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修身与修心绝学

曾国藩的修身与修心绝学

性格决定命运，抱负决定成就，良好的品性是成功的前提。在优秀的领导者身上，我们总是能发现许多优秀的特质。但是没有天生的领导，这些特质无一不是从修养中来的。自我修养，是领导者走向成功的起点。早年的曾国藩同平常人一样，也有很多缺点，然而他凭借着自己的修身工夫，确立了良好的品格。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修身艺术。

欲正人先正己

曾国藩语录：

1.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2. 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一些人有好为人师的毛病，总是轻易对别人的作为指指点点，甚至横加指责，满口仁义道德，但是，自己的作为却难以服众，说一套做一套。这样的人别人是会敬而远之的。

曾国藩说，正人先正己，“以己所向，转移习俗”。他恨官气，因此摒弃官府排场，禁止部下迎送虚文；他恨懒惰，自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

当然，曾国藩的这些认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自身经历中得到的教训。

曾国藩被朝廷任命为两江总督后，为了树立威信，整饬腐败到了极点的官风吏治，仿效当年武则天的办法，在总督衙门口设置了一个举劾匦（与今天的举报箱类似），号召军民将官吏奸弊等情事写成举劾书投入匦内，由总督大人亲自阅览。

这个举动引起了一些人的极大恐慌。当时两江总督衙门驻节祁门县，祁门县令包人杰就有大祸临头之感。他不惜重金，向一位当过48年刀笔吏、侍候过十多位县太爷的施七爹讨教对付办法。施七爹略施小计，便让曾国藩败了兴。

曾国藩开匦所拆开的第一封举劾书，就是检举其弟曾国荃打下吉安后偷运两万多银两回家的事情。接下来还有揭发曾国藩打仗无功，争权有术，办事不按国法等内容的举劾信。曾国藩

极为恼怒，明知道这是有人故意和自己作对，有心想查个水落石出，又怕事情一旦传扬出去更不好办，朝廷对握有兵权的汉人早有戒心，这些真真假假的事情怎能说得清楚？于是只好以“军务紧急”为由，撤掉了举劾匦。

一个小小的刀笔吏，竟能轻而易举地挫败堂堂封疆大吏、一品大员整饬吏治的雄心壮志，的确发人深思。看来，“打铁还须自身硬”，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至理。若是曾国藩本人的后院干干净净，施七爹即使再老奸巨猾，量他也“老鼠咬龟——无从下嘴”，包人杰也就难逃厄运了。无独有偶，在《元史张雄飞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至元十六年，地方高级长官阿合马的儿子忽辛犯了罪，皇帝下令让宦官和中书省共同审问。忽辛一个个指着执掌国政的官员们说：“你们都曾经用过我家的钱物，现在有什么资格来审问我？”这时，张雄飞说：“我收受过你家钱财没有？”忽辛说：“只有你没有。”张雄飞说：“这样，我当然可以审问你了。”忽辛终于伏法。封建社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可见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之风是何等的盛行。正所谓“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所以当忽辛指着一个个执政的官吏责问时，竟没有几个敢站出来说个“不”字。而张雄飞之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就是因为他的廉明正直，他没有把柄抓在别人手中。

从这样的事情上，曾国藩看得真切，要想“正人”就得先“正己”。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慎独”的自我修养办法。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因此，在他看来，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在临死的前两年，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

《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平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对“慎独”的宏论可谓鞭辟入里、振聋发聩。但是，认识到了还要能做到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从曾国藩的宏论中我们看到，“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的心念，是最难控制的。所以，内省就成了第一步的功夫，善念也罢，恶念也罢，首先要能够省察清楚；然后才谈得上第二步的功夫：“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而要清楚地察知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心静”又是前提。一个人若是天性恬静，自知极明，则没有话说；若这一方面的禀赋有所不足，则不得不借助于静坐等手段，以牢锁心猿，紧拴意马。宋、元以后，许多儒者都试用过这一办法、曾国藩也不例外。

