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张之洞

张之洞，晚清四大重臣之一，出生在一个很不幸运的年代，繁荣富强的中国已成为过去，却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他操劳一生，创出的丰功伟业令后人瞻仰，其局限性的眼光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同样发人深思。然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他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一些消极的因素在里面，但在那个贪官污吏横行，国家整体衰败的时代，站在当时的时期去评价他，他还是功大于过的【1】。

张之洞的爱国情结很浓，几乎贯穿于他的一生，这从他办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看出。当时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大部分官员是推测揣摩上级，摸清楚上级的脾气和喜好，进而是阿谀奉承，然而张之洞却是尽忠为国，公正廉洁，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地为百姓谋福【2】。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奉命署理旋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法，筹饷备械，击败法国军队,这对于屡战屡败的中国而言，的确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创造者正是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中，张之洞力主抗日，在当时，统治者都是消极应对，只有张之洞在极力的说服，虽然成效不大，但毕竟尽到了一个做臣子的责任和义务，在当时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

张之洞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在近代史上他的思想和意识是那些顽固守旧的满清官员所永远无法达到的，他的一生中，最大的贡献不是他为守护清王朝做过了什么，而是他开启了中国重工业和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在洋务运动中，张之洞作出的贡献也是别人所望尘莫及的，张之洞所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7】。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纵观中国近代的发展，能如此重视重工业的发展，张之洞恐怕也是第一人。

在教育事业方面，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是比较领先的 ,并且在其所有的政绩中 ,教育方面的成就是最突出的 ,其兴办学校、教育人才地思想及实践在中国近代的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张之洞做出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对于教育的重要性，张之洞很敏锐的注意到，并且不遗余力的为之努力和奋斗，在继续主张改革传统教育的同时 ,张之洞开始认识到“西学”的重要性 ,并着手试办以“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务学堂、自强学堂、湖北师范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多个层面。这对于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促使中国能够更快的发展【6】。

张之洞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忧患国事日非的悲凉心境中度过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由湖广任奉召人京厘定学堂章程。此时离他于光绪十年（1884年）离京赴任两广总督，已近二十载。重返京师，但见“老辈凋零，风雅歇绝，守旧者率鄙陋闭塞，言新者又多后进践躁之流，可与言者殆少。感愤之余，屡屡形诸吟咏。”他邀约宾客往观慈仁寺双松，归来感叹：“遗此区区老秃树，岂足增壮帝京色。”远足西山，那秀媚的名胜佳境仍不足排遣他胸中的郁闷：“西山佳气自葱葱，闻见心情百不同，花院无从寻道士，

都人何用看衰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张之洞以体仁阁大学士身份入军机，“天下喁喁望治”，然而此时朝政腐败已达极点，满贵集团挂羊头卖狗肉，借“新政”之名，行专权之实。慈禧死后，载沣摄政，更是变本加厉，加紧排斥异己，集权于皇室。张之洞“入此非驴非马之政府，且时相龁，遂致一无展布，名实俱损。”载沣等人虽然对张之洞不象对袁世凯那样，必欲除之而后快，表面上仍以“顾命重臣”待之，优礼有加，但实际上往往并不采纳他的政见【5】。

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亥刻，张之洞逝世，终年七十二岁。二十三日，上谕加恩予谥文襄，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翌年，灵柩归葬故乡南皮。

橘过淮南便成枳。吴秋衣说张之洞的洋务，是橘过淮南便成枳，真是一语中的。这中西方土壤的差异主要在于，第一，西方文化重视科学技术，而东方文化重视礼教人伦；第二，西方的工业兴起以商办的形式，讲究绩效与权责；东方的工业以官办的形式，充斥官派的敷衍与推诿风气；第三是目的不同，西方重在兴盛经济，东方重在保家卫国【3】。即使土壤环境有极大的差异，但当时还是有兴办洋务的必要。办工厂，办学堂，派留学生，其实相当于先把国外的优良种子引进过来。土壤环境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但引进种子与改善土壤环境并非是明显的先后关系。洋务的兴办，培养了一批与时俱进的人才，激发了百姓重视科学的意识，这无疑是功大于过的。但张之洞与世人一般，容易看到播种发芽的喜悦，甚至忽略了连眼下一片贫瘠的土地，这便是橘过淮南便成枳的可悲之处吧。

真所谓是：“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所有因革损益之端，务审先后缓急之序，满汉视为一体，内外必须兼筹，理财以养民为本，恪守祖宗永不加赋之规，教战以明耻为先，无忘古人不戢自焚之戒，至用人养才尤为国家根本至计，务使明于尊亲大义，则急公奉上者自然日见其多。【8】”

当然，张之洞的业绩并不能因他所竭力维护的清王朝和纲常名教的衰落崩解而一笔抹杀。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被评论者的主观意愿并不是主要尺度，他的全部实践对历史贡献了什么，才是基本准绳。如果要给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在漫长曲折的中国文化史上定位，似乎可以这样说：在中华文化从中古走向近代，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转型阶段，张之洞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探求转型机制做出来不懈的努力。他有足够的明智，意识到原封不动地保持“中学”是无效的，全盘拒斥“西学”也是迂腐的，于是他选择了会通中西的道路。这种“会通”的特点，是以中学为本位，将作为客体的西学的技艺部分从原有文化系统中离析出来，与作为主体的中学相结合，从而给中学带来应对世变的新活力。他对中学系统内已经因时代变迂而应予扬弃的部分（如三纲之类），却固守如仪；对西学系统内的政治伦理层面则坚决加以排异。这样，当政治变革和观念启蒙已势在必行的历史关头，他也就成为了强悍的卫道者【9】。

