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丰、张五常等关于最低工资立法的论述

薛兆丰、张五常等关于最低工资立法的论述

最低工资法不可取

2004年08月25日17:32 作者：薛兆丰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我们的福利来自于完善的规定和法律。每当想到要提高生活水平，我们的直觉就是要让政府下个规定，甚至立个法，让“起码”的生活水平有个保障。如果有人违反这样的法规，就要予以追究和严惩。不幸的是，好生活往往不是“规定”出来的。

工资是由什么确定的

收入怎样才合理，众说纷纭。常常有人认为工资应该根据人的素质来定。如果考古学博士去教小学，红楼梦专家去扫地，那么工资似乎就应该高一点。反过来，如果连中专都没有毕业，倒是赚了高收入，似乎就不正常。有些暴富的明星，靠的只是搔首弄姿，并没有下过苦功，所以大家就觉得不合理。

这种想法是错的。说得深奥一点，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他们以为原材料的“成本”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格”。但经济分析的观点则正好相反：“供求”先决定最终产品的“价格”，而最终产品的“价格”再决定原材料的“成本”。哪个是因，哪个是果，顺序完全颠倒过来了。

那个搔首弄姿的明星，之所以赚大钱，是因为市场对她有需求，您可以讨厌她，但得承认，别的很多人喜欢她，所以她的劳动力才值钱；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她投入的成本低，所以她的表演就不值钱。培养博士和专家的成本确实很大，但他们如果去扫地，那就只能接受扫地的工资，而他们过去钻研学问的成本与此无关。如果我搬到总统套房里写专栏，那么应该提高我的稿酬吗？不。

归根结底，市场的“供需”是劳动力价格的惟一决定因素。

最低工资法的恶果

既然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供需决定的，那么用命令或法律来规定工资和福利的高低，就是枉费心机。理由再简单不过：我们既不能“规定”劳动力的供应，也不能“规定”劳动力的需求，否则我们早就干脆“规定”自己是个富翁了。

“最低工资法”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法定福利。工人收入低吗？规定它高一点好了——人们往往这么想。但大家没有料到，这种硬性规定的后果，是低薪工人失业，是低薪求职者再也找不到工作。低薪工人自己本来不要漫天要价，漫天要价会伤害他们。

我们知道，“最低工资法”规定的只是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仅仅是“全部报酬”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劳动保障、医疗费、有薪假期、工作环境、职业培训等等，那才是“全部报酬”。如果用法律来硬性规定其中的货币工资，那么雇主就会在长期内调整其他报酬，使“全部报酬”回落到本来的水平，使法律失效。

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出于好心赞成“最低工资法”，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它的害处。但有些人则是别有用心的，

因为强制性地提高工资，会产生意想不到后果。

例如，美国北部的工资比较高，南部的比较低，但北部的工会却极力呼吁，要提高南部的工资。这是为什么？那是没安好心。因为北部的工资本来就高，而且劳动力不密集，所以提高最低工资对成本的影响小；但南部劳动力密集，一旦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成本就会大增，竞争力就会削弱。

美国的制衣工会，也一直强烈要求提高最低工资，声称那是为了保护新移民和年轻人，不让他们受低工资的“剥削”。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提高了最低工资，大部分的新移民和年轻人就会失业，最终得益的是工资本来就比较高的白人和中年人。

苦难不是因为规定不够

万一我沦落到要讨饭，那么您不要禁止我讨饭，那只会进一步伤害我。您或许说我该去学点会计或英语，但“应该”不等于“可以”。如果我给人擦鞋，请不要规定我力所不及的最低工资。如果您爱护我，就请保护我追求最好生活的权利——擦鞋，以及保护我的顾客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服务的权利——被擦鞋。

萧伯纳笔下的苦难，与其说是因为福利规定不足或资本家贪婪引起的，不如说那是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的。是的，当时利物浦的工人平均年龄只有36岁，但他们如果不做苦力，就只会更早夭折。

我们周围也有很多阴暗面：到工业区看看打工者，到铁路沿线看看流浪儿童，到卡拉OK看看陪酒的小姐，到街头看看拉车的下岗工人。看看还可以，如果细听他们的故事，会心痛的。不妨尽量掏些钱给他们，当是做善事。但不要因为自己看不惯，就阻止他们谋生。

我们不仅要用心去爱，也要用脑去想。有些人通过不切实际的呼吁，为自己赢得了“有良心”的称誉；而那些呼吁，却变为进一步损害穷人的实际政策。经济学人不喊“让低薪工人拿到最低工资”之类的口号，因为不懂的人这么说，是善于“终极关怀”；但懂的人这么说，就是“伪善”和“造作”。

