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话本小说的创作特色及其成因
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沦与救赎——论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
现代知识分子的沉沦与救赎——论阎连科的长篇小说《风雅颂》 洪治纲/欧阳光明CCHong Zhigang, Ouyang Guangming 【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专题号】J3 【复印期号】2009年02期 【原文出处】《南方文坛》(南宁)2008年6期第101～105页 【英文标题】Depravity and Salvation of Modern Intellectuals: The Novel Feng Ya Song by Yan Lianke 【作者简介】洪治纲，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欧阳光明，暨南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阎连科无疑是一位充满了忧患意识和叙事激情的作家。长期以来，他总是借助丰沛的艺术想像和狂放不羁的话语方式，不断地深入到当代社会内部，尤其是围绕着各种隐秘的权力结构形态，展示了种种尖锐且又不乏荒诞色彩的人性景观。特别是在那些以耙耧山脉一带的中原文化为背景的作品(像《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年月日》、《受活》等)中，阎连科不仅生动地演绎了各种欲望喧嚣与人性狂欢的生存场景，还揭示了乡村社会结构中权力之间彼此勾连且又相互倾轧的复杂状态，传达了作者内心深处极度焦灼与愤懑的精神状态。可以说，在中国当代作家群里，我们几乎很少看到有人像他那样，对现实永远保持着高度紧张的关系。也正是这种紧张关系，使得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一种“剑走偏锋”的极端方式，为他内心的某种理想，不断地向各种现实伦理发出巨大的挑战。 这种持之以恒的挑战姿态，在他的长篇新作《风雅颂》中再一次展示出来。在这部小说里，阎连科以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清燕大学”为背景，通过一位大学教授、《诗经》研究专家杨科的荒诞命运，在充满诙谐和反讽的叙事语调中，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质和精神操守进行了一次无情的解构。 “混乱时代”的知识分子及其生存境域 严格地说，《风雅颂》并不是一部非常优秀的长篇。从内涵上看，作者对当代中国大学内部的体制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域的了解，还只是满足于一些共识性的经验之上，缺乏精深有效的思考。尽管有人认为，他“朝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光亮的脸上吐了一口恶痰，朝他们丑陋的裤裆狠命地踹了一 脚”①，但其意义也仅限于这种发泄的层面。从叙事上看，小说虽然延续了作者一以贯之的黑色幽默式的反讽基调，但在处理人物内心深处的一些精神状态时，脸谱化甚至平面化的倾向亦十分明显。但是，这部小说之所以让我们产生某种内心的震动和阐释的欲望，主要在于，阎连科非常敏感地触及了中国当代文化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即一种被规则化和制度化的时代病症——它在强大的工具主义实用原则的驱动下，使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接受被现实制度扭曲了的命运。“事实上，艺术和学术活动的独特和有价值之处，正是它没有直接受控于工具主义风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不是着手生产顾客需要的东西，而是追求实现更高远的目标。”②而在实际生活中，实利化的求知和无私的真理性的求知之间的界限却被模糊了，它导致了缺乏实用价值的人文知识分子越来越走向边缘，也越来越失去精英化的角色。而在《风雅
论阎连科的童年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阎连科的童年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刘富斌 指导教师刘保亮 摘要 童年经历作为个体成长经历的第一个阶段，人类在这个阶段所形成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往往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认知对于个体的影响深远而巨大。作家是一个依赖于自身认识进行艺术创作的群体，童年经历对作家的影响直接融入到文学创作过程，体现在文学作品中。阎连科自幼生活于穷苦的豫西乡村，封闭的农村环境，加上革命的时代背景，以及长久的笼罩在整个家庭的贫穷和病痛，使得阎连科对于穷困、疾病、权利、城乡差距有着直接的感受，也正是因为家庭的贫困使得阎连科很早便辍学打工，这些独特的童年经历，使阎连科对于社会底层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而广泛的底层话语也成为其核心的创作价值所在。阎连科赖以成名的“瑶沟系列”“耙耧山脉系列”也正是来源于其童年农村的生活经历，童年对于苦难和病痛的深刻认知也成为其文学作品中非常重要的主题构件。