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几点看法

新闻与传播评论

　新闻传播史　

关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几点看法

□　周光明

一、前　言

迄今为止的有关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整体而言并未改变“两头轻,中间重”的格局。古代新闻传播活动从先秦至清末,因其距离当代较为遥远,基本史料的爬梳是必须经历的第一道关口;是否掌握新的解读方法,是第二道关口。因为这样的困难,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糟糕的是,学术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忽视或轻视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倾向。一些学者轻描淡写,用“新闻迹象”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①。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必去考察它是如何“从猿到人”的。似乎中国新闻事业即从近代开始,并且有着具体的起点:1850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②。诚然,新闻事业从本质上讲属于近代文明③,但这不应是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失去学术价值的理由。

但与此同时,某些学者显露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苗头。本世纪初,对西汉居延和敦煌出土的竹简的解读引发一阵欢呼:我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了800年④!更有甚者,中国居然成了“传播学的真正发祥地”⑤。这种不良的苗头曾遭到多次的批评⑥,但批评的意见好像没被认真地听取。笔者认为这种心态⑦无助于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学术研究的正面提升。

笔者在此提出两个重视研究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理由。其一,尽管近代媒介由外籍人士输入,近代新闻事业的确立过程由外部力量所启动,但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体制与水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受容面”⑧,即外来的种子撒落在什么样的土壤中,又是受到什么样的“气候条件”的制约。其二,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一些基本特征不仅对近代、现代甚至对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都具有深刻的影响⑨。

二、“开元条报”———中国古代最早的官报

中国古代当然有报刊活动,但最早的报刊 λυ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呢?较早的代表性的观点是戈公振先生的“汉代说”,但延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此说为方汉奇先生的“唐代说”所取代,其后李彬对其师之“唐代说”有所修正 λ?。稍早于方先生的研究,台湾学者朱传誉先生持较谨慎的“宋代说” λω。但大抵而言,至上世纪末,似乎关于中国古代报刊活动开创期的讨论告

新闻传播史

一段落了。不过,这个平静的局面没维持多久,本世纪初相继有两个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研究心得,重新激活了这个老问题。

倪延年先生力主“战国说” λξ,表面上看他只是重提早先的“先秦说” λψ。他重新解读了《春秋》 λζ。他特别告诫读者注意传播功能与传播形式的区别,所谓报纸不一定非要采用纸张或散张作为载体不可。他确信当时的史书就是今天的报纸,准确地说就是官报。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关键问题:史官不是普通的传播者。《春秋》诚然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要的时政新闻,但它只是接受之,而不准备当即将其作为新闻传播之。很多时候,它更愿意隔世交流,也就是说,它更多的只是“传给后世的档案”,且读者仅是极少数有权消费这些最高级别政治资讯的人物。

差不多与此同时,张涛先生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并赢得了支持的掌声。他注意到西汉边地戍卒这样的读者能够较为及时地获取重要的朝政情报。因为西汉时政新闻的编发机关是御史府,所以他在戈公振先生之“汉有邸报”上推陈出新,提出西汉已有中国最早的报纸———“府报”。张涛先生希望通过边地戍卒这样的读者群体的出现告诉我们,西汉时政新闻的发布是公开的,并且传播范围突破了中上层官僚的小圈子。但他似乎忘记了这批读者出现的背景———西汉严重的边患。他没有提供材料以证明其他的基层读者的存在。此外,所谓的“府报”既不是定期性的,也无同时告知的用意,而是从御史府“出发”通过层层转抄达到边地戍卒。所以说,它仍只是一种官文书而已。对张涛先生的“府报说”,已有学者提出了较有水平的反驳 λ{,及时地给这种“锦标主义”研究气氛泼了盆冷水。

