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靠叙述

一、不可靠叙述

（一）修辞研究方法

随着叙事学在文艺理论及文艺批评中的飞速发展，不可靠叙述已经成为受人瞩目的一个研究话题。当下，学界对于不可靠叙述大致有两种研究方法——修辞方法和认知建构方法。修辞方法与认知方法各有特点，且它们之间“涉及两种难以调和的阅读位置，对‘不可靠叙述’的界定互为冲突，根据一种方法衡量出来的不可靠叙述依据另一种方法的标准完全有可能变成可靠叙述，反之亦然。”[1]“由于两者之间的排他性，两者之间不能相互替代，综合两者的努力也注定徒劳无功。”[2]所以，关于叙事的研究特别是不可靠叙述的研究中，我们只能集中于一种方法，本文在对鲁迅小说《孔乙己》的不可靠叙述研究中采用的是修辞研究方法。

（二）不可靠叙述的定义

不可靠叙述的提出者韦恩·布斯在其文艺理论专著《小说修辞学》中为那些作为接受者的读者们不能轻易的相信叙述者所传达的信息，而要通过个人的加工过滤这些叙述者定了一个对后经典叙事学影响颇深的名称——不可靠叙述者。韦恩·布斯把可靠叙述者和不可靠叙述者做了一个区分——言语或行动与作品常规（指隐含作者的常规）相一致的叙述者是可靠的叙述者，否则是不可靠的叙述者。

[3]正如布思指出，叙事者的不可靠并非是品格上的不诚实,而是他们有时自认为自身或所叙述的事物具有某种品质,而作者与他们的观点相左。也就是说,隐含作者让叙述者所说的和要暗示给读者的具有巨大的差距,利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视角局限性向读者展示叙事人与隐含作者观念上的差异，在这个差异中使叙事产生反讽的意味，从而使主题得到深化。在《小说修辞学》中，布斯同样定义了隐含作者——用来指称一种人格或意识，这种人格或意识在叙事文本的最终形态中体现出来。换句话说，某一个叙事文本之所以是其呈现出来的形态，正由于隐含作者

有意地或无意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审美趣味等注入其中。我们知道，在一部作品中，作者的某些意识或者价值观会得以体现，然而体现在作品中的并不仅仅是作者的思想，两者是不能等同的，于是我们必须结合当时历史的、文化的状况予以综合考虑，去寻找作者一以贯之的人格或意识，这就是所谓的隐含作者。

（三）不可靠叙述者与隐含作者

隐含作者的规范是区分可靠叙述者和不可靠叙述者的关键，这个规范指表现在作品中的时间、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所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方面的标准[4]。通常认为，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保持一致，叙述者就是可靠的，不一致则是不可靠的。布斯的学生与朋友，詹姆斯费伦批判继承了布斯的观点，他在《威茅斯经验：同故事叙述、不可靠性、伦理与<人约黄昏时>》一文中曾对布斯的理论提出了三个补充——第一，不管叙述者人物是谁，人物功能与叙述者的功能都不可能是密合无间的，因此不能总是根据叙述者的人物角色推断叙述者的可靠性或者不可靠性；第二，不可靠性不仅发生在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上，也发生在知识/感知轴上；第三，通过对这三条轴上的不可靠性及其激发的读者活动的探讨，可区分出六种类型——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读解、不充分评价（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属于事实/事件轴,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属价值/判断轴，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属于知识/感知轴）。[5]在这六种不可靠叙述的类型中，无论哪一种，作为接受者的读者在阅读时都需要对叙述者所提供的信息进行过滤与解码。接受者首先要解读叙述者的话语；其二是要从叙述者的思维逻辑、情感判断和叙述语境中跳出来，以自己的判断去追寻事实的本来面目和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在作者之可靠与叙述者之不可靠之间的广袤的差异之中对叙述者形象与品格进行更加细致的塑造以及对主题更深刻的挖掘。

接受美学之父姚斯曾经说过：“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个时代的每个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

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6]

当我们用90年代兴起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去重新审视与研究经典的鲁迅小说时，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个个惊喜，因为鲁迅先生的作品分明在进行着叙事艺术上的探索与创新。正如西方的学者们断言的那样——“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地发展小说叙述者复杂艺术的第一人。”相信有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在鲁迅小说众多的叙述者之中有一类特殊的叙述者，像《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伤逝》中的涓生、《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们对于事件的叙述需要我们进行过滤与思考，值得我们反复玩味，他们也就是上文中谈到的不可靠叙述者，本文将着重分析《孔乙己》中的小伙计“我”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复杂性。

