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_以张爱玲_王安忆_卫慧的女性叙事为例
2009年6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un,2009
第31卷第3期Journal of Ya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Vol131No13 20世纪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
———以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的女性叙事为例
邓 伊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 要:上海盛产女作家,海派三个阶段性代表人物均为女性。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等不同时代的书写上海的女性作家,用她们各具特色的文本,以女性叙事为视角,阐释了女性与一个城市的纠缠关系。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三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的女性文本有着相通的精神实质和不同的时代所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格调。
关键词:海派;女性文本;女性叙事
中图分类号:Ⅰ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09)03—0062—04
收稿日期:2009—03—10
作者简介:邓 伊(1983—),女,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在中国文学史上,海派情形较为复杂,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指与“京派”文学相对的上海都市文学。海派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文化品位。杨义在《京派海派综论》中认为,海派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民国初年海派风气形成,即鸳鸯蝴蝶派阶段;30年代现代主义流派出现,即上海现代派阶段; 40年代上承言情传统和现代主义探索,却在艺术上更为发扬,行情上更为畅销的新海派阶段。[1]170这三个阶段是对1949年之前海派的划分。新中国成立后,海派文学一度消亡,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上海女作家的小说出现,才使海派文学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从海派崛起至今,女性作家无疑是海派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她们既区别于上海现代派阶段的颓废奢靡,也迥异于左翼作家笔下的冷峻剖析。无论是张爱玲、苏青,还是王安忆、陈乃珊,或者陈丹燕、潘向黎,直至卫慧、棉棉等。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都以市民生活为主要书写空间,关注世俗的人生百态,体味世态人情,窥探世俗欲望。可以说,她们都书写着上海的女性文本。“上海的女性文本”并不是指书写上海的文本中有没有女性的存在,而是指女性作为书写主体,运用女性叙述视角,在作品中融入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对事物细腻敏锐的感悟。在这些女性作家中,如果将40年代的张爱玲、80年代的王安忆、90年代的卫慧抽离出来,再将她们的代表作连缀起来,便会发现一段滤去时代风云变幻,在细碎生活和真切情感中演绎的上海历史透过这段历史,又会发现,上海的文化特质赋予了她们相同的精神实质,而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的差异又渲染出她们不同的色彩格调。
一、畸形欲望都市中女性文本的出现
上海是在中西文化冲撞与交汇的过程中由中外移民共同缔造的,独一无二的,以通商为主要功能的商业巨埠。当时的上海有两个对照鲜明的世界———租界与华界。华界仍保持着明清之际的时代情调、历史遗存,格调缓慢,色彩柔和。而租界则处处洋溢着现代都市的气息:咖啡厅、歌舞厅、电影院、跑马场、茶楼、妓院等高级消费场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些书刊画报封面刊登着摩登女郎的照片,豪华影院放映着好莱坞的首轮影片。对任何一个生活在19世纪末叶的上海人,都会同时看到两个对比强烈的社会,甚至要经常来往于这两个社会,特别是上海租界的繁华和声色物欲,强烈地刺激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欲望。在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冲突之中,许多人过着一种“以夜当昼,以醉当醒,以毁灭当生趣的畸形人生”[1]44。这样就形成了上海畸形的物欲文化特征。30年代的上海现代派作家,“把畸形环境中更年期的人类视为现代人类,而且专注于这种现代人类被都市文明摇落出来的颠倒错综的人欲和兽欲”[1]44。就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无疑是一座畸形的欲望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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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女性与欲望和刺激密不可分,当时活跃在交际舞台上的大多为风尘女子,她们身上总是散发着艳美袭人的情欲刺激,也传播出许多淫欲放纵颠狂迷离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总是牵扯着上层社会和商界的颠覆与成功,很吸引人们的眼球,很有看点,很有买点。自然,她们便成为一些海派作家的描写对象。当时上海的一份流行杂志《良友》(第85期,1934年2月)有一页标题为“都会的刺激”的插图,画面中一位穿着旗袍的姑娘由爵士乐队、一幢二十二层楼高的摩天大楼、跑马场和看台,以及《金刚》电影海报围绕着。可见,在构成上海刺激的欲望的生活中,女性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早在1882年,《海上花列传》中就塑造了许多遍历风尘的青楼女子。而鸳鸯蝴蝶派笔下的风花雪月,靡靡歌声中又哪少得了女人曼妙的身影。到了上海现代派阶段,海派文学更倾向于描写骚动的洋场社会男女纠结的情感,追求瞬间的陶醉和片刻的狂欢。穆时英就将舞厅作为他寻求艺术灵感的场所,舞女也常常成为他描述的对象。可以说,从上海现代派开始(尽管这一时期的海派作家均为男性),海派文学已经具备了一种较为成熟的女性叙事视角(陈顺馨在其所著《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中将女性叙事视角特征概括为:一是重视内在的感情心理描述;二是女性形象放在主题和看的位置,她是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主动者。三是肯定女性意识和欲望的存在)。这种女性叙事在四十年代达到高潮。当时两位红极一时的女性作家,张爱玲与苏青正式登上了海派文学的舞台,至此海派文学的女性文本便浮出了历史的地表。经历了建国后海派作家失语的30年,90年代后上海物欲文化全面复苏,海派文学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日渐肥沃,于是,此后的王安忆、卫慧继续从女性的世界着眼,把海派文学中的女性文本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相投,那就是世俗性。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因为它俗,它的闲心不是艺术心,好去消受想象的世界,而是窥探心,以听壁脚为乐……通的就是世故人情,过日子的家长里短,狗肚鸡肠,带些隐私性的。”[2]131小说中的这种世故人情,家长里短最适合女性作家天生的敏锐感知能力。虽然并不是所有女作家都关注平凡的人生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但张爱玲、王安忆、卫慧,这三位女作家却都关注,以上海物质文化为主的文化形态影响下的市民生活、人性意识、世俗叙事。“在上海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有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画面,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色。”[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上海世俗性精神本质的把握,才使海派文学中女性文本呈现出世俗的光彩。
上海是女性的成长空间和生态环境,也是她们无处可退和无可逃离的生存土壤。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等不同时代的书写上海的女性作家,用她们各具特色的文本,以女性叙事为视角,阐释了女性与一个城市的纠缠关系。她们小说的主题或主要人物你可以说是女性,也可以说是上海,是女性在衬托着一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它的意识形态。透过这些女性,又可以看到上海既繁荣,又堕落,既诱人又灰暗的状态。上海使女性再生,女性又会给上海加入新的演绎和刺激。这种演绎和刺激便像阳光一样催生着女性文本的出现。
二、红尘世俗中女性文本相通的精神实质