曾国藩力求心静，所以他对自己的毛病看得一清二楚，改过迁善的愿望也就特别迫切，人格境界的提高也就非常之快。我们看到他的日记，就不能不佩服他自我认识的深刻，以及自我批评的严厉：

道光22年l 0月初2日：“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7日：“本日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都检点过不出来，自治之疏甚矣！”

11月初9日：“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初10日：“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

此！”

这是他初用功时的情形。我们再看看他晚年的几段日记：

同治8年(逝世前三年)8月20日：“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9年3月30日：“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

同治11年2月初1日(逝世前第四天)：“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郝！”

我们可以从日记中看到：62岁、逝世前第四天的曾国藩的那种惭愧自责的心情，与他31岁初修慎独时的心情，几乎一模一样，他是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啊！正因为他没有一天不是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的一切事业，才走得那么顺利，才有那样的成就，才那么的感人至深。

俗话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这话与“正人先正己”是一个理，对于我们来说，做人也有着前车之覆的深刻教训，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以收后车之鉴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完善自己、修正自己，才不会在别人面前“胆怯”，才站得直。

一日一心得

“慎独”就是人前君子，人后亦君子，这一点对于修身是非常重要的。坚持“慎独”，就会在“隐”和“微”上下工夫，即人前人后都是一个样，不让任何邪恶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

的道德品质高尚。然后才能“站着说话也不腰疼”。

谦受益，满招损

曾国藩语录：短不可护，护则终短。长不可矝，矝则不长。尤人不如尤己，如圆不如好方。用晦则天下莫与汝争智，谦则天下莫与汝争强。

“满招损，谦受益。”出自《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意思是说，自满的人会招来损害，谦虚的人会受到益处。它告诉人们骄傲自满有害，谦虚谨慎有益的道理。

毫无疑问，谦虚是做人的一种美德。世世代代的人们，奉谦虚为日常行动的圭臬，举谦虚为评价某人能否有所作为的尺度。很多的历史故事都告诉人们：谦虚是受人敬仰的，而骄傲自满不仅别人不齿，自己也会倾覆的。

古时候，有一种祭器叫欹器，孔夫子就是用它来教育他的学生的。有一次孔夫子带着他的学生进行教学实习，在鲁桓公的祀庙里，看到一具祭器。夫子便问学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这就是欹器。于是便叫学生提一桶水来，倒入欹器试试看。孔夫子告诉学生，当这器具没装水时，它是倾斜的，立不住的；当把水注到器具中间的时候，它就端端正正地立住了；当器具里装满水的时候，它就会倾覆歪倒。弟子如其所说一试，果然如此。孔夫子叹了一口气，然后对学生们讲：你们看明白了没有？世上没有什么是可以满而不倾覆的呀！

孔子说：“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理；近之，则不厌。”谦虚，是一种美好的品质。谦虚的人不露锋芒，不会恃才傲物，不会偏激、急进。一个人能拥有和做到谦虚这一美德，就加重了自己成功的砝码。

谦虚不傲是曾国藩成就大业，修成大儒的秘诀。后人龙梦孙在《曾文正公学案》中评价道：“惟其谦虚也，故常以事理无尽，不致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事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

曾国藩在给家人的家书中就提到说：“花言巧语悦人，只是扰乱自己的心神。闲言碎语渡终生，亦一定会扰乱你的精神。真正的高人从不自夸，夸夸其谈的一定不是高人。”

那么，怎样来识别谦与不谦呢？曾国藩指出：“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这就是说，谦是存之内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面色。谦不谦，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习惯于自以为是，颐指气使的，往往一副舍我其谁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让人难以接受。二是言语。言语是思想的外壳，骄横的人并没在额头上写上骄横二字，但言语之间透出的横气、霸气，却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因而想要谦，必须得言语温婉。三是书函。言语一变成文字，就白纸黑字了，所以落笔也要慎重，用词也要圆融，不要口气太大。四是随员。好官不但自己要谦谨，还要让随员学会谦谨，有的随员颇有气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乱帮倒忙，毁了主子的名声。所以选带随员要慎，管教随员要严。