笔者赞同,中国古代最早的办报活动的出现,不会早于唐代,但也不晚于唐开元年间。不过,那个最早的官报绝不是“进奏院状”。所谓的“敦煌进奏院状”充其量不过是封“新闻信”,因为它与西方前近代的“新闻信”(ne ws letter)仍有很大的不同。“进奏院状”在新闻传播学上的价值与其说体现在唐代,还不如说在宋代。那么,这个在中国唐代出现的最早的“新闻类似物”是什么呢?此前的说法是“开元杂报”。孙樵在《经纬集》中有一篇《读开元杂报》的文章,一向为学界所关注。“开元杂报”是孙樵所定的名称。何以谓“杂”?“不立首末”之意也。孙樵在这篇文章中实际上给我们展示了两种传播样式:一是他滞留“襄汉间”所得到的“数十幅书”;一是他“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前者是后者的手抄件,因而有“缺文”、“讹文”。后者是朝政公报或朝政简报。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朝廷对政情资讯的发布,自先秦就有记载,但这一发布活动的“程式化”应该是从汉代才开始的。汉代宫门外的大道两旁,建有上圆下方的两座楼台,称为“观”或“阙”,用于悬挂或张贴政府文告,为后世之“朝报”与“宫门抄”之发轫。 λ|

孙樵在京城所看到的就是唐代的“朝报”或“条报” λ}。因为它“系日条事”,即每日发布,因此可以说唐代新闻传播活动在“定期性”这一技术指标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所以,孙樵在京城所看到的那个传播样式就是唐代的官报———中国古代官报之雏形。

孙樵的《读开元杂报》所提到的两种传播样式的关系类似于今天的报纸与报纸的复印件。我们应当把目光集中到孙樵在京城所看到的那个样式,而不是它手中拿着的“开元杂报”。孙樵在京城所看到的是唐代大中年间(847-860)的官报,这种官报在开元年间(713-741)就有,所以笔者认为,用“开元条报”称呼中国最早的官报比“开元杂报”应更准确一些。

三、“新闻的自觉”

唐宋之间,中国经历着“小分裂时期”,至宋,其王朝风格已与盛唐迥异。中央集权有了明显加强,商品经济也有较大发展,科举制盛行,市井文化活跃,这使得宋代的新闻传播环境有着明显改变。前文已提到唐代出现了中国古代官报的雏形———“开元条报”,到了宋代,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已越出自发的阶段,出现了“新闻的自觉” λ～。虽然,在宋代没有出现象曹丕

《典论》那样的专文,但是关于新闻传播观念的资料还是比较多的。两宋之前的中国古人当然有传播观念,但那还是一般的传播观念,而不是新闻传播观念。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到宋代才出现新闻传播事业。具体来说,传播活动在获得“定期性”之后,又在“专业性”和“商品性”这两项指标上取得突破。所谓“专业性”是指出现

了“一个由一群人分工从事传播制作与发行的组织” μυ。我们在宋代的官报系统与民报系统中

均可观察到这种专业活动。相比较而言,后者更接近大众传播活动。

公元981年(太平兴国六年),朝廷对散在京城的各州进奏院进行整顿,设立都进奏院,它

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第一家“出纳王命”的官报馆 μ?。关于这家报馆的工作程序,或主要成员

的分工情况,用现代的眼光可以这样描述 μω:该馆设有社长一人(都进奏院监官)、总编或主编

二人(属枢密院的检详官和属中书省的检正官)、编辑若干(进奏官几十至上百人不等,兼作记者与发行)。先由进奏官定期到有关部门抄录可以发布的新闻,接着由检详官、检正官编审,

有时还需送枢密院定本 μξ签发。一张正式官报于焉编成,然后进奏官一式多份(多为写本,偶

有雕版)地发往地方。

民报系统就是指宋代的“小报”。小报业者或径为邸吏(进奏官),或为与邸吏有相当私交的人士。此外,还有一些则是为小报所请托的政府工作人员。因为与官报相比,小报需要自己的采访力量。但从官方的立场来看,小报的主要新闻来源是“省、院之漏泄”。这些政府工作

人员虽不算小报的“正式职工”(小报给予他们的身份是“剳探人”) μψ,但却有很好的分工。所

谓“内探”、“省探”、“衙探”,他们分别负责提供宫廷、中央各部委及在京一般衙门的政治情报,类似于今天的“新闻线人”。

宋代官报的读者已经不限于少数高层人物或少数京官,由于是正式的中央官报,虽然发行

总量不大,但因为允许传抄和复制,并许可这些复制件以朝报或邸报名义,公开发售 μζ,所以,

官报的受众实已扩大到了整个官场,甚至可以说整个知识界。但是,官方媒体提供的新闻信息

量仍不能满足大众需求,于是“小报”产生了 μ{。小报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又可以自由买卖,对