总其全人，张之洞自脱离清流的壮年以后，即执著地力行“中体西用”文化路线，集能吏与儒臣于一身，兼开新与卫道于一体，其功在史，其过亦在史，其理论得失、思维教训值得人们深长回味【4】。

对于他的平生经历，我所获得最大启迪在于：办事须重制度，重方法，重思想，重过程；人才固然重要，但人做事的结果，会受到一个人情绪、喜好、疲弱的影响，若要常保稳定有序，必须依靠合理的制度法规。

参考文献

【1】李可琛.《周谷城是怎样为张之洞作辩护的?》.《史学月刊》.1965年第2期

【2】秦进才、戴藏云.《张之洞著述编撰特点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3】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5—46页

【4】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144、369—394页【5】孔祥吉.《张之洞与清末立宪别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6】赵荣.《重评张之洞及其〈劝学篇〉》.《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1期

【7】李时岳、胡滨.《论洋务运动》. 《人民日报》.1981年3月12日

【8】百度百科.https://www.360docs.net/doc/e85356169.html,/view/21608.htm 2005年5月

【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https://www.360docs.net/doc/e85356169.html,.hk/ics/21c/supplem/essay/0306095g.htm.

2003年8月

“张之洞与武汉”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张之洞与武汉”的研究性学习报告活动目的： 1．以了解“张之洞在武汉的建设成就”为例，通过对教材中的内容──“洋务运动”的延伸，引导学生客观地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2．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深入挖掘武汉地方特色文化，培养学生知乡、爱乡的情感和建设家乡的社会责任感。 3．通过实践活动，使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方法，增强学生个人体验，培养学生初步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活动准备： 1．设计海报，鼓励学生自愿报名参加。 2．联系武汉音乐学院院办、武汉方志馆等处，取得相关部门的支持。 3．联系有关专家、学者，以获得支持。活动过程： 201×年×月×日，张贴暑期海报，学生报名。7月7日，报名参加活动的同学在学校多媒体室集合，由教师简要地介绍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为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洋务运动的相关知识，使学生知道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地方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曾说过：“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所办洋务在武汉取得的成就最多。武汉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能够感受到现实与历史的交融。由此确定以“张之洞与武汉”作为这次假期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内容。一、收集、整理相关材料。

师生共同讨论如何进行这次活动，计划进行实践活动的第一步，即师生分头搜集相关资料。同学们有的在校图书馆借阅到《末代名臣张之洞》，有的同学在武汉方志馆借阅到《张之洞评传》及《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有的同学在武汉档案馆借阅到《大武汉旧影》并对相关内容、图片进行了翻印，有的同学还通过因特网查阅到了史学界对张之洞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汇集，初步了解史学界对张之洞的研究状况及张之洞在武汉活动的基本情况，并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汇编，制成了宣传栏。在这一过程中，有学生提议绘制一幅清末武汉三镇图，将张之洞创办的厂矿企业及学校标于图中，可以增加立体方位感。于是使用学校所拨经费购买了木板、油漆、排笔等工具，由学生主笔，在地理老师、美术老师的指导下，以《武汉历史》上的清末武汉地图为底稿绘制了放大后的清末武汉地图，并且进行了配色、着色，从而使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工厂、学校等跃然图上。二、寻访历史遗迹、遗址，比照今昔，感受变化。在教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连续三天头顶烈日，冒着酷暑对武昌、汉阳、汉口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因为目的明确，所以同学们的热情很高，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如在参观汉阳铁厂旧址时，有一学生提出了：“张之洞为何要将铁厂建在龟山下、汉江边？”立即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讨论，面对眼前依稀能辨认出旧貌的历史遗址，同学们运用所学的各科知识对这一处工厂的选址进行了论证。在各地的考察中，同学们还纷纷拿起照相机记录了他们初中生活中的这一段旅程。实地考察后休息了两天，29日学生到校交流各自的体会。因为具备了一定的理性和感性认识，学生们在交流中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虽不见高明但其思想已开始进发出理性之光。有些问题虽然提出来，但学生们一时无法解决，对此老师及时给予肯定，并鼓励大家不要回避疑难问题，同时表示将帮助学生联系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来帮助解决疑难问题。三、访问有关学者，解析疑难。由老师出面分别联系《张之洞评传》的作者、湖北大学文化学院的何晓明教授以及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研究员吴明堂先生，由学生进行访谈。学生们的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摘要：张之洞(1837～ 1909)中国近代教育家、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他重视兴学育才, 认为“经国以自强为本, 自强以储才为先”, 在40 多年的仕官生涯中, 没有中断过兴学育才的教育活动。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 强调“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极力提倡学习西学西政、西艺、西史 ,倡办的各级各类学堂多具有资本主义近代学校的一般特点,教学内容增加外国语和天、地、兵、算、声、光、化电等近代科目。他注重师范教育,提出“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 关系至重”。派遣学生及学务官员出国留学或考察教育；和袁世凯奏请递减科举，张之洞忠于清王朝，却因积极倡导改革传统教育，大力发展新式教育，成为封建教育制度的掘墓人和近代教育制度的奠基人。晚年受命同张百熙、荣庆主持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的近代学制癸卯学制。他倡办新式学校的活动及其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关键词：张之洞；教育思想；影响张之洞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 ,后起的洋务派领袖。他在1898年著成的《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体系,成为清末教育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对教育的作用与宗旨的看法，随着时局和他的处境不同而有所变化，以保障满清皇朝利益为依归。他早期两任学政十年，教育宗旨是“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教育内容是“通经学古之学”，对象是培养少数士子，强调伦常名教，注重品行，不在求富求强，适应世变，此时出版的《輶轩话》和《书目答问》，极少涉及西学，甚至是用来抵制新学的。中法战争后，张之洞认识到人才比武备更加重要，1885年上《筹议海防要策折》，指出“当时急务首曰储人才”，认为“战人较战具为尤急”，把教育局限于纯工具性的作用。及至甲午战争初期，看见日本教育成功之例，稍改看法，把教育的作用由战人战具的关系提高到立学立国的关系来看，《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教育救国的基本思想：“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1898年的《劝学篇》，更肯定“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同心》），认识到“自琼森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相信“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利益》）。虽然如此，1898年5月所奏的《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