谦虚的人，对人和气，善于让人。它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和品德，一种博大的胸襟。谦让并不是胆小怯懦，而是人生的一种智慧。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必须学会谦虚，只有懂得谦让才能赢得别人的信赖和支持，从而为事业的成功打下基础。不懂得虚心谦让，一味表现自己炫耀自己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和鄙陋，有时候还会处处树敌。孔子说：“做人的道理其实和这酒壶一样，博学的人要看到自己的无知，功高的人要懂得谦虚，勇敢的人要善于自爱，富裕的人要谨守节俭，人们常说不要善于骄傲自满，要取长补短就是这个意思了。”

懂得虚心谦让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之大者，它不仅仅局限于一时一事，而在于每时每事上。谦让也不只是为自己的完美，也是为了感染和融化周围的人，乃至提高周围的人。这可以说是“谦虚”的最高境界了。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王阳明说：“谦者，众善之甚；傲者，众恶之魁。”意思是说：谦虚，是诸多善行的基础；骄傲，是诸多过失的罪魁。曾国藩也说：“人必虚中，不着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所以，做人一定要谦虚，不讲任何

条件，然后在实际与人交往中才能做到真实无妄，也就是不欺不骗。二人的论点都在强调一点，那就是要做谦虚的人，从而避免出现过失。

谦让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它放弃的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追求的是腾出来的更广阔的空间，为的是积蓄成功的助跑区。

一日一心得

谦虚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和品德，一种博大的胸襟。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必须学会谦虚，只有懂得谦虚才能赢得别人的信赖和支持，从而为事业的成功打下基础。不懂得虚心谦让，一味表现自己炫耀自己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和鄙陋，有时候还会处处树敌。

自知者明，知人者智

曾国藩语录：人贵自知，自知则明。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是指“了解自己的情况，对自己有正确的估计”的意思。其中，智，是自我之智。明，是心灵之明。你了解别人，你就是有智慧的；你了解自己，你就是高明的。那么“智”与“明”哪个又更高一筹呢？智者，知人不一定知己，知外不一定知内；而明者，知己知人，内外皆明。显然，明，才是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具有真正的无限性和客观全面性。欲求真知灼见，必返求于道。只有自知之人，才是真正的觉悟者。

曾国藩长于战略规划及组织建设，具体的业务层面不是他的长处。他颇有自知之明，对部属充分授权，放手使用而不包办。这样部属既有成长空间，又有事业成就感，都很乐意为他效劳。

湘军总攻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前夕，曾国藩在前线指挥部检查工作。按常理，像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作为湘军统帅怎么都要在总攻前夕展现一把，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午夜时他执意要回后方。部属请求他坐镇指挥，曾答：带兵打仗不是我的强项，我留在指挥部肯定会干扰

你们的指挥，那样就会打败仗。

古语说得好：“人贵有自知之明”，何为“贵”，为何“贵”？贵，说明其难。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自知之明的人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地对待他人，从而立足于社会，建功立业。

那曾国藩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智是从何得来的呢？是他天生就有的吗？显然不是。其实，曾国藩的自知之明正是来源于他的惨痛教训：

曾国藩本是个文人，并不懂什么行军打仗的事，他直接指挥过几次战役：靖港之役、湖口之战、祁门之战，每次都是大败亏输、铩羽而归，自己也差点丧命。尤其是湖口之战，他差点就跳湖自尽了，幸好身边的卫兵及时拉住了他。但他由此认清了自己在指挥作战方面的不足。此后，他一直致力于调度将领，决不插手具体的作战指挥。曾国藩前后任用的将领有：左宗棠、李鸿章、李续宾、李元度、曾国荃、胡林翼等人，这些人都是鼎鼎大名的战将。

曾国藩自认为，他并不是一个聪明人，据说，在曾国藩少年的时候，为了背一段古文，反反复复读了不下百回，可始终不能背诵，以致激怒了躲在他床底下准备趁机行窃的小偷。这个等得不耐烦的小偷探身而出，当即流利地背诵给曾国藩听，把曾国藩羞得哑口无言、呆若木鸡。可以说，小时候的曾国藩甚至是显得愚钝的，那么他是凭借什么成就了名垂青史的功业呢？