二、《孔乙己》中不可靠叙述者研究

鲁迅的代表作之一《孔乙己》，在叙述艺术上可以说令人惊喜，在文章中，我们可以剥离出三层叙事结构——第一层，儿时曾在咸亨酒店当小伙计的“我”，二十年后对于往事的回忆，这个叙述者讲述的是小伙计与孔乙己的故事，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即咸亨酒店的小伙计“我”，讲述的关于孔乙己的故事；第三层是隐含作者即鲁迅先生所要讲述的故事。在叙事过程中，第一层的叙述者和第二层的叙述者交替出现，共同的完成对于整个事件的叙述，而隐含作者进行了隐蔽交流，即如布思所讲“交融……乃至深层的共谋”。[7]又如刘曾杰博士所说的“智情双结构”[8]

修辞方法当今的主要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继承并发展了布斯的理论，他指出布思的叙事理论中的一个缺陷——即在第一人称叙述中，“我”作为人物的功能和作为叙述者的功能不同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一段时间中，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即“叙述者的话语被认为相关于我们对他作为人物的理解，而人物的行动则相关于我们对他的话语的理解”就是说把人物的性格和思想与其叙述的过程捏合在一起，两者具有某种延续的关系，如果这个人物性格良好品德优秀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人物的叙述是可靠的，而当一个人物有性格缺陷和思想偏见，则批评家们就倾向于认为叙述者是不可靠的，费伦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足取的，他指出人物功能和叙述者功能实际上可以独立运作，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叙述者的功能和人物功能是相互分离的。[9]这也是“我”作为叙述者的复杂多面性。我国的学者申丹在《多

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中指出，费伦的研究同样存在盲点，即忽略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回顾性质。他仅仅在共时层面上探讨“我”的叙述者功能和人物功能，而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我”的人物功能有时是过去经历事件时的功能，即叙事者抛弃了自己此时的视角而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之中，以事件发生时的彼时的思维逻辑情感状态去叙述去评价，这与目前的叙述功能是具有时间上的距离的。同样的，在鲁迅小说孔乙己中，叙述者“我”身上就体现出了这种不可靠叙述者的复杂性。“我”，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以他的视野通过亲身经历（如孔乙己曾问他关于茴字的写法）、转述他人原话（如转述酒客原话交代孔乙己被丁举人打折腿）、分析判断（如判断孔乙己死了，认为孔乙己品德好，不欠账）等方式将孔乙己的故事呈现于读者面前。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惊奇的发现，“我”的位置在变，“我”对于孔乙己的认识与评价也在变，甚至在某些时候，后来的“我”会否定先前的“我”的认识与评价，而形成矛盾的状态。

（一）“小伙计”与“我”，矛盾着的不可靠叙述者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账要用。”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10]

在某一个阶段，“我”认为孔乙己是可笑的，孔乙己的存在于“我”来说在于“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

得”。在文中，这种笑出现四次，有三次是看客们的嘲笑，一次是孩子们得到茴香豆之后欢快的笑声。看客们的嘲笑、哄笑不是美好的“快活”而是建立在孔乙己痛苦之上的侮辱与摧毁，这与“我”所认为的“店内外的充满了快活的空气”是不符的，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阶段的“我”由于阅历尚浅，未能充分感知和评价店内的气氛，所以此时的“我”是感知/认识轴上的不可靠叙述者。“我”认为孔乙己是“讨饭一样的人”不配考“我”，甚至不配与“我”谈天，面对孔乙己“等了很久”、“很恳切”的态度，“我”又“觉得好笑”，又“不耐烦”，回答也是“懒懒地”，到最后“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在这里，作者勾勒给我们的是一个冷漠麻木的的十二岁孩童，他与孔乙己周围的看客们一样，之所以提起孔乙己是因为把孔乙己当作解闷取乐的小丑，同时对孔乙己充满了厌恶与轻蔑。这与隐含作者意图揭示出社会对孔乙己这种社会底层受到残害的多余人冷漠麻木残酷的状态截然相反，由此可知，这一部分的叙述者作为年少的酒店小伙计的“我”属于不可靠的叙述者，“我”对事件的叙述和评价都不能轻易相信。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11]

这段叙述精确老练，对鲁镇酒店的细节娓娓道来极为内行，这种侃侃而谈的阅历决不是十二岁的小孩子能有的，且“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说明此时的叙述者是“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当伙计”的“我”三十多岁时对往事的回顾，这个“我”是二十多年之后的“我”，我们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在不断变化的，中年的“我”的情感判断肯定与孩童时候的“我”的情感判断是不同的，而叙述在两种自我之间穿梭变化。有时候世故的我隐藏到幕后任由年少的我叙说回忆，而有时世故的我又忍不住跳出来评论两句——“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在这个阶段，“我”又把自己认识到的孔乙己的意义——可笑，给消解了，没有这种可笑，“别人

