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郁达夫小说的“苦闷”主题

论郁达夫小说的“苦闷”主题【来自: 约翰格利特(死理性派控制狂) 】

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分析他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作品与他的人生经历是一脉相承的。郁达夫的小说始终体现着感伤主义色彩和消沉悲观的情调，体现着它独特的“苦闷”主题。可郁达夫的“苦闷”小说在作者不同的人生阶段又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小说主要体现为“性苦闷”；在回国后的1922---1926年间的小说主要为“经济苦闷”；1927——1935年的小说主要为“社会苦闷”。郁达夫“苦闷”小说的形成既与郁达夫“卑己自牧”的性格有关，也与时代苦闷有关。虽然人们从他的作品中很难看到前进的道路，但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不仅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个革命战士。

关键词：郁达夫、自叙传、性苦闷，经济苦闷，社会苦闷。

在中国的文坛上，郁达夫无疑是个另类。它的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在二十年代中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他以自我暴露的笔触，很好印证了“文艺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我们读郁达夫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小说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联系，一脉相承。翻开他的文集，就好像在阅读他的人生。仿佛他已跃入文中，向我们讲述他那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下面我们就从郁达夫的小说入手，深入分析，探索他小说中所蕴含的强烈的“自叙传”色彩。

郁达夫是我国“五四"新文学发展史上最负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他的小说创作影响最大。从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到1935年完成最后一篇小说《出奔》，为时凡十五年，数计四十余篇。郁达夫曾多次申明和强调过他的艺术主张和对文学的见解。他“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p203《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选自《郁达夫研究资料》）那么从自叙传的角度出发，郁达夫不同时期的小说带有怎样的自叙传色彩呢？

一性苦闷时期（1921——1922）

1896年，郁达夫诞生在秀丽的富春江畔的小城——富阳。1913年随哥哥去日本留学。第二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获得官费生资格，开始官费留学生生活。在课余之暇，开始接触西洋文学，“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独思托以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作家，转到了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后来甚至于弄得把学校的功课丢开，专在旅馆里读当时流行的所谓软文学作品。在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这些伟大的古典巨匠的作品，哺育了年轻的郁达夫，使他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命，带领他踏上文学的创作的路途。1921年，他的处女集《沉沦》（包括《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三篇小说完成，1921年9月，他曾回国任安庆法政学校英文教员，半年后又回日本，这期间除了编辑《创造》季刊外，还写了《茫茫夜》《怀乡病者》《风铃》《秋柳》等作品。……这时期郁达夫作品的基本特色是：通过青年的变态心理的刻划和爱情的苦闷与性的苦闷的描写，表现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受到时代窒息的青年的内心呼唤；表现了他们的苦闷与彷徨；表现了他们对于个性解放的要求。他用独白式的抒情，诉说了青年内心的烦悒与苦闷；他更以大胆的坦白的描写，来同旧的制度和封建道德对立。”（曾华鹏范伯群《郁达夫论》）“性苦闷”是郁达夫这一时期小说的突出主题。正如沉沦的主人公所说，“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他对日本女子外貌的娟美是非常倾心的，而日本少女对支那人的歧视使他不可能得到异性间真正的爱情，他当时有是处于青春期荡起潮汐的年龄，有性的冲动和情欲的要求，生理的欲求受到压抑，有压抑生出苦闷，有苦闷陷入悲观，由悲观而不得不作践自己，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心理变态，他在

被窝了一次次犯罪，有意无意地窥视少女洗澡的情景，偷听一对情人的野合，冒险走进一家妓院，藉以求得性欲的满足，结果又遭到侍女的冷遇，他一方面为自己如此堕落而感到羞愧不已，另一方面又不甘沉沦，感受到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屈辱，同时他又忍受不了缺乏爱的生活，“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没有爱情的生活，岂不同死灰一样吗？”他的苦闷，是人的意识觉醒之后要求灵与肉的满足，然而却受到压抑所导致的精神苦闷。作为弱国的子民，他在不可能找到精神之爱的情况下，退而求其生理的满足。这种感情的追求与肉体需要的错位无疑给人一种巨大的痛苦和矛盾，再加上这种单纯的性欲满足的对象又是瞧不起自己的异族女性，这就更进一步加深了他苦闷的程度，他的苦闷是双重的，生理的欲求与精神的痛苦，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苦闷相互交织在一起。