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自知之明”。曾国藩认为做人不仅要看到自己的长处，更要看到自己的短处，而且对自己的短处要勇于向别人承认。他给曾国荃的信中就说：“弟谓余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诚不免此弊，以后当留心惩改。”曾国藩始终不放松对自己的检点，常常以一种自责的心态来要求自己，体现出了他严格的自律精神。

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那就要着手去改变、去完善。曾国藩的做法是从一开始就开始注意结交名家，向名家多学习，使自己向他们看齐。他当时比较推崇的有两位，都是当时的理学重

要代表人物。一位是大理寺卿唐鉴，曾国藩结识他以后，经常向他请教，并写信告诉友人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自从认识了唐鉴先生，才算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学问的门径”；“听了唐先生的话，我就像瞎子见了光明一样。”

另一位是著名理学家倭仁。倭仁每天从早到晚，言行饮食，都有札记。凡是自己的思想行为有不合乎义理的地方，都要记下来，以期自我纠正。为了学习倭仁，曾国藩也效仿对方：每天将自己的想法和行为都记下来，以便随时检点自己；他还为自己规定了12门课程，每天照着执行；将所写笔记定期送倭仁批阅。

另外，曾国藩还与当时的一些京师名流学者结识，学习他们的长处。如，何绍基擅长书法诗词，使曾国藩一生都很重视写字和做诗；吴嘉宾学有专长，告诉曾国藩治学应专攻一门。曾国藩非常佩服，写信给几位弟弟说：“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诸子百家，但当读一人专集，不应东翻西阅。一集还没有读完，就绝不换读他集。”

在这些人的影响和自己的努力学习下，曾国藩无论是性格还是行事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使他逐渐养成了沉稳凝重的个性，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够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可见，一个人只有深入地了解自我，才能有正确判断其他事物的基础。所以先深刻地认识自己才是进步与修身的基石。

国画大师张大千很有自知之明。徐悲鸿曾经称赞他可以领五百年画坛之风骚，然而张大千说了一番话：“当代的我国画坛，人才辈出，我侧身其中，常感得益良多。真的，不是说客气话，能把山水竹石画得清逸绝尘，我不及吴湖帆；论气韵的刚柔相济，我不及潘心畲；明媚软美，我不及郑午昌；画瀑布山岚，我不及黄君碧；论寓意深远，我不及陈定山、谢玉岑；画荷菱梅兰，我不及郑曼玉、王个簃；写景入微，不为方寸所囿，我不及钱瘦铁；画花鸟虫鱼，我不及于非闇、谢稚柳；画人物仕女，我不及徐燕荪；画鸟鸣猿跃，能满纸生风，我不及王梦白、王慎生；画马，则当数你徐悲鸿先生，赵望云当然也是佼佼者；还有汪亚尘、王济远、

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道兄无一不在我之上。徐先生说我能领五百年画坛的风骚，我哪里担当得起啊！”张大千一口气能说出二十多个画家的名字和他们的艺术特点、风格，一连都说“我不及”，想必一定是对自己、对他人有了深刻认识才能做到，而绝非虚情假意的自谦。

因此，儒家认为，能够客观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不看低自我，更不看高自我，发挥自己之能又不强己之难，便是一种明白、一种聪明、一种精明。

一日一心得

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清楚地知道自己、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看清自己的不足，然后去改变、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知之明是修身养性的前提和基础。

可以有傲骨，不可以有傲气

曾国藩语录：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于此字致于颠覆。

咸丰十年（1860）九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道：

“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弟日内默省，傲气少平得几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交勉之。”

写这封信的背景是：他的弟弟曾国潢和曾国荃时常有骄傲的姿态，特别是曾国荃，他在为朝廷建立功勋之后，几乎是目中无人了。这样的处事态度让曾国藩十分担心，于是多次借由书信训勉告诫曾国荃，期望他能有所省悟改进。

关于懒惰、骄傲的告诫，在曾国藩的整部家书中俯拾即是。曾国藩曾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