也这么过”。孔乙己作为社会底层无用之人的悲惨处境被隐晦的传达给了读者。

我们看到，在对于孔乙己是否可笑这个问题上，年少的“我”与成年的“我”看法是相互矛盾的，成年的“我”再一次的验证了童年的“我”的作为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但成年的“我”对于孔乙己的关注过了二十年仍然只是停留在是否令人“快活”的阶段吗？如果说年少的“我”做出如此评价是由于不谙世事缺乏感知而成为不可靠叙述者的话，那么可以对鲁镇风俗进行精辟描绘和总结的二十年之后的“我”真的完完全全成为了冷酷麻木的看客了吗？

（二）心热眼冷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吃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12]

第一人称叙述纵贯全文，我们对于孔乙己的了解只能通过小伙计这个不可靠的叙述者，然而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小伙计在人前和人后、与酒客们在一起和自己独立观察时对孔乙己的认识与评价是有区别的，虽然他的评价总是十分的隐晦，尽力使自己隐在幕后做冷静客观的叙述。但我们还是能从语气上找到两者的差异。在众人哄笑之时，“我”只有一句评价——“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气氛”；而当“我”自己去试着了解与评价孔乙己的时候“我”似乎又很倾向于为孔乙己辩护。在上面一段文字中，“我”认为孔乙己做些偷窃的事是“没有法”、是“免不得”；“品行”比别人都好，当“我进行”独立观察的时候我又捕捉到了孔乙己给孩子们茴香豆的细节。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13]

孔乙己真的特殊！他不仅仅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而且他还是对周围的人和事保持一颗慈爱与关怀之心的人；还是咸亨酒店为数不多的对小伙计有“好声气”的顾客。在叙述过程中，“我”没有对他把茴香豆分给孩子们这件事情做出评价，但“我”却将这件事情记下，二十多年后仍然记得，说明此事对“我”来说印象是很深刻的，一个三十多岁的成人真的麻木到体会不出孔乙己对孩子对自己的善良与温情？那又因何能够在二十年之后依然可以生动的叙述出来甚至连孔乙己“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的原话都记得一清二楚？我所理解的一种解释即是，这件事情对于年少的“我”的心灵具有极大的触动，这与我所在的“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叫人活泼不得”的环境具有很大的差异，“我”在这一过程之中体会到了先前所没有的人与人交流的感受，然而因为年纪尚轻不谙世事，我不能用准确的语词来叙说这种积极的情感意义，因此只用一句“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作为分豆事件叙述的结束，但对于孔乙己的好感无疑在此时已在心中建立，这也为二十年后对于分豆事件的回忆埋下伏笔。

二十年后，成人的“我”已经具备评价与感知的能力当然也能体会到其中的真意，然而却依然不予以评价。在回忆孔乙己教“我”写字那一部分中，“我”能感受到孔乙己的话是“很恳切”的，当我告诉他“茴”字如何写法的时候他眼里“已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在我“愈不耐烦努着嘴走远”之后，孔乙己“显出极惋惜的样子”。在这一段的叙事之中，“我”把当年做小伙计时以冷漠对待孔乙己于“我”的善意原原本本展现于听众面前，这在于有正确价值判断的听众面前无疑是该受到批判的，而我在叙述之时没有去掩饰，所以可以说是“我”把听众引到了对于孔乙己的同情和对于年少的“我”的批判之上，这就不禁让我们开始怀疑“我”作为叙述主体最初的那个叙述动机——“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在“分豆”和“教字”两个事件中，以人之常情来看，孔乙己的行为非但不可笑而是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可怜。当世人以“凶脸孔”、“没有好声气”来对待孩子们和小伙计时，他却能笑着和孩子们分豆，能放下文人的架子来教小伙计写字，但得到的却是小伙计

的冷漠与不屑，二十年后当小伙计长大成人尝过人间冷暖之后才不由得想起先前自己的无知与麻木，我认为，在对“教字”的回忆之中埋藏着“我”的忏悔，而对“分豆”事件的回忆是我对孔乙己人品的进一步肯定。那么作为与孔乙己地位相似，受尽外在环境摧残与压迫的“我”为何对孔乙己的好意如此的冷淡？作为世故老练的成年之“我”又缘何不能甩开委婉隐晦的架子，给出敢爱敢恨的明确评价呢？

孔乙己和不可靠叙述——鲁迅小说叙事学研究（下）

(2008-07-06 17: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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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路人