最低工资立法不可取

周克成发于2004/8/25/ 搜狐文化频道

据报道，北京市将对最低工资标准作出如下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不低于2.78元人民币、每月不低

于465元人民币，提高到每小时不低于2.96元人民币、每月不低于495元人民币。报道中还说到，这标

准适用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其他有关问题仍按原有规定执行。随后，《新京报》就此发表社论，社论中

有一段话这样写道：“每年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结合本地实际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调整，是政府的义

务。所以，经济在发展，最低工资标准也应该相应地水涨船高。”对此观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工人工资的高低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劳动力供求状况。一个人要得到一万元工资，在这社会

中就必定要有人愿意为了得到他的劳动力而付价万元。而人们是否愿意付出一定的价钱得到一个劳动力，

就是同时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劳动力供求状况”这两个因素。如果一个人的一天的工作不能为别人

作出价值100元的贡献，别人就不会出100元来购买他一天的劳动力。如果在这社会中同样的劳动力只要

100元就能购买到，人们就不会出200元去购买。

既然人们的工资是由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中的劳动力供求状况决定的，那么，我们要为其作出“最低”

的规定就是多余的。作出这样的规定，它要么不会得到真正严格的执行，有等于无；要么会适得其反，事

与愿违。

是否能得到严格有效的执行并不是笔者想在这讨论的。但是，如果真的得到了严格有效的执行，其得到的效果却真的会与人们的立法初衷相左！

我们必须承认，有些资本到我们这里来投资，看中的就仅仅是我们低廉的劳动力。不管一个人是只愿以一百元还是一分钱为月薪到这来聘请工人开店设厂，我们都应该欢迎他。因为只要他能请得到，就说明有人愿意接受他所提供的工作和工资，就说明有人因为他的到来而受益。作为外人，我们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说这样的工作环境太差，这样的工资太低，但我们不能代表别人作出判断，更不能以我们的判断为准则来为别人作出决定，说这样差的工作不干算了，这样低的工资不要算了。

我们要制定最低工资法，确实是出于一片好心，希望社会中的低层人士能过得更好一点。但当我们真正这样做时，却已经是在伤害他们了。一些劳动力本来不值500元，但我们要求厂商一定要花费500元来购买的话，只会把厂商给赶走。一个人的劳动力本来只值500元，当我们希望他过得好些，而要求厂商一定要给他支付500元以上的工资的话，只会在实际上令商家拒绝聘请他，令他失业，令他的景况变得更差。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

如今，中国农村还有大约1.5亿的无业劳动力，比美国的整个劳动大军的人数还多。这一严酷的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在长时间内压低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正是有这样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外资大举进军中国。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得过低，就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长远的危机。

众所周知，劳动力费用低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人们常常把工资和劳动力费用混为一谈。工资衡量的是单位时间内的工人收入。劳动力费用则是衡量单位产值所需的劳动力费用。当工人挣高一倍的工资、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三倍的产值的时候，劳动力费用不是上涨，而是下降。《华尔街时报》讲了个生动的例子：在现代工业部门，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5％。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

廉价劳动力，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机会。但是，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出现了笔者所谓的“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低薪的隐忧

薛涌发于2004/8/25 南方周末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目前，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国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在短期内，这对中国并不构成重大的问题，因为低得出奇的工资毕竟降低了劳动力的费用，引来的外资也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如前所述，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靠低工资降低了劳动力费用，不用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

一个恶性循环。反观印度，劳工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工程师们的劳动生产率则和美国的同行接近，这就降低了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劳动力费用。结果，美国的计算机、高科技后勤服务业纷纷进入印度。印度成了“世界办公室”。看来，吸引外资，也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一条路。

在未来50年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奏效，中国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的阶段，每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人数将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低，压低了工资，使每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微乎其微。不要说投资下一代的教育，就是连维持生计、抚养老人也很难支持。

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时，及时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世界之最。如今，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又经历了十多年的低沉。如今之所以能在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人口的劣势下重新复苏，和1960年代初的远见恐怕不无关系。当今的中国，正在面临同样的抉择。

低薪不是隐忧——周克成，

发于2004年8月25日《新京报》

我是个比较喜欢薛涌的文字的人，但对最近他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低薪的隐忧》一文很是不能赞同，不妨在此摘其要点，逐一评点一下。