朝报形成很大的冲击。我们现在看到的有关小报的史料基本上都是那些对小报颇为头疼的宋代官员们留下来的。

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相应的新闻传播观念,从而出现“新闻的自觉”。有学者认为,鲁迅所谓“文学的自觉”一说曾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其对魏晋文学表示赞

赏,与其说是学术兴趣,不如说是信仰偏好 μ|。那么,从学术上讲,“文学的自觉”内涵至少有两

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发展;二是按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进行

创作 μ}。笔者参考这个标准来考察宋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可以看到由于专业化和专业化程度提高,宋代官报已经从一般的政治情报收集与发布体制中分化出来,它已明显不同于官文书。而其“商品性”特征,加上“小报”对时效性的追求,正是新闻事业内在规律的体现。

宋代的“新闻的自觉”,就现有的史料看,可以分两个层面。其一,宋代官报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手段,统治集团逐步有意识地在运用这种媒介。“庶几朝廷命令之出,天下通知”以

及“欲以迁授、降黜、手赏功罪,勉励天下之为吏者” μ～。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古人对传媒的

信息传播功能、教化与动员功能的最早表述。其二,在“小报”的运作中,“新闻”作为专业名词出现了。“小报”在两宋的运作经历了两个作伪的阶段,先是“妄作朝报”,待到“小报”之名初现,说明“妄作朝报”已无必要,于是就“隐而号之曰新闻”。为何要“隐而号之”呢?因为消息

来源需要继续保密,但与朝报的“新闻”(实则为“旧闻”)相比,小报可谓名副其实。这里,“新

闻”的说法系小报业者对唐宋笔记小说体裁之借用 νυ,是一种对付报禁的预防措施。

四、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特征及最终水平

在整个世界范围里,官报的出现要早于民报,中国也不例外。因为官方本来就有一项日常?

24?新闻与传播评论

工作,即政治情报的搜集与发布,在这方面它占有传者的天然优势。对一个帝国而言,官报是

必要而且重要的“社会通讯手段” ν?。它因为拥有这种手段而得以维系和扩张,也会因为失去

而分崩离析,从而被迫转入新的帝国的缔造过程。但是,官方机构并非无所不知,也远不能做到知无不言,这就与人民的知情的渴求出现强烈反差,特别是在一个专制政体里,这种落差尤为巨大。专制政治究其实质而言,是一种秘密政治,它偏好垄断,行事诡秘,但它有一个强大的敌人(或致命的弱点)———泄密,它极易因垄断而傲慢而懈怠,或乱作为,或不作为。民报由是而兴。如果从较短时段 νω来观察的话,官报和民报的出现是有先后顺序的,唐代的“开元条报”是

中国古代官报的雏形,宋初有了正式官报,到南宋时民报才盛行。但从较长时段来看,民报与官报是一种共生(有时更像寄生)关系。同官报相比,民报采取的是有效消费的战略(如果它有战略的话),它消费官报已报、迟报和未报的内容,因此它信息量较大,而且发布迅速,它的消费方式一开始即遵循市场规则而不是命令式的。这是一种与官报完全不同的传播理念。不过,它对官报的挑战没有想象那么大。因为,总体而言,它所掌握的信息份额受制于官方的政

治情报总量,在那种体制所允许范围内,它的报道与官报具有较高的同质化, νξ它主要给读者

提供的是政治新闻。它的报道面当然不限于政治新闻,其中也有一些经济新闻、教育新闻、外交新闻,但都可以作为政治新闻来读,即使为一些学者所注意的古代报刊中逐渐增多的社会新闻部分也不例外。

νψ古代报刊(主要是民报)到底有没有言论板块呢?有学者认为毫无疑问 νζ,有学者则不敢

十分肯定 ν{,笔者在此倾向于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古代报刊没有言论板块。言论板块的缺失当然与历代朝廷的“新闻统制”政策有关系。虽然一些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信息的发布需要严格把关,但限制依然太过严厉。中国有着悠久的“言禁”传统,决策与民意之间的沟通是自先秦以来一直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难题。

以上已经陆续提到了限制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一些因素,我们需要对中国古人所取得的最终成就再作一番说明。

