且可希翼的更少了……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废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避免事情的支配……”[18]这种自由爱情获得后产生的沉重的失落感同样充斥在《前尘》中：“结婚、生子、做母亲。……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女人，……这原来是女人的天职。但谁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这么简单的动物呢？……婚姻生活对于他们的规范是‘善持家政，好和夫婿’，‘厨下调羹弄汤’”[19]昔日满怀憧憬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

庐隐的作品《前尘》、《胜利以后》、《何处是归程》中知识女性从追求婚姻自由，渴望新式婚姻，到对婚姻的失望，完全粉碎了“五四”时期关于新式婚姻的神话，面对这个戒备森严的男权社会，她们无路可走，也无处告别。对于她们来说，爱情是痛苦；结婚是痛苦，独身也是痛苦。还是作者说的深刻：“结婚的结果是把他和她从天上摔到人间……结婚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啊？”[20]她们不甘沉沦，又无法飞升，“我对我的生，是非常厌恶的！我对于世界也是非常轻视的，不过我既生了，就不能不设法不虚此生！”，知识女性在肯定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时就黑暗的社会坚信“在眼睛能看见的社会之外，一定还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希望“光明绚烂的前途”是有的，哪怕在无尽的哀怨与悲叹中，在失望与绝望的深谷里仍回响着她们来自心底的呐喊。

我们知道，婚姻问题对女性的束缚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痼疾，“‘反婚姻家庭’的叙述是建立在对父权神权地位的反抗上，揭示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奴隶本质，表现了女性对父权家庭分配给自己角色的否定与质疑”。[21]“五四”对新式婚姻的倡导作为当时一种理想范式，表面看起来令人振奋狂喜，然而当这种思想之灯与现实相结合时似乎一切都换作新的面孔，投下的亦非指引迷茫者前行的光，而是如风雨中摇坠的叹息，在经受新思想洗礼过的女子们蓦然发现摆在她们眼前的不是“象牙戒指”，而是自欺欺人的善意的谎言，在这饱含欺人与自欺的谎言中，失意的女性沉迷于短暂的梦幻中，以“生的厌烦者”的姿态一面哀叹“不知何处是归程”，一面为觉醒的迷茫而苦恼，深味人世的荒谬与空虚。在此，庐隐关注的是妇女们的出路问题，寄托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似的忧虑，亚侠决绝道：“我们游戏人间吧！”“游戏人间”是作者为她笔下的女性所开

出的唯一良方，一面是对男权社会与女性性别角色的规避，是为“娜拉们”所构建的一个虚拟自由的空间，另一面是一种自我毁灭，亚侠投湖自尽，丽石郁郁而终。沁珠、蓝田也以死求得解脱。“呵！我现在是决定间接的自杀，我想尽能糟蹋我自己的方法，烟酒不是最伤身的吗？然而现在爱它，我要时时刻刻的亲近它；……总之怎样能使我生命的火，快些熄灭，我便怎样去作。”[22]“如果女性的存在注定被忽视，女性的话语注定无人倾听，那么在庐隐的文本中，女性通过对自己生命的否定拒绝身为“第二性”在这个男性中心社会所应承担的角色，从而拯救了自己。[23]

四．寻找“灵魂上的安慰”

由于庐隐作品中的女性表现出对新式婚姻新式家庭的怀疑、恐惧和否定，因而他们积极主张“精神的生活”，向往“精神生活”，这在同时代作家如冰心、陈衡哲、冯沅君、石评梅等女作家及许地山、王统照等一批作家的作品中也得到明显体现，她们在“灵”与“肉”的挣扎中认为神圣的爱情首先必须起源于精神上的，也必须维持在精神领域，否则就会沦为欲望的产物。追求柏拉图式的恋爱便对性爱有意地进行回避。如在《海滨故人》中，露沙对梓青的思想仅报以精神挚爱，“我生平主张精神生活，我们虽无形式的结合，而两心相印，已可得到不少安慰。”[24]对露沙而言，爱情仅仅是个虚构的符号，精神上的安慰才是理想中的爱情，甚至这仅有的安慰有时都不可靠，“求安慰于善变化的人类，终是不可靠的，我们还是早些觉悟，求慰于自己吧！”在他人的世界里失望，便只能回归自己由他恋走向自恋。显然，露沙并没有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爱情，露沙寻求精神恋只是为了逃避有夫之妇的变相发泄，而最后还是跟着梓青走了。同样《归雁》中的纫菁，一面心中渴望着剑臣的爱，一面却幻想出种种超然的美的影子强把灵和肉分开，他认为心灵可以永远交流的是精神之爱；《女人的心》中的素璞挣脱丈夫的冷酷虚伪，与纯土逃往异国成就个人幸福，然而异国的爱情生活也限于精神交流，不能实现真正的结合；《象牙戒指》中的沁珠使子卿的爱陷入绝望，上演了一场爱情的悲剧。女性为了维护自身对于性的理性的怀疑，对抗对异性侵入的思想，不惜以自己为敌，否定自己对性爱的渴望。