张之洞简介

张之洞，人称张香帅，号抱冰老人，南皮人，东南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第一所幼稚园，选聘了3名日本保姆）。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张之洞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探花）。1909年(绪三十五年) 七十二岁。10月4日病逝，6日追谥文襄，晋赠太保。翌年归葬南皮。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非常生猛。后任山西巡抚和各地学官,后来长期任总督，1907年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1909年死，谥号文襄。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武汉，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了图，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便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企业。汉阳铁厂于1894年建成投产，开炉炼钢。炼铁厂共有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钢轨厂和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两座钢炉，工人3千人，外国技师40人，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于是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又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露天铁矿——大冶铁矿。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三石煤矿、道士茯洑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和江西萍乡煤矿（安源煤矿，太祖发迹的圣地）。这样，就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和采煤和炼钢为一体，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为我国重工业开了先河。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曾记否，汉阳步在八年抗日战争都在用），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张之洞还是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老师。 1898年（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建农务学堂。1900年正式开学，聘请美国农学教习2人指导研究农桑畜牧之学。 1906年，农务学堂校址迁移到武胜门外多宝庵地方（今湖北大学校园），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并附设实验场。这是湖北最早的近代农业学堂和现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课程有汽机、车床、绘图、竹器、洋脂、玻璃各项制造工艺。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

袁世凯张之洞与北洋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

袁世凯、张之洞与北洋、湖北新军异化比较研究本文摘自《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58卷第5期作者：同书琴清末新军以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实力最为雄厚。但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包括一些中下级官佐)倒戈打响了辛亥首义的枪声；北洋新军却成为袁世凯威逼清室、胁迫革命的私人工具。本文拟从两军编练者袁世凯、张之洞的个人因素出发，比较分析两军发生这种异化的根源。一甲午战败、民族危机日深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袁世凯、张之洞必然以忠君报国、御侮自强为练军旗帜，但作为封建官僚，他们又不可能不搀杂个人的政治动机。袁世凯出身于“累世勋阀”的封建大官僚地主家庭。就其个人来说，“世凯的权欲，本来旺盛，是一个盲进不已的人”。少年时便好出风头，入仕后，更以出人头地！高官显爵为人生追求，其“攫取高位之野心，无时或辍”。众所周知，袁世凯是以小站练兵起家的。当时，甲午战败，举国震惊，朝野上下，皆曰练兵。袁世凯看出这是一个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便四处钻营，结交权贵，终获督练新建陆军的重要职权。从此，他发狠经营，以求作为日后显达的政治资本。袁世凯也确实因此而日趋显赫。短短几年，他先后

晋升直隶按察使，升任工部右侍郎，署理旋实授山东巡抚。1901年始，即长期执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柄。亲身经验使袁世凯深信“有军就有权”的法则，一直牢牢抓住、尽量扩充这支军队。当被荐为山东巡抚时，他借口“鲁省军队，非己部曲，感情未易融洽”，要求率武卫右军前往。在直督任内，他先以“直省幅员辽阔，又值兵燹以后，伏莽未靖，门户洞开”为理由，继以日俄交恶，“畿辅为根本重地，防范尤须稳固”为借口，几经扩充，终成六镇庞大兵力。显而易见，袁世凯练兵的最大动机，在于极力把北洋军私化为自己攫取政治权势的筹码，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权力欲。这一点，张之洞曾一语道破，谓袁世凯“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张之洞亦出身于仕宦之家，26岁题名探花，1866年登上仕途。中法战争期间，他署理两广总督，负责军需供应，饱尝国防军火依赖于外人的辛酸苦涩，始办洋务。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大规模展开以练兵、兴学、办厂为三大端的湖北洋务新政，而尤“以练兵为第一要务”。可见，张之洞练兵与他参与中法战事的苦涩经历有关。另一方面，在外患日急！内患日重的情势下，疆臣的守土职责使张之洞感到亟须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说：“弟，，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寻访考求。”“论武汉形势重要，华洋具瞻，实为天下重