孔子曾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更把“骄乐”归于损者三乐之一。因为傲慢会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周围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无论是什么时候，做

人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是一个不败的法宝。

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座右铭是——“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气”和“傲骨”虽一字之差，实际上却相去千万里。傲骨，是不动声色，“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的真实写照；傲气，则是哗众取宠、盛气凌人的绝妙表演，是“不可一世、趾高气扬”的最好注释。傲气是人心浮气躁的表现，而傲骨则是人品性顽强坚毅的反映。

“介子推傲骨拒晋公”、“张良傲骨归山隐”传为美谈；“项羽傲气失江山”、“罗成傲气命不长”让人惋惜。人应该有傲骨，而不应该有傲气，因傲而致败的例子，真实不胜枚举，很多事情都坏在“傲气”上。

张说是唐玄宗时的宰相，既有智谋，又有政绩，很得唐玄宗的信任，他也就恃宠而骄，目中无人，朝中百官奏事，凡有不合他的意的，他便当面斥责，甚至加以辱骂。他不喜欢御史中丞宇文融，凡是宇文融有什么建议，他都加以反驳。中书舍人张九龄对他说：

“宇文融很得陛下恩宠，人又有口才、心计，不能不加以提防！”张说轻蔑地说：“鼠辈，能有什么作为！”

偏偏张说自己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人，他贪财受贿，终于被宇文融抓住了把柄，向皇帝奏了他一本，朝廷派人核查，果然如宇文融所说。这一来张说神气不起来了，吓得在家待罪。当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望他时，他蓬头垢面，坐在一块草垫子上，一只粗劣的瓦罐中，盛的是盐水拌的杂粮，算是他的饭食，等待着朝廷给他的处分。唐玄宗知道了这个情况，倒颇同情他，想起他毕竟是有功之臣，便只撤掉了他的宰相职务，并没有另加惩处。

一个最得宠的大臣，他的傲慢在人际关系中主要体现为三点：对上司越发恭顺，以保其宠；对同僚排斥倾轧，以防争宠；对下属盛气凌人，以显其宠。曾国藩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作法，这样一来势必树敌太多，使自己陷于孤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位权势者都有自己薄弱的环节，不要因为一时的恩宠而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一尊打不倒的金刚。

谦逊是医治“傲慢”的良药。曾国藩不仅自己“谦逊”，还常常以此来告诫、约束部下。有一次，手下大将鲍超因功晋职时，曾国藩告诫说：“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谨慎，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前次曾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相劝，务望牢记在心。”他还经常以“谦逊”二字教导鲍超说：“观古今以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来示所谓尽心竭力，做得一分算一分，此是安心妙法。”又说：“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觉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臬署专以刑幕为重，公事繁琐，不如专心论兵。阅历较实，名望亦隆。文移体制，外任与京秩不同，自宜以谦。”

此外，曾国藩晚年在总结为人之道时，把“傲慢”与多言看作是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只有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

谦逊并非自我贬低、自我否定，而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自我肯定。只有那些肤浅而又短见的人，才喜欢在大家面前粉饰、吹嘘自己。他们总是陶醉在自我营造的一种浅薄、自命不凡的感觉中。这样的人即使得势也不会长久的。

如果说傲骨是一种气质，一种风度，一种人格、一种素养、一种知识和道德综合后的存在，是人格的至高境界；那么傲气就是一种浅薄、一种庸俗、一种偏狭、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是人性中极为低劣的恶习。

让我们记住老子的话：“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一日一心得

“骄傲使人落后”，当一个人被傲气支使的时候，那这个人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他失去的不光是已经拥有的名誉、地位，还可能是生命。只有彻底放弃这种庸俗、浅薄的恶习，才能放低姿态，放平心态，以谦逊的态度来督促自己学习，才会以不知为耻。

管住自己的嘴巴

曾国藩语录：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多言生厌，多言招祸，多言致败，多言无益。

《朱子家训》有言：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意思是说：居家过日子，禁止争斗诉讼，一旦争斗诉讼，无论胜败，结果都不吉祥。处世不可多说话，言多必失。《曾国藩家书》中说：“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满口大道理的人，不一定是亲身证得的。一个人做事要有头脑，而不是夸夸其谈。人，一口二手，所以，要少说多做。