张爱玲、王安忆、卫慧,这三位女作家虽生活于不同的时代,且成长背景、思想个性迥异,却都以女性的视角自觉走进上海的民间形态。在世俗红尘的细琐和繁杂中书写上海不同时代畸形文化中的人性欲望的挣扎,形成了女性文本精神上的传承与相通。
这种传承与相通,首先表现在她们的文本主要以女性叙事为视角,将女性的形象放在主题的位置和看的位置,写她们的内心世界和感情体验,写她们在上海畸形文化中的人性欲望和为了满足欲望的主动出击,写她们在命运面前的挣扎和被裁决。无论是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香炉》中的葛薇龙,还是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或者卫慧《上海宝贝》中的倪可。她们作为三位女作家的代表作中的女主角,都被放在主题和被看的位置,并十分细致地书写了她们的内心情感和她们在人性欲望驱使下的相互挤兑、算计。
其次,她们的文本都避开了宏大的历史事件,在过日子的家长里短,狗肚鸡肠的细碎中窥探市民生活,人性意识。张爱玲笔下的故事大都静静流淌于旧式家庭种种繁复的细节、家具、摆设、服饰和器皿之间,在这些物质细节中,不动声色,便将人性欲望、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一一道出。王安忆对隐藏在这座城市浮华表面下的小市民的细碎日常生活也进行了相当清醒的审美提炼。如《富萍》里她对吕凤仙这样一个小女人的一段描写:“吕凤仙坐在小凳子上,面前一盆拌了赤豆的米,一盆浸过酱油的米,再有一盘挑选过的肋条肉,粽叶完成一个三角兜,托着,空出手舀米,一勺正好,再填肉,又一勺米,也正好。粽叶盖上去,窝下来,包住,又是正好,稍拖下一点粽叶的尾。角和棱略略掐一道,然后开始捆,这一回,嘴也凑上去帮忙了,来不及看明白,一只模样俏正的粽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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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4]包个粽子这样一件小事,都要费这么多功夫来说,将日子当成了工笔画来描。这就将世俗性与人间烟火气划上了等号,在细小的市民气里感受世俗的温情和生命的跳动。卫慧的作品似乎已成为颓废奢靡、欲望狂欢的代名词。但纵观她的小说,在日常叙事方面,仍旧能于世俗红尘中最大程度去洞悉那些由孤独、泪水、厌倦、自虐、梦想、飞翔等心灵碎片所构成的混乱的现实与畸形的欲望。《上海宝贝》中倪可因男友性无能而找了情人,却又承受着道德的折磨。她哭泣失落过后,日子依然要过,因为爱,还要过的诗情画意。她笔下的主人公就有着这样一种能力,将细琐的生活情调与病态颓废的心绪拼接起来,使世俗生活的无奈和人世欲望的挣扎,含有了一种活泼生动的韵律感。
第三,她们女性叙事的重点在于书写上海畸形文化中各种人性欲望的扭曲与挣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丈夫是个有残疾的病人,她想爱不能爱,想忍不能忍。在这种人性备受压抑,毫无安全感和活人气息的环境中,情欲和钱欲渐渐渗透了她的骨髓,最终一步步走向了人性的罪恶,竟连自己的一双儿女也不放过。“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5]王安忆与卫慧作品中的女性故事,虽没有张爱玲的悲凉和绝望,但在她们的作品中,也可捕捉到一个个都市世俗红尘中的欲望身影和畸形灵魂。《我爱比尔》中的阿三说着流利的外语,就读于艺术学院,却总以身边伴有金发碧眼的老外而感到自信与踏实,最终被人误认为是专找外国人的妓女。这些阿三们不正是上海这座有着崇洋历史又极端物质化的都市的畸形儿吗?《上海宝贝》扑面而来的不仅是爱情,更多的是贪欲与肉欲,以及在禁欲与纵欲中迷失的畸形的人格。《蝴蝶的尖叫》中更是赤裸裸的展露了物质追求,性爱刺激的人性欲望和病态颓废的心绪。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畸形文化中的人性欲望是贯穿上海文化精神的一条主线。张爱玲、王安忆、卫慧三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不约而同的都以女人欲望、挣扎和最终的命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烟火气、世俗气、家常感的上海,一个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恣肆的上海,一个纠缠着种种人性的贪求挣扎与痛苦迷失的上海。这就是说,无论历史怎样改朝换代,无论世事如何风云变幻,这些女性文本仍有着精神上的相通,将上海的文化特质一脉相承。
三、烟火人间里不同的色彩格调
张爱玲、王安忆、卫慧的作品是海派女性文本中书写上海的代表作。历经沧桑变幻,三代女作家笔下的上海依然有着本质的精神相通,但是由于家庭、教育、时代的迥异而形成的处世哲学与态度的不同,她们的作品也折射出不同的色彩格调。
张爱玲的上海是冷色调的,即便她善于运用各种色彩浓厚的字眼,仍然掩盖不住作品中日薄西山的荒凉。张爱玲作为清末贵族后裔,亲历了封建大家庭在世纪初的衰落,她的家庭环境又导致了她冷漠孤僻的性格,长大后婚姻又给她带来无言的痛苦,特别是亲历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原本悲观的张爱玲,对人类前途、人类文明更加失去了信心,使她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怀疑,发现了存在的荒诞。纵观张爱玲笔下的世界,“是一个死的世界,没有希望,没有下一代,没有青春,里面的人根本不会想到明天……一寸寸向衰老的路上走,到死为止。”[6]她冷酷地叙述了一个个女人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葛薇龙、曹七巧、霓喜、世钧和曼祯等的故事都流露出作者对人世的无奈和悲观。她的作品里弥漫着的是浓厚的悲剧色彩。张爱玲曾说:“我无意给予她们不幸,可惜只有不幸,因为人间无爱……”人间无爱,便没有温暖,只剩冷漠与无助了。于是,及时行乐,个人至上的世纪末情绪和古老家族的衰败导致的传统道德价值在乱世中的没落,成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主题。她在世事无常的年代道出一句:“长的是苦难,短的是人生”,道出无尽的苍茫和凄惶,成为是海派文学中一个苍凉而无奈的手势。
王安忆的上海是暖色调的。她的作品总是笼罩着一种温馨的人性之光。在她笔下我们看到了很多婉约的小女人,端庄大方、典雅精致、洋溢着生命力的美。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照片里的王琦瑶只能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乖。那乖似乎是可着人的心裁剪的,可着男人的心,也可着女人的心。她的五官是乖得,她布旗袍上的花样也是乖的那种,细细的,一小朵一小朵,要和你做朋友的。”[7]这种温情的基调除了她对平凡生活的认识改变外,与她本人的成长经历也有联系。王安忆从小在弄堂里、小市民堆里长大,对上海的认识比较有草根性,不像别人把它看得那么浮华。“上海是非常市民气的。市民气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爱好,对日常生活的爱好,对非常细微的日常生活的爱好。”[8]这种爱好,便给王安忆的作品添了亮色,让人在琐碎的生活中看到了希望,不再是阴暗压抑的没有希望的白公馆或者姜公馆,而是《流逝》中被抄家后依然紧凑忙碌,想着如何将日子好好过下去的欧阳端丽的家。王安忆小说中就是蒸腾着一种热乎乎的向上的气息。《妹头》中妹头一个人跑长途、做生意,改善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将小日子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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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而她那个对生活缺乏热情的丈夫心里永远也想不通:“如此平庸的生活,怎么会被妹头过得这样喧腾?”她没有用我们习见的惯常态度去揶揄世俗,也没有沿用张爱玲为俗人俗事时刻预备的苍凉,她用暖色涂抹日常生活,用细节描写出烟火人间中的上海,给张爱玲苍凉无奈的手势报以温暖的微笑。
卫慧的上海很难用一种色调来概括,而是在冷艳中透着暧昧,就像一曲用欲望、颓废、奢靡、喧闹组成的迪厅慢摇。如果勉强用色调来概括的话,那也只能是一种具有颓废主义的灰暗色彩。“我的本能告诉我,应该写一本世纪末的上海,这座寻欢作乐的城市,它泛起的快乐泡沫,她滋长出来的新人类,还有弥散在街头巷尾的世俗、伤感而神秘的调情。这座独一无二的城市,从30年代起就延续着中西相交衍变的文化,现在又进入第二波西化浪潮……”[9]经过多年的封闭和政治压抑,在第二波西化浪潮的冲击下,人的欲望被重新释放。尤其像卫慧这批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太多伤痛,“没有父辈们的艰辛、理想主义、自我牺牲和忍辱负重,也没有知青红卫兵一代人的苦难、失落和戏剧化”[10],他们成长过程缺少理想热情的有力召唤,因此也缺乏神圣、崇高的精神。而卫慧作为“70”的女性作家,是在读大学时才进入上海,上海的繁荣与物质的充裕给女性的敏感和虚荣带来了更大的冲击,使她有着更为强烈的享受都市奢靡生活的欲望。因此她笔下的女主角们试图挣脱父母辈一成不变的命运,纷纷走上了离经叛道的道路,把自己放逐到另类人的境遇里,大搞多角恋(《欲望手枪》)或婚外恋(《床上的月亮》)。卫慧和卫慧的小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独特的生存性的世界,这里充满了疯狂、激情,放肆以及无所不在的自我沉湎。她们在这个被无限被放大了的都市夜色里,癫狂迷离,纵欲狂欢。感官极度快乐的高潮,早已淹没了那历史苍凉无奈的手势和那世俗生活里温暖的微笑。