“人生若无感情维系，活着究有何趣？”坚信爱情不可缺的庐隐在众多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感情体验，爱情始于感情的结合也止于感情的结合，精神至上的恋爱观折射出庐隐对“五四”主流话语下自由恋爱神圣面纱的虚伪控诉，她曾在《蓝田的忏悔录》中借女主人公之口说：“本来男子可以不讲贞操的，同时也可以狡兔三窟似的谈恋爱，这是社会给与他们的权利，他们乐得东食西宿。然而，我若不是因爱情不能容第三者的信念，我也不至于逃婚——甚至于受社会的排斥，于是我便成了新旧所不容的堕落人了”，[25]这便是女性为自由恋爱所付出的代价。

我们来看一看所谓的精神恋爱，与精神相对的是现实的欲望，理想的天堂只容纳精神的搁置者不得不说是一种极端、一种回避，而回避却无法掩饰它的存在。冯沅君明确指出：“在恋爱的过程中，确是灵肉交战。人终是人，故一方企图着这天般高远的理想——灵，一方又摆脱不了现实——肉。”[26]实质上，精神恋并不是一种现代爱情意识，更不是人类的理想爱情境界，它只会使自己在自我束缚的情感中受尽煎熬。露莎也好，纫菁也好，素璞、沁珠也好，她们迷失在情感追寻的密林中，因为她们牺牲了天性中所期望的自由幸福，失却了健康完整的人格，逃出陷阱又入死胡同始终找不到出口。无底洞般的黑暗只能任他们承认“人间譬如一个荷花缸，人类譬如缸里的小虫，无论怎样聪明，也逃不出人间的束缚。”从正常人的眼光看来，“精神恋爱”是荒诞幼稚的，但它又是合理的，是庐隐作品中许多女性智情战后无可奈何的合理选择。

在异性的交往中，女性的诉求得不到重视，同时精神至上的恋爱观使爱情的表达方

式不以肉体交流和情欲发泄为主，而女性们依然执著于“灵魂上的安慰者”，对爱情的另一方承载着，也就无须提出严格的性别要求，挣扎于社会与异性的世界中已处处碰壁，女性们便转向自由的社会群体，这种由友谊而升为同性恋爱的情感在作品中也得到了体现。

《海滨故人》中的露沙们憧憬着共同修建精庐以此作为心中的理想天堂，没有异性的侵扰也摆脱社会生活带来的琐碎事务。在桃花源般的宁静中，用同性之爱建立起与男性世界隔绝的城邦，抚慰她们来自未知命运的恐惧。这种情感在《丽石的日记》中更为强烈，丽石“不愿从异性那里求安慰，因为和他们——异性——的交谈，总是觉得不自由”。[26]而她觉得“沅青她极和我表同情，因此我们两人从泛泛的友谊上，而变成同性的爱恋了。”[27]似乎在这种同性的恋爱中她们能找到一份永恒“的确我们两人都有长久的计划，昨夜我们说到将来共同生活的乐趣，真使我兴奋！我一夜都是作着未来的快乐梦。”这种对男人的畏惧之感和厌弃之情在她的另一篇小说《漂泊的女儿》中表现得更为直露，畏如真挚地对与她已经在一起同居生活五六年的女友星若说：“这一生只要你爱我，什么男人我都不要了，我不愿意将就嫁个男人，可恨天生成的不平等，社会上的一切的法律，一切的舆论都只是方便男人的，男人可以用金钱买女子的青春，而女子呢，除了不长久的青春外便一无所有——到底女子还只是一个玩物而已。”[28]在这里，“爱情”的性别对象已被置换，同性间大胆、深沉、忘情的爱与庐隐笔下异性间的恋爱纠葛相比显得尤为凄婉动人。五四女作家第一次在作品中大量书写了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以同性恋的姿态反叛了封建礼教对女性角色的限定，开拓了文学表现生活的一个新领域。