洋务运动张之洞

对xx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的思考评价张之洞这个人，我想我是没有太大的资格的，只因为以我的学识，还没有达到能完整地评价一个人的地步。我这里想说的，只是关于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的一些个人的看法。直接接触的有关洋务运动的文本，首先肯定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纲要》。在第二章的第二节的第一小点的第二段有这样一句话：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系带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这里我曾有一个疑惑，在列举部分成员时，不是按照姓氏笔画为序。那么，编者又是按照怎么样的顺序来列举这些人的呢？按照他们在洋务派中重要地位？是他们的官位大小？还是仅仅是列举，没有做其他的考虑。我想这个问题在结束时可以解决。后文还有一处提到张之洞，在列举1890年前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时，“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机炮厂。”这句话出现在所有被列举的军事工业之后。此外，这本书再无关于张之洞任何描述。对于这章的内容，我的理解是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成员，参与洋务派的洋务事业。当然，了解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其人其事怎么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呢？《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简要的介绍了他的生平。可以说他是一个官二代了，父亲是知府。他在十六岁高中乡试解元，后来会试取中为一甲第三名。此后，便开始了他的仕途，最初是在京中的翰林院供职。光绪七年十一月，补授他为山西巡抚。他在山西工 ①作三年后，也就是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朝廷命令其取代两广总督张树声。其实中法战争对张之洞的影响很大，不仅仅是实授张之洞为两广总督那么简单，中法战争对张之洞内心触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做了六年的两广总督后，他被调补为湖广总督，自此一直坐镇武汉。

略论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及其影响_谢清溪

略论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及其影响谢清溪（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在清末新政中，不论在文教、军事、工商以及政治等方面，张之洞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他在清末新政中最突出的成绩是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在他的努力之下，废除了科举制度，并使中国的近代教育制度得以确立，使学校教育迅速得到发展，使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传播。［关键词］张之洞清末新政作用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诸如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维新与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等他都身历其中，特别是在清末新政中，张之洞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就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作一探讨和研究，以期对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能有所裨益，舛误之处，乞望专家斧正。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被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扼杀以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维新运动的失败中进一步觉醒，坚定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信念；另一方面，面对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人民大众的反帝斗争愈风起云涌；同时，维新派在变法失败后康梁等逃亡海外，由“保皇”而后转向立宪；清政府于庚子之役后，面对内外加剧的危机，亦深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１９０１年１月，清政府颁布维新上谕，指出“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欲求振作，须议更张。”诏书说：“世有万祀不易之理，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声言要“取外国之长”，“去己之短，” “壹意振兴。”并要求各军机大臣，各地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条议以闻。”［１］（Ｐ．４６０１－４６０２）这道上谕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张之洞积极地投入其中，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为了筹办新政，清政府于同年４月设立“督办政务处”，张之洞为“参与政务大臣”，“督办政务处”的主要任务是参酌中外政治，列成条文，汇编成典，供朝廷参考。是年７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其变法主张，先后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合称“变法三疏”，亦即著名的“江楚会奏”。在“变法三疏”中，张之洞针对“上年京畿之变，大局几危”的严重形势，强调了变法的必要，指出“不变何以为国。”［２］（Ｐ．１０）在文教、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改革文教，这是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最为显著的成绩，其中最主要的是废除科举制度和制定新的学堂章程。张之洞在“兴学育才”过程中，深感科举制度对培养选拔人才的束缚，主张变革科举制度。他认为“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人才必自变科举始。”“科举制度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文而弊起。”［３］“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４］（Ｐ．２－１５）因此，他主张“将科举一事”，“酌量变通。”［５］（Ｐ．２－１５）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他提出了变革科举的办法：（１）设文武学堂。认为此乃“救时首务，振作大端。”（２）酌改文科，递减科举旧额。“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休用兼赅，有裨时用。”（３）停罢武科。张之洞认为，武科落后于时代，“硬弓刀石之拙，固无益于战争弧矢之利，亦远逊于火器。”［６］（Ｐ．２－１９）主张选拔“晓枪炮火精”，“诸营阵之法”［７］（Ｐ．２－１９）的良将。根据张之洞的建议，清政府１９０１年８月宣布废除武科教育，取消“八股文程式”，在四书五经之外又增加了政治、时事策论等考试内容。尽管如此，科举取士仍为求取功名利禄的捷径，众所争趋，学校教育仍得不到很大发展。于是，张之洞会同袁世凯得不到很大发展。于是，张之洞会同袁世凯于１９０３年３月，再次奏请递减科举。他认为“致治必赖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而“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８］（Ｐ．７－８）科举是“就已有之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敦成之。”［９］（Ｐ．２－１９）因此，只有大兴学校，才能培养以济时用的人才。对于科举制度，即使不能骤废，“亦当酌量变通”，“分科递戚”［１０］（Ｐ．７－８）。此折上奏后，未有覆议。同年１１月，张之洞与茶庆、张百熙联衔上奏，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张之洞指出，各省学堂之所以未有大的进展，原因在于“经费难筹”，“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 “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他把科举与学堂分析对比后指出：“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但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史文理诸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此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未所备。”［１１］（Ｐ．２４－２５）因此，他建议“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计划十年即１９１２年减尽，以后生员皆出于学堂。他还对旧日举贡生员的安置，提出具体方案，以减少变革科举的阻力。但是，张之洞在变革科举的过程中发展，“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则“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按清廷计划，十年后取士尽归学堂，科举停后，也须多年人才始盛。方今“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因此，张之洞会同袁世凯，于１９０５年８月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建议停罢科举，广兴学校。认为只有“广学育才，化成民俗”，才能“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１２］（Ｐ．５７－５９）。在张之洞等人的倡议下，清政府于１９０５年下令：“自丙午（ｌ９０６）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１３］（Ｐ．５７－５９）这样，在中国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科学制度终于废除。废除科举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张之洞对废除科举制度付出了巨大努力，其功绩不可磨灭。张之洞对清末文教改革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参与制定新的学堂章程，制定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学制，即颁行全国的“癸卯学制”。在“癸卯学制”之前，已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了１９０２年学制“壬寅学制”。但朝中大臣意见不一，于是清政府著令重新修订。张之洞素以“知学”著称，特别是在湖北“兴学育才”，名震遐迩，被称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１４］（Ｐ．２１）清廷遂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订学堂章程。实际上，重订学堂章程的任务主要由张之洞承担，“癸卯学制”主要出自张之洞之手。经过张之洞重订，“癸卯学制”比“壬寅学制”更加完【黑龙江史志２００８．１２】史志鉴研究１７

