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传统文化12
史学资治的五种模式
自从史学被赋予了经世和资治的重要社会政治功能之后，
历代的政治家无不希望从史学这一智慧源泉之中，吸收其可供
利用的政治资源；而以史职自任的史家或史官，也无不以经世
和资治作为其研究历史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纵观中国传统史学
的发展历程，这种以史资治的价值原则，主要体现在五种模式
或五条途径之中。
其一，通过总结历史上的盛衰兴亡之迹、成败得失之道，
以指导现实的政治决策或解决当时面临的具体的困难。这种模
式可称之为“戒鉴”模式。
“戒鉴”模式直接渊源于西周初年的“殷鉴”观念。这一
模式大都发生在新旧王朝的鼎革之际。由于暴亡暴兴的政治现
实空前地突出了历史经验和教训的价值，故而新兴的王朝在取
得政权之后，必须理性地总结这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作
为其当下政治决策的基本参考。例如，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
胜利之初，就命令其谋臣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
以得天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正是在刘邦的这一以史为鉴
意识感召下，陆贾写成了系统地总结嬴秦暴兴暴亡教训的名著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页。
②《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第 78 页
《新语》。根据陆贾的考察，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根本的原因就
在于背弃了三代以来的“仁政”和“德治”传统，转而走上了
严刑峻法的歧途。他说，“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
亡”“，秦以刑罚为巢，故为覆巢破卵之患”。因此，他的结论
就是：“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
也”。陆贾对秦亡历史教训的总结，实乃汉兴之后许多现实政
治决策之依据。《史记》在记载此事时说，“陆生乃粗述存亡
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数呼万
岁”。这一事实说明，《新语》一书对刘邦及其智囊人物在制
订具体政治决策时，是何等的重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陆贾
的《新语》一书，为汉初几十年间实行“清静无为”政策奠定
了理论的基础。东汉时代的王充认为，《新语》一书“皆言君
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足美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
古圣之言，不能过增” 。这一评价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
西汉君臣对亡秦历史的总结，至文景之世而进入高潮。生
活在文景之世的贾谊，曾著有《新书》十卷，其中开篇三卷均
题为《过秦》。在这三篇以“过秦”为中心的政论性著作中，
年轻的贾谊以其高屋建瓴的历史视野，丰富广博的历史知识，
鞭辟入里的历史识见，系统地总结了秦国由崛起到强盛、再由
宇
内一统到分崩离析的过程，分析了其暴兴暴亡的历史原因，
。得出了“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重要结论
详见陆贾：《新语》中的《道基》和《无为》等篇。
②王充：《论衡案书篇》。
详请参阅贾谊：《新书》中的《过秦》上、中、下三篇。
第 79 页
无独有偶，历史上与西汉王朝有着类似背景的唐朝，其开
国君臣也十分重视前朝历史的“戒鉴”作用。唐王朝建立后，
特别是到了唐太宗统治期间，君臣对总结历史上盛衰兴亡之迹
和成败得失之道都十分重视。唐太宗有一天在谈到读史的体会
时曾说：“朕昨阅《帝系略》，有八十余君，亡国丧身者多，
兴邦利物者少。览此兴亡，极怀战惕。面对历史上昏君庸主
亡国丧身的血腥史实，这位一代英主可谓触目惊心。正因为如
此，他多次告诫臣僚，要“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在唐
太宗以史鉴今的精神鼓舞下，太宗一朝的君臣，都十分自觉地
从历史之中汲取政治智慧，以作为其施政的重要参考。中国古
代史学中“正史”一项有“二十四史”，其中《梁书》、《陈
书》、《北齐书》、《周书》、《晋书》、《隋书》以及《南史》、
《北史》共八部“正史”，均修纂于太宗统治时期，这一史学成
果与太宗君臣对史学的重视当然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汉初君臣对史学“戒鉴”功能的认识，还只停留在
直观而又粗浅的层面；那么，到了唐代，这一认识则已有了全
面而又系统的深化。大致而言，唐太宗君臣对史学“戒鉴”功
能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继汉初君臣着眼于探讨亡秦的历史教训之后，进一
步深化对“取鉴于亡国”这一历史借鉴功能的发挥。魏征就认
为：“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
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
《册府元龟帝王部试励二》。
吴兢：《贞观政要杜谗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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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 这里，魏