在作为叙述者的小伙计“我”的叙述过程中，“我”对于孔乙己的细心观察与记录使“我”拥有多次能够深入孔乙己内心世界的机会。但每次到突破这层窗户纸的紧要关头，叙述者都选择退回到幕后，重新平静语调继续叙述。也就是说作为叙述者的“我”总是试着将我们读者带到孔乙己身旁，用精练生动的语言描述孔乙己的表情与生存状态，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孔乙己的内心世界——作为叙述者的小伙计就像一个指路人，他知道通往孔乙己心底的路在哪里，他指给所有具有文学鉴赏能力的读者看，就是这条路，顺着它你就能走进孔乙己的内心世界，

然而他却在完成指示的工作之后转身离去，从不让读者看出来自己曾走过或将要走上这条路。

一开始，对于孔乙己登场时的外貌，“我”就用了白描的手法——“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而当有人调侃孔乙己偷书，并被吊着打的时候，通过“我”视角捕捉到孔乙己“睁大了眼睛”、而后“涨红了脸，额上青筋条条绽出”；后来，又有人嘲笑孔乙己“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年仅十二岁的小伙计竟然能够深刻的注意到“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此时如果叙述者再往前深入一步，那么他将肯定能体会到孔乙己此时内心深处的剧痛进而或许可想见封建制度特别是科考制度对

孔乙己一生的摧残与折磨，但我们的叙述者的叙事在此戛然而止，没有评价没有感知，在一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中转入了幕后。

后来，孔乙己教“我”写字，“我”同样深刻的发现了孔乙己的语气是“恳切地”，当他他知道我会写“茴”字时“显出极高兴地样子”，到最后我不耐烦的走开让他“显出极惋惜的样子”。直到最后孔乙己被打断腿，我发现“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面色“很颓唐”，对别人指认他偷窃他已“不十分分辩”，进而“恳求”掌柜不要再提偷窃的事情。甚至连孔乙己“满手是泥”“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也观察到了，不过所有这些“我”的观察全部停留在表象之上，由于“我”对叙述节制、内敛、不带感情的客观，可以说作为叙述者的“我”一直做着不充分报道和不充分评价。但这些表象却分明的给了读者一个明确的指向——孔乙己对“我”的善意和后来孔乙己悲惨的结局。上文中我把这位不可靠的叙述者比作一位指路人，那么这位指路人究竟有没有价值判断和评价的能力进而进入孔乙己的内心世界呢？

（四）不充分评价

詹姆斯费伦曾经谈到“尽管任何一个同故事话语都使叙述者和人物同时存在，但叙述者的功能和人物的功能却不必重合, 甚至不必互补。”[14]从文本层次来看，

作为人物的“我”，这个年少的酒店小伙计是具备一定的价值评价能力的。首先他肯定了酒店掌柜对于自己“样子太傻，伺候不了长衫主顾”的评价；他也对“外面的短衣主顾”做出了评价——“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对于他人对自己的态度他同样是个明白人“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自己是靠着推荐人的面子才担任了一个专管温酒的“无聊职务”；对于自己的生活状态，他的评价也很明确“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对孔乙己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孔乙己是“可笑”的“讨饭一样的人”，地位在自己之下。我们看到当这个小伙计完成其人物功能时他是有自己的评价能力的，然而当转化成叙述功能时他的评价就完全缺失了。他试图隐到所有人之后，站在一个不易为人所觉察的位置上去充当一个录像机一般的角色，将焦点对准孔乙己。

在对《孔乙己》的研究文章中，以往的很多批评都是以情感的冷漠麻木来解释“我”的评价的缺失，然而我认为，在此时的缺失作者或许有不同的用意。

从文本来说，“我”对孔乙己的评价是存在的，但不充分。然而这种不充分却并非因为“我”没有能力感知——“我”能用准确的形容词去引导读者感受到孔乙己的痛苦、悲惨当然也有能力自己感知到这一切，但是，“我”不愿做出评价，不愿去向孔乙己示好更不愿意让他人看出自己对于孔乙己有哪怕一点关心或是同情的情愫，“我”把这种情感压抑于视角之下，通过“我”对孔乙己的回忆的侧重点去完成对于孔乙己真正的评价之心愿——被人嘲笑的孔乙己是痛苦的；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孔乙己是慈爱的；被打折腿的孔乙己悲惨的死去。二十年过去了“我”竟然依旧无法摆脱那种看不见的力量的左右，依然不能发自内心的为孔乙己“呐喊”，只能以“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的方式继续沉默下去。

注释

[1]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04期134页。

[2]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6年04期133页。

[3][美]韦恩·布思：《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4][美]韦恩·布思：《小说修辞学》，付礼军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5][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6][美]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7][美]戴卫·赫尔曼：《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8]刘曾杰：《抵达深度的叙述——鲁迅小说修辞论》

[9]申丹：《多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国外文学》，2002年02期，第7页。

[10]鲁迅：《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11]鲁迅：《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12]鲁迅：《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13]鲁迅：《鲁迅经典全集》，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3页。

[14][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