二十多岁的郁达夫为什么能写出性苦闷的小说呢？这与当时留学生所处的弱国子民的

境遇有关，更与郁达夫的敏感而有多情，自尊而有孤傲的性格有关。

1913年，郁达夫随长兄东渡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强烈的意识到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屈辱的社会地位，并由此激发起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却看那时的中国，十九世纪末，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签订了“马关条约”；1901年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侵略，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民国成立后，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派兵占领胶济铁路沿线和青岛；1915年袁世凯则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侵略要求，丧心病狂的出卖大量中国主权。中国象一头任人宰割的羊，遭受到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其野蛮的屠戮和蹂躏。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低落，使日本的一些怀有狭隘民族感情的人对中国产生歧视和鄙视的情绪；而那些漂泊重洋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也由于祖国母亲的瘦弱和憔悴，而从心中生出严重的自卑感。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亲身感到这种民族歧视的寒冷气氛，而沉重的民族自卑感也常常压得他喘不过起来，使他沉浸到“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中”（《雪夜》）。同时，对于刚刚进入青年期而又多愁善感的郁达夫来说，这种因民族歧视而产生的羞耻和自卑又往往是从男女间的关系敏感的反映出来。他说“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而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映，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他又说，在和日本少女接触中，她们“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字，那里还能够维持她们的常态，保留他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的想象不出来的。”（《雪夜》）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郁达夫在《沉沦》中发出了这样的呼喊：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贫穷落后的中国和郁达夫的留学生活是郁达夫“性苦闷”小说产生的现实根源。可同时代的鲁迅和郭沫若同样留学日本，怎么写不出“性苦闷”的小说呢？这更主要的还是与郁达夫“卑己自牧”的性格有关。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诞生于浙江省富阳县城内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1904年，入富阳城内的公立书塾“春江书院”学习，“九岁题诗惊四座”，他自小便聪明早慧。 1907年，郁达夫12岁，转入由书院改建的学堂－－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令郁达夫终生难忘。当时在富阳，“洋学堂”是一般人崇拜和惊异的目标。郁达夫进学堂时“在全校的学生当中，身体年龄，都属最小的一点”（《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但他却成绩优秀，受到堂长和知县的提拔，升入了高两年的班级。

年幼无知的郁达夫在这时为虚荣心所驱使，竟向母亲提出了无理的要求：为他买双皮鞋。当时母亲为“凑集学费，已罗掘得精光” （《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不得已就只好老了面皮”带着郁达夫，“上大街上的洋广货店里去赊去”，所有的店主开始都笑脸相

迎，但一听到赊账二字时“都一样的板起了脸，放大了喉咙，说是赊欠不来”，母亲不得已终于回家拿了一大包衣服“上当铺去以衣服抵押现钱”。郁达夫见此情景，不禁心酸至极，“哭着喊着”，赶上了后门边，把娘抱住“绝命地叫说：娘！娘！您别去罢，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店家，那些可恶的店家！”（《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

有过这场“皮鞋风波”后，郁达夫后来非但“皮鞋不穿”，就是衣服用具都不用新的了。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这场小小风波带给他的打击时写到：“自从这一次风波之后，我非但皮鞋不着，就是衣服用具，都不想用新的了。拼命的读书，拼命的和同学中的贫困者相往来，对有钱的人，经商的人仇视等，也是从这个时候而起的。”（《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皮鞋风波”给当时年仅12岁的郁达夫内心深处所造成的创作在于，一方面庄然使他对有钱人、游手好闲的宦官子弟开始产生了敌视的情绪，但另一方面却也逐渐养成了他那生性敏感且孤傲的性格。而且这些性格影响了郁达夫的一生，也充分表现在他笔下的不同主人公身上。

1911年2月，郁达夫离别富阳到杭州，考入杭州府中学。在学校里，因为不善交际，衣着朴素，不太说话，但“做起文章来，竟会压倒侪辈”，郁达夫被同学们称为“怪物”。加上毕竟是省城的中学，乡宦家子弟居多，郁达夫对他们那种“熏香傅粉”、“卖弄富有”者表现出了明显的恶感和敌意，因此“‘怪物’之名就愈传愈广”，郁达夫同他们之间筑起了一堵高墙，他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这样，在杭州的学习生活使郁达夫先前所有的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愈加明显。他一方面习惯于这种孤独、游离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却又深受这种生活的压抑。

