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素的中西文化观

罗素的中西文化观

摘要：罗素是20世纪最早认真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西方思想大家。他从自己的文化观出发，分析了中西文化的构成要素，并主要从价值取向、宗教信仰、性格品质和教育传统四个方面对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与孰优孰劣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比较。认为中西文化应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并希望二者逐渐结合起来，这是中西文化最理想的前景。

关键词：罗素；文化观；中西文化；优劣

伯兰特·罗素（Berlrand Russell，1872-1970）是英国20世纪的哲学巨匠，又是一位声誉卓著的伟大思想家。罗素的思想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被人们誉为“世纪的智者”。罗素早在幼年时期便从其父辈的藏书中了解到中国及古老的中国文化。但对中国产生真正的兴趣并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则始于一战。一战的爆发，将不少西方人推入了失望的深渊，时刻关注着人类整体命运的罗素则首当其冲。他既哀痛西方文化的“破产没落”，又恐惧西方文化将在战火中彻底的毁灭。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罗素去了俄国，但此次俄国之行带给他的是可怕的心灵痛苦，他看到苏俄并未为西方文化开辟光明的前途，觉得西方文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在这样一种心境下，罗素产生了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寻找某种积极的因素以补救西方文化的强烈使命感。1920年10月，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当时中国正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该时期是“中国知识界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激烈碰撞，人们的思想非常激进。罗素来华后，与中国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发表了五大演讲，一时间，“罗素热”风靡全中国。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作了深层的剖析，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评价了中西文化的优劣。罗素是20世纪最早认真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西方思想大家，被孙中山先生称为唯一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因此，研究罗素的中西文化观对现实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文化观

罗素认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都能接受”。他将文化定义为：“由知识和远虑融合而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认为文化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远虑。“由于远虑具有层次，我们就能够根据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所表现出的远虑层次来确定其文化程度上的差异”。罗素指出文化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即知识。“建立在迷信基础之上的远虑不能说是完美的文化，尽管它也许可以为真正文化的发展带来不可缺少的精神习性”。

关于文化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积极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成果。罗素将文化定义为，由知识和远虑融合而成的一种生活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同时，罗素不是

文化决定论者，但他却把文化视为决定中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第一要素。一方面，他看到了文化的重要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他忽视了经济、政治等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过于夸大了文化的作用。

罗素提出了评判文化优劣的标准，即“第一要看它跟其它社会相比，善多于恶，还是恶多于善；第二要看它的善与恶是仅仅限于自身内部，还是向外扩张，影响了其它社会。”事实上，从人与社会辩证关系的角度，“应坚持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的统一，作为衡量社会历史前进、文化进步的标准”。衡量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标准，着眼于社会经济、政治、科技、艺术的发展程度；衡量社会文化发展的道德标准，则以一定的道德价值观念为准则。罗素对中西文化优劣的评判很显然是一种道德标准，即以道德的善恶来衡量中西文化的优劣，忽视了历史标准，显然有失偏颇，没能将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中西文化的优劣

要对中西文化的优劣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必须首先探讨一下中西文化的构成要素，这是中西文化比较的一个客观前提。

罗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要素就是儒道佛。儒家思想是一种纯属道德而非教条的体系，却成功地造就了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的中华民族。道家思想的幽默、克制、含蓄，导致了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及中国有教养人士的谈话都具有相同的特点。“中国人并不赞赏粗鲁的莽汉和不加限制的感情表达”。佛教主张人们要有所信仰，只有信仰才能使人摆脱失望和痛苦，从而造就了中国文化与世无争、安贫乐道的特点。儒道佛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包容、共同发展，使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绵延至今。而西方文化的构成要素是希腊文化、犹太教和科学。西欧和美国的文化实际上同质的，可以追溯到三个起源，“一是希腊文化；二是犹太宗教与伦理；三是现代科学的产物现代工业主义，并可以把柏拉图、《旧约》和伽利略作为这三种要素的代表”。这些方面也正是西方人区别于东方人的基本精神面貌。