可以说，这种童年经历在直接影响着阎连科自身人生道路选择并形成了其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同时，融入到其文学创作过程中，成为其文学创作重要的主题来源和创作风格形成的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阎连科；童年；创作主题；创作风格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Yan lianke's impact o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ABSTRACT Childhood experience as an individual experiences growing up of the first stage, at this stage of human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tends to be ingrained, the effect of the cognitive for individual deep and vast. The writer is a dependent on their own understanding of art creation,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the writer's influence directly into the literary creation process, reflected in literary works. Lianke have been living in the poor western countryside, closed rural environment, plus the time background of revolution, and for a long time over the whole family poverty, and pain, naturally makes for rights,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overty, disease, and there is a direct feeling, it is because of family poverty make lianke work very early drop-out, these unique childhood experiences, naturally makes for the bottom ha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and understanding, and a wide range of the creation of discourse has become the core of the underlying value. Lianke's famous "yao ditch series" and "series" palou area mountains is also comes from its rural childhood life experience, his childhood for suffering and pain deep cognition has become the very important theme in the literature of artifacts. Naturally, so to speak,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s in a direct impact on their life path choice and formed its unique "world outlook, the outlook on life,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into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process,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his literature creation important source an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style. KEY WORDS: Yan lianke ；childhood ；Creative theme；writing style
阎连科小说修辞解读
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003年第4期 文学纵横阎连科小说修辞解读 徐 漫 摘 要:作家阎连科小说中的小人物身上折射出一种虽微弱但执着的理想主义光辉,同时,也在小说语言上进行修辞探索和美学追求,从而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和回味无穷的美感。 关键词:小说语言 修辞格 文本智慧 多种修辞格兼而有之在阎连科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他善兼取多种修辞格而用之,才思喷涌,构思巧妙,想像新奇,联想丰富,得心应手,引人入胜。他的多种修辞格兼用中,意境灵动,意象独特。尤其是其中所蕴藏的诗意和韵味,不仅丰富了作品所展示的内容,同时也使读者获得了解读与欣赏的喜悦激动和审美情趣。例如: 离开港口时,有许多胡子老兵,泪水砰砰啪啪跌落在舰栏上,如落夹的豆粒在甲板上滚来滚去。 ( 1949年的门和房 ) 这段话兼用摹绘、比喻和夸张三种修辞格。 砰砰啪啪 的摹声, 落夹的豆粒 的新奇比喻和 滚来滚去 的夸张,将 胡子老兵 离开故土时的无奈和依依不舍,以及舰艇在汹涌海浪中的颠簸起伏表现得惟妙惟肖,读者脑际浮现着一幅伤感的动态的画面。 他看见这泥屋门口的丝瓜,昨儿他来时还只是绿旺旺地在院墙上爬挂着,今儿一醒来丝瓜花竟又 浓又烈开了一院墙,把泥坯木架的院墙都染得通红 了。