征以理想政治中的“安”、“治”和“存”对应于亡国历史中
的“ 危”、“ 乱”和“ 亡”，主张从观“ 危”中知“ 安”，由察
“ 乱”中知“ 治”，于思“ 亡”中求“ 存”。这一见解将历史与
现实直接地联系起来，将安危、治乱和存亡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而突出了“戒鉴”的主题，并把能否“戒鉴”亡国之史中的
危、乱和亡，上升到现实政治能否真正安、治、存的高度。这
一认识的高度，是汉初君臣所没有的。
其次，突破了汉初君臣仅仅局限于“过秦”的狭窄范围，
把史学“戒鉴”的对象从亡国之史扩大到治世之史，通过总
结
“可裨于致理”的正面历史经验，来作为制订现实的政治方略
的理论依据。唐太宗认为：“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致太
平者，未之有也。” 也就是说，要达到“致太平”的远大政治
目标，就必须通过学习历史而“明古道”。而蕴含在过往历史
中的这些“古道”，既包括亡国历史上的危、乱和亡，当然也
包括了治世历史中的安、治和存。因此，仅仅总结亡国历史的
教训是不够的，还必须剖析治世历史的积极经验。所以，他又
说“：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 有一次，唐太宗还在群臣
面前，谈到了他研读《尚书》的收获：“昨观《尚书》，帝王
之道坦然可见，朕每庶几唐虞，亦欲卿等齐肩稷契。在唐太宗
吴兢：《贞观政要刑法
吴兢：《贞观政要尊敬师傅
吴兢：《贞观政要仁义》。
④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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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不绝如缕的历史之中，既有亡国丧身的前车之鉴，也有
“帝王之道坦然可见”的正面经验。因此，二者不可偏废，都
应该成为总结、分析和汲取的精神养料。
唐太宗君臣对史学“戒鉴”功能的认识和发挥，经过北宋
时期著名史家司马光的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概括史学社会政
治功能的两句名言：“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
法，恶可为戒者” 。所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就是要
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宋神宗在读了司马
光根据这一原则编写的史书之后，认为它“所载明君、良臣，
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
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
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 谏深切之
义，良谓备焉”，因此赐名曰《资治通鉴》。把历史上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视作为“资治”必不可少的内容，宋神宗
和司马光君臣的这一认识，正是对唐太宗君臣关于史学社会政
治功能认识的发展与深化。这一认识再发展到明末清初的王夫
之那里，就形成了所谓“得可资，失亦可资；同可资，异亦可
。资”的著名论断
其二，根据“君举必书”的记述原则，客观而又公正地记
录君主的言行举止，使君主时刻保持戒心，借以达到“以资于
治”的政治目的。这一模式可以称之为“惩劝”模式。
①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宋神宗：《御制资治通鉴序》。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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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一直实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体之
下，君主的一切权力来自于“天”，君主个人则是代表天意而
在人间建立统治秩序。根据“天不变，道亦
不变”的天人对应
原则，君主在人间行使“治道”之时，往往将其个人的权力和
私欲膨胀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作为个人的君主，终始处在一种与整个社会的张力之
中。为了处理君主个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张力，协同君主与整
个社会关系的一整套文化模式，便应运而生。在这一整套的文
化模式中，既有对君主权力的张扬，也隐约地蕴含着对这种权
力无限膨胀的制约。原始儒家对“君君”的强调，汉儒对
“天”的引申，宋儒对“天理”的发挥，都或隐或显地含有限
制或制约君权膨胀的企图。就史学来讲，根据上古“君举必
书”的原则，记录君主的言行举止，让其真实的灵魂知晓于外
人，流传于后世，也正是这种通过文化机制而制约君权的努力
之一部分。
中国早在上古之时就有“君举必书”或“左史记言，右史
记事”的传统。先秦时代的史官尽管职责纷纭，但是记录君主
的言行举止，始终是其重要职责之一。据《国语周语上》记
载，西周之时，“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
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
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行事而
不悖”。这一事实表明，当时的史官（瞽史之属），其著述的目
的不只是为了“传诸后世”，而且还要作为现实的训诫。故而，