中西文化的构成要素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导致了中西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特质，导致了中西文化有着各自的优劣。罗素从价值趋向、宗教信仰、性格特征和教育传统四个方面对中西文化的优劣进行了详尽的比较。

（一）价值取向

罗素认为，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科学与民主。他指出，科学自身并不向人们提供任何道德观念，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现代社会中的各种新思想几乎都来自科学技术领域。罗素认为，中国文化的弱点就是缺乏科学。“中国除了现在刚刚受到欧洲的影响外，没有现代科学和工业主义”。与中国强烈束缚个性发展

的科举制度相对应，西方实行的是代议制政体，它由公民自己来选择政府和选拔官员。这种民主体制的确立，使西方产生了高度的政治安定。由此得知，科学与民主乃中国之必需，只有科学才能把中国带上现代化的道路，只有真正实行民主，才能打开数千年治乱循环的死结，并结束五千年你争我夺的局面。与此同时，罗素也驳斥了在科学和工业主义因素的影响下，西方文化片面强调进步和效率而不顾行动后果的错误倾向。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更重视伦理道德规范。“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源于儒家的传统。儒家的学说大都是一些道德规范，教人自制、中庸、尤其是谦恭。“西方人靠进步和效率，得到了力和钱，也造成了现在惴惴不可终日的西方文化；中国人总是慢吞吞的不进不退，却享受了几千年平安有趣的生活。”在罗素看来，中国文化重视伦理道德规范的精神对于解决西方文化之弊病大有裨益。西方文化只有吸收中国文化宽容、深沉、平和的道德品质才能得以延续下去。但他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以家庭为中心的“孝道”伦理，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与爱国精神的发展，强化了陈规陋习对中国人心灵的暴戾统治，使中国传统文化变得不再进步了。

显而易见，中西文化的弊病正趋于两个极端。西方文化具有科学和民主的特质，但缺乏道德规范的约束；而中国虽然确立了良好的道德规范体系，却忽视了科学和民主的因素。此外，罗素对于科学的看法，是公平而正确的。“就科学本身来说，它是中性的，根本无所谓好与坏，对于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如何作价值判断，不能靠科学作最后决定，而必须从科学以外的其它方面去找来源”。这种说法既矫正了科学万能观，也矫正了科学万恶观。

（二）宗教信仰

罗素指出，中国实际上没有宗教，不仅上层阶级没有宗教，而且整个民族没有宗教。“彼等有一确定之伦理信条，既不严酷，又不压迫，且亦无‘罪孽’观念也”。在他看来，孔子及其追随者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是一种没有宗教信条的纯粹伦理学说。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所提倡的是一种自由的哲学。“其克制与言不尽实，与西方之神秘主义比较而更显”。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只有一个外来的因素，那就是佛教。佛教认为痛苦是与生俱来的，并强调“人而无宗教之信仰，自必失望，而彼所传达于斯世者，即救治此失望之道”。但是，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行为标准、道德规范始终与儒道思想一脉相承，这就是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之原因所在。

在西方传统中，人们习惯称西方文化为“基督教文化”，可见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罗素指出：“主宰了西方的基督教接受了犹太教的正义概念，并将其作为帮助同胞和笃信某种教条的指导思想。”从犹太人那里引申出西方人的宗教狂热和不宽容的思想，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一种宗教，就不能接受别的宗教。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之间互相排斥，互相迫害，绝不相容。但中国却不存在这种不相容，“几种不同的宗教同时存在于一处，如佛教孔子老子的教义，皆能随人适从，自由信仰，各有容忍他教之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这种兼容并蓄的伦理规范既不会产生一个有权力的传教者，也不会导致因宗教信仰

不同而带来的迫害。

罗素对宗教信仰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西方文化浓厚的宗教信仰传统给西方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罗素更倾向于中国文化这种没有宗教信条的纯粹伦理道德学说。罗素作为一名西方人，能够对宗教信仰做出如此透彻的分析，原因在于罗素在青年时代就在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哺育下成为了一位无神论者，并一生致力于从事反宗教神学的思想启蒙。一些人将罗素与十八世纪的伏尔泰相提并论，称他是“二十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笔者认为，科学的信仰才能真正促进文化的进步与发展，才是中西方文化所应共同追求的。