用小麦壳和泥糊成的屋墙上,居然长着一层小 麦芽,又嫩又绿,仿佛那四周的屋墙原本是竖起的 四面草地儿。院里的甬路两旁,长满了蓑草、茅草、 野菊、齿角芽、车轮花、葛根旺和有浓稠甜味的紫香 蒿。小白花、小红花和小黄花在草间开得无所顾 忌,把用料礓砂石铺成的甬路挤得扭腰歪脖儿。喇 叭花盛气凌人地爬在所有的草顶上,几分邪荡地开 满一世界。不消说那花草中间有着野蜜和狂蝶,有 不知名的飞蛾和草虫。院子里涌满了草腥和花香。 到处是白光和影儿。虫蛾在花草上飞舞时磨翅、撞 头、似黄似红的香味在日光中飘散时有震耳的响 动。野草为争夺空中的场地扭扭打打。( 朝着东 南走 ) 在上述的段落中,其语言修辞中可以看出作家兼用转类、比喻、比拟和通感等四种修辞格,把门前屋院描绘得如诗如画。 绿旺旺 作为状语修饰的对象是 爬挂 ,如果将语序调整为 绿旺旺的丝瓜 , 绿旺旺 作为定语修饰 丝瓜 ,则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相符。而作家突破正常的汉语语法规范,运用转类修辞,突出了 丝瓜 旺盛的生命力和生长动感,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染得通红 的隐喻和 仿佛那四周的屋墙原本是竖起的四面草地儿 的明喻的运用,都令读者赏心悦目,我们好似身临童话般的境界,又好似在欣赏水粉画。各色小花 在草间开得无所顾忌 ,把 甬路挤得扭腰歪脖儿 、 喇叭花盛气凌人 、 几分邪荡地开满一世界 、 野草为争夺空中的 26
第六节 话本小说集的代表作“三言二拍”
第六节话本小说集的代表作“三言二拍” 共存一百九十八个话本拟话本的“三言二拍”，代表了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既是小说美学的艺术宝库，也是小说文化的思想宝库。 “三言二拍”的艺术实践，使宋元时代形成的话本短篇小说形式更加成熟，并提升到小说美学的较高境界。经过冯梦龙对宋元旧本的加工整理和润饰，以及冯梦龙、凌濛初对话本形式的成功摹拟创作，白话短篇小说获得了后来被拟话本作家普遍遵循的独特艺术形式。摹拟说书场的现场情景，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民间白话作为小说语言，采取事理相套的结构模式，构想常中出奇的故事情节，反映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这种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小说，虽在宋元时代已初具规模，但“三言二拍”才使它完全定型化并产生广泛影响。 “三言二拍”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是那些爱情婚恋作品和公案小说。“三言”中婚恋佳作甚多，《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崔待诏生死冤家》、《乐小舍拼生觅偶》、《金明池吴清逢爱爱》等系改润宋元旧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则为明人杰作。《杜十娘》经过冯梦龙的再创作，是拟话本短篇小说少有的精品，女主人公的肮脏职业与美丽心灵，下贱身份与聪明智慧，屈辱地位与坚强人格，执著的美好追求与勇决的自我毁灭，形成一系列的巨大反差，震撼人心地控诉了罪恶社会，表现了壮烈的悲剧美，是一曲卑贱者伟大人格的颂歌。《卖油郎独占花魁》写了另外一个妓女，她曾经被肮脏的风尘生活麻醉了人的尊严感，但是一个地位似乎出她还要低微的卖油郎，却用自己近乎宗教情感的高尚爱情，使她恢复了人格灵性，终子对卖油郎爱的呼唤回以“我要嫁你”的心声，作品在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情与欲、爱恋与摧残、衣冠禽兽与市井良民的强烈对比中，赞颂了爱的力量，也肯定了小人物的爱情追求。“二拍”中写情作品也不少，《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读来十分感人。作品赞美了一对恩爱夫妻生死不渝的纯真爱情。他们的结合带有近代婚恋色彩，刘翠翠与金定幼时同窗恋爱，发誓决不他适，双方父母也开通，女家不嫌男家门户低穷，男家慨然同意入赘，遂使有情人成就了美满姻缘。不想逢兵乱妻子被一将军抢夺，为免夫家遭难，只好忍辱偷生；丈夫千辛万苦，行乞访寻。七年后终于找到，但将军威势难犯，只能冒充兄妹，得一相见，后同住府中，却咫尺天涯，不得团聚。金定抑郁而死，翠翠随之病亡，将军未识真情，同意翠翠遗瞩，使“兄妹”同冢而埋，恩爱夫妻，生不得同床，而死得同穴。死后他们做了鬼夫妻，享受爱情，终不分离。作品一再强调他们的生死相随是“情之所钟”，还在入话中讲了一对夫妻无“情”之后，即“各无系恋”协议分手，且死后儿女欲之合冢尸体却转背相向的故事，作为反证。 如果说婚恋作品多富于情感魅力和悲剧美的话，那么公案小说则较多地诉诸理性思维，而且不少作品采取了喜剧的审美态度，甚至是冷厉的讽刺和幽默，尤其凌濛初的“二拍”中一些写犯罪行骗的作品，这种特点更为明显。对于犯罪小说的叙述，作者采取了较高的俯视角度，他并不宽恕恶人，但也不把廉价的同情给受害者或受骗者，他总把一桩桩罪案或骗局解释为罪恶与愚蠢相互作用的结果，让罪人与愚人（受害者）一起分担责任。这些作品提示人们，消灭愚蠢和错误，可能是制止罪行的更好办法，所以，作者对受害者也不乏嘲讽和批评。《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是个进入了幽默情境的讽刺喜剧，一潘姓富翁，贪财好色，骗子遂设计一精巧的丹客美人之局，使之陷入圈套，大损钱财，富翁犹执迷不悟，再次堕人另一“丹客”骗局，但仍不醒悟，直到成为第一次行骗的“丹客”新骗局的帮手，被人拿住，问明真情后虽被释放，却已盘缠俱无，只能讨乞回家。