上世纪30年代女作家张爱玲等的女性文本的出现,使国人对海派文学另眼相看。继而80年代90年代的王安忆、卫慧等女性作家的女性文本再度问世,更使海派文学不但异彩纷呈,而且在精神上得以血脉相承。如果视上海文化是一个异数,那么,上海产生的女性作家的女性文本就更是一个异数了,无论时代怎么翻天覆地,它们总是一代一代传颂着上海女人在人间烟火里的异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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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加 东]
Fe m i n i n e Text of20th Shangha i school
———Based on Chang A i-li n g,Wang Anyi,W ei hui’s fe male narrati ve
DE NG Yi
(College of L iterature,Yan’an University,Yan’an716000,Shaanxi)
Abstract:Women writers al w ays get t ogether in Shanghai s o that the i m portant figures who are rep resentative per2 s ons in three i m portant stages of Shanghai school are all the fe males.This article mainly t ook Zhang A iling,W ang Anyi and W ei Hui,who are women writers of Shanghai school whose writing style mainly focus on the fe male nar2 rates,as the exa mp le s o as t o p reli m inary discuss the sa me s p iritual essence and the vari ous col or style in the differ2 ent ti m e shown in the fe m inine text of Shanghai school which is fr o m s pecific regi onal culture in Shanghai.
Key W ords:Shanghai school;fe m inine text;fe male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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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李掖平 【摘要】：张爱玲具有成熟深刻的女性意识，她对男女平等的思考建立在关于女性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基础上，即女性应在真正意义上达到男女平等。围绕女性存在的终极理想，她思考女性存在的意义，认为女性存在价值即女性本质———一种具有神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等特点的女性原则，具备这种神性的女性本质者才是真正可爱而健康合理的女性。男权社会造成了女性本质的异化与失落，女性独立生存价值被男权意识遮蔽而生存处境艰难卑下。而女性骨子里深深浸淫的自甘依附男性，以男性为中心为世界的奴性意识、病弱心理及奴性性格，则成为阻碍女性自身发展的内因。女性尽早挣脱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男权传统牢笼，结束非人、非女人的女奴心狱生活，才可能成为自由自主 浅析简·奥斯丁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1921年生于上海，家庭门第显赫，从小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古典文学的训练，以及传统文化风习的耳濡目染)，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四十年代的上海，东西方两种文化、两种层次的文明多面碰撞，多层次的矛盾冲突也时时缠绕纠结，这种社会历史环境对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影响很大。作为一名有着清醒认知又具有非常敏锐眼光的现代知识女性的张爱玲有着更为复杂的情结。身处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独特条件下，特殊的家庭背景，在香港求学时遭逢战争的经历，这种种际遇加诸于张爱玲这样一位现代知识女性之身使她把目光从社会收缩到自身、以对人性尤其是女性内心的透彻审视代替对当
时各种社会潮流的盲目趋势。对女性在命运的拨弄下所做的种种选择进行解析，无论她们是主动或被动，张爱玲的笔触所至都没有导向道德上的谴责，而代之以深刻的心理剖析。这种对女性的理解包含着浓浓的叹息与悲哀。深刻的心理透视也无疑折射出了女性千百年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遇的社会历史根源。② 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上海为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受长期形成的封建习俗禁锢。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张爱玲的许多小说中，通过心理分析，作者关注了受压抑女性的女奴意识对婚恋的影响。在这种物化的婚恋关系中，女性显然处于被动，这使她们根本无法把握自己人生幸福的轨迹，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④无论是有知识的如白流苏，还是无知识的如霓喜；无论是为经济的如淳于敦，还是为爱情的如葛薇龙，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 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有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与奥斯丁凸现正面女性不同，张爱玲多是从负面刻画女性的无奈与被动、疯狂与变态。《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作为一个上流女性的挣扎自不待言，就连《封锁》中的一瞥、诊所里《等》中的一顾都入木三分地勾画出了几个活生生的女性人物。郑川嫦作为一个美梦幻灭的女孩子夭折了，她病中的怅惘画出了她不为人注意的自生自灭；虞家茵收拾行囊离开了她投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进行社会反思。 读张爱玲的任何一篇小说，我都可以理解为何说她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她用漫不经心的笔触刻画出一个个或含泪或泣血或可怜或可恨的女性形象；她用瘦弱的指尖轻轻挑起千年来蒙在家庭、婚姻、爱情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真实，她把笔端伸向上帝看不到的地方，伸向太阳照不到的黑暗的角落；让那些华美袍上的虱子赤裸裸的暴露给世人面前。 一个个可悲的女性，一个个吃人的女性，一个个可怜的女性活灵活现的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为她们颤动，让读者为她们伤悲。因此张爱玲小说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她所反映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不在于她的语言有多华丽；而仅仅在于她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与大多数作家所描写的女性有太大的差别，她们以独特悲凉和屈辱震撼着读者，张爱玲也因此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坛上折射出熠熠光辉。 一、人物形象具有的自传色彩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① 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出身：祖父是清朝的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外公则是天津提督，可谓是出身显赫，属于贵族后裔了；但张
爱玲出生时已经是家道中落，父亲吸烟土、逛妓院、养姨太太，幼时的张爱玲生活在父母的争吵中，直至父母离婚。张爱玲幼时没有家庭的温暖，封建大家庭中的尔虞我诈，在她内心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在创作中一举成名，在文坛上响当当，但是张爱玲的婚姻如同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是不幸福的。一九九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她与汪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签订婚约，但这次婚姻让张爱玲受到很大打击，因为它只维持两年。晚年的张爱玲孤独落莫生活着，最终客死异乡。纵观张爱玲的众多著作，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她悲观敏感独特的性格，作品中的男性大多玩世不恭，抽鸦片，逛窑子；作品中的女性无一不是以悲剧结束，这不能不说是由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影响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 ②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她的作品大多以沪港两地为背景，事实上张爱玲是出生在上海的，又长期生活在香港。读书期间，她亲身经历了港岛被围，抵抗及沦陷的全过程。而她在《倾城之恋》中描写“炮火却逐渐猛烈了，邻近的高射炮成为飞机汪意的焦点，飞机营营的在顶上盘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当时战争的真实与紧张。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发表，就引起读者的哄动，书中的女性葛薇龙是一个寄居在姑妈家被诱惑而论为交际花的女性。无独有偶，张爱玲也因战争而中断学业，因此同她姑母住在一幢西式公寓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女性是家道中落的名门淑女，而张爱玲用不厌其繁的笔墨描写了大家族的种种陈设丫头佣人及大家族的