报刊简介

《湖广月报》 1904 年1月1日（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创刊。汉口圣教书局发行，英汉书馆印刷。月刊。每本售大钱十文。总理杨格非，计约翰、林辅华助编。该刊声称：“其宗旨即广人见识见，兴人德行。凡有益于圣教会与国家者，皆可登报。一切诋毁国政，谗谤官民，及不合真理之言，概行不录。因不深明文理者多，故本报文理官话并用，以期雅俗共赏。”栏目有：诗歌、论说、本地时事、各国新闻、教以纪闻、自然科学、论文与教会消息等。主要撰稿人有丁韪良、王理堂、刘介眉、祝德桢等。用有光纸铅印。线装书形式，宣统年间改变洋装。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1904年间部分原件，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有1910年第10期。《湖北女学日报》 1908年在武昌出版。日刊。主编冯德生。《湖北日报》 1908年7月创刊，在汉口出版。创办人郑江灏。协助他办报的有李介廉、王伯森、董祖椿、杨宪武等。办报人都是共进会会员。 1909年因刊登讽刺官场、攻击当道的文章，为鄂抚陈夔龙所忌，后又刊载《中国报纸于官场有特别之益》一文，陈更为忿恨，该报道为巡警道金鼎封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作“1906年创刊”，查1907年时郑江灏尚留学日本，1908年回国，疑误。《湖北地方自治白话报》 1910年创刊。武昌湖北地方自治筹备处出版。上海图书馆藏有1910年第三期。《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地方性刊物。1904年（光绪三十年）创刊。月刊。编辑兼发行者为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该会由留日学生张百熙等组织。刊物的实际主编人吕嘉荣。印刷者伊藤幸吉。1906年后曾一度停刊。1908 年11月15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出刊新第一号，编辑与发行者仍为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社址原在日本东京年＃区鹤卷町201番地，出版新一号后，迁往淀桥柏木。栏目有：论著、调查、译述、杂录等，大致都为阐述地方自治及介绍国外自治问题的文章。湖北省图书馆、政治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有部分原件。《湖北自治报》 1910年10月创刊。湖北自治筹备处编印，在武汉出版。上海图书馆藏第一期。《湖北农会报》湖北农务总会的会刊。1910年5月23日（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创刊。在武昌出版。初为月刊，1910年11月2日第七期起，月出二册，第十三期起（1911年2月23日），又为月刊。编辑占瑞廷。栏目有：图画、谕旨、主张、论丛、章奏、文牍、讲演、译丛、报告、纪事、海外农事、附录等。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原件。《湖北官报》湖北的封建官报。1905年4月5日（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一）创刊，在武昌出版。张之洞创办。江汉关道梁嵩生为总办，任承纪为总纂述，沈宝枢管财务。杂志形式，线装。该报系在《汉口日报》基础上创办，1907年又将《汉报》合并。体例由张之洞手订，强调“正人心，增学识”。主要栏目有：圣训、上谕、官抄、辕抄、要电、要闻、政务、科学、实业、杂纂、图表、论述、国粹篇、新说郛、纠谬篇。其第一册的凡例提到“本报每旬出报一本”，第二册的扉页后有“本报原拟月出三册，兹印刷寄运太繁改为月出二册”的声明。可见实系关月刊。第一期赠送两万份。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均作旬刊，误。《湖北学生界》

晚清名臣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晚清名臣张之洞的教育思想一、张之洞的教育理念（一）张之洞的教育理念大家好!从古代一直到现代，有在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教育家，也有在教育方面有独特创新的教育家。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端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位教育家，他颁布了近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对废除封建科举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颁布这个章程的这位著名教育家在其他方面，比如在清代的社会政治改革、经济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位教育家就是清末的张之洞。张之洞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大的建树就是在1903年11月26日，和荣庆、张百熙拟定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他在教育方面最大的贡献，也是他在教育改革方面重要的贡献。这个章程是我国第一部正式颁布执行的近代学制章程，对于废除1300年来的科举制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张之洞在清末教育史上堪称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主持的这个教育改革博采了外国学制的优点。这个时期，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末期，虽然闭关锁国是当时的政策，但是也阻挡不了国外先进文化、先进教育思想的传播，所以当时的一些教育家或者在教育行业中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对西方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见识或者理解。