（三）性格品质

罗素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具有“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他把中国人的性格优点概括为：谦恭、自尊、自信、理智和热爱和平。中国人在艺术中追求高雅，在生活中追求合理。他们不欣赏冷酷无情而坚强有力的人，也不赞赏易于表露自己激情的人。“中国人，上至高官显要，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一种冷静而内向的尊严”。除了少数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外，进步和效率对一般的中国人毫无吸引力，维持稳定的局面才是中国人所向往的。“典型的西方人希望在所处环境内引起尽可能多的变化；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而奢侈的享受”。中国历史上虽然战争不断，但老百姓天性是喜好和平的。西方人热衷于积极竞争、不断寻求扩张，中国人对此却相当淡泊。中国人的和平主义，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一切的固有文化传统。

罗素了解中国人爱面子，他也指出了中国人性格的三大弱点：贪婪、怯懦和缺乏同情心。贪婪是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把金钱作为个人追求的目标。“差不多个个苦力，都会为了得到几个便士去冒生命的危险。”“权柄在握的官僚们，几乎总是用权去满足自己的唯一欲望——搜刮大量的钱财。”正是这种贪婪导致了中国人由强变衰。怯懦是中国人的另一缺点。它不仅是指缺乏勇敢行为和冒险精神，也指遇事只是一味地消极忍耐，对于社会的弊端往往表现出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的冷漠态度。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使每个西方人都感到震惊。“看到痛苦本身并不会引起一般中国人多少同情心；事实上，他们好像看到别人痛苦还感到很惬意开心”。人与人之间的难以沟通，心与心之间的隔膜，冷漠、自私、虚伪已成为中国国民性中的痼疾顽症。

罗素系统地剖析了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但没有集中论述西方人的文化心理特征。罗素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列举西方人的心态特征，而且是一团漆黑。他所述西方人的丑陋之处包括：由精力过剩所导致的传教狂热、野心无穷、蛮横好斗、支配欲强、盲目追求进步与效率以及由于对科学的迷信而产生的“机械人生观”等。西方文化先进、科学的特质，却造成了西方人性格丑陋一面。罗素之所以只强调西方人性格黑暗的一面，与他当时对西方文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的沉痛心境有关。

值得敬佩的是，罗素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性格品质上的明显差异。表现在：

西方人生性好战、喜欢竞争，中国人气质平和、安于现状；西方人爱权，中国人爱钱；西方人办事倾向彻底，中国人喜欢妥协；西方人崇尚变革，中国人易于保守。我们看到，中国人与西方人性格品质上的差异，正是中西方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的真实反映。

（四）教育传统

罗素认为传统的中国教育在某些方面与雅典黄金时代的教育非常相似。雅典的孩子被迫从头到尾背诵荷马史诗；中国孩子被要求熟读所有的儒家经典。中国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是长期以来一直把科举制度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的产物。在罗素看来，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很多好处，它使不公正的贵族制度在中国及早消亡，使世俗文化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象征，从而保证了中国文化的持久性。但科举制度在中国定型之后所形成的独尊几部古书的陈腐风气，注重八股文章的形式主义完全窒息了应试者的创造性。“中国教育创造了稳定和艺术，它不能创造进步和科学”。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中国教育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已不能促进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必须对其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以促进新文化的进步。