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中文 04本函滨海点掌成龙 [摘要]： 张爱玲是上海最时髦，最前卫的文学才女，是漂泊不定的流浪者。张爱玲的生命在不断的放逐中越来越流离，一路不断跌落，这注定张爱玲的书写是一连串被压抑的历史。张爱玲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艳异女性，描写的女性人物都生活在病态社会里，这样笔下的女体形像是丰满的，她不但丰富了女性书写体，更丰富了女性美学，是女性书写体中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关鍵词]：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虚无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多是激进而亢奋的，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然而在40年代低气压的上海孤岛，张爱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内囿的女性世界。与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相比，它显得阴暗和晦涩。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历经多少世代，却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牢里。她们全然没有为时代气息所掀起的骚动和憧憬。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受过新式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是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大多只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意识型态之中卑微可怜而平风庸俗的小角色。在她们的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1］，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象。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谈到的，“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2］她们全被一只巨手扼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生生世世因袭的
王安忆与女性文学专题研究2012
王安忆小说与女性文学专题研究 引言 在新时期的女性作家中，王安忆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位，这不仅表现在她对二十多年来风起云涌的女性文学及其批评独到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中，更表现在她近三十年来的创作生涯里坚持不懈的艺术探索中。王安忆还是令评论家最束手无策的一位，她的作品题材涉及非常广泛，风格变化很大，具有跳跃性，很难概括她的创作状态与风格特征，当代学者洪子诚称其为一位“能够驾驭多种题材”、“始终充满活力”的具有丰富潜力的作家。王安忆在同辈女作家眼里，被认为“综合实力”首屈一指，是当代中国女作家的“大姐大”；而批评家则早已承认：“王安忆在诸多的女作家中无疑出类拔萃。”“她的写作方式和精神追求使她成为知青作家里最具有反思能力的一位”；可是这样的评价在当代女性批评家徐岱看来还略显保守，其实“在百年中国女性叙事文学里，如今的王安忆已能跻身于最佳阵容，同张爱玲、萧红、苏青、杨绛、丁玲等相媲美。” 总体来看，王安忆的女性写作主题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把女性置放在自身欲望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冲突中探讨女性命运；二是把上海故事中的女性安排到日常生活中关注其生存状态，探寻人类生命的本质。 一、理性的女性立场 1、略显谨慎与保守的女性立场。对于新时期风起云涌的女性文学
思潮及批评观念，王安忆采取的是谨慎与保守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她对女性生存处境及精神状态的漠视，或者对男性中心文化的认同，而恰恰相反,这种审慎体现了她对中国女性问题的深切关心和深入思考。王安忆不止一次地表述过她的观点，“让愿意回家的妇女回家去”。我想王安忆的呼吁是一种对历史现状更为积极的思考，与其使一部分职业妇女名不副实，还不如让她们完全回到家庭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王安忆试图展示的是，与其让广大妇女长久跋涉于传统与现实的泥泞之中，还不如让她们回到一种更自然和单纯的传统生存状态中去。 2、女性与文学的初衷是天然一致的。关于女性与文学的关系，王安忆也有独到的认识：“我喜欢写女性，我觉得女性更加像一种动物”，“我觉得女性特别是一种感情的动物。当我想到女性是一种感情的动物时，我就觉得她特别可爱，她为了情感，是什么都可以不顾的”，在王安忆看来，女性在生存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生理与情感因素，也因此更具有文学审美价值。 3、对新时期初期的女性文学进行反思。 二、女性身体欲望的书写 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关于男女之爱的叙事，只有极少数作家能够正视女性的身体欲望，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爱玲的《色戒》，苏青的《结婚十年》（惊世骇俗：“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我们常常看到高于自我、高于生命的纯粹精神的浪漫爱情。这种现代浪漫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它以
浅谈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
■ 白宝善（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张爱玲和王安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两个奇异的亮点。在张爱玲与王安忆上海传奇的书写与建构中，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张爱玲；王安忆；人文关怀 一、引 言 二、奴仆到女人的回归 [1]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的女性安忆则是以自觉的姿态来正视女性的。当女性摆脱了男权意识的控制，她们逐渐变得独立、成熟而坚强，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中相继投入到社会生活中，饰演自己的角色，展现自己的风采。[2]王安忆的作品更多地关注女性的成长，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的人文关怀。 三、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承传与拓新 张爱玲可以说是现代女性主义小说的第一人。张爱玲将自己对人生的观照凝定在普通人的身上，正如她在《传奇》的扉页上所写：“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4] 王安忆作为受张爱玲影响的作家中成就最大，对海派精髓领会最深的一位，在小说创作中继续拓展着自张爱玲以来建构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新天地，并对“张派”一脉作最富有创造力的延伸。对上海这个多面体，王安忆有着理性的认识，在她的上海书写中，没有对时尚的炫耀与展览，她聚焦的是城市的日常生活。她紧紧依偎着多姿多彩、新鲜润泽的日常生活本身，在貌似风花雪月的故事演绎中，渗透着包括价值取向、审美风格、文化意蕴、市民情趣在内的民间写作立场。“上海这城市在有一点上和小说特别投缘，那就是世俗性。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5] 我们在王安忆的女性主义小说中实实在在地读出了历史的沧桑，看到了人性的善恶，可以说，王安忆是在一步步地向坚韧的人生态度靠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小说创作是承接了张爱玲透视世俗人生的衣钵，但她对女性主义人生的体会更带有主动性和自主性。在关注重大社会问题上，王安忆也表现了她独特的人生态度和鲜明的个人立场。作品在展现女性主义生活世俗的同时，也在向我们展现人性，不是知识分子的某一群体而是大众的人性。如果说张爱玲留给人们更多的是关于苍凉和凄美的追忆，王安忆更多的带给人们的是关于人生的感悟和一种临危不乱、处事不惊的人生哲学宣言。 四、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价值 张爱玲与王安忆分别以其女性意识和人文关怀，从女性日常的生命流程入手，就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描写女性的生存境遇，反映以女性为代表的市民精神状况。张爱玲的作品从历史场景中的女性入手，侧重表现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束缚，与女性意识觉醒的艰难历程，自发地审视女性依附寄生、自甘卑下的心理痛疾，揭示女性悲剧的深层内因，对女性的“原罪意识”进行展露和鞭挞，目光犀利，悲天悯人。作为新时期的女性作家，王安忆以平实的格调，注重描写女性主义生活场景中女性外在生存价值与内心体验，自觉致力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权力的争 浅谈女性主义视角下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文学比较 2009年第2期