可笑的是，富翁迎请“丹客”，本为发财，但一见了“丹客”随带的“小妾”（雇用的妓女），顿时“炼丹的事又是第二着了”，每日只想勾搭，此时“丹客”借故回家悄然盗走全部母银，富翁还以为天赐良机，迫不及待地与“小妾”勾搭，“丹客”回来后理直气壮地赖了母银，还为“小妾”失身又索赔一笔，富翁一边跪地讨饶，一边心责自己太性急：要是丹炼成了再勾美人，岂不两全其美？又觉得“丹客”得了银子便不再追究，“还自道侥幸”。作品写“丹客”的心计语言，真是天衣无缝，写富翁的庸俗心理，也毫发逼真，读之忍俊不禁。在这部作品里，对愚行的嘲讽超过了对罪行的揭露。 在世情长篇小说出现以前，中国的长篇小说追求动作性，多只在行动中刻划人物。但话本拟话本小说特别是“三言二拍”中，却已有精彩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而且这些心理描写不但使人物形象更加复杂丰富，还成为情节奇异发展的逻辑动因，实际上是对人物行动的心理分析，这种分析使无论多么奇巧的故事，都变得常理能通，常情可解，增加了作品的厚度和感染力。《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丹客半黍九还》等作品，都依赖了成功的心理分析描写。《白玉娘忍苦成夫》（《醒世恒言》卷十九）的心理分析尤能与人物处境和情节发展完美配合。元将张万户把掳来男女为仆，又随意配对，程万里和白玉娘就这样成了患难夫妻。白玉娘知道丈夫想逃，有心成全，但程万里却由于环境的压迫变得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妻子真心劝逃，程万里却老大惊讶，心中想道：“他是妇人女子，怎么有此丈夫见识，道着我的心事？况且寻常人家，夫妇分别，还要多少留恋不舍。今成亲三日，恩爱方才起头，岂有反劝我还乡之理？只怕还是张万户教他来试我。”便正色反驳，此日早起，“程万里思想：‘张万户教他来试我，我今日偏要当面说破，固住了他的念头，不来提防，好办走路’。”于是反在张万户那里告发了妻子，张万户怒极要鞭打白玉娘，程万里又“心中懊悔道：‘原来他是真心，倒是我害他了’。”但到张夫人劝住了张万户时，程万里“心中又想道：‘还是做下圈套来试我。若不是，怎么这样大怒要打一百，夫人刚开口讨饶，便一下不打？况夫人在里面，哪里晓得这般快就出来护救？且喜昨夜不曾说别的言语还好。’”到了晚间，他见玉娘并无怨意，更自我证实：“一发是试我了。”后来白玉娘又劝丈夫早逃为好，他愈加 怀疑，认为是张万户教她再来试他断了逃走念头没有，于是次日又报告了张万户，张万户暴跳如雷，决定卖掉白玉娘，另为程万里择妻，程万里才知道妻子果是真心，悔之晚矣！这一段故事的发展，全以程万里反反复复的心
话本小说的美学特征
第五节话本小说的美学特征 在宋元，“讲史”、“说经”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明清长篇小说，直到明代后期《金瓶梅》问世以前，都还只知道仰着脖子在幻想的天国里构思神仙鬼怪的故事，或者扭转身躯去到遥远的古代社会中寻找非同凡人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与“讲史”“说经”同时代的“小说”，却已经早就迈着现实的步伐，走进了市井细民的真实生活。但是，当《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写实作品“逐日记”式毫发逼真地勾勒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图画，世情长篇小说完全成熟时，在“小说”话本里成长起来的明清白话短篇小说，却又仍然保持着故事情节的奇异色彩。如果以“奇”作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话故事的美学定性，而以“常”作为世情长篇小说的美学定性的话，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似乎居于其间，其定性的美学特征可以概括为常中出奇。明清白话短篇小说描写着普通人的寻常生活，却又坚持着以奇为美的传统观念，从而创造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 白话短篇小说的这样一种美学观念，凌濛初的“二拍”里有两段极好的表述，《拍案惊奇序》云：“《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二刻拍案惊奇序》云：“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鹜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在他们看来，常人尽有奇遇、耳目之内尽有怪怪奇奇，根本不必到幻想时空和历史时空中去凭空虚构或者仰望搜寻。《初刻序》《二刻序》中的上述思想，在《今古奇观序》中被发挥得更加明白：“夫蜃楼海市，焰山火井，观非不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者也。”虽然序中以仁义礼智为“常心”，忠孝节烈为“常行”，善恶果报为“常理”，圣贤豪杰为“常人”，意在把小说创作纳入封建道统，但其中提出的“真奇出于庸常”、“至奇训人以至常”的美学命题却是十分深刻的，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奇异惊人的情节，而又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真实，更加凝练地总结了生活的规律，这就是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三言二拍”及明清其它拟话本中有一批水平上乘的作品，较好地实践了上述理论原则。 当然，常中出奇的美学追求，还反映了话本艺人和拟话本作家们对听众读者心理学的研究。话本拟话本小说以通俗平易的市井白话，真实地或者虚拟地面对着说书场中的市民听众，这些市民听众有着市民阶层特有的审美趣味，非奇巧惊人不能令其默坐静听，而如果奇巧惊人的故事偏又能令人信其真实，且有许许多多故事是讲着市民们自己的事，包含着许多生命哲理和生存智慧，则听众更感亲切动人。