为什么中国本土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近代媒体?对此笔者冒险提供一个简明的答案:中国古代社会的新闻信息需求通过既有的方式已获得满足。有需求就有创意,因此中国人最早

发明了纸和印刷术(雕版、活字),但是一直到十九世纪雕版印刷仍是主流 ν|。中国的古代印刷

术西传至欧洲,但到了十九世纪初西方人却用现代印刷术反哺中国。活字印刷的优势是快速地、大批量地复制,这表明它受到了强劲需求的驱使。而我们的这个农耕文明背景的、崇尚大一统的帝国对稳定的爱好几乎达到了偏执的程度,虽然古人已认识到人性“喜新而好奇”,但

主流意识形态对“静”、“恒”、“常”的偏爱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新闻” ν}的倾向,“思想启蒙”

与“贸易发达”这两个新闻信息的新的增长点在中华帝国无由产生。当然,即便如此,新闻信息的生产与消费仍可依托于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条不紊地(或慢条斯理地)进行。

没有进一步的需求,技术上所存在的动力装置(机械化、自动化)的瓶颈就不能突破,手工作坊就不能发展为印刷工业。没有进一步的需求,即使有了新的传播技术,也不会有太大市

场。 ν～于是,毕昇与古登堡就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的象征。五、结　语

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历史学中的一些很好的研究方法应该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比如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相互印证

ου,新闻史学界已有一些学者这样做了,如方汉奇先生对“敦煌进奏院状”的研究,张涛先生对西汉简牍的研究,笔者相信吐鲁番文书以及近年来出土的楚地简帛也会对古代新闻传播

?34?新闻传播史

活动的研究有所裨益。

在史料的解读中,我们可以借助“外来之观念”。当然对“外来之观念”也需要经过学术的批判与合理的借鉴。在考察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时,应该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先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自秦开始,实行郡县制,进入了专制主义时代,而不再是周朝的封建社会 ο?。自秦至晚清的中国社会,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以与他所熟悉的西欧封建社会加以区别。不用“封建主义”而用“专制主义”来把握古代(秦以后)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很重要的。比如,“公共空间”的问题,笔者认为它最初产生于封建制度的分权结构的空隙中,而高度一元化的(或称“壹教”的)权力体系是近代公共空间产生的主要制度性阻碍。

撇开社会形态(它主要由经济关系所决定),还可从帝国传播入手。以前曾有学者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来考察传统社会或古代社会,比如在解释古罗马帝国的崩溃时,“社会通讯手段”欠发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后,加拿大学者哈洛徳?英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又提供了新的视角。自秦帝国之建立,由书同文、车同轨到后来纸的产生,印刷术的发明,可以看到,随着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和版图幅员之扩大而带来的沟通与动员的巨大压力,帝国之维系必然会不断思考如何取得传播技术层面的突破。而邸报出现,可视为帝国的中央与地方之政治紧张关系的一种消解。

此外,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与民意的形成及表达关系密切,这方面的研究台湾学者应该是做得比较好的

οω。大陆学术界的尹韵公先生、李彬先生也有涉及,但总体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注释:

①　“唐开元年间,有一种叫‘报’或‘报状’的东西,记述朝廷动态,这被看作古代最早的报纸。它是由朝廷主办发行的,历经数朝,没有什么根本变化,更没有演变成新闻纸,最后随着清王朝消亡了。”参见: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图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1.

②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12.

③　参见李彬的研究.评“古有新闻”的学科公设———兼论新闻的生成及内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7(1).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第三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④　张涛.西汉的“木简报”.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2.张涛.“府报”探源.方汉奇主编.新闻春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陈力丹.发现“府报”———我国古代报纸的历史前推800年.当代传播,2004(1).

⑤　方汉奇,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

⑥　比如,唐振常的批评:“中国报业史的作者们,论述国内报业兴起,往往夸古以饰今,把报纸的起源作无限制的延伸,事涉荒诞,人莫我信。”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三联书店,1987.又如钱辛波的批评:“几年前,我曾经听到一位负责人在谈到西方的大众传播学时说,这种论述中国自古就有,就举孔子、老子若干语录为证,说传播学的老祖宗在中国。这种只凭只言片语,牵强附会的考据‘正宗’的做法,和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没有多大区别,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8.