薛涌先生在文中写道：“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但是，“廉价劳动力”和“劳工收入低”其实是同一回事，并不是薛先生所认为的因果关系。既然是同一回事，我们就无法通过放弃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来提高劳工的收入，来增加他们对自己及其后代进行投资的机会。正确的看法是这样的，即只有依靠包括劳动力低廉在内的各种比较优势，我们的企业才能发展起来，才能逐步提高劳工的生产率，进而提高他们的收入，也只有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也才会逐步地消失掉———不管我们是否乐意。

薛涌先生还说：“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国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我完全相信在现实中会有这种现象，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的。人们的生产活动，真正要追求的就是效益，而不纯粹是高技术或低成本。选择哪一种生产方法的准则，在于其所能带来的效益的高低，而不是这技术是否是最先进的，或成本是否是最低廉的。例如，豪华汽车劳斯莱斯的装潢技术够高了吧？但为什么我们的农用车不采用它们的装潢技术呢？不是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农用车豪华一点，坐起来舒服一点，而是因为这样做的效益太低，不划算。再例如，开演唱会请明星，他们的价格可以有天地之别，但为什么我们还是要请要高价的大牌明星呢？也是因为虽然他们价格高，但请他们的效益才高些，划算些。

薛先生还引用“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说：“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既然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以带来更大的赢利，那为什么不呢？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技术再低，能给企业带来好效益的就是好技术。薛先生是说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不好吧，可是既然可以依赖为什么不“依赖”？劳动力价格低廉，可不是厂家“依赖”的结果，相反，是劳动力价格低廉了，厂家才有了“依赖”的机会。

薛先生的意思是说，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低，是因为劳动力过于低廉。以至于他们不用搞技术创新就能生存下去，所以他们才不搞技术创新了。所以为了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就得放弃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只要放弃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我们企业的创新能力就会提高了。然而，这是错误的。

我们的企业是也需要创新，但不一定要让他们走投无路，无法以其他方式生存下去，他们才会有动力努力搞技术创新，才不会在技术上落后他人。事实上，只要有竞争，只要有需求，厂商们就会想方设法地搞各种各样的创新，因为这样做他们会有利可图，否则，不管出于什么压力厂商们都不会“创新”出什么东西来。

现在在中国的问题不是工资低，而是劳动力素质低。对于低素质的劳动力来说，面对的选择不是高工资与低工资，而是低工资与失业。更何况，工资的高与低从来都是相对的。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提高我们劳动力的素质，增加我们的生产率，是如何千方百计地吸引客商的投资，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反过来，说什么连“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也不要了。有一个优势就应该把握发挥一个优势，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社会的发展，增加人们的福利水平。而不是丢开“廉价劳动力”这样的优势就可以提高劳工收入，就可以增加社会的福利了。

最低工资种祸根

张五常发于2004/8/25/ 南方周末

中国人民的生活好起来了，不难理解政府要帮助贫穷的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最低工资规定》已于今年3月1日开始施行。个人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开始时不良效果不明显，但种下了祸根，经济更上一层楼会引起很多困难。让我简略地分点说说吧。

(一)美国带头的最低工资规定，不起于政府，而是福特汽车工厂创办人的发明。大约90年前，当时老福特划定的最低工资是每天5美元。后来政府立例，今天美国的最低工资(包括雇主要付的社会保障金)大约是每小时8美元。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福特车厂差不多破产，原因不仅是Model－T不合时宜，而是加上有管制的最低工资。

(二)最低工资的意图是维护低收入的贫穷工人，但到头来这些下层找不到工作。有最低工资的规限，雇主当然是选聘生产力较高或较“可爱”的了。在美国，最低工资增加了种族歧视———支持这结论的研究多得很。同样最低工资，同样工作能力，取白舍黑不难理解，而女职员当然是选较为好看的了。

(三)1940年代，在工会压力下，美国好些行业禁止件工合约。这是因为以件工算，生产力弱的工人不能以件数算而得到最低工资的收入。但很多时生产力弱的要靠件工所得的低微收入而得到训练，从学习增加生产力；另一方面，二战前后香港的工厂学徒往往是要补钱给雇主的。这些学习机会会给最低工资破坏了。今天中国工业的件工合约非常普及。如果最低工资提升到某一点，废除件工的呼声会不绝于耳。到那时，要到中国设厂的外资就会觉得其他地区较有吸引力了。

(四)今天中国的工商业，分红很普及———是有钱赚才分红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减少失业的工资制度。但有分红，议定的时间工资一定较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提升至某一点，分红的合约安排不能成事。