郁达夫从小学到中学由于内外因素结合，逐渐加剧了郁达夫那畏怯、矜持和孤独的性格。不幸的是，这种性格伴随着他东渡日本，并在那个岛国被进一步的加剧，演出了一幕幕郁达夫辛酸、孤独的留学生活片断，促使了他下定“索性沉沦到底”的决心，终于在日本过着一种放荡、麻木的生活。这种性格也促使郁达夫最终拿起笔杆来宣泄自己内心的不满。可以说，他的这种敏感且好忧伤的性格也是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因素之一。换言之，这种性格造就了郁达夫早期“忧伤、厌世”的小说。

同时，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时期，当时日本文坛上流行的“私小说”对他也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从郁达夫的小说结构来看，他的作品缺乏深邃的哲理，不重视情节的变化，但十分重视细节的描写；作品中所表现的社会视野也并不宽广，但强烈的情感和直书胸臆的主观色彩却是极其浓厚。他笔下的大多数主人公：于质夫、伊人、他、我……是以“夫子自道”来形成他小说结构的特色，并且清晰地刻印着郁达夫本人的思想与感情的潮涌。关于这一点，郁达夫本人说：“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郁达夫《茑萝集.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

二经济苦闷时期（1922——1926）

1922年10月，郁达夫结束十年的留学生活回到祖国。刚刚逃离性压抑的郁达夫在《茑萝行》中说：“一踏上了上海的岸，生计问题就逼紧的我的眼前来，缚在我周围的运命的铁锁圈，就一天天的扎紧起来了。”（《茑萝行》）在安庆、北京、武昌、上海、广州的颠沛流离中，在一次次的创刊停刊的经历中，郁达夫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接触到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把生活的艰辛融入到作品中，他完成了《血泪》《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经济苦闷”小说。

《血泪》中，“我”结束在异国漂泊的生涯回来，刚到上海渡口，竟因为饥饿和衰弱的缘故晕倒在地，钱包也被人洗劫一空。没有路费回家，只得在上海住下了。在街上偶遇一位大学的同乡，他指引“我”去拜见因提倡人生艺术而阔绰十足的江涛。在江涛猫叫声的教唆下，“我”夸口称自己会做小说。并连夜赶做了一篇所谓的主义小说，换得一块钱的银饼而已。

《茑萝行》是郁达夫回国后有名的代表作。“我”把妻儿从旧家庭中接出来，打算长期共同生活下去，但为了生计，又不得不把他们送回老家去。小说以书信体的方式，表达了“我”的忏悔自责，读起来字字血泪，如泣如诉。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是一个在贫弱社会中失业流浪的小知识分子，他的生活来源是依靠翻译点稿费。他住在贫民窟中，生活艰难，又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他失去了一切世间的温暖。小说的主人公——陈二妹，是N烟公司的一个女工，只有十七岁。她每天要作十个钟头的工，一个月所剩无几。受苦的生活在她的心中播下了爱和恨的种子。她恨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

《薄奠》中的人力车夫，勤劳善良，辛勤拉车，但由于受着车主的残酷剥削，“一天到晚拉车拉来的几个钱还不够供洋车主的绞榨”，加上社会黑暗，物价不断上涨，因而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一家四口，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里。他才42岁，便背有些驼了，像一个50多岁的人。为了摆脱车主的压榨，他一心想积些钱买一辆旧车来拉。因而当他的妻子把他的三块多钱用去买了白洋布时，他非常恼怒地痛骂妻子把他的钱花完了。不久，他便被水淹死了，到死也未能实现他买车的心愿。

这一时期的郁达夫小说，虽没有完全摆脱早期表现“性变态心理”的痕迹，但与早期的“性苦闷”小说相比，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他通过个人贫困生活的抒写，诅咒了金钱和罪恶的社会制度；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中，作者突破了以往创作的主题范围，写出了他们诚朴善良的品格，平凡悲苦的命运，表达了对被压迫的劳动者的深切同情，作者后来也认为它们是“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的作品。

