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王玉川

国医大师王玉川

1个人简介

王玉川，男，汉族，生于1923年9月，上海市奉贤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主任、内经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等职。历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

从事中医教学、医疗、科研工作60余年，是《内经》重点学科创建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基础理论学科的奠基者和开创者之一。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等相关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有独到见解，为中医理论教学的系统化、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他在对《内经》“三阴三阳”理论做了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对三阴三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和解析。后对“辨证论治”这一最具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主张以史为鉴，巧用古方；强调实践，不离理论；教育至上，治学严谨；甘为人梯，大爱无私。他的学生这样评价他：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其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繁，却不乏真知灼见；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

2治学经历

余自1941年开始求学于名中医戴云龙先生，并得到著名医家陆渊雷先生的指教，学成后在当地行医。1954至1956年间曾就读于江苏省松江县卫生局中医进修班和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毕业后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1957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工作至今。一生主要从事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尤其将《黄帝内经》的学术内涵、理论观点，以及理论体系构架的研究视为重点。北京中医学院创办之初担任内经教学组组长，当时在一无教材，二无高等中医教学基础的条件下，带领全组教员夜以继日的编写教材，制定教案，为中医教育步入高等教育行列奠基了基础。1959年至1963年亲自主持编写了全国中医院校教材《内经讲义》(第一、二版)，提出“承古而不泥于古，立足于创新”的学术理念。自此一直工作在以中医教学、中医理论研究为主的传道解惑的岗位上，同时也参与了中医临床诊治与研究的相关工作。

3学术思想

1．承古而不泥于古，立足于创新

中医学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它的形成历经千年。因此，我认为研究和发展中医学首先要学习继承自古至今行之有效的学术理论、临床诊断和方药应用的规律，其次应该看到中医学理论体系需要发展和不断的完善，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古代，而要敢于创新。创新是使学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是自古至今科学发展之根。比如《内经》本身对“三阴三阳”理论内涵的表述就不统一；对五脏的阴阳属性，《内

经》各个篇章说法也不尽相同。这是因为阴阳学说源于《周易》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的认识事物的思想方法，古代医家为了适应医疗的需要，对《周易》时代阴阳分太少的专业标准作了改进，用三阴三阳就能更加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以利于分析自然界的种种气象变化、人体的许多生理和病理变化，以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三阴三阳思想的确立，在中医学发展史上，毫无疑问是一次了不起的重大改革，对于中医理论的建设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在应用方面存在着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还有古代医家学术流派的不同，在具体表述上就呈现为十分复杂的情况，尤其是在阴阳与五行学说相互结合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从对“三阴三阳”认识的异同，可以看出随着研究的推进、医学的发展，那种把三阴三阳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那种以为研究和发扬中医必须倒退到《周易》那里去的认识是站不住脚的。

我在“同证异方”的研究中，更是体会到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的重要性。辨证论治学说体系是千百年来无数医学家临床经验的结晶，是“同证异方”、“同病异治”的理论基础。现代某些中医专家以为，中医学拥有这样一个错综复杂而又相当完备的辨证论治学说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并坚信这就是中医学的特色，从而在教学、科研和临床中强调突出这个特色。似乎中医学里的这个体系已经达到了完美无缺、登峰造极的境界，临床上遇到的一切问题，只要遵照这个体系去做就都会迎刃而解；如果解决不了，那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

好。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认为的，后来才逐步认识到这种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辨证论治学说的成就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诚然，我们不能否认辨证论治的作用至今还没有可以替代它的手段；更不能否认，辨证论治学说体系的建立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如果它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从而在“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口号下的中医理论教育和临床实验以及科研工作，也只能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转，那就会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历代中医方书中记载着一个方剂乃至一味中药治疗多种病证的大量宝贵经验，这是现有的辨证论治学说解释不了的东西，是一块待开发的处女地。如果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研究，把它作为一项重点攻关课题，那么就有望找到创新发展的突破口，从而扭转数十年徘徊不前的现状，走上大踏步前进的康庄大道，为实现中医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2．创新而不废古，继承中求发展

我认为中医学理论要发展，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对于古代的文化遗产，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要吸取其合理的内核，，把继承与发展创新统一起来。创新而不废古，继承中求发展，是我们在中医学发展中应该遵循的一个基本思想。比如《黄帝内经》有关体质分类的“阴阳二十五人”体质类型学说，虽然在某些具体内容上，还有不够确当、不够完备的地方，需要进一步改进。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外医学史上的一切体质类型学说，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

说，到原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没有能够达到像“阴阳二十五人”体质学说那样细致而全面的水平。这里我们不难看到“五行互藏”的理论在医学科学上的重大意义。