(五)2000年，曾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J.A.Mirrlees教授到港大讲他的失业理论。我指出分红合约与件工合约是减少失业的重要安排，而在中国这些合约的普及推翻了他的失业理论。他立刻同意分红会减少失业，但件工他要多想一下。不用多想了，到东莞或任何在中国的工业区看看，会知道件工是多有多做，少有少做，很少失业的。

不要忘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只会上升，不会下降。不要忘记，1970年代香港的成衣、玩具、手表等制造业冠于地球，而香港是没有最低工资的。也不要忘记，廉价劳力今天的世界多得很。我的水晶球

说，在不远的将来印度的生产力会见于《华尔街日报》。没有错，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了不起。是劳动人

口的竞争力促成的。任何削弱这竞争力的政策都不应该考虑。

最低工资是一种价格管制，其直接的不良效果屡见经传。少为人知的间接效果是阻碍了合约的选择，为祸更大。作者系香港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失业不是浪费

薛兆丰发于2004/8/25/《21世纪经济报道》

失业都是自愿的

工作不是不够，而是太多了。因为世界上的商品和服务总是不够，所以可做的工作总是太多。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失业？因为人们计较报酬。

人人都计较报酬。当报酬太低时，人们就宁愿失业，因为失业更合算。当然，怎样才算“报酬太低”，各人有各人的标准。对于美国副总统戈尔来说，找不到哈佛校长之类的职位，报酬就算是太低了。但不管是谁，失业都是个人“计较”的结果，都是主观的选择，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所有失业都是自愿的。

失业是果不是因

失业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失业的原因，是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发生了改变。原来有需要的一些工种，后来不需要了，找不到买家了，这才是失业的原因。比如网站的频道编辑，去年这个时候很吃香，现在不需要那么多了，所以很多频道编辑就失业了。

这边是空置的电脑和办公桌，那边是待业的频道编辑，实在是浪费。是的，的确是浪费，但这浪费，不是现在裁员造成的，而是过去决定兴办网站公司时就已经造成的。是那时候估计错了，其实市场并不支持网站的这种商业模式。所以，现在频道编辑失业，矫正了去年的错误决策。

是“过去的决策”造成了损失，所以现在才会裁员。“现在的裁员”，只是在矫正“过去的决策”。如果现在不准裁员，那么损失就会更大。是跌断了腿，所以才打石膏；而不是先打了石膏，才跌断了腿。是劳动力资源先出现了错配，才需要靠“失业”来调节；而不是先出现了“失业”，才导致了劳动力资源的错配。

国企为什么要关停并转？国企职工为什么要下岗？道理是一样的：是社会无法承受国企的浪费，国企才不得不退出市场，职工才不得不下岗；而不是反过来。不是国企停业和职工下岗造成了社会的浪费。要禁止亏损企业停业，或禁止国企职工下岗，都很容易做到，但是，谁来付帐呢？

失业不是浪费

失业不是浪费，而是一种矫正过程。无论是寻找新的工作，还是重新培训自己，都需要时间和费用。如果硬要消灭失业现象，那么一遇到工作就干好了。但这样就很难碰上合适的工作，大家的潜质就很可能被埋没。一遇到工作就干，那才是浪费。

有位好心的市长曾经许诺“48小时内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知道，这完全可以做到。因为这个世界的商品和服务都是稀缺的，所以工作总是充分的。那位市长的经验并不成功，否则早就在全世界推广开来了。为什么？因为谁都不

愿意“一遇到工作就干”，尽管这样可以完全消灭失业。

同样，医生不会许诺“48小时内让病人出院”。生病是不好的，但住院是为了治病的；我们要防止生病，而不是防止住院。要病人48小时内出院，必定做得到，但那没有意义，病人不接受。大家想一想，要消灭“失业现象”，就跟要消灭“住院现象”一样荒谬。

“失业救济”有别于“创造就业”

每个失业的人，都需要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都需要一段重新求职的时间。较富裕的人，可以动用储蓄来维持；而较穷困的人，则需要救济。人人都希望自己“失得起业”。“失不起业”才可怜，那意味着“一遇到工作就干”，没有喘息的机会。

政府对失业者发放救济，有助于人们“失得起业”。但是，“政府失业救济”有别于“政府创造就业”。政府的失业救济，是把钱财直接交给失业者，让他们生活下去，并寻找报酬得当的工作。失业救济是一种投资，失业者可以靠这笔投资来寻找更好的工作，并靠这份好工作来偿还失业救济的成本。