⑦　鲁迅曾把这种心态称为“古已有之”病(《随感录?三十八》).李敖也有相同的诊断(《给谈中西文化

的人看病》,《文星》,第52期).

⑧　此处笔者借用了日语的一个说法.

⑨　吴廷俊.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23.

λυ　笔者在谈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时,主张用“报刊”而不用“报纸”的说法.

λ?　参见: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新华出版社,1999.

λω　参见:朱传誉.宋代新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λξ　参见:倪延年.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λψ　“先秦说”包括“上古说”、“三代说”、“周朝说”、“战国说”等,自十九世纪末起相继就由一些中外学者提出,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戈公振先生著《中国报学史》,此说才告式微.

λζ　当然他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作为鲁国编年史的《春秋》,是战国时期史书的代表作,当时各?

44?新闻与传播评论

诸侯国史书多以春秋命名.

λ{　黄春平.从出土简牍看汉帝国中央的信息发布———兼评张涛先生的“府报”说.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4).

λ|　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4～25.

λ}　此处“条报”为名词;与上文所引资料中的“条报”含义有区别。孙樵所用的“条报”是动词,即“一条条地报道”.

λ～　此处系笔者套用鲁迅的“文学的自觉”的说法.详见后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

μυ　W ilbur Schra mm.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译.远源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203.

μ?　笔者赞同中国古代之有正式官报自宋代开始.参见:朱传誉.宋代新闻史.1967.又见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998.

μω　参见:朱传誉.宋代新闻史.18～24.

μξ　宋时枢密院主管军机大事,在官报制作过程中,也负责制订编辑方针.又,定本制或定本誊报制始于公元999年,其后废复多次。有人称其为世界上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笔者不认同这种看法,而把这种“事先检阅”视为官报编辑的一个工作环节.

μψ　朱传誉先生似乎把他们当作是现代报馆中专跑特定线路的记者。参见朱传誉.宋代新闻史.9,81.

μζ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85.

μ{　“朝报的商品化,是小报得以产生的内在因素。”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7.笔者对黄先生的观点有所修正.

μ|　参见:闫月珍.文学的自觉:一个命题的预设与延异.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μ}　参见:李文初.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文艺理论研究,1997(2).

μ～　宋会要辑稿.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73.

νυ　小报业者使用的“新闻”一词的含义与今天“新闻”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但由于“新闻”一词第一次与“报”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新闻”已与唐宋笔记小说之“新闻”(其含义接近于“传奇”)有了分化,开始带有专业名词色彩。笔者有专文讨论“新闻”概念的演变。“新闻”术语之厘定与近代中西日文化互动.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ν?　参见:[美]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陈步译.科学出版社,1985.

νω　此处笔者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说法.

νξ　这也是民报得以合法化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官报的强势地位在《京报》正式出版后有所削弱.

νψ　由于受到某些政治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人对灾异十分敏感。“灾异报道实际上是政治报道的一个分支。”参见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66.

νζ　朱传誉先生认为小报的“意见之捏造”,也就是报刊的言论栏,相当于今天报纸的社论.朱传誉.宋代新闻史.83.

ν{　尹韵公先生从《万历邸钞》中找到了一篇“评论性报道”.参见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67.

ν|　“雕版印刷是中国印刷史上的主流,活字印刷仅是偶然的插曲。主要原因是中国文字的字汇数目庞大,雕版印刷比活字印刷经济并更易于处理……只有在大量印刷卷帙繁多的书籍时,活字印刷的优点才较多。”参见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4～5.

ν}　参见宋石男、蒋晓丽.中国近代报纸发展滞后原因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4).该文考察了明清传播活动中一般人民“好古忘今”,热衷于戏文、小说的现象。笔者借用了该文“反新闻”的说法,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ν～　中国古代有许多技术天才,但却一代一代重复发明。等到终于有了用途,却又不免“大材小用”.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又见鲁迅.电的利弊.申报?自由谈,193322216.

ου　这种方法后经过陈寅恪先生归纳如下: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

ο?　读者可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增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οω　比如,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二章,台湾三民书局,1984.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台湾正中书局,1974.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等.