言多必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古人尚且对此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在交流渠道众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多加注意了。现时社会中言论虽然较之古时有较多自由了，但谨言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至真的道理。多言，被曾国藩列为三戒之一。这是因为曾国藩年轻时候也是个多嘴多舌的人，经常因为言语刻薄而得罪人。有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不但自己遭到了别人的讥讽，还让他很是尴尬。还有一次，上早朝时，他随口说了几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引起了同僚们的纷纷猜忌，结果搞得大家都疏远他，让他很孤立，也很狼狈。遭遇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后，他决心戒除自己多言的毛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七日，曾国藩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他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习惯一旦养成，戒除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三天，好友冯卓怀来访，他们于是一同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席间曾国藩和友人交谈甚欢，忘记了谨言的决心，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事后他感到非常的后悔，同时也对自己愤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

不能遽变聋哑，唯当谈话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要紧！要紧！)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在不断的修炼中，曾国藩认识总结出了多言的害处：

1.多言生厌。话太多了就容易让人讨厌，有事没事总在不停地说，好像自己什么都懂，别人都是傻瓜一样。

2.多言招祸。俗话说“祸从口出”，说得多了难免就有不该说的说了，不能说的说了，或者主观臆断，说出的话就好像挑拨离间一样。

3.多言致败。所谓“守口如瓶”，一个多言的人必然是缺乏警惕性，没有保密意识的人，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能说，全图一时口舌之快，导致给自己埋下失败的伏笔。

4.多言无益。话多了伤气，说话太多，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由此可见，多言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与其多言，还不如多行。我们常说“少说多做”，实干才能出成效，夸夸其谈永远是不可能有成绩的。

孔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是言语迟钝，结结巴巴，不善表达。“敏于行”则正好相反，敏是敏捷，手脚勤快，反应迅速。意思就是告诉人们，要谨慎地想问题，办事情，要善于把思想化为行动，切忌空想，说空话，或说了，想了，却又不去做，不去行动。聪明的人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他们在说话前都会深思熟虑，才不至于流于胡言乱语而招惹是非。相反，他们做事却从来不会拖泥带水的，以养成雷厉风行的性格。所以，《曾子·修身》曰：“行欲先人，言欲后人。”

曾国藩谨言的效果是显著的，他多言的毛病也确实改掉了。他从中认识到了慎言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告诫身边的人也要慎言。

曾国藩经常告诫兄弟和手下要戒多言。曾国华为人刚烈，说话苛刻。曾国藩特地给他取字为

温甫，让他说话温和些，少得罪些人。后来曾国华性情果然大为改观。

曾国华战死，曾国荃成了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一开始，不懂得官场规律，总是多嘴多舌，言出无状。曾国藩看到这些后，接连数次给他写信，甚至当面加以责备。咸丰十年(1860)九月，为了是否北上援解北京之围一事，曾国藩一直以“缓”字应付。而曾国荃不明其中道理，说了很多的话。曾国藩斥责道：“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经过几番苛责，曾国荃收敛了很多，曾国藩很是高兴，在给两个兄弟的信中说：“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谨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曾国藩对幕僚和部下也以谨言相要求。他在给叶光岳的批牍中教导说：“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家，做文章之高手，1866年入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并称四大弟子。他刚入曾门，曾国藩就告诫他要谨言。吴汝纶在日记中写道：

《三代世表序》中“盖其慎也”，“慎”为立言至要之义。余初见曾文正公，公告以立言宜慎，因自举其箴戒之询，有云：“慎尔毁誉，神人共鉴。”《史记》全部皆以慎为主，班氏亦能守其遗法，后之史书所以为秽者，由其不能慎也。