史官的记录完成之后，便要“立于朝”，并通过“瞽史”的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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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使之传扬开来，从而达到使君主们“行而不悖”的目的。
根据这一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遂形成了
撰修帝王“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和“实录”的传
统。在这几种史书体裁中，除“实录”之外，其它均是在帝王
统治时期内修撰而成的。而据以修撰这类著作的原则，便是所
谓“君举必书”或“书法不隐”。由于时代的久远，特别是由
于这类著述后来大多失传，我们今天难以得窥其详。但是，从
有关记述的片言只语之中，依然可以分辨出这类著作“惩劝”
君主的苦口婆心所在。《唐会要》卷六十三记载了唐太宗和褚
遂良、房玄龄君臣关于“起居注”的一段著名对话：
贞观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
“卿知起居注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
居（注），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
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
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
书。”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
矣。”太宗谓房玄龄曰：“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
“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从太宗君臣的这段谈话中，可以得出如下讯息：首先，这
类以“起居注”、“时政记”和“日历”命名的著作，是专记
君主言行的；其次，由于据以著述的原则是善恶必书，“忤
旨”之笔甚多，故而君主不得亲见；再次，这类著作的著述目
的，就是要让君主们“不为非法”。
关于史学对当世君王的这一“惩劝”功能，唐代魏征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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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可以说最具代表性。魏征在主持编修《隋书》时，曾亲自
完成了四卷《经籍志》的著录和撰述。在谈到古代国史和起居
注等著作的价值时，他就指出：“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
以纪言行”，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只有“君举必书”才能
收到“惩劝斯在”效果。在《群书治要序》中，他进一步申
述到：“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
故作而可纪，熏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戒垂乎千杞。” 他已
清醒地认识到，“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
峻”，因此往往因“位居极尊”而“无所忌惮” 。在这种情况
下，只有通过善恶必书的历史记录，才能使君主因惧怕“为恶
一时，恶名千载”的骂名而有所收敛。这种借史笔以惩劝君王
的主旨，经过明代王世贞的进一步发挥，便形成了“史权”至
尊的理论。王氏认为，宇宙之内，“其势之所以极隆，而权之
所极重者，莫过于天，其次则天子，其次则作史之人。由今而
溯乎古，居权与势而使人畏而避之，敬而趋之，仅此三人而已
矣。而吾以为作史者实甚”。“作史者”之所以势隆权重，甚
至有过于天和天子，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天还是天子，他们对于
生杀、荣辱的处置，往往只能行之于一时，而“作史者”通过
史笔，行“一字之褒，片言之贬”，便可行乎“万世”而不没，从而
收到魏征所谓“作而可纪，熏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
《隋书经籍志二》。
魏征：《群书治要序》，《全唐文》卷一四一。
③《旧唐书魏征传》。
④王世贞：《纲鉴会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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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千杞”的恒久效果。
其三，感触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或异常情势，由今及
古，采取类比的方法，把历史上相同或相类的人物、事件或制
度作为研究的中心，借以讽谏当世。这一模式可以称之为“讽
谏”模式。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尚史的传统。即使是贵为人主的帝王，
也都把习史论史作为其日常必修的课目之一。但是，就像汉代
的贾谊在《过秦》中所说的那样，面对亡国破家的历史惨剧，
帝王们往往
在读史之时，“哀之而不鉴之”。对帝王们而言，
他们在读史时最为留意的还是所谓的“治术”，亦即驾驭群臣、
统治苍生的权谋之术。正因为如此，一向讲求“殷鉴”的中国
传统史学，却又总是重复着一幕又一幕具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历