还有医家五行说，最初虽然同阴阳说一样，都是从“经学”那里移植过来的，但是阴阳五行一被医家所利用，从形式到内容都起了相当程度的变化，已远非经学之旧貌。历史告诉我们，后人的每一项研究与成功，都是与前人的努力与工作分不开的。中医学原著中记载了历代医家大量的对人体生、长、壮、老、已生命过程形成原理的探讨，对疾病形成、变化，以及诊断、治疗、预防的医学知识和经验，值得我们后人开发与应用。

3．以史为鉴，巧用古方

以临床诊治为基础而不断发展成熟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在它的医籍中总结了大量的临床用药知识，我认为这是每一个中医从业人员不应该忽视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由茯苓、猪苓、白术、桂枝、泽泻五味药物组成的五苓散，是东汉名医张仲景所创制，现代方剂学大多把五苓散列入“利水渗湿剂”中。吴谦说的五苓散“一治水逆，水入则吐；一治消渴，水入则消”，汪昂说五苓散“通治诸湿腹满，水饮水肿，呕逆泄泻，水寒射肺，或喘或咳，中暑烦渴，身热头痛，膀胱积热，便秘而渴，霍乱吐泻，痰饮湿疟，身痛身重”。从方效机理看，五苓散属于利水渗湿之剂。然而，仲景书在五苓散方后说：“多饮暖水，汗出愈”，而从来没有“小便利则愈”的说法。此外，《千金要方》云此方治疗“如狂”；《外台秘要》则治“发白及秃落”；还可

用来发汗，或用作涌吐剂，或作为两解表里之方剂来使用，可见把五苓散列为“利水渗湿剂”，是议方药而不议机体反应状态即病证机理的片面观点。再如肾气丸在《金匮要略》中既治“虚劳腰痛”、“转胞”与“男子消渴”，又治“小便不利”、“不得溺”与“小便反多”证候。所治中既有不同病种，又有相反证候。从收集的这些记载中，提示我们要熟练准确地使用和研究古方，必须大量的阅读古医籍。我常从古典医籍中吸取大量临床用药知识，运用于临床，以示后人。

4．强调实践，不离理论；多读古医籍，提高实践能力

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自己的实践能力。但是我认为，在临床中切不可忽视理论，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用理论去指导临床，使临床不被方证相对所束缚，探索更多的治病良方。在这方面要勤于阅读，掌握理论知识，才能不断提高诊疗水平。为此，我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经常进行比较对照分析。比如脾约麻仁丸，在现代方剂学里均依《伤寒论》所说，把它视作“润下剂”，说其功效为“润肠通便”，临床习用于“虚人及老人肠燥便秘，以及习惯性便秘”。然而，我在读书中看到宋代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名医严用和，把它列在“水肿门”中，并说：“脾约麻仁丸，虽不言治肿，然水肿人，肾囊水光，不可行走者，三服神验”，又说：“此是古法今治，肾囊水光，只一二服，以退为度，不必利也”(见《济生方?卷四》)。我于1970年在河南省镇平县高丘公社巡回医疗队工作期间，遇到一个7岁左右的儿童，患阴囊积液，妨于行走而别无他苦。一时不知所措，偶忆严氏《济生方》之说，以脾约麻仁丸治之，获得

良效，足证严氏之言非虚。

此外，我认为不能忽视对能治多种疾病之药方的研究与应用，一方治多病，多有记载。如“芫花散”的主治多达30余种病证。药王孙思邈在“芫花散”方后注云：此方“始吾得之于静智道人，将三纪(十二年为一纪—引者)于兹矣。时俗名医未之许也……其用药殊不伦次”。依据考证孙氏对该方研究了36年，在临床上多次取得神奇的效验，因而感慨不已，并产生了将解开该方取效之谜的任务，寄希望于后人的深切心情。我认为勇于探索一方多治的方剂，对于中医学的进步好处多多，“同方治异证”即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

5．教育至上，治学严谨

我自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工作以来，主要从事中医学理论研究与高等中医院校的中医理论教学。教学是培养人才的工作，要做到言之有理，讲授清晰，教师必须阅读大量的古今文献与著作；编写的教材要做到辞语严谨。俗话说“文以载道”，我们开始成立高等中医院校时，没有现成的教材、讲稿，我们亲自撰写时是非常注意言词用语，以及各个不同的学术观点，目前还保留着当年的手稿和油印稿。在我看来，中医学的整理研究工作，对中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以校勘、训诂、注释等传统的老方法为满足，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把各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不论在整理中医各种不同学说的时候，还是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都不能采用“对号入座”的办法，而必须要在弄清实质的基础上进行，否则非徒无益，而且有害。古今中外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不同学派的理论，往往是事物不

同方面的不同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人为地强行调和。况且，现代科学实验证明，不但太阳物理、地球物理的物质运动是多种多样的，即以生物体内的生理活动节律而论，也是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盛衰周期也多不尽相同，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进行探索，才能使中医理论体系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提高中医学自身科学水平，推动中医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

4治学格言

把继承发展创新统一起来。

创新是硬道理。

实事求是做事，实实在在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