能写出经济之苦痛，是因为郁达夫本人有切肤之痛。

郁达夫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就不再领取原有的留学生的官费津贴了，他必须依靠自己工作去取得生活的费用。1922年9月郁达夫应安庆法政学校的邀请，再度到该校任教。他这次是偕同已经怀孕的妻子孙荃一同前往的。在学校里，课程枯燥无味，再加上受到恶劣分子的流言蜚语的中伤，郁达夫又陷入到苦闷的旋涡中。他很想辞职不干，但一想到，自己即将要有儿女，如果失业的话，那就更不知怎样维持生活了。在痛苦的处境中，郁达夫经常向孙荃大发脾气：““你去死！你死了我方有出头的日子。我辛辛苦苦，是为什么人在这里作牛马的呀。要只有我一个人，我何处不可去，我何苦要在这死地方作苦工呢！只知道在家里坐食的你这行尸，你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生存在这世上的呀？……”（《茑萝行》）当孙荃生下第一个男孩龙儿后，郁达夫在高兴之余，又担心日后会有更多的苦吃。日日喝酒后，郁达夫便声声的骂他的妻与刚出生的小孩，说他们是自己的脚镣。1923年2月初，郁达夫辞去安庆教职，在上海与郭沫若、成仿吴编辑《创造周报》，“弄得整个礼拜全没有空闲的时间，真真如做在泅船上的奴隶一样，动也不能动一步。”（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后来，又出版《创造日》，三人分用100元编辑费。 1923年10月应聘赴北京大学，任统计学讲师。本来月薪为一百七十块，但实际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块，根本不够他的开销，时常陷入经济困苦的折磨中。再加上课程的无味，远离妻儿的落寞，使他在精神上愈来愈沮丧。“常在脑里起伏的那些毫无系统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点上，成了一个霹雳，显现了出来：我是一个真正的零余者！”（《零余者》）郁达夫在北京的一年多时间，深感那里空气的污浊。自己在事业上也得不到发展，“以达夫之才，在北平住了几年，却始终是一位讲师，足见得那些朋友对于他是怎样的重视了。”（郭沫若《论郁达夫》）凑巧北京大学的石瑛要到武汉接任武昌师范大学的校长，并聘请郁达夫到该院担任文科教授。于是，郁达夫于1925年2月离开北京，赴武昌师范大学任教。但学校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使郁达夫深感愤慨，于当年11月底就辞职离校了。

1926年3月，郭沫若接受了广州大学文学院的聘请，又邀请失业许久的达夫和刚从法国回国的王独清同往广州。当时的广州，正是革命根据地。郁达夫之所以南下广州，是出于

对革命的向往，正如他在《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一文中所说的：“我觉得走消极的路，是走不通了，我想一改从前的退避的计划，走上前路去，所以我就不远千里的路往南方。”6月，因子龙儿在京患脑膜炎，郁达夫离开广州去北京。不料他抵京时，龙儿已经埋葬了四天多了，夫妻两人只能紧抱着痛哭。对于儿子的死，郁达夫深感痛苦和愧疚，认为自己“实在不该抛弃了他们，一个人在外面流荡，致使他那个小小的心灵，常有这望远思亲的伤痛”。（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中》，《郁达夫文集》第三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10月，郁达夫回到广州。在广州生活了一段时间后，郁达夫逐渐对国民政府产生了怀疑和失望，“一种孤冷的情怀，笼罩着我，很想脱离这个污浊吐不出气来的广州”（郁达夫：《劳生日记》，《郁达夫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在那里本想改变旧习，把满腔热忱，满腔悲愤，都投向革命中去的,谁知鬼蜮弄旌旗,在那里所见到的,又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一种幻想,如儿童吹玩的肥皂球儿,不待半年,就被现实的恶风吹破了。这中间虽没有写得文章，然而对于中国人心的死灭，革命事业的难成，却添了一层确信。”（郁达夫：《<鸡肋集>题辞》，《郁达夫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三社会苦闷时期(1927——1935)wAgdT/L