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分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ec4439281.html, 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分析 作者：卞星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15期 摘要：女性意识是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一大特色。以现阶段张爱玲文学创作影响情况为 基础，结合近年来女性意识的影响，分析张爱玲文学创作中体现的女性意识，了解张爱玲文学作品的风格和特点，明确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背景。 关键词：张爱玲；文学创作；女性意识 作者简介：卞星，性别：男，山东省诸城市人，1970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潍坊工 商职业学院语文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01 张爱玲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较为著名的女作家，她具备的才情和创作的作品为我国现代文化增添了一抹色彩。人们在阅读张爱玲的作品时，总会感受到独特的魅力，这一魅力在于她会用不同的视角来阐述这个世界，这对后世而言有一定的影响。下面对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进行研究。 1.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体现分析 女性意识，也称为女性对自身作为人，特别是女人价值的体验与觉醒。在男权社会中，其表现为拒绝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及对男性权利的质疑和颠覆。在文学作品中，是指女性作家通过独特的视角对社会人生、女性生活及女性内心的独特感受，也是女性作家自我意识的展现。 1.1对女性的自身审视 张爱玲对女性的自身审视也非常准确，像《金锁记》中贫嘴贱舌的曹七巧、《花凋》中命运悲惨的郑川娥及《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痴情妖娆的娇蕊，这些角色都展现出了独特的女性意识。张爱玲在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也展现了她对女性的悲惨命运、自身缺失等都有明确认识，且依据女性独特的视角和冷静的态度深层分析了女性的弱势。作品中展现的女性角色大都是长期受到男权社会的影响，不但无法改变自身命运，而且又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在成长中深受社会的影响，最终产生麻木的自我认知。例如，《半生缘》中的女主人公顾曼桢是大学毕业生，在上海一家纺织厂工作。她个性温柔坚强，并与同事沈世钧相恋，但好景不长，姐姐顾曼璐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分“祝太太”，决定生一个孩子来留住祝鸿才，但因为以往多次堕胎的经历让她有心无力，觉察到丈夫看上妹妹曼桢后，姐姐策划让姐妹共侍一夫。最终生下一个男孩
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郑州大学现代远程教育 毕业论文 题目：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入学年月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学号______________ 专业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学习中心______________ 指导教师______________ 完成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
目录 摘要----------------------------------------------------------------------------------------------- II 关键词--------------------------------------------------------------------------------------------- II 一、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体现 -------------------------------------------------------- - 1 - 二、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成因 ----------------------------------------------------- - 3 - 三、张爱玲女性意识的价值 -------------------------------------------------------------- - 5 - 四、结语--------------------------------------------------------------------------------------- - 6 - 注释 ------------------------------------------------------------------------------------------ - 6 - 参考文献--------------------------------------------------------------------------------------- - 7 - 致谢 ------------------------------------------------------------------------------------------ - 8 -
1、现当代文学专题王安忆专题辅导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2）》王安忆专题辅导 中央电大文法部< 2002年11月06日） 王安忆专题辅导 中央电大文法部李平 第十四讲“王安忆与女性写作”是我们这学期地第二个大重点,同时,我认为,也可以算作是第二个大难点.当然,也许有人由于自己对王安忆地作品比较熟悉,平时读得多一些,会认为这一讲比上一讲“汪曾祺与当代小说文体”容易,甚至比这学期地前面讲地几讲,如“赵树理”和“朦胧诗”都要容易.这也很正常.我们这门课地特点就是这样,对谁地作品越是熟悉,学习起来就越容易.但是,我说这一讲也算是一个难点,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这一讲地内容范围比较大,仅仅关于女性写作<或称“女性文学”）,就可以单独开设一门课,可以就此写一本文学史专著；再者,王安忆地创作非常丰富,不仅作品多,变化大,而且其作品大多都是中长篇,现在还在源源不断地写作,因此,要真正做到了解和熟悉,并不是一件容易地事.我想,我在此罗索这么多,无外乎是想强调,对于许多同学都喜爱地王安忆,我们在学习时不能由于自己比较熟悉而掉以轻心,必须给予足够重视. 这一讲希望大家阅读地作品,主要有“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地世纪》、《叔叔地故事》、《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在这些作品中,又可以《长恨歌》为重点. 在钱理群主编地《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中,选有《纪实与虚构》地片断； 在陈思和、李平主编地《20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当代文学100篇》<上海学林出版社）中,选有《叔叔地故事》； 在陈思和、李平主编地《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修订本,上海学林出版社）中,选有《长恨歌》地片断. 一、学习常识提示 <一）关于王安忆地生平 1954年3月生于南京,祖籍福建同安.是当代著名作家茹志鹃地次女.1955年刚满一岁便随父母进入上海,从此,具有着说不清、道不白地“双重身份”：既是地地道道地“上海人”,也永远只是上海地“外来妹”.1961年入淮海中路小学,1967年入向明中学读初中,并开始发表作品.1969年<15岁）初中没毕业就到安徽省北部<淮北）五河县农村插队.1972年<18岁）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 “文革”结束后,1978年调入上海中国儿童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任编辑,1980年