政府创造就业，则是政府为了消灭失业现象，开办本来不需要的项目，招聘本来不需要的劳动力，让他们从事本来不需要的工作。这一切只是为了“购买”一个发放救济的借口。大量的钱财消耗掉了，但只有一小部分落到了被救济者手上。要救济的是人，而不是厂房，何必为了救济一群人，而苦苦撑起一座厂房呢？为什么不干脆让他们失业，然后直接把救济金交给他们呢？

价格战减少了失业

有些经济学家反对价格战，理由是价格战会导致企业入不敷支和职工下岗。现在，您能否运用上面的原理，指出他们的错处呢？

企业入不敷支和职工下岗，不是价格战造成的，而是当初企业投产的决策造成的，或是市场需求的变化造成的。是当初不该引进这么多电视机生产线，不该买这么多飞机，不该盖这么多电影院。早在当初拍板和动工的时候，亏损就已经形成了，只是亏损暴露的时间滞后了而已。

我们知道，生产线一旦安装妥当，飞机一旦买回来，电影院一旦盖好，就全都成了“沉没成本”，追悔莫及了。到这个地步，企业便只能要求维持工人的工资，而不能要求连“沉没成本”也收回了。所以，“低于成本销售”的现象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

这种价格战，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彩电、机票、电影票还不降价，那么顾客就更少，企业的收入就更低！如果投资过剩，要收回“沉没成本”就没有指望，那是泼出去的水。但幸好还可以打价格战，企业还能增加一点收入，多养活一些工人。不要责怪价格战。价格战不仅不是职工下岗的原因，反而是减少失业的合理措施。

总结一句：要避免生病，而不要避免治病；要避免劳动力资源的错配，而不要避免失业；要避免投资过剩，而不要避免价格战。请留意：这是同一原理的三个实例，而不是在互相作比喻。

广州最低工资拟上调174元部分企业表示不满

https://www.360docs.net/doc/e818901748.html, 2004年11月25日18:51 中国青年报

本报广州11月24日电从今年12月1日起，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将从510元／月调整为684元／月，这是广东省今年出现“民工荒”以来，政府部门的第一次调整。大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对此项调整表示不满，称增幅将直接影响工资成本。但政府部门却认为，已经充分考虑了企业的承受能力。11月22日，广州市政府、工会、企业界首次对此进行协商。

广东省今年12月1日起将实行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7类，一类684元／月；二类574元

／月；三类494元／月；四类446元／月；五类410元／月；六类377元／月；七类352元／月。

广州市劳动保障局局长张杰明表示，广州作为省会、珠三角及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等均居全省前列，在充分考虑到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以及城镇居民生活费用支出等因素后，建议选择执行省级一类标准，调整方案经研究后将报市政府批准公布。

广州目前的最低工资标准从2002年底起执行，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增长了0.1%，2004年1月至9月同比增长了1.6%。广州市总工会副主席叶国耀认为，这次调整主要是结构性调整，明确包含了社保“三金”(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并考虑到了经济增长的因素，实际增长并不多，而且没有考虑住房公积金因素，已经充分考虑了企业的承受能力。

据广州市劳动保障局测算，广州每人每月个人社保最低缴费标准平均为113.28元左右。新的标准684元／月与现行标准510元／月相比，增长34.12%，但扣除职工个人社保缴费，月实际平均增长11.9%左右。

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广州市2003年非农社会从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l8283元，广州本次调整后的标准在社会平均工资的40%～45%之间。

协商中，企业代表表示了意见。广州企业家协会主席李治元指出：最低工资的增幅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工资成本。广州选择一类标准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但广州各个地区发展并不平衡，最低标准制定也不能一刀切，能否将高新科技企业为主的城区同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区、市(县级)的最低工资标准区别对待。

广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李薇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拥有2000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从过去的510

元／月调整至684元／月后，企业的工资成本每年将增加300多万元。广州市有1万多家外商企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高科技企业没什么影响，但大部分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很难承受。

“能否选择574元／月的二类标准？”“在目前原材料涨价、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可否考虑按行业、地区制定不同的标准？”李薇问。

台商企业协会吴振昌认为，广州选择一类最低工资标准，除了大大增加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运营成本外，实际上对这类企业来穗投资也是一种扼杀。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市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被迫向郊县转移，乃至向邻近的最低工资标准要低于广州的城市转移。

究竟怎么涨，才能使企业和社会都满意？“应该充分考虑到一个度的问题。”广州市律师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委员会主任肖胜方律师表示，职工的工资涨不了，企业用工肯定会紧缺；工人工资涨得太厉害，又会增加企业的成本，甚至到难以承受的程度，势必导致企业外迁，影响本地区就业形势。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调整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无论对劳动者，还是对企业都应该是“双赢”。记者林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