很多时候，一个人说得越多，错误和漏洞就会越多。在我们身边，经常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喜欢多说话，好像他们博古通今似的。这样的人，以为别人会很佩服自己，其实，只要有点社会阅历的人，都会不以为然。古希腊有一句谚语：“聪明的人，借助经验说话；而更聪明的人，根据经验不说话。”西方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叫：雄辩是银，倾听是金。

一日一心得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说得多自然出问题的几率也就高，错误和漏洞也就多，给自己、他人带来的祸患也就更多。一个人只有一张嘴，却有两只耳朵、两只手，所以，我们要少说、多

听、多做。成绩来自于实干，而不是夸夸其谈。

有先见之明才能抓得先机

曾国藩语录：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

做事有先见之明是很重要的，先见之明能够对事情的发展有预见性，能够提前判断事情发展的方向，从而即使采取应对措施。这样就可以减轻危害的程度，甚至避免危害的发生。

管仲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国家战略理论的开山鼻祖。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的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先见之明是其中之一。例如，管仲的朋友鲍叔牙是公子小白的师傅，公子小白即位为齐桓公后，因为管仲是公子纠的师傅，他借助鲁国的力量一心要保公子纠即位，射了公子小白一箭，差点儿把他射死，鲁国迫于齐国的压力，就把管仲囚禁起来，押送齐国。管仲在囚车里想：让我活着回去，准是鲍叔牙的主意。万一鲁庄公后悔，叫人来追怎么办？他就编了个儿歌，让役夫们唱。役夫们一边唱，一边赶路，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结果大家加快了脚步，本该两天的行程一天就赶到了。正如管仲猜想的那样，鲁庄公真的后悔了，便派人去追杀。此时，管仲一行早就出了鲁国地界，回到齐国了。事情也正如管仲所预料的，果然是他的好友鲍叔牙建议齐桓公保住管仲，也正是在鲍叔牙的力荐下，齐桓公重用管仲。这才有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创了中国春秋时期第一代霸主的事业。管仲临死前预见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四人将不利于国家，建议齐桓公疏远他们，但是这四个人都是齐桓公的宠臣，齐桓公离不开他们，渐渐地就把管仲的进谏忘了，后来果然是这四个人作乱，害得齐桓公被软禁后被活活饿死。

管仲显然是有先见之明的，要不是他事先预料准确，恐怕历史上也就不会留下“管仲”的痕迹了。

曾国藩在这方面也有着过人之处，他的先见之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湘军，一是倡办洋务。

清朝自道光皇帝开始，腐朽黑暗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在全国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斗争中，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了，而与此同时，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抗清大旗，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然而，面对反抗斗争，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兵和八旗兵等正规军在镇压“叛乱”中，简直不堪一击，毫无作用，根本无法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清政府的危机感迫使他们决心另外组建一支军队，来保护自己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建立起来了。

如果说建立湘军是出于朝廷的指派，那么，曾国藩已经认识到这支军队对自己的重要性，他明白，这支军队将是自己最大的资本，自己以后的仕途全系在这支军队身上。当然，要让军队发挥作用，就得有战斗力。为了加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针对绿营的腐败，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办法，使湘军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绿营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是湘军，清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是个问题。而正是因为湘军为清政府扫除了最大的内乱，相对巩固了他们的统治，曾国藩也因为湘军的战绩而晋爵封侯，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倡办洋务、在国内率先建立洋务工厂，是曾国藩的又一个先见之明。19世纪后期的清政府不光面临着国内的反抗斗争，还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他们“天朝上国”的美梦在帝国主义的大炮中被打得粉碎，落后的中国惨遭帝国主义的摧残和蹂躏。清政府丝毫没有抵抗之力，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下，中国成了半殖民地。率先觉醒的中国人开始寻求自强之路，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咸丰末年（1861），冯桂芬写了《校邡庐抗议》一书，提出应仿效西法，革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各种弊端，并在书中将自己的详细观点和建议一一列明。书成之后，冯桂芬送了一本给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他也正在寻找救国之路。曾国藩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已经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势日艰”的日子已经到来，因此感叹“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