看到这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正常爱情观念中导致男性席位的缺失呢？让我们来看看庐隐笔下塑造的男性们。《父亲》中的“我”爱上了自己的庶母，却慑于传统压力犹豫不决，只能坐视爱人抑郁而死。《沦落》中的军人赵海能因救过少女松之，便威逼恐吓她并玩弄于自己的掌心。《象牙戒指》中骗取了沁珠初恋的小人伍念秋，《蓝田的忏悔录》中的卑鄙青年何仁，他们都是借恋爱自由与个性解放之名行其肆意玩弄女性之实的伪君子。这正如钱虹所言：“庐隐赋予女性以聪慧、热情、正直敏感，不甘平庸、不满现实但又性情抑郁、顾虑重重的性格特征；而庐隐笔下闪现的男子大多是懦弱，卑怯的孝子贤孙或委琐、颓唐的新式公子。他们或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下过了一下‘自由恋爱’的瘾，很快便又在封建家长的意志下钻进了‘父母之命’的花烛洞房；或见异思迁，玩弄感情，对爱情极不忠实，对恋人不负责任，信誓旦旦之后便一甩了事，给痴情的姑娘或妻子造成终身痛苦和不幸命运”[29]可以说男性在爱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十分光彩。即使读者看来并无障碍的异性恋却也逃不出世事的纷扰，《归雁》中执著的剑尘对纫菁说：“纫菁，我从你那里认识了生的伟大和美丽，所以设使我离开你，我却失却我的意义了.” [30]这不能不说男性中有痴情者，而就是这种痴情却成为女性痛苦的根源，而且我们会发现，正面的男子大都脱不了脆弱、悲哀，缺乏男子气概，《前尘》中的阿翁“他见了伊，仿佛受委屈的小孩见了亲人更哭得伤心了”。《父亲》中的“我”面对心爱的人“只有痛哭，和孩子般赤裸裸无隐瞒的痛哭了！他抚着我的头和慈母般的爱怜”，男性失去了“阳刚”之气，无法给女子以安全感，似乎有男性存在的爱情就是不幸的，男性不是被虚化就是被贬抑，男性失去了传统意识中的重心，而仅作为填充叙事的匆匆过客与模糊背景，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性别社会的一种颠覆。“如果说男性的介入给庐隐笔下的女性带来的只有情智激战的苦闷的话，那么暂时踢除了男性和对男性欲望的姐妹之邦，便是她们短暂的精神家园。这种姐妹间的同性之爱，既是一种精神慰藉与心理补偿，也包含着一种独特的女性话语和女性存在方式，是女性对社会、对男性、对文化礼仪所要求的女性角色形象的彻底拒斥。”[31]作者笔下的女性以社会群体的姿态在精神上彼此理解，相互安慰，而将男性置于事件之主体外，这固然有其合理性，是在

那个新旧时代无奈的选择，但又何尝不是“乌托邦”的自我欺骗呢？女性盲目追求单一女性世界的心态，却忘了女性作为一个与男性相互补充的存在意义，她们只站在有缺陷的孤岛上幻想着理想之颠，其追求又何尝不是一种空洞所指，因为它缺少可对视的另一端，缺少男性的独立，平等又何尝不是一种虚无缥缈，到头来她们只能在迷失的天地间行走着，梓青还是随表兄走了，“我们以前的见解，实在是小孩子的思想，同性的爱恋，终久不被社会的人认可，我希望你还是早些觉悟吧！”，[32]面对着昔日活泼的露沙们“嫁的嫁，走得走”，女主人公只能长叹：“海滨故人，也不知何时才赋归来呵！”，温馨美丽的女儿国就这样随云而散，陨落于海市蜃楼般的幻景里，挣脱男性世界的铸造起来的精神家园最终土崩瓦解了。同性恋爱也不是妇女们的出路！

纵观庐隐笔下的人物命运，可以说情智冲突下的矛盾而孕育出的悲哀苦闷构成了人物的主旋律，在这痛苦的生命情怀中印证着她坎坷而悲喜的人生经历。童年受苛待的创伤，成年后亲友辞世的阴云，女性受歧视的历史重压，国家民族的忧患和人世间的苦难多重因素铸成她敏感多思的个性与悲哀的性格特征，使得她在冲破传统压抑张扬个体生命的同时对周围世界直至自我存在投以大胆质疑和审视，从知识启蒙、理想失落到追求爱的自由再到精神家园的奢望，有力地揭示了已具雏形的现代新型人格及其设想与社会现实的深刻矛盾与严重对立，特别是对“人生究竟”的苦苦探寻正是对“个体”存在的扣问，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生命哲学和个性主义人生观念的构建位女性文学创造提供了借鉴经验。同时表明女子独立的自由人格并没有为广大女性的生存压抑找到切实可行的良方，社会的变革并不能使妇女解放的诸多问题迎刃而解，“经济独立”，彻底挣脱女性自身对社会的依赖性进而在在健全的两性关系中觅得女性角色的平衡点，可以说是任重道远。

社会发展到今天，众多知识女性仍在探索女性角色的安置，“女强人”——由最初的崇拜到后来的讽刺所展现出的思想涌动又将女性的社会角色进行了再次审视，现代女性中不乏“经济独立”的奋斗者又陷入了“爱情独立”的困惑，婚外恋的热潮不再仅仅局限于男人的世界，最近，网络上一句“今年，我不出轨”的誓言引来无尽的思考，在这个物欲膨胀的转型时代，社会理想普遍衰落，现代女性能否在各色各式的诱惑中寻得真正的经济、爱情、人格的独立。庐隐尚能让当时的女性在同盟中寻得暂时的慰藉，而在“肉胜于灵”的现世中怎样才能不被慢慢地吞噬……当我们能够静下心来读庐隐的经典作品时，心灵似乎被洗礼过，心灵的共鸣将伴随我们在前行的路上继续奋斗。

致谢

在此感谢给与我很大启发的指导老师以及同学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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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肖凤，孙可.庐隐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