史惨剧。这既是一个悖论，也是一个宿命。
尽管如此，一开始就被绑附在政治战车上的中国史学，并
没有放弃其立足于“资治”的传统。在以“鉴戒”、“惩劝”
等模式发挥“资治”功能的同时，传统史家又挥舞着“讽谏”
的利剑，坚持不懈地执著于他们与生俱来的政治关怀。
西汉武帝时代，“外事四夷，内兴功业”。连年的对外战
争和大兴土木，使得在盛世光晕笼罩下的西汉王朝，已显露出
危机四伏的险状。这种情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亡秦的历史悲
剧。于是，主父偃、徐乐、严安等纷纷上书，力陈亡秦的前车
之鉴。针对汉武帝对匈奴的连年征战，主父偃等人便集中笔墨
分析秦末农民起义的原因：“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
数，终年不能逾河而北”，久而久之，“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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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
相望，盖天下始叛也” 。主父偃等谈古论今、由古及今的类比
和讽谏，终于打动了汉武帝。不久，这位一代英主终于下“轮
台罪己诏”，对自己奉行的一整套内外政策，进行深刻反省。
新莽末年，天下大乱。隗嚣拥众天水，意欲称帝。有一
天，隗嚣问班彪：“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
后定。意者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予一人也？”
“性沉重好古”的班彪，马上领会了隗氏的意图，于是纵论历
史，讽谏对方。他说：“周之兴废，与汉殊异”，明确告诉隗
氏不可怀有问鼎之心。不久，班彪又作《王命论》，“以为汉
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诈兴，非诈力所致” 。不管班彪所
罗列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可笑，但是，他这套以古喻
今、委婉讽谏的理论，对一心想要代汉践柞的隗嚣来说，不能
不说是一种严重的警告。
其四，中国史学素有“完美主义”的传统。在这一传统的
浸淫之下，历史著作成为上及天文、下通地理的百科全书式的
知识宝藏。其中的很多知识就其属性来说，就关涉到大至政治
智慧、小至民生日用等实用性的内容。这类具有实用性内容的
历史知识，可以称之为“实用”模式。
历史著作所包括的这类实用性知识，有的由于涉及到统治
权术、施政谋略或政治机密等重大问题，故而在过去相当长的
历史时期内，一直为最高统治者所垄断。司马迁的
《史记》完
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②《后汉书班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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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后，其外孙杨恽在宣帝统治时期将其部分内容公布于世。
但是，完整的《史记》却一直被保存在皇家秘阁之中，外人不
得亲见。汉成帝河平年间，东平王刘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司
马迁所作的《太公史书》（《史记》原名）。时任大将军的王凤
告诉成帝：“《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
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在王凤看
来，司马迁的著作既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又牵涉到汉初
“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这些都是极具操作性的实
用知识，因此只能为帝王所拥有，即使是贵为诸侯王，也不能
轻易予之。
当然，历史著作中所包含的足以“资治”的实用性内容，
最集中的部分还在于历代“正史”中的书志以及一些典志体史
书、法令汇编等著作之中。这类著作广涉历史上的典章制度、
礼仪祭典、山川形势、边疆要塞、人口分布、赋税来源、职官
铨配、军事布防等各个方面。这些内容，不论是对于独揽朝纲
的帝王，还是满朝的文臣武将，都是不得不熟知的东西。唐代
学者李翰在为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通典》所作的序
中，就曾指出：“学者以多闻为广见，以异端为博闻，是非纷
然??或举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知其终，高谈有余，
待问则泥??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
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
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
①《汉书宣元六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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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知中鹄。夫然，
故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李翰此论，
虽是针对《通典》一书而言；不过他评价《通典》“施于文
字，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一语，却可以用来指代