从之”。

同治元年（1862），他在的一个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在这里，他是把镇压农民起义与抵御外侮相提并论的。在另一处又说：“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杪。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在这里他更把“夺英法之所恃”放在首位，而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放在次要的地位。可见，曾国藩抵御外洋的动机已经占据了上峰，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还没有思考到的。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的一次尝试。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把试造轮船作为它的首要目标。早在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安庆内军械所一创办，他就马上委托徐寿、华蘅芳等人试造轮船。在徐寿、华蘅芳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这只轮船尽管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曾国藩仍然感到特别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跃然纸上。后来他又派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打算进一步扩大军械所的规模，使轮船的制造有个大的发展。

曾国藩发展洋务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付洋人，虽然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最后被镇压，但是他明确表示太平天国已经构不成威胁了，而帝国主义已经成了最大的危机所在，所以，他未雨绸缪提前着手应对之策。关于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的动机，他自己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国藩辛酉（1861年）初次复奏购买轮船一折，即欲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厥后所购七船撤退，锐意另求造船之方，曾在安庆试办，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似可渐图自强之计”。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曾国藩看来，外国列强是当时最主要的敌人。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

“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为此，曾国藩等人把洋务运动推向了新的发展时期。他与李鸿章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机器企业——江南制造局。他是想通过自己造船制炮，进而建立一支近代海军。江南制造局开办之初，一方面因要制造枪炮供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另一方面也因经费困难，不得不使制造轮船的计划暂时耽搁下来。曾国藩十分焦急，他说：“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为了使制造轮船的计划能尽快地实现，他特奏留二成洋税，其中一成专供制造轮船之用。在曾国藩的大力经营下，制造局终于在同治七年（1868）造出了第一艘轮船，他当时欣喜地称：“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曾国藩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外文书。而另一个更好的举措则是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可以说当时国内各地之所以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等人的先倡之风。

一日一心得

一个人要成就事业，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先见之明就是一种远见卓识。一个人的先见之明首先是基于对事物准确、客观、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其次源于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的总结，可以从众多的现象中捕捉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做出准确的判断。做人要低调

曾国藩语录：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手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

中国有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等等，这些都是古人处世经验的总结。古往今来，实践低调哲学的人很多，但是曾国藩是最圆满地实践这种哲学的人。可以说

曾国藩一生都在演绎低调哲学，他之所以取得立德、立言、立功三方面不朽的成就，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甚至被推为圣人，都得益于这种哲学。

很多人都见到过秦陵兵马俑中的那尊被称为“镇馆之宝”的跪射俑，这尊跪射俑的姿态是弓弩射击的两种基本动作之一，也是防守或设伏时比较理想的一种射击姿势。因为这种姿势射击时重心稳，省力，便于瞄准，同时目标又小。

这尊跪射俑是秦兵马俑坑至今已经出土清理的一千多尊陶俑中，保存最完整和唯一一尊未经人工修复的兵马俑，仔细观察，就连衣纹、发丝都还清晰可见。而除跪射俑外，其他俑皆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由此，不禁让人们想到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低姿态是保全自我的万世之规。

三国时期曹操的著名谋士荀攸，智慧超人，谋略过人，他辅佐曹操征张绣、擒吕布、战袁绍、定乌桓，为曹氏集团统一北方、建立功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朝20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他能谨以安身，避招风雨。曹操有一段话形象而又精辟地反映了荀攸的这一特别的谋略：“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可见荀攸平时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参与军机，他智慧过人，连出妙策；迎战敌军，他奋勇当先，不屈不挠。但对曹操、对同僚，却不争高下，表现得总是很谦卑、文弱、愚钝、怯懦。

他为曹操“前后凡划奇策十二”，史家称赞他是“张良、陈平第二”，但他本人对自己的卓著功勋却是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从不对他人说起。有一次，荀攸的姑表兄弟辛韬曾问及他当年为曹操谋取袁绍冀州的情况，他极力否认自己的谋略贡献，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做。

就这样，荀攸与曹操相处20年，关系融洽，深受宠信，但却从来不见有人到曹操处进谗言加害于他，他也没有一处得罪过曹操，使曹操不悦。建安十九年(214年)，荀攸在从征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