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的现代内涵

家庭教育的现代内涵

上海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以中国教育家、儿童心理学家、现代儿童教育家陈鹤琴著述新编的《家庭教育与父母教育》一书，其中的家庭教育理论以及父母教育思想，是陈鹤琴探索并推进中国化、科学化、民主化的儿童教育的基础部分，也是他孕育的“活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陈鹤琴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抱着学教育、教儿童的志向赴美留学。在美期间，深受实验教育的精神熏陶和进步教育思想的影响。1918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硕士学位。1919年，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教育运动兴起之时，他抱着一颗救国之心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儿童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教授。陈鹤琴认为：儿童是民族振兴的希望，是社会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因此，“对于如花含苞、如草初萌的小孩子，我们应当用很好的教育方法去教育他”。陈鹤琴了解在当时欧美等国，尊重儿童个性、注重儿童发展的儿童教育得到普及，心理学的发展、实验法的运用使儿童教育领域的研究也得以深化。西方更有哲人名言曰：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反观中国社会，蔑视儿童地位、摧残儿童身心的封建陈腐观念和态度还相当严重。因此，在与众多志同道合者共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教育事业中，他边研究，边开始了对中国儿童教育领域的探索和拓荒之路。
1920年12月起，陈鹤琴以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为研究对象，进行了808天的连续观察和追踪实验，成为我国以科学实验的方法研究儿童心理发展的最早学者，并由此提出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陈鹤琴视家庭为造就儿童健全人格最基础、最重要的场所，并视父母教育为抚育身心健康儿童的关键所在。依据对儿童心理的长期研究成果，他将所阐发的儿童学原理同时应用于家庭教育的亲身实验，他的孩子又有幸成为家庭“活教育”孕育的实验对象。通过精密观察、实地研究和科学总结，1925年初，他的又一部早期著作《家庭教育》继《儿童心理之研究》之后问世。他以“心理学具体化，教学法大众化”的全新形式，精心论述了儿童心理的基本特点、儿童学习的性质和原则，实证呈现了家庭教育的101条原则，“供负教育子女之责者之参考”，为中国父母们提供了第一部现代的家庭教育通俗读本。
1925年12月，《新教育评论》上发表陶行知撰写的书评，赞誉《家庭教育》“是儿童幸福的源泉，也是父母幸福的源泉”，“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成为两位同时代的教育家为改造中国落后的教育现状、共同推进家庭教育与父母教育普及的印证。此后数十年，《家庭教育》再版

十余次，受到教育界和民众的普遍欢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陈鹤琴也被公认为“五四”新教育运动之后，我国现代家庭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长期教育实践中，陈鹤琴持续不断地丰富和宣传家庭教育之内涵，普及为人父母之道理，积极提供推进父母教育和改进家庭教育之良策。由此，我们不仅可以从他的著书立说中，还可以从他的过往足迹里，了解他在家庭教育与父母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感受他对儿童教育事业的赤诚情怀。
陈鹤琴深知：家庭教育是需要指导的，儿童教育包括幼稚教育，是幼稚园、小学和家长的共同责任。1927年，在支持陶行知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开辟乡村幼稚园、受聘担任该校幼稚师范院院长时，陈鹤琴已将家庭教育和儿童心理学纳入乡村师范生的课程，并曾亲自授课。陶行知和陈鹤琴的学生，甘当乡村幼稚教育男教师的孙铭勋、戴自俺，都将《家庭教育》与《儿童心理之研究》视为“做中学”的活用教材。这一年，陈鹤琴在主编的《幼稚教育》月刊第二期上，特辟家庭教育一栏，供做父母的参与探讨，他首先介绍自己的新作《家庭教育之原则》，归纳佐证提出了父母教育孩子的7条重要原则：教小孩子要从小教起，教小孩子开始要教得好，父母事事应当以身作则，要采用游戏式的教育法，以及自助法、替代法和鼓励法。
1932年4月4日，是民国时期诞生的中国第一届儿童节。在蔡元培亲题“儿童节特刊”的上海《申报》专版上，陈鹤琴发表了《在儿童节告全国成人们》。他宣传新教育的儿童观、教育观，更呼吁“我们现在第一急务,是要把儿童当作儿童看待”。次年，在众多教育名家的积极支持下，中华慈幼协会创办了《现代父母》月刊，受邀担任名誉主笔的陈鹤琴，写下了《现代父母》发刊辞。他明确提出发行目标，“就是抱着这个宏愿，认定改进儿童教育要先从父母教育着手”，“内容方面，注重父母的人格，父母的身体，父母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抚养儿童的常识和家庭教育的各种材料。”办刊同仁在共识中努力，《父母教育》成为广受欢迎的读物。
1934年儿童节来临，陈鹤琴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庆祝特刊上发文：《儿童教育的根本问题》，他举要向国人阐述如何使儿童达到身心两方面的健全发展，如何培养儿童的服务习惯，父母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与儿童教育的关系和重要意义。
同年的《现代父母》第九期上，陈鹤琴通过《以现代人的眼光谈谈家庭教育》一文，传递“有了良好的父母教育，然后才有良