（二）张之洞的教育实践这样就对传统教育的科举、书院、私塾开始实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在中国传统的教育当中，书院、私塾、科举制度是比较盛行的，也是一个主要的教学方式。癸卯学制的颁布实际上是把教育当中的一些形式加以改革了。这个章程把普通的师范和普通的中学学堂、学校的优点突出出来了，把普通的师范和普通中学学堂分开，设立不同的机构。高等师范和高等学堂开始分设，师范又有不同的等级，根据老师的层次，比如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师范分为初级、优级这样两个级别。初级收小学毕业生，小学毕业生毕业之后可以到初级师范院校来学习，当他们毕业之后就在小学任小学老师，这是当时的一个改革措施。优级收初级师范毕业生和普通中学毕业生，这是培养初中老师和普通中学老师的师范院校。所以在当时高等师范和高等学堂就开始分设了，这样一个分不同层次培养教师的模式就出现了。这个章程颁布前，全国政府主办的学校还挺少的。章程颁布之后，到1910年，官办学校，我们叫公办学校就非常多了。可见这个章程的颁布对清末的教育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学校增多了，学生就必然增多了。求学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扩大，功劳应该是谁的呢？就是张之洞的。张之洞功不可没，在1907年的时候，他被升任为学部大臣

试论张之洞的为政之道

试论张之洞的为政之道张之洞是一个让人产生困惑的人。阅读其在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劝学篇》，再比较其本人的所作所为，会发现其中有诸多矛盾之处，颇为令人费解。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张之洞，从文化生命内核这个维度对张之洞进行了人文意义上的解读，以试图理解其看似矛盾而合理的一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上张之洞的本来面目。标签：张之洞；中庸；为政之道一、令人困惑的张之洞张之洞是一个让人产生困惑的人。阅读其在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劝学篇》，再比较其本人的所作所为，会发现其中有诸多矛盾之处。按照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方法“解读文本、理解对象、体验生命”的思路来理解张之洞这个对象，似乎存在不少困难。说他是爱国者，为何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即将入京）之时，他和刘坤一等一道策划“东南互保”，出卖“粤汉”、“川汉”铁路权益？说他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一个典型的忠君者，为何当朝廷需要他“北上勤王”时却宣布“东南互保”，置朝廷命令于不顾？再者，就忠君而言，他忠的是哪个君？是封建统治名正言顺的以光绪为代表的“帝党”之流还是对他曾有过赏识提拔之恩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之流？说他食古不化，他又主张“知变”，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说他崇洋媚外，他又提出“器可变，道不可变”，竭力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概言之，这是一个矛盾的人，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虽“盖棺”已久，但尚无“定论”。二、张之洞的为政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一个普通的儒家士子以科举而进入官场，从不掌握实权而自命清高的“清流”到掌握朝政大权的“洋务派”，从力举和声援维新变法的开明官员到反维新、反义和团的中坚分子，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点：张之洞是一个颇识时务的人。他对时局的把握和自身利益之间的关联之间的权衡，对一个儒家士人的固有坚持与适度的变通之间的把握，无不显示出一种儒家的精神已经深深渗入他的生命内核与骨髓，我们把此种精神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极高明而道中庸”语出《中庸》第二十七章，原文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认为，这是对张之洞为官处世之道的最好概括，张之洞的所有看似矛盾之处均可于此处得到解释。那么何谓“中庸”呢？从古汉语习惯“中”字前置用法，似可理解为“庸中”，表面意思即为平常之中、平庸之中。但孔子把它称为“至德”，子思称之为“圣人之德”；自宋元以后，更被视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其意绝非如此简单。我们认为，“中庸”绝不是一种无能的平庸，而是一种内敛的高明；虽是一种高明之道，但它却通过平常表现出来。这正是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国历史故事-晚清牛人徐寿简介徐寿的历史功绩

中国历史故事-晚清牛人徐寿简介徐寿的历史功绩说起晚清英豪，李鸿章、张之洞、曾国潘等人肯定第一时间浮现大家脑海。本文给大家介绍的晚清牛人不在此列，他是真的牛，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牛人就是晚清科学家、中国近代化学启蒙者，造了中国第一艘军舰，建了中国第一所科技学校，一人撑起中国近代军工业半边天的徐寿。听到这些头衔，可能大家也并不是很熟悉。但要说另一件事，大家就不可能不熟悉了。学习过化学的朋友们，在当初刚接触化学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必背，那就是化学元素周期表。而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就是徐寿翻译命名的，可见徐寿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地位。 1818年，徐寿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和很多人一样，徐寿最开始学习的是诸子百家、四书五经、八股文，是冲着科举考试去的。然而徐寿明明十分聪慧，但是却连个秀才的考不上。科举失意，大多数人应该十分伤心。但是徐寿不，他说：“尝一应童子试，以为无裨实用，弃去。”俗一点大概是说：“八股文有个毛用，老子不学了！” 放弃当时的“通天大道”，徐寿转而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他读书杂，什么都看，山川、物产、地理变迁，还有数学、天文历法、物理、音律、医学都涉及在内。他还根据书中所学，自制指南针、自鸣钟。徐寿喜欢器械科学，他不仅潜心研究中国历代科技典籍，同时也想方设法的搜罗中国翻译的西方科技著作。当时中国没有系统学习科学的书院，徐寿一切都靠自学，由此还结识了另一位科技爱好者华蘅芳。在一片研究八股考试的人中，找一个爱好科技的知音多难啊！两人一见如故，组成cp闯天涯，共同探讨和研究科学知识。徐寿学习讲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科学知识必须用于实践检验。当时没有咱们今天的实验室那样，想要什么工具都有。没有工具，徐寿就自己做。他曾经在进行物理实验的时候，需要一个三棱镜，买不到就用自己的水晶图章硬磨出来。就是这样潜心学习研究，徐寿渐渐的闯出名气，连当时像李鸿章这样的清朝大臣都听说了他的名字。后来清廷“师夷长技以制夷”，展开洋务运动，徐寿就