西方沿用的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教育传统。罗素以日本、英国和美国的教育为例，系统地论述了西方的教育传统。现代日本把国家的强盛作为教育的最高宗旨，“与中国知识界过分怀疑保守和松垮懒散相反，日本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过分武断偏执和精神饱满”。这种教育传统在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其自身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极有可能导致社会革命。英国采用的是阿诺德博士的教育体系，该体系培养出了英国贵族式的教育传统，但这种为“道德”而牺牲人们理智的贵族式的教育传统也正是英国高等教育的祸根。美国的教育却成功地“把一个不同种族的人组成的人类群体，转化为一个同质的民族”。罗素一方面了赞扬了美国教育的创新，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即美国的教育传授的是一种绝对的美国爱国主义，这基本上是有害的。西方教育传统的最大缺点就是把学生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把学生自身看作目的。由此可见，虽然不能把西方文化发展的困惑完全归咎于西方的教育传统，但它显然是制约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罗素指出教育的作用除了提供实用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教人做“合格的人”和“合格的公民”；教育的方针“既不是教人学会压制，又不教人学会服从，最重要的是教人学会自由，能学会自由后不复以压制施诸于他人”。罗素提倡的自由主义教育观，对中西方教育都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只要将罗素的这些先声与中西方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作一番思考，不能不惊叹这位伟大思想家的见解是何等的鞭辟入里，切中时弊，不能不盛赞其中所包含的闪光真理。

三、中西文化的融通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优劣比较之后，罗素得出了结论：“中西文化固然各有善恶，但由于中国文化是内向型的，西方文化是外向型的，所以前者的罪恶主要是自身的问题，与他人无关，后者的罪恶则导致了世界性的结果。”中国的“孝道”再怎么过分，它的危害也及不上西方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导致的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一个典型的西方人总是躁动不安，会尽己所能去改变环境，而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则喜欢静观自然，希望尽情享受现有生活”。中国文化的内向性与西方文化的外向性是互补的，双方应该互为师生，加强彼此间的交流与融通。罗素认为，在艺术、文学等方面中国文化并不亚于西方文化，但忽视进步、不求高效、缺乏科学是中国文化的致命弱点。不过，好在中国文化并没有仇视科学的成分，所以在中国传播科学，不会像在中世纪的欧洲那样受到教会势力的阻碍。罗素也告诫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应避免两个极端：一是全盘西化，走上西方的同一道路；二是文化保守主义，拒斥外来文化。他坚信，只要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创造更加辉煌的文化，这无疑是一种客观的思考。罗素在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已变得保守僵化的同时，也意识到西方文化备受后现代化的困扰，已经病入膏肓。而西方文化本身无力救助它的精神病态，只有寄希望于中国文化。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表达了与罗素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建立在西洋哲学基础上的西方文化，已经暴露出诸多弊端，已形成不得不改变之势。在物质生活方面，他之处中国人“很少向前要求有所取得的意思。他很安分知足，享受他眼前所有的那一点，而不作新的奢望，所有其物质生活，始终是简单朴素，没有那种种发明创造。此在结果之不好看的一面看，则为物质文明之不发达……燃气结果之好的一面看，则吾人岁有此许多失败，而却又莫大之大幸。因为从此种态度即不会产生西洋近世的经济状况……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受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因此，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通是刻不容缓，势在必行的，这是中西文化发展的共同趋向。

就未来文化理想而言，“西方文化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化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通将使双方都能获益，“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人那里学到必不可少的实用的效率；而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一些深思熟虑的智慧”。因此，罗素认为中西文化应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并希望二者逐渐地结合起来，这是中西文化最理想的前景。同时他指出，那些自称“文明”的国度，在相互残杀中，从世界舞台上消失了，而只剩下那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罗素从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特性角度论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突出特点，其和平主义文化观，使中华民族历经了五千年的风云变幻而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罗素所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未来文化的和平主义观。80多年后的今天，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有力地证明了罗素预言的准确性。

罗素对于中西方文化可以互为师生及对未来文化理想展望的观点，是一种理性的探索。罗素欲借中国文化来救治“没落的”西方文化，这是一个有责任的西方知识分子在自身文化危机面前的一种正常反应，就像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去西方寻求救国之路一样，不仅无可指责，而且令人敬佩。但应该看到，罗素实际上是过分的美化了中国文化，而丑化了西方文

化，没能对中国文化做出客观的评价。从总体上说，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程度远远高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我们不必因为罗素对传统文化的赞赏就得意起来，而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用这两句诗来描述中西方文化的更替是非常合适的。“拿破仑、汤因比、罗素等人都预言过，未来的世纪将属于中国”.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文化再度焕发出新的光芒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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