好的儿童教育”的理念。他剖析中国当父母的，素来在对于儿童教育观念和行动上存在的错误，提倡我们应先去宣传普及父母教育，“使得个个当父母的，知道怎样去尽他父母的责任”，“当父母是世界上最大的事，也需要一种艺术”。因此，陈鹤琴前瞻性地倡议：“在今后的学校教育中，我们也应该列入父母教育一项才对。”虽然陈鹤琴已在创办的工部局女子中学，先行迈出了这一步并曾亲自上课，但他还主张：家庭教育的成功，有赖于父母的协力合作，所以男女学生都应该接受这种特殊教育的训练。
1935年8月1日，在国民政府接受有识之士的提议、宣布实施中国的“儿童年”当日，陈鹤琴在上海《新闻报》上提出“为整个中华儿童谋幸福”的“九条宏愿”，其中就包括“愿今后全国的父母们，都具有教育常识，切实了解儿童心理和儿童期的价值”；“愿全国的妇女们，都自觉着母性的伟大，注意胎教和妊娠期的卫生，造就优良和健全的国民”；“愿全国的父母、导师以及全国的成人们，随时随地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保育儿童，救济儿童，感化儿童”。
儿童的生长离不开健康的环境。1930年代中期，陈鹤琴自欧洲考察新教育归来，进一步丰富了自己为儿童营造大环境的教育理念。1935年10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为儿童造良好的环境》，通过分析列举游戏的环境、劳动的环境、科学的环境、艺术的环境（音乐、图画、审美）、阅读的环境对儿童生长教育的重要作用，提请身为父母的明解重视。1937年，在《现代家庭》杂志上，陈鹤琴还发表了《家庭娱乐》一文，文章从家庭到社会，广泛而细致入微地提倡创建身心健康、丰富多彩的现代家庭生活环境，针对父母教育、儿童生长环境作出新补充。在上海的办学实践和社会活动中，陈鹤琴还积极倡导学校、社会和家庭共同来创设儿童教育的大环境。
1930年代末，陈鹤琴曾在上海中华星期学术讲座上演讲《中华现阶段之父母教育》，引起热烈反响。他比较中西教育的差异，阐述儿童的天性大要，谈论父母教育的原则的演讲内容，又经《现代家庭》杂志转载。此前直至40年代末，陈鹤琴通过报刊杂志、“空中教育讲座”等形式，一直是多方面地向社会宣传儿童期的价值，儿童生理和心理特点对正确实施家庭教育的意义，以及怎样做父母、怎样教小孩子的活教育方法。
抗战烽火的40年代初，陈鹤琴从上海辗转江西办学，在创立的国立幼稚师范学校，他专门开设了“以儿童和父母教育为重要资料”，与儿童心理、幼稚教育、儿童保

育等科尽量联络得以贯通的家庭教育课程。这是陈鹤琴为培养理想的中国幼稚师资夙愿而铺设的基础环节。开设这门课程的目标是：“使学生认识家庭教育的意义与重要；使学生明了教养儿童的合理方法；使学生具有爱好儿童的热忱、养护儿童的技能“。陈鹤琴于抗战胜利之际拟定完成的《家庭教育课程标准草案》，成为学校呈报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三项课程标准之一。1945年8月，陈鹤琴重返上海为战后重建继续办学，在他创办的市立幼稚师范和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中，家庭教育仍被列为学生的重要课程。
教育家陈鹤琴为民族振兴、为儿童健全人格的培育，不断宣传，多方普及具有现代科学、民主内涵的家庭教育和父母教育，不仅切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对于21世纪的今天的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些曾经贯穿在他教育实践中的相关著述，也依然弥足珍贵。1950年代，陈鹤琴及其教育思想受到了错误的评判。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时期的前后，历尽坎坷、耄耋之年的陈鹤琴多次殷切希望能收集、整理他所留下的教育著作，汇集成书，留存后世，留给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们。他心系“一切为儿童”，期盼尽其一生倡导的教育精神、科学方法和“活教育”的理念能得到发扬光大。如今，他的数百万字的著述早已汇集成全集、专著，而继续发掘、整理和出版的这本新编《家庭教育与父母教育》，也正是怀着对老教育家的敬意，为实现老教育家的心愿而作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