如果说“广州之行”只是郁达夫“社会苦闷”的开始的话，那么，随后的“广州事件”和与创造社成员的失和则使郁达夫彻底沉入到“社会苦闷”的深渊中，而且愈陷愈深。所以他在作品中显露出消极遁世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1927年1月郁达夫写了政论《广州事情》，发表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上。在这篇文章中，郁达夫以自己在广州观察到的复杂现象，揭露当时革命队伍中隐藏的严重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指出了革命的危机。他指出“说国民政府中有左右两派，都是不通之论，实际上只有一派在哪里扬威作事”，甚至认为“在这国民政府内在左右政治的大局的，只有几个人，几个和民众漠不相关的前世的伟大。”而“真正欲为民众谋利益的人，说话不灵，献计不取。”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当时的国民政府实际上已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操纵了。郁达夫的揭露，对人们认识国民政府右派的本质和危害，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2月12日，郁达夫却收到郭沫若的一封信，指责《广州事情》倾向太坏。3月1日，成仿吴也在《洪水》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郁达夫。果然不出郁达夫所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无数的革命者和民众遭到了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因对发表《广州事情》的看法不同，更由于创造社同人对郁达夫的怀疑和不信任，郁达夫与创造社成员积怨越来越深。直率的郁达夫愤然在报纸上刊登《郁达夫启事》：“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诈，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先事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所发表之文字，当有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从此，郁达夫完全脱离了自己创造起来的创造社，与自己的好友郭沫若、成仿吴也失去了和气，这恐怕是郁达夫始料未及的。郁达夫在《日记九种．后叙》中说：“……如何的作了大家攻击的中心，牺牲了一切还不算，末了又如何的受人暗算，致十数年的老友，都不得不按剑相向，这些事情，或者这部日记，可以为我申剖一二。”这一年，郁达夫写出了小说《微雪的早晨》。

作品中的主人公朱雅儒是一个穷大学生，家住在农村。他勤奋读书，学业优秀。不仅如此，他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有很清楚的认识，“谈到了当时的政治及社会的陋习，他却慷慨激昂，讲出来的话句句中肯，句句有力，不象是一个读死书的人。尤其是对于时事，他发的议论，激烈的很，对于那些军阀官僚，骂得淋漓尽致。”经济的拮据，他并不计较，唯婚姻的不如意使他郁闷痛苦。特别是他所爱的小时同学陈惠英不得不嫁给一个小军官，给了他很大地刺激。他从个人的遭受而联系到所处的社会，悲愤不能自己。他于是拼命喝酒，“放声骂社会制度的不良，骂经济分配的不均，骂官僚，末了他尤其攻击北方农民阶级的愚昧，无所不至。”最后他更拼命地“读那些提倡社会改革的书”，毫不珍惜自己的身体，终至发

狂而死。和《沉沦》的主人公不同，朱雅儒不是消极地“沉沦”，而是积极地反抗；他也不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对性爱的追求上，而是用更带政治色彩的方式来反抗现实。但是，朱雅儒的挣扎和反抗又是一种个人无望的挣扎和反抗。朱雅儒的死，让我们看到罪恶的社会怎样虐杀和吞噬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1928年春，郁达夫加入太阳社。 6月，在创造社一些成员误解和指责鲁迅时，认为“鲁迅是中国作家中的第一人”，明确表示自己站在鲁迅的这一边。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发表时，郁达夫领衔，宣言说：“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坚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之下来共同奋斗！”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由鲁迅提名为发起人之一。3月19日，因发起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伪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郁达夫也受到警告。7月，小说《杨梅烧酒》发表。《杨梅烧酒》里回国留学生想把自己所学的才能贡献给国家，办了一个玻璃厂，然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里，民族工业没有发展的余地，他的理想无法实现。可在左联中，许多的政治活动让郁达夫感到难于适应。郁达夫于1930 年11月，致函左联负责人，表示不能经常参加左联的会议。在11月16日的左联会议上，郁达夫因平时表现的不太积极而被开除出左联。不过，虽然郁达夫脱离了左联，后来他仍然利用长兄郁曼陀的关系，营救了不少被捕的左联革命者。1931年3月，因五位左联青年被捕，处境危险，离沪去杭州、富阳等地避难。1932年1月，悼念徐志摩。1932年2月，与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一二八战争”。同年，小说《东梓关》、《迟桂花》、《瓢儿和尚》发表。