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比较
谈张爱玲与王安忆 摘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孩子大多数活在物质缺乏的世界里，她们是为生活而选择了爱。而王安忆的作品恰恰相反，她直接切入女性情感的话题，说出她们是为了爱而选择生活。从谋生出发的张果断勇敢地塑造了女性神话，从谋爱出发的王安忆则着意要塑造一种地母精神。这中间的不同与她们的成长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所以在张爱玲的眼里人生不过就是一个魔幻般的世界，除此之外的都是空有的，飘渺的。而在王安忆看来人生不仅仅是一个魔界还充满了神奇。神界是对虚无缥缈的超脱 关键词：女性神话、地母精神、魔界、神界 王安忆与张爱玲有相似的地方，她们都是以旁观者的眼光用细致深入的描述，给世人展现了一道真实而隐秘的人生风景。她们都写过都市，都对女性的命运和人性困境有不一样的热情。单从最后一点谈，对女性命运和人性困境的书写构成了彼此巨大的分野，使王安忆从张派或者海派传人的位置上彻底独立了出来，避免因《长恨歌》之一叶障其整个创作天地之目的批评视线。 一、从女性神话到地母精神：谋生与谋爱 张爱玲的妈妈出国七八年，这段时间正是她人生成长中的关键时期。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道：“最初的家里面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更何况是一个与父亲离了婚的母亲。她觉得她与母亲简直如同年岁相隔较远的姊妹[1]，十分生疏与淡漠。没有享受过母爱一方面使她对母
爱产生怀疑，另一方面也对母爱产生了渴望。所以她会说：“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大神勃郎’一剧中的地母娘娘”。[2]这个地母形象确实分量很大，在中西文学中可以说是独步。她以博爱包容死，创造生，想要消除一切生灵的苦痛；她明明知道生命的诞生就意味着死亡，可还是带着“痛切的忧伤”的情感去迎接一次次恋爱怀胎和生产的痛苦，然后去安抚一个个死去的生灵。为了表达对她无限的敬意，张爱玲不惜一切代价的去拥护：只有地母娘娘，“这才是女神”[3]。在她面前，除了地母娘娘所有的神灵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比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4] 但她对女性的认识又有一些矛盾。在创作中反应的尤为显著。她对地母精神持怀疑态度，因为她从没有真正的相信过，只是作为一种假设。所以在《霸王别姬》中，她反写了传奇，变成了姬别霸王，虞姬作为一个自我反省者出现，“她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来了”，十来年里，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像影子一般地跟随他”，她这样活着简直是“反射着他的光和力的月亮”，而到“她要老了，于是他厌倦了她”时，她不得不成为“一个被蚀的月亮，阴暗、忧愁、郁结、发狂”。这几乎就是张爱玲对中国传统女性命运的一种寓言化。在《有女同车》中，张爱玲发现女人谈话的主题无非是自己的上司、丈夫或儿子，这使她感到了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5]
浅谈女性意识
姓名：张永梅 学号：1004224126 系别：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 任课教师：胡瑞香 大 众 文 化 与 女 性 文 学 论 文
浅谈女性意识 女性的主体意识即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女性的自我意识，即女性的自身认识，是女性对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探秘，它观察到的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女性眼中的自己。它既是女性对男性经验的一种积极有效的否定，也是女性的一种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女性的平等意识，即女性对现实生活中从属地位和一切歧视现象与行为的意识敏感性，以及对女性应该享受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与地位的确切认知。 ——《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也随之增强，对于女性作家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分析更具有说服力。 张爱玲的小说对读者来说想必已不陌生了，很多人都或多或少的读过她的一些作品，我想，看过她作品的人可能都会不约而同地发现一个问题：张爱玲爱写女人，尤其爱写30、40年代上海的女人，而且写得与众不同，栩栩如生，深入骨髓。如她所塑造的许多特殊女性形象一样，张爱玲的女性意识也是别具一格，独放异彩！ 娇蕊，是张爱玲小说《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人物，她，原来是一个开放热情，充满欲望的女人，把生活的所有都寄托在了男人身上。她，以自己的美貌和妩媚身姿吸引了众多男人的视线，让他们都围绕着她在转，她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展现了自己的魅力和价值，女人们就是有了独立的地位，可不久她就发现自己错了，振宝，这个自私、无情、虚伪、满脑子假仁义道德、不负责任的男人打碎了她原有的观念，让她清楚的认识到女人的世界不是只有男人的身影。振宝的爱深深地伤害了她，可这个坚强充满活力的女人并没有陷在振宝编制的罗网里一蹶不振，而是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改变原有的幼稚想法，重新寻得希望，组建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可以说，和曹七巧相比，娇蕊是张爱玲塑造的另一个典型的女性人物。张爱玲通过对她生活、爱情观转变过程的描写，向读者传达出对女性命运的深沉思索：爱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女人不能把所有的希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以《倾城之恋》、《金锁记》为例 摘要：张爱玲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惊艳了时光的存在，她的文字、她的旗袍似乎已经牢牢地嵌入了上海的一砖一瓦中，烙进了上海的肌理中。同时在她的文字中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本文将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例，进行一个大致的比较分析，以此来增进我们对于张爱玲的了解与认识。 关键词：出身经历性格结局 “一座城市的覆灭，成就了一段无望的爱情。”有多少人因为这样一句话的吸引而去找到《倾城之恋》这本书来看？张爱玲将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两个“自私的人”放到了香港这个繁荣与危机同在的城市，让“自私的女子”与“自私的男子”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城市里相互依靠却又相互利用，最后终于互诉衷肠、表白心意，成就了一段传奇，成为了许多男男女女的向往。 而在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的故事却让人不怎么喜欢。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爱上了一个男人，却偏偏嫁给了他病怏怏的哥哥，做了他的嫂嫂，整日里面对一群善于搬弄是非的妯娌，连丫头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辱她。在这样的处境下，丈夫无法给与她庇佑，心上人也对她避之不及，娘家人只当她是全家的摇钱树，贪婪地频频伸手。于是之后的曹七巧变得相当厉害，斗败了妯娌，拽住了婆家的大权，主宰了儿子女儿的人生，报复了心上人的无情，将其他人的人生变得与自己一般痛苦。最后她的儿子恨她、女儿怨她，心上人远离她，所有的人都对她恭恭敬敬。于是，她成功地引起了读者的厌恶。 白流苏与曹七巧，同为女人，怎么就一个终得圆满，一个孤老终身呢？ 流苏，一个听起来就比其他的七巧之类的名字要美得多的名字，出身世家，虽然家族早已败落，家中也是人丁旺盛，所以通晓人情世故，天真无邪却也不乏心机；曹七巧，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自小被派到柜台买油，接触到的是最最底层的老百姓，见识到的是最最平凡不过的家长里短，可以说是在人民内部成长起来的好孩子，拥有的是劳动人民特有的淳朴，真正天真质朴。两个人比较起来，似乎是自然成长起来的曹七巧更讨喜一些，“买油西施”，人们如是称呼。
论王安忆小说的女性意识
学年论文 浅析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生姓名朱珊珊 班级 B中文111 学号 1111101104 指导教师柳应明 完成日期二○一四年七月