　附 录　

作者简介

1.单　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珞珈学者特聘教授

Shan Bo:Research Fell ow,Media Devel opment Research Center in W uhan University,Luo J ia Scholar Chair Pr ofess or

2.罗　慧: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Luo Hui:Ph.D.Candidate,School of Journalis m&Communicati on in W uhan University

3.石义彬: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Shi Yibin:Ph.D.,Pr ofess or,in School of Journalis m&Communicati on,W uhan University

4.张　卓: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生

Zhang Zhuo:Ph.D.,Candidate,,Lecturer,School of Journalis m&Communicati on,W uhan U2 niversity

5.张小元: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学系系主任、教授

Zhang Xiaoyuan:Pr ofess or,School of Journalis m&Communicati on,Sichuan University

6.姜　红:安徽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

J iang Hong:PH.D.,Pr ofess or,School of Journalis m in Anhui University

7.刘　娜: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L iu Na:PH.D.B ir m ingha m University,U.K,A ss ociate Pr ofess or,School of Journalis m&Com2 municati on in W uhan University

8.周光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Zhou Guang m ing:V ice Pr ofess or,School of Journalis m&Communicati on in W uhan University

9.李卓钧: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L i Zhuojun:Pr ofess or,School of Journalis m&Communicati on in W uhan University

10.李国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L i Guo p ing:Postgraduate,School of Journalis m&Communicati on in W uhan University

11.刘建明: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L iu J ianm ing:V ice Pr ofess or,School of Journalis m&Communicati on in W uhan University

12.吴予敏: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

W u Yu m in:Pr ofess or,the Center f or the Media and Culture Devel op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13.杜　妍:文学硕士,现任职《证券时报》社

Du Yan,MA,working at《St ocks Ti m es》

14.李　岩: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几点看法

周光明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评价了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现状,提出了正视或重视相关研究的理由。然后,分三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提出,中国最早的官报在不早于唐代但也不晚于唐开元年间出现,它的名称是“开元条报”,而不再延用“开元杂报”。第二部分提出,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到宋代就形成了新闻传播事业,出现了“新闻的自觉”。第三部分对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总体或最终水平作了一些评估,认为中国古代特殊的新闻传播环境使得既有的传播技术可以满足当时社会对新闻信息量的需求,结论是:若无外部力量的介入本土便不能产生近代媒体。本文结语部分对今后的中国古代新闻传播的研究走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开元条报　“新闻的自觉”　新闻信息需求量　帝国传播

V i ewpo i n ts of the Acti v iti es of Anc i en t Ch i n a News Com m un i ca ti on Abstract: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current conditi ons of Chinese ancient ne ws communicati on and p r oposes the reas ons of the relative research.There are three parts of this paper.I n the first part,it says that the earliest official paper did not occur in Tang Dynasty,nor late than Kaiyuan peri od of Tang Dynasty,its na me is“Kaiyuan Tiao Bao”instead of“Kaiyuan Za Bao”.The second part ana2 lyses that ne ws communicati on and“the consci ousness of ne ws”began at Song Dynasty.The third part is the comments on the Chinese ancient ne ws communicati on.The final research result is that the recent media could not devel op without the outer f orce.

Key words:Kaiyuan Tiao Bao　“The consci ousness of ne ws”　The need of ne ws inf or mati on　I m2 perial Communicati on

1942年河南大灾荒中的《大公报》

李卓钧　李国平

内容提要:1942年河南大灾惨绝人寰,国民党当局不准报道。当时《大公报》本着媒体的责任和良知,突破新闻封锁,对这场灾难做出了真实客观的报道,对时弊进行了无畏的批评,并对受难同胞积极援助,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但却因此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惩罚。

关键词:大公报　1942年河南大灾荒　新闻封锁

《Ta Kung Pao》i n1942’s B i g D rought of Henan

Abstract:The B ig dr ought of Henan in1942was extre mely tragic,but the K MT(Kuom intang)au2 thority didn′t report it at that ti m e.W ith the res ponsibilities and consciences,the Ta Kung Pao br oke down the inf or mati on bl ockade,made the courageous and objective report,and carried out the out2 moded fearless criticis m t o the authorities as well as the active assistance t o the compatri ots suffering distress.The Ta Kung Pao′s deeds had a tre mendous i m pact,while the K MT authority had been published.

Key W ords:Ta Kung Pao　Fa m ine of Henan in1942　I nfor mati on bl ock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