明清拟话本中有一些作品过分追求情节的耸人听闻，原因之一就是在把握市民“俗趣”上俗而失趣，分寸一失，作品的美感也就失去了。“二拍”中的某些作品重新堕入鬼趣，李渔的有些拟话本细节描写不堪入目等等，例证甚多。 明清拟话本作家们既已在理论上意识到并探讨了故事情节构想中的奇常关系问题，艺术创作实践中也就努力追求着常中出奇的美学境界。纵向考察，我们不难认定，跟事理相套的结构模式之普遍使用一样，常中出奇的情节构思方法是话本拟话本作品恒久不变、贯彻始终的又一美学原则。 只要一打开明清话本拟话本小说集，从一个一个作品的标题上，我们已能初步领略到故事常中出奇的美感风貌。冯梦龙已精于作品题名，《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中：《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警世通言》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乔彦杰一妾破家》；《醒世恒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刘小官雌雄兄弟》、《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凌濛初更善此道，《初刻拍案惊奇》：《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二刻》中：《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此后的拟话本小说，学习“三言二拍”，也在作品标题上狠下功夫，如《醉醒石》中《穆琼姐错认有情郎董文甫枉做负恩鬼》；《八洞天》、《五色石》中的标题都可为例，如《收父骨千里遇生父裹儿尸七年逢活儿》、《幻作合前妻为后妻巧相逢继母是亲母》、《投崖女捐生却得生脱梏囚赠死是起死》；《十二楼》中的小标题亦多能尽表故事情节的奇巧，如《破疑人片言成二美痴情客一跪得双娇》等。随手列举，尽可为例。这些标题的共同特征，就是尽其可能地用骈句形式，把故事情节的奇巧引人之处标示出来，让读者一看标题就手难释卷，必须明其究竟才能罢休。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标题。“卖油郎”和“花魁”极言二人地位之悬殊，一个毫无地位，卖油糊口，一个是王孙公子才敢想慕的花中魁首，但这两个似乎绝不可能成为情人的男女，却成就了爱缘，而且是“独占”，其中奇处，自然人人愿知。具体标目力求出奇，在作品结集或选集的时候，有的就干脆让“奇”字做了书名，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云：“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所以命名为《拍案惊奇》。明清的一些话本拟话本选集，也叫着《海内奇谈》、《今古奇观》、《警世奇观》、《幻缘奇遇》、《四巧说》、《今古奇闻》、《续今古奇观》之类的一些名字。 常中出奇的最大困难，是在追求情节奇异性之同时，仍能保持住作品的真实性、可信性。神话故事可以肆无忌惮地弄神弄鬼，英雄传奇也不怕夸张地设想人物的大智大能，讲普通人的故事则必须基本遵循生活的或然率法则，依照常人的逻辑可能性来编织情节。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讨论“关于悲剧的布局和喜剧的布局”时说过这样几段话，“假使历史事实不够惊奇，诗人应该用异常的情节来把它加强；假使是太过火了，他就应该用普通的情节
阎连科小说修辞论
阎连科小说修辞论 阎连科在他的小说中建构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耙耧世界”。从《寻找土地》、《年月日》到《日光流年》、《受活》,阎连科力图从“形式进入意义”,刻意回避了小说的故事性、情节性,漠视人物形象塑造,有意识增强形式表达上的结构化,增强语言的丰富性,突显人类的本质生存意义。 本文借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理论,通过对作者写作意图的分析,来分析阎连科小说的“为谁写”和“怎么写”。从具体的创作过程来说,作者最首要的修辞选择是语言选择。 作为土生土长的河南农民之子,豫西方言则成为了阎连科的“终极词汇”。首先,阎连科通过对“方言”的整理,来试图恢复被“共同语”所完全屏蔽掉的历史真相。 其次,以絮言与正文互文,使现实、历史、传说很自如地相互沟通。正文与絮言在互文中表现出一种自由叙事的精神,同时让以往完全由作者控制意义的“封闭文本”呈现出开放的状态,取消了“文本意义”的“绝对性”与作者的“独断性”,让不同的读者能达到不同的理解。 最后,“狂欢化”的文革语言,与特定语境中的政治相关联,形成独特的历史语境,而人虽然表现上是话语的操纵者,事实上一直为话语所控制。在独特而荒诞的历史语境中,叙述者以自身的癫狂叙述了特定时代的癫狂,用话语将一种特定的历史语境进行夸张性“还原”,让“狂欢化”的语言来显示出自己的荒诞性,从而达到对于历史苦难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布斯认为,作者必须通过“自然的客体”对自我象征意义的表现来唤起读者的情感。在阎连科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个特别的“自然客体”值得关注——那就