浅析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因其本身的女性性别身份以及她潜在的女性中心意识，表现出了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女性写作立场和女性话语方式，突显出了女性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既不同于传统男性作家的性别观念，也不同于现代女权主义作家的性别叙事。可以说，王安忆的女性叙事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建构出了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女性角色，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独特的女性主义色彩。 关键词：王安忆小说;女性形象；女性意识
On th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in the novels of Wang Anyi Abstract: In the novel of Wang Anyi, because the female gender identity of its own and her potential female consciousness, showing different from male writers and female writing and female discourse, highlighting the female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 value, reflect a kind of distinctive female consciousness. Gender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male writers, gender narrative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feminist writers. Can say, the female narrative of Wang Anyi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 construct both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emale character, showed some degree of unique feminist color. Key words: Wang Anyi’s fiction; The image of women ;female consciousness
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女性比较
张爱玲与王安忆小说中的都市女性比较 摘要：张爱玲和王安忆这两位身处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都市女性，始终将女性作为立文的视角。在她们的小说中，这些女性都有着殊途同归的命运——回归家庭。但是在回归的心境上却有着天壤之别。关键词:生存状态女性命运张爱玲王安忆【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728-2462（2009）01-0016-01 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女性不是从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应该担当怎么样的角色，应该走向哪一条人生路，而是在不断的寻求中才找到自己。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们就在这样的寻觅中不约而同的把回到婚姻，回到家庭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点。只是在回归的心境上有着天壤之别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五四女性的崛起，娜拉出走，尽管“女性觉醒”、“个性解放”等口号振聋发聩,但事实上,妇女在社会、经济、婚姻等方面的角色并未改变。生活在旧文化没落背景下的妇女,其命运更是处在人生的最边缘上，她们最好的出路是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成为一个守旧的妻子。学历、工作不过是“一份昂贵的嫁妆”。都市女性只能是回归或堕落，没有生存能力的流苏们只能选择为婚姻而奋斗的方式以求得安稳的人生。流苏由于不愿意回到夫家去守寡，更不甘心就此堕落，于是张爱玲只得让她攀附一个有经济保障的男子了。张爱玲笔下许多和流苏一样的女性，她们缺少自主意识，不仅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且在人格上，感情上都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附。流苏自己就说：“我又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于是她决定用自己的前途下赌注，来赌一场并没把握的婚姻战。要不是香港之战成全了她，她也只能落入“情妇”的道路。而女学生葛薇龙的出走是彻底的“堕落”，进了梁太太和乔琪乔设计好的婚姻圈套，从此不是替梁太太弄人就是替乔琪乔赚钱。“无论新派还是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情感错混，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世界里挣扎。”有的也曾有过自己的幻想，自信与希望，只是在那样的社会时代里不再知道何处是岸，何处是天堂。只是在滚滚红尘里挣扎着挥动了几下胳膊，明明知道挣扎无益，也不再挣扎了。执著也是枉然，便舍弃了。最后以至于幻想贬值，自信破灭，人格丧失。于是“回家”或“堕落”成了她们的归路。20世纪90年代，社会谋生道路的提供，使得女性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自主意识，她们不必再依附于男性来换取物质财富。她们明白自己的幸福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正如王安忆所描绘的上海女性：“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她们坚决，果断，严思密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她们明白，希望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譬如《逐鹿中街》中的陈传青把所有的目标都放在她所创造的这个家庭上，每天精心调制饭菜，把丈夫收拾的干干净净，自己织着暖融融的毛线，她觉得满足了。《桃之夭夭》里郁晓秋面对何明伟的背叛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伤痛，但是当抱着姐姐留下的孩子和看着姐夫失去爱妻的伤痛时，她却绽放出了一个女人博大的情感。从此，心甘情愿地担负起照顾姐夫和他孩子的责任。可见，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女人是王安忆笔下都市女性的追求。洗尽铅华，走入婚姻，不管曾经以怎样的心态回归的都市女性们，从此就真的过起平实安稳的生活，找到幸福的所在了吗？现实生活中女性在家庭中所遇到的尴尬让她们开始怀疑。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对未来充满不安全感，对现实又显出惊心的精明。纵然是有着惠质兰心，但是现实又迫使她们不得不委曲求全以在婚姻中求得安稳。所以，无论是拼命逃离娘家的流苏，还是对姑妈家感到厌倦的葛薇龙，她们最终还是步入了以婚姻作保的家庭。但是，流苏们一边回到婚姻中做一个靠丈夫的光的反射才可生存下去的月亮，一边又在对自己这样的命运安排进行反思。《霸王别姬》中虞姬就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个月亮，楚霸王以他太阳的光反射着她的存在，“她怀疑她自己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活着，为了他的壮志活着。他知道怎么运用他的佩刀，他的长矛，和他的江东子弟去获得他的皇冠，然而她呢？她仅仅是他的高亢的英雄呼啸的一个微弱的回声，渐渐轻下去，轻下去，终于死寂了。”以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提供了有关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 一、课题论证： （一）国内外研究： 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两位女性作家进行比较，他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台大中文系教授张健先生主编过一部题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一书，这是其专门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的论文集。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分析两大内容，亦有不少新锐敏捷的看法，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似为该书的共同点。 （二）选题意义： 我之所以选择《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这个论题，是因为在阅读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后，感受到了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