张之洞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学术论文张之洞对中国近代发展的贡献系别：物流与信息管理系专业名称：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生姓名：许泳杰学号：13101509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完成日期 2011年 1月 29日

摘要：张之洞是东南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四抵外辱。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其间他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以及对教育、实业的发展贯穿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他是当之无愧的晚清功臣。关键词：张之洞、贡献、武汉、实业、学堂正文：一、在战事中的贡献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与投降派和一般的主战派不同，正确的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野心，提出了“迁都、勤王、借款、购舰”的正确主张，并历史性的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观点：“战即不能胜，岂可尽扫诸军？彼孤军远征，粮弹皆靠海运，分兵守则军势弱，不守则接济断，彼时一败即不能支”。在辛丑事变中，他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指出：“自古乱民无以御敌，流言焉能兴邦”；“以中国之力与八国启衅，不败不已；八国乃联入华，不胜不休”。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主张二、大办实业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即卢沟桥——汉口，后来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另外一件是把武汉三镇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也是军事工业基地。他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为了“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毛泽东曾经说过：“重工业不能不提张之洞”。1895-1913年，武汉地区有厂矿28家，仅次于上海的83家，多于天津的17家和广州的15家。资本总额1724万元，仅次于上海的2387万元，多于天津的579万元和广州的431万元，均居全国第二，武汉被称为东方的芝加哥，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此后闻名天下（汉阳步枪在八年抗日战争都还在用），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及实践探究

兰台世界2012·11月下旬一、“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背景 19世纪初，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平静的清王朝统治。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的，是近代西方的政治、文化、军事等内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痛感中国的落后，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在向西方学习具体的观点上存在许多的分歧，积极学习派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同时也要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消极学习派则只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对于文化、政治制度等内容则坚决抵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之洞开始了寻求革新之路，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的影响，张之洞开始从军事人才培养和军械装备入手，同时兴办各类新式军事学校，从而开始了其“中体西用”思想的初步尝试与实践。1898年，张之洞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造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叛道之弊”，标志着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正式形成。二、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 1.“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基础。1898年，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在该书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劝学篇》一书共分为内外篇，一共24篇[1]。其中内篇包括九个部分的内容，分别是：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和去毒，内九篇的内容谈以中学为体，旨是“正人心”，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要是教育人们要奉行孔孟之道，遵守传统的封建道德规范，效忠于封建统治者。外十五篇，主要谈西学为用，宗旨是“开风”，内容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攻教、非弥兵，主要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总之，《劝学篇》的内篇中，张之洞将中学作为根本内容，其目的是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外篇中则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技艺等方面内容以挽救走向末路的大清王朝。从其教育意义的角度来说，张之洞系统论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 2.“中学”与“西学”的内涵[2]。“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包括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内容。这些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是根本。其特别强调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的地位，并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中学的精髓，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必须予以继承与延续，并指出这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同时其坚决反对西方所推崇的民权和男女平等的思想，由此可见，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是通过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来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西学”包括“西政”和“西艺”两部分，“西政”是指西方的具体政治制度以及行政管理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包括法律、教育、通商等方面的内容；“西艺”是指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包括算、绘、声、光、化、电等方面的内容。他认为，这些西方的新学对于国家政治、经济、国防等方面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其在引进西学时具有一个明显的原则，即对于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西学”可以引进，而对于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违背传统封建伦理纲常的文化则坚决反对，不予引进。从上面可以看出，“中体西用”思想中，中学和西学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其地位是不平等的。中学是本体，是核心、基础；西学之用，是在中学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作用。张之洞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当的变革，因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同，成为近代新教育制度的政策基础。 3.“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在《劝学篇》一书中，张之洞围绕中学和西学，提出了一个改革教育体制的思想纲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学制系统和教育结构布局的建立设想，学堂课程设置原则，中小学以及职业教育，师资自费以及人才选拔等。首先，张之洞建议各地建立不同的学制系统以及教育结构布局[3]。在京师建立大学堂，道府建立中学堂，州县建立小学堂，中小学为大学堂培养、输送人才。其次，关于学堂课程设置及课程层次，张之洞提出“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的原则，对于课程设置，其主张在各个不同学段，中学的四书五经作为必学之课程，而西学则根据年龄作适当的安排。第三，重视基础教育。张之洞提出“宜教少年”的原则，主张教育从娃娃抓起，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教育。第四，重视发展农工商矿并专业的发展。在极力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张之洞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他提出“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的主张，并积极举办各种职业专业教育。三、“中体西用”思想实践探索 1.系统教育设计[4]。1901年，张之洞和刘坤一上了“江楚会奏三折”，三折中针对“育才兴学”提出了以下四条改革措施：设置文武学堂，改革文科，停止武科，奖励留学。张之洞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教育系统的观点，勾画了教育系统的蓝图，并对从蒙学、小学、中学、大学的年限、课程、毕业职务等都有了具体的规划。1902年，在总结湖北系统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张之洞上了《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他强调国家的强弱与教育的水平息息相关，将兴办学校教育的意义提高到空前的高度，同时，奏折中针对系统化办学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与发展：首先，张之洞提出国民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思想。其次，通过大学造就国家有用的人才。第三，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员不迁就”的原则。张之洞不仅重视师资的专业训练，同时要求一切关于教育的行政人员等都必须对教育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够有效地解决教育当中的问题。第四，完全阐述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体育。 2.制定完整留学章程，规范海外留学教育。清朝末期留学运动快速发展，到海外留学成为一种潮流，随着大规模的留学生留学海外，一些进步思想在学生中传播逐渐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特别是1903年留日学生发起的抗俄运动，得到全国各学堂学生响应，震撼全国，清政府逐渐意识到规范留学教育的重要性。1903年，张之洞拟定了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及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入手，详细分析其“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内涵以及在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以期为当今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中体西用教育张之洞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及实践探究 □ 伊犁师范学院中国语言学院蔡红摘要关键词文史探源 WENSHITANYUAN 72