是“身体”。 阎连科让“身体”在场,让“身体”处于日常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成为一切社会符号与意义的承担者。他从身体与存在、身体与疾病、身体与欲望三个角度来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 首先,身体必须依托粮食与繁衍而保住肉身的存在,其次,他创造残病世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关于“身体与健康”的看法,人的疾病、人的抗争、人的失败,这是人所必须经历的生命历程,而身体与时间的战争将永不止息。最后,人类的情欲与外在的压抑因素总处于一种具体的对抗之中,身体的压抑往往会导致情绪的癫狂,从个人的情欲想象到情欲引发的革命事件,都使人看到了身体是如何受规训的,而欲望的力量是如何突破外在的禁忌得以实现的。 同时,在阎连科的身体叙事中,女体被物化为一种自然景观,对应的是男性心中的本能,而本能在接受文明的规训之后,往往直接被扼杀或被激发,成为自然的破坏者。女体,始终无法进入历史,与荒野保持着同一性。 这种命运,正是命运对于人类、权力对于规训者绝对权威的映照。阎连科在小说中表达了自己的时空修辞意识,在文本的结构修辞上,根据不同类型的读者设定了“情智双结构”。 首先,阎连科放弃对线性时间的把握,从人物的心理时间走进他的世界,展示的是编年之外的“真实个体”与“真实事件”。因此,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时间只是一种循环,呈现出“圆形”而非“线性”时间状态。 他利用对时间的控制,让历史走出编年,回到具体的事件与生命体验之中,传递了历史过程中被忽略的生命真相,达到了对“此在”的本质理解与关照,从历史回到事件,突显出历史的“盲点”。同时,在圆形的时间中,阎连科精心构建了一个
陈奂生上城陈奂生上城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包括“漏斗户
陈奂生上城-陈奂生上城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包括《“漏斗户 陈奂生。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 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他有着中国农民的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有数千年历史积淀下的民族“劣根性”。高晓声以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精神面貌
也发生变化。就其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 作者显然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中文名,陈奂生。其他名称,陈焕生。登场作品,“漏斗户”主。身高,170。 人物生平。也叫陈焕生。是高晓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主人公。 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他有着中国农民的善良朴实忠厚的传统美德。同时也有数千年历史积淀下的民族“劣根性”。高晓声以他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变化的历史画卷。反映了农民物质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精神面貌也发生变化。就其形象的主体姿态来看。 作者显然带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 人物事件。他善良。正直。勤劳。憨厚。“干起活来。 像青鱼一样。尾巴一扇。向前直穿。
连碰破头都不管”。陈奂生上城正是千千万万个陈奂生。以辛勤的劳作养育着国家。民族。他们事实上。是我国农村乃至民族的中坚。但是。陈奂生并不懂得这一点。长期的“漏斗户”这个经济上的弱者的地位。决定了他在思想。政治上也是个弱者。除了他和李顺大有一脉相通的惰性之外。“祖传”的“精神胜利法”的某些东西也从陈奂生的性格深层凸现了出来。他的名言是：“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 就不算是欺他”。更为可悲的是。在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以后。他性格中那种自欺。自我安慰的因素并未随着过去的时代一起逝去。而是在更高的需要未能满足时。向自我陶醉。自我麻醉演进。作者对他用五元钱买了个“便宜货”。得到了精神满足的细致描写。令人忍俊不禁。继而引起深思。作者无意写出阿Q 第二。陈奂生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时代给他带来的变化都是阿Q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作者确实继承了鲁迅的传统。
明代小说审美
明清小说审美意识流变 小说审美意识的定义 1.小说家对于小说艺术形式的一个总体看法，包括小说家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以及小说家对于小说社会功能的认识以及小说家所恪守的艺术方法、艺术原则。 2.小说家和读者（听众）之间互动的一个过程、结果。 3.小说审美意识，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4.小说审美意识的更新、演变，它是迂回的，或快或慢，有时甚至于可以发生反复，发生变化。 小说审美意识流程 明代长篇小说开始成熟，一直延续到清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明清章回小说的演变。这个演变实际上也就是它的一个小说审美意识或者称为小说观念的不断地更新的过程。 从明代到清代我们的章回小说经历了三次审美意识或是小说观念的三次更新： 第一次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标志的第一次小说审美意识的更新。 第二次以《金瓶梅》为标志的小说观念的更新。 第三次以《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为标志的又进行了一次小说观念的更新，从而把小说这种独立文体推进到最高峰。 