禁锢下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张爱玲在从贵族到平民转换的生活经历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她在母亲与姑姑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寻求时代女性的归宿，再现时代女性的命运并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本论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二、方案设计： 此论文旨在研究在张爱玲笔下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通过影响张爱玲创作的几方面因素，将她笔下的女性主要概括为典型的几种类型，以及这些女性形象的特点，从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 大纲： （一）1、简要概括张爱玲的生平及其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家庭因素） 2、东西方文化差异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文化因素） 3、上海沦陷以及战争经历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社会因素） （二）张爱玲作品中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 1、插翅难飞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2、心灵扭曲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3、漂泊不定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4、红颜薄命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三）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及其笔下女性的特点。 （四）通过张爱玲创作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毕 业 论 文 题目：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班级：11级初教文甲班 姓名：陈丽 学号：20110133127 指导老师：岳小艾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前言 (1)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1)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1) 1.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曹七巧 (1) （二）交际花型：人生悲剧的角色象征 (2) 1.被逼良为娼的——葛薇龙 (2) 二、张爱玲看女性生存状态的困窘与危机 (3) （一）与时代因素有关 (3) （二）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造成的 (4) （三）人性自私造成的 (4) （四）与女性自己的情感本能有关 (4) 结语 (5) 参考文献 (5) 谢辞 (6)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班级：11级初教文甲班学号：20110133127 姓名：陈丽 摘要：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时代背景。涌现出一批“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写女性体验”的作家。这些脱离当时主潮流的作家和作品因对人性的深入探究和全新视角,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张爱玲作为代表其人其文成为研究的重点。张爱玲的小说以她独特的象征手法、丰富的意象、淋漓尽致的心理剖析和纯熟的语言技巧,塑造了四十年代中西文化融合下产生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并由此深刻挖掘了产生这一历史现象的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本文仅对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内涵与意蕴作一初步探讨。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小说 前言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抒写这个特定时代里面女性的生存面貌，她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女性形象，无论是豪门千金，还是小家碧玉，大都少了女孩的纯洁，天真和浪漫，多了妇人的实际、世故和势利，甚至笼罩着一种苍凉，她笔下的女性充满了悲凉意味并生活在时光停滞的时代里，本文就试以张爱玲的几部代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试作简要分析。 一、张爱玲笔下的几个经典女性形象 （一）心理变态型：社会悲剧的角色象征 1.被黄金枷锁锁住的女人——曹七巧 《金锁记》是张爱玲一部最重要的代表作品，《金锁记》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曹七巧这个经典的形象。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
王安忆的文学之路
王安忆的文学之路 祖丁远 在当今中国的女作家群中，王安忆的名字读者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她在文坛上也是最具魅力、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王安忆的《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之后，有记者问获奖者王安忆：“面对如此复杂的生活，一个作家怎样才能更深刻呢？” 王安忆忽闪着大眼睛，从容地说：“当代生活千变万化，给作家提供了很多生活资料。在我看来，在五光十色的生活背后是单调、乏味、格式化。因为许多人没有内心生活，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精神世界被大大忽略了。大众永远是被现实生活所吸引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中不少人也忽略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会和别人不一样。” 王安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先后推出的几个中篇和长篇，几乎无一不引起文坛的关注。她的《叔叔的故事》不但促人透视当代知识分子的魂魄，而且让人领教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她的《文工团》和《我爱比尔》，再次显示了她对历史和当下世事的思考；她的《长恨歌》则是她对上海近现代都市史的诠释。世纪末时她出版了《妹头》和《富萍》，把目光和笔锋转向了社会的地基和微粒，如她自己所言：“作品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日渐成熟。”她的创作不断地激发出评论界的深究热情，但其快速的变化革新却总是让习惯于寻求固定风格分门别类的人捉摸不透。王安忆毋庸置疑地是文坛上的一道言说不尽的风景。 “时间将变得隆重” 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王安忆说：“时间将变得隆重。”为什么？她说，太阳走着永恒的轨道，无人知道什么是始，什么是末。因为有了人，有了历史，才有了时间。于是，我们来到了这个时间的庆典上。这在我们的时间表上刻下了深刻的一道界线，使得之前和之后的事情变得值得纪念了。 “在我的时间表上，这界线正划在中年，这多少给人告一段落的怅然，但也给人重新开始的一些振奋。就如同少儿时候，每一个新学年的开端，都会立下无穷的誓言：决心写端正每一个字，决心不做错每一道题，决心每天做一件好事。可惜的是，每一桩表决心都是挫于中途，脱不了草草收尾的结局。而到了下一个学年，放弃的决心却又抬头了。 “现在又是下决心的当口了。今天许多人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是人对永恒诚挚的礼仪。时间将变得隆重，却并不因此衬出人的渺小，而是使人更为忠诚职守。” 王安忆在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篇文章中最后写道：“这一瞬也将以恒常的速度过去，余下的还是我们的有终点的生命，因其有终，才需我们立下好好度过的决心。” 插队知青的艰难 已故的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生前接受我采访时曾经坦诚地说：“我没有想要把安忆培养成作家。我倒曾希望安忆长大以后做个医生，靠一技之长安分地治病救人。平心而论，经历了过去那么多风风雨雨，真不愿意让孩子们再去涉足是是非非的文学艺术。”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安忆小时候就喜欢写作。王安忆各门功课都不错。“文革”动乱开始后，重点中学也不能上了。不久，妈妈茹志鹃小心翼翼地包藏了十多年的秘密，被无情的造反派贴的大字报揭开在孩子们面前：他们的父亲王啸平曾经戴过“右派”帽子。姐姐安诺为此大哭起来，安忆也哭红了眼睛，感到了害怕。那时节，全家人惶惶不安。此情此景后来在安忆的小说《墙基》里作过生动的刻画，超过了当时成年人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