《东梓关》写的是长年在外的文朴回乡养病，专程到东梓关找名医治病的故事。作品着力刻画的是名医徐竹园的形象。这个面貌消瘦，谈吐雅洁的五十岁左右的中医，在风景秀丽的富春江畔，住着宽敞的房子，室内摆满图画，平时读读古书，抽抽鸦片，搜藏各种珍玩古器，开设一片半施半卖的药铺，过着十分悠闲自得的日子。作品尽情渲染徐竹园的隐逸生活的悠闲舒徐的情调，并对它加以美化和肯定，从这里也隐约透露出作者对这种远离尘世、隐居独处的生活方式的羡慕的情绪。

《迟桂花》里，主人公翁则生由少年的豪气和绝大的雄心到后来的百事看穿、疏散无为，不正是郁达夫此时期的心理写照？宁静安谧的翁家山，也正是郁达夫在险恶杂乱的现实生活中所憧憬向往的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一时期的小说在思想方向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流动着一种消极避世的情绪。

《瓢儿和尚》表现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的潮流中搁浅、退隐的人。“我”是一个从事革命文学活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受到迫害，离开了战斗的漩涡，跑到杭州西湖探幽问古。比“我”更突出，也是作品主要描写的人物秦国柱——瓢儿和尚，过去更直接参加了革命军队，曾经屡立战功。“打安福系”，“打奉天”特别是“十四年的汀泗桥之战”，这是北伐途中一次著名的战役，是以著名革命将领叶挺率领的铁军为主力的，取得轰动一时的胜利。由此可见秦国柱的革命经历。然而，这一切都过去了；现在的秦国柱却是一个隐居山林四大皆空的“瓢儿和尚”。他虽然仍旧为人和气，但已经不肯和人世发生关系了。他吃的是自己手做的干粮，全部心血倾注于“大乘的宝典”——《楞严义疏》这一艰深的经典。他想在晨钟暮鼓的生涯里寄托自己的余情，耗去剩下的生命。

1933年5月，蒋光慈病逝，发表散文《光慈的晚年》。6月，杨杏佛被国民党暗杀，闻讯后，作七绝《悼杨杏佛》，表示沉痛悼念。12月，退出上海的斗争中心，携家眷避居杭州，鲁迅提出恳切的规劝和忠告。后，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1934

年，没有作小说。1935年3月，小说《唯命论者》发表。11月，发表反映1927年大革命的中篇小说《出奔》，这是作者最后一部小说。

《唯命论者》中的小学教员李德君，由于多子、穷困，使之产生了一个非份的奢望。他因看错彩票中签的号码，误以为他的老婆所买的彩票中了头彩，辞职去上海兑券，结果不仅赔了车费，还丢了饭碗，最后在校门前的河里自杀了。

大革命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使郁达夫从革命时的热情中冷却下来。由于郁面夫始终坚持进步的立场，便不可避免的遭受到反动派的严酷迫害。1931年1月23日郁达夫写了一首七律诗，诗前小引写道；“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街杯不饮者久之。”（《郁达夫诗词选.感时有作》）这种嗒然若失，衔杯不饮的神态，正是反动派高压政策下的战栗与恐怖。由于这时期黑暗势力相当强大，反动派对进步力量的镇压极其残酷，郁达夫又离开人民群众的革命主流，凭借他个人的力量是无法长期抵抗沉重的黑暗的。因此，他在撰文声讨侵略者的罪行和挞伐反动派的专制统治的同时，也就流露出比较明显的逃避现实的消极退隐的情绪。

在民族危难时刻，在国民党政治高压下，在与创造社成员是是非非的争论中，在被左联“义正言辞”的开除后，在痛失好友的悲痛中，他曾想像海燕般英勇地搏击，可他的个人战斗意识使他始终融入不进革命的洪流中；他想消极退让，可他的社会良知每每逼迫他站立起来，讨伐黑暗，呼唤光明。

纵观郁达夫小说的三个时期，从早期“性苦闷”的小说到中期“经济苦闷”小说再到晚期的“社会苦闷”小说，他一步步从狭隘的个人情感中走出来，关注他人，关注社会。他的小说不仅纪录了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情感历程，更是为我们展现了那个黑暗社会的种种弊端，发出了那个时代青年应有的吼声。在这些小说中，变化的是它的描写内容和主题，而不变的则是郁达夫对祖国富强的殷切希望————“祖国啊，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他说过：“我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战士。”可他不仅用自己的作品表明他是一个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家，更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是一个战士，一个无畏的战士，一个无愧于民族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