而小说审美意识和小说观念的这种更新，对于小说发展是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审美意识转变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在元末明初，元王朝坍塌，明王朝开始崛起。许多杰出的人物就曾经为摧毁这个腐朽的元王朝作出了史诗般的贡献，这样一种英雄如云的时代，就引发了小说家很自然产生一种富有时代感的小说观念：如何塑造、歌颂民众心中的这些英雄形象，来表达他们对于这些英雄如何历尽艰的一种生活怀念。小说家们从战争的历史中来发现诗情，决定了小说的这种英雄主义，和豪迈的诗情。 因此，明代初年横空出世的两部杰作，《三国》和《水浒》，就是标志着一个时代风尚。这是一个洋溢着巨大的胜利喜悦，坚定信念的一种英雄风尚。这种英雄的文字，最有价值的也是最有魅力的就在于它们的传奇性。无论是它们选择的题材，还是它们所塑造的人物通常都是富有传奇性，这种传奇性、艺术魅力，对于我们中国的民族心理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三国》、《水浒》反映了它们的时代风貌，同时也就铸造了它们那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线条极为粗犷，似乎不事雕琢，构成了豪放美和粗犷美的审美特点。《三国》，《水浒》代表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原始的风格——气势美、阳刚之美。 第二次审美意识转变 随着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以及意识形态上，各个领域向深层发展的时候，这种小说的审美意识也必然出现极大的这种矛盾，小说审美意识的更新以及对这种更新的呼唤，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所以到了明代的中后期，长篇小说，又有了一个重大的进展，它的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小说审美意识的加强，或者说，小说这种文体意识，又出现了一次新的觉醒。小说这种潜能被进一步挖掘出来了，这就是以《金瓶梅》为代表，为标志的世情小说的出现。 《金瓶梅》的出现，在最深刻意义上来说，对《三国》、《水浒》所体现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洪流的反动。《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萌生了一种新的小说审美意识追求——生活的原汁原味、写实的美学风格。具体表现在：进一步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几乎是趋于现实生活本身那样的开阔、绚丽多彩。 《金瓶梅》这个样的小说，再不是按着类型化来演绎形象，而是在性格上，丰富了多色素，它打破了单一的色彩，出现了多色彩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上，也就更加考究，更加新颖
阎连科小说中的村长形象研究
阎连科小说中的村长形象研究 阎连科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作家,他凭借一系列优秀作品赢得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好评。阎连科是农民出身,河南伏牛山脉和耙耧山脉交界处的小村庄是生他养他的家乡,也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所在。 农民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在阎连科身上重叠,但他总是把农民这个身份看得更重一些,他立足乡土、守望乡土。乡村养育了阎连科,但同时带给他的还有无尽的黑暗,乡土世界落后、贫穷、愚昧的面貌从小就给他留下了阴影。 他在成长中既受惠于乡土,又目睹乡土世界藏污纳垢的那一面,在此背景下,对土地的“又爱又恨”刺激着阎连科剥去一切外壳,追寻乡土的真实面目,这成为了他作为一名作家的自觉。在阎连科的小说中,乡村世界的人际关系复杂得像一张分不开的网,生活在乡土中的人们,手中若是没有些权力,是不可能有立足之地的。 阎连科在表现“耙耧世界”乡土权力运作时,往往借助小说中的村长形象来展开,塑造了一系列饱满的村长形象。本文即以阎连科小说中的村长形象为研究对象,试图对阎连科笔下的村长形象进行考察,在权力关系复杂的小说的乡土世界里,探究作家对权力的态度,对乡土真实书写的不懈追求,以及对反映乡土世界人情、人性的责任担当,并试图阐释农民出身的阎连科对土地的爱与恨。 “我就是王法”是阎连科笔下的村长形象的真实写照,在权力视域下,村长形象可以分为“掌权者”和“逐权者”两个类型。掌权者们手中的权力可细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话语权力、长老权力四类,而无论掌握了这其中的哪一类权力,村长们都是“耙耧世界”中皇帝一般的存在,能够对无权者进行权力的宰制。 逐权者一类的村长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会不择一切手段实现目标,在