所有的典制体史书。正因为如此，法国汉学家白乐知干脆将这
类历史著作称之为“官僚实践指南的历史”。作为“官僚实践
的指南”，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这类切合于日常政治实践和民生日用的学问，在明清实学
思潮的激荡之下，发展而至顶峰。在明清时期的实学思潮中，
史学领域最为热门的话题便是“经世实学”。其中，既有大至
顾炎武的郡国利病之学、顾祖禹的边防要塞之学、魏源的师夷
长技之学，也有小到农艺、水利、荒政、盐法、马政等枝节之
学。这种以民生日用为切入口，以总结历史经验、比较长短得
失而为执政者提供切实可行方略的实学
研究，把中国史学所蕴
含的实用性知识纳入“资治”的总体框架之中，从而为史学经
世找到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切入点。
其五，秉承《春秋》道德批判传统而来的中国史学，不仅
“据事直书”，如实记录，而且还注重褒贬。由这一功能而派生
出来的“著贤能”、“表功勋”端诸，后来遂演化为对本朝历
史的表彰。这一“资治”模式，我们称之为“宣传”模式。
把《春秋》的道德批判精神转化成对历史上不同王朝历史
详请参阅
， 收入“
第 89 页
地位的评判，并重点宣扬本朝的文治武功，这一“宣传”模式
是由汉代的学术界开其端绪的。西汉开国不久，学术理论界在
“ 过秦”的同时，还力主“ 宣汉” 。东汉之时，班固父子著成
汉书》，把西汉王朝一代之史断代修撰，终于将西汉以来的
“宣汉”思潮落到实处。稍后，随着史学政治功能的日益强化，
官方对史学的认识和控制也不断加强。这种认识和控制的直接
后果，就是把“国史”的修撰，纳入到国家管制的范围之内，
并借“国史”的修撰而达到表彰本朝的“宣传”性效果。
这种以表彰本朝为目的的修史活动，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
期显得尤为重要。例如，西晋的司马氏是在逼迫曹魏“禅让”
的情况下，建立其政治统治的。故而，在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不
久，朝廷内就曾围绕着晋朝历史的起始年代问题，展开激烈的
争论。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十分简单。但是，在当时的情况
下，这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自从公元年的高
平陵事件之后，司马氏家族历经司马、司马师和司马昭三代
共十多年的经营，至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之手时，才正式夺得
曹魏政权。但是，在这十多年间，司马氏家族早已控制了曹魏
的权柄，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父子三人，虽名为曹魏臣
子，实则行天子之事。在即将修撰的晋朝国史中，司马、司
马师和司马昭三人，是否写入晋史？如果写入，是列为本纪，
还是分作传记？这些都涉及到晋朝历史的起始断限问题。更为
重要的是，在魏晋“禅代” 年）之前，曾发生过曹魏齐
王芳被废、高贵乡公诛杀司马昭不成反被司马昭诛杀等一系列
参阅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第页。
第 90 页
惊心动魄的夺权与反夺权事件，如果把晋朝历史的上限向前推
移，则司马氏家族这一系列的“弑君”和“篡位”罪名，就得
以遮掩或冲淡。由此可见，即使是有关王朝历史断限这类看
似枝节性的问题，其背后都隐藏着十分敏感的现实政治内容。
在众多政权并立的历史时期，这种以表彰本朝为目的的著
史活动，其意义就显得
格外突出。因为，在众多政权并立、天
下四分五裂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本朝的表彰，才能突出正统
之所在，天意人心之所归。这类修史活动的政治宣传价值，
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以修史来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这一点并不局
限于对本朝历史的表彰。在历史上，一些新的王朝往往还通过
对前朝历史的修撰和表彰，来贯彻这一意图。今天所说的“二
十四史”中，自《旧唐书》至《明史》共有九部“正史”，其
中除《新五代史》属北宋史家欧阳修的私人修撰之外，其余八
部都属于新起王朝对前朝历史的修撰。新的王朝之所以如此热
衷于对前代历史的修撰，除了其它诸多原因之外，借撰修前朝
历史而表彰本朝，应该是其重要的意图之一。首先，根据历史
的惯例，一个王朝如果能自成一史，并忝列“正史”之属，则
理应属于正统所系。因此，即时地修撰前朝的历史，并将其融
入整个王朝历史的授受系统之中，也就意味着本朝的历史亦属
①详请参阅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
年第期；又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年
版。
详请参阅本书《道德与事功的两难抉择》一章。
第 91 页
于正统承传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是天命人心之所归。其次，对
前朝历史的及时修撰，不啻于向世人宣布了这样一个事实：代
之而起的新朝宽宏大量，从而借以消弭人们对新朝的仇视或隔
阂之心。再次，新旧王朝代谢之际，必然产生一大批忠于前朝
的“遗民”。这类“遗民”以承传前朝历史文化血脉自任，对
新朝往往持敌视或不合作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新朝主动修撰
前朝的历史，不仅可以改变前朝“遗民”的态度，而且极有可
能将其网罗到史局之中。明朝修《元史》时网罗杨维桢如此，
清朝修《明史》时网罗黄宗羲、顾炎武和全祖望等人也都是如
此。因此，这类表面上是为了表彰前朝的修史活动，其内里却
。是要达到“彰人以自彰”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