张之洞译文

张之洞《劝学篇》的西文译本黄兴涛张之洞写于戊戌维新关键时期的《劝学篇》，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部名著。以往，不少学者在评论此书时，多会提及它被译成西方文字的事。如冯天瑜先生在《张之洞评传》中就曾写道:“帝国主义对此书也深表欣赏，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帝国主义分子丁题良的《花甲忆记》也选录了《劝学篇》。[①]”但有关此书被译成西文的具体情况，却未见有更多的中文记述。因此，对一般人来说，该书到底有哪几种译本，它何以被译成西方文字，又究竟受到怎样的评价，却不甚了解。《劝学篇》的法文译本出现在1898年。译者为西班牙耶稣会士管宜穆(Jerorme Tobar, 1855~1917)。管宜穆1880年来华，曾任职于耶稣会江南教区，著有《中国与外国宗教》一书，并将开封犹太人的碑文译成法文。1898年冬，他在《中法新汇报》(I'Echo de Chine)季刊上连载了《劝学篇》的法文译本。是年底，该译本在上海由东方出版社作为“东方系列”的一种正式出版。《中法新汇报》的主编在译本的序言中称，管宜穆是“最早以外国语言翻译此书”的人。就译本的独立出版而言，应当说这一说法大体不差。1908年，该译本经过修订，又出了新版。新版对初版的翻译作了提炼，有所删节，同时补充了原本所漏掉的段落，在法国著名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的帮助和指导下，该书的中文原文也随译文附在了每页下端。实际上，这是一种法文和中文对照本。在1898年的法文译本序言中，译者对张之洞的爱国和所谓“慎重改革”精神，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赏。他指出，张之洞属于那种将爱传统同爱国视为一事，传统对他们来说即意味着祖国的那一类中国人。“人们常说在中国不存在爱国主义，这是经不起检验的。”序言还把当时中国主张改革的“爱国者”分为两类:一类以康有为等为代表，“希望骤然彻底地改变一切，将帝国一下子抛在改革的路上”;另一类则以张之洞等为代表，“更加慎重，步子迈得小些，以一种更持久的方式来进行建设”。其所推重的显然是后一种改革态度和方式。序中还历述了张之洞在中国的铁路建设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并声言“很久以来，西方人已经知道应还给张之洞精神以公正的评价”了。因此，序言最后认定，“无论如何，该书是鼓舞人心的”。1908年，该译本重版后，管宜穆在序言中依然保持了此种评价，但在表述上，似更加注意介绍该书的客观影响，亦即注重该书对于西方认识近代中国改革的“中国学”意义。同时，他也强调了该书的文学价值。序言写道: “《劝学篇》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对它的任何赞美都是多余的。本书的作者张之洞，因其超人的才华、担负的重任及为他的祖国所做的一切而闻名遐迩。他在书中所探讨的课题，即关于中国的革新，以及他所末取的方法和提出的建议，这一切都很自然地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我在此并不想谈作者那朴实、有力、引经据典而富于历史感的文笔，实际上，本文确实堪称现代文学的杰作。《劝学篇》的出现和它所产生的重大反响并不令人吃惊。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多次再版，并被译成法文和英文。与此同时，一些详细介绍它和对它进行理性评论的文章，也相继在外国杂志土发表了……10年后，张之洞的《劝学篇》仍未失去其现实意义。它提醒欧洲读者注意中国在步入进步道路上的这一起点，并表明了北京政府想要达到的目标。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一些虚夸不实的改革方案所进行的修正。我们出版于1898年的译本早已销售一空，而读者们仍然渴望读到此书。因此，现决定将译文修订再版。” 如果就在杂志上开始连载的时间而言，《劝学篇》的英文翻译可能并不晚于法文。自1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