文学美学的主要特点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ed16470600.html, 文学美学的主要特点 作者：吴功正 来源：《七彩语文·中学语文论坛》2016年第05期 文学美学的特点是由文学的审美属性所决定的，其中有的特点和其他门类美学相同或相近，有的则是文学所独具。现分述于下。 形象性。文学的特质决定其作品是形象化，不是理性的概念化产物。作家将具体实在的形象作为审美心理感受和体验的对象，并对它们予以具象化的呈现。虽有理性因素的参与，却是不露痕迹的渗透。清代诗论家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凡例》中说：“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不贵下理语。”如果纯理性化，文学的文体特性，即审美特性，就消失了。维护和坚守文学的固有属性，作家就需要用形象思维来进行创作。中国文学中也曾出现理化现象，但这只是审美的异化现象，更多的是理性意识作为内在因素发挥作用，是潜理性，它已经如盐入水地溶解于美学中了。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融会了想象要素，以具象实体为目标，却又超越于实体之外。作家不是用逻辑性概念对作品加以把握，而读者在认知作品时也只能靠体验、领略、悟解。作品有形象性，也就有多义性，不可拘泥，胶柱鼓瑟。明代诗美学家谢榛的《四溟诗话》说得好：“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又正因为作品以形象的面貌出现，内藏审美内容，所以现象和内涵深浅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正如宋代的包恢在《书徐致远无弦稿后》所说：“凡其华彩光焰，漏泄呈露，烨然尽发于表，而其里索然绝无余韵者，浅也。”花拳绣腿，缺少内涵，属于浅薄之类。他又说：“意味风韵，含蓄蕴藉，隐然潜寓于里，而其表淡然若无外饰者，深也。”不追求外表的华美，但是有丰富的内涵，这样的文学作品有深度，属于深邃之列。 正因为如此，读者在体认方式上，就有一个层层深入的过程，不断追寻和回味其中的审美意蕴。清代文学家蔡小石在《〈拜石山房词〉序》中用诗性化的语言对阅读的三重境界加以描述道：“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百色妖露，积雪缟地，余霞绮天，一境也。再读之则烟涛洞，霜飙飞摇，骏马下坡，泳鳞出水，又一境也。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淡，翛然而远也。”居于第三重的境界，感觉犹如登临仙境一般。 个别性。审美以个体为本位，既然是个体，就有其独立存在的个别性，形成这个作家和那个作家的显著差异。我们以中唐诗人李贺为例加以说明。“我有迷魂招不得”（《致酒行》），在这位诗人的灵魂深处充满无法排解的苦闷。他的身体，在“病骨”煎熬中（李贺《示弟》曾有“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的诗句）度日如年；他的精神在挤压中，变形扭曲；他的诗的艳丽色调恍若肺结核病人脸上泛起的潮红。这位年轻诗人整个是一副病躯、病容和病态心理。这样也就铸造了李贺的诗魂、美学魂。这魂是苦的、凄恻的、不安宁的。李贺以他的审美心理描写生活，就不同于李白的狂放不羁。他那悲剧性的幽恨郁闷、隐晦难明的心态，天才早熟却被社会环境扭曲了的性格，致使他对浓、郁、幽、冷的现象表现出特殊的敏感，以其“雨冷香魂吊书客”（《秋来》）的心境去“同化”与之相关的酒色的浓红、夕阳的残红、桃花的乱红。经“同化”所产生的建构现象完全不同于李白的同题诗，也不同于物象世界的本来面貌。明代诗美学
阎连科作品研究篇目
1．阎连科谈“平民意识” 阎连科《当代作家评论》1991． 1 2．阎连科将会怎样——阎连科创作漫谈朱向前《文学评论家》1991．2 3．论《瑶沟人的梦》的艺术特色谢馨藻《湖南科技大学学报》1991．3 4．瑶沟的世界及其他——评阎连科的四部中篇小说张德祥《文论月刊》1991．11 5．和平环境下的军人灵魂——读阎连科《和平雪》于秋雨《小说评论》1992．6 6．阎连科小说的人格力量黄献国《当代作家评论》1993． 1 7．农民情结：难圆的梦——阎连科小说漫评徐国俊《当代作家评论》1993．4 8．阎连科小说创作散论丁临一《文学评论》1993． 4 9．未被吉星高照的阎连科丁临一《当代作家评论》1993． 5 10．乡土的梦想——论阎连科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赵顺宏《小说评论》1993．6 11．生命的谛视——读阎连科近年中篇小说林舟《当代作家评论》1994．4 12．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朱向前《文学评论》1994．5 13．对农民军人的爱与知——阎连科印象兼跋《和平寓言》朱向前《小说评论》1994．6 14．《和平战》：健康人格与偏狭心理吴然《小说评论》1994．6 15．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阎连科军旅小说创作的定位朱向前《当代作家评论》1994．6 16．《乡村死亡报告》评论小辑《青年文学》1995．7 17．“恋土”：一个纠缠着河南作家的情结张喜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2 18．仰仗土地的文化阎连科《当代作家评论》1997． 1 19．大悲悯的情怀——评《阎连科文集》王侃《牡丹》1997． 2 20．乡土的歌哭与守望——读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林舟《当代文坛》1997．5 21．咀嚼生命——读阎连科及他的小说《年月日》薛胜利《东方艺术》1997．5 22．守望乡土——阎连科素描张文欣《牡丹》1997． 5 23．立足本地的艰难远行——解读阎连科的创作道路柳建伟《小说评论》1998．2 24．论“瑶沟人系列小说”的价值与局限曹书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3 25．抗战精神与民族意识――《年月日》与《老人与海》人文精神比较师华《人文杂志》1998．4 26．仅仅仰仗土地文化是不够的——关于长篇小说《生死晶黄》致阎连科西南《小说评论》1998． 5 27．“农家军歌”变奏――读阎连科中篇小说《大校》张玉华《解放军文艺》1999．2 28．超越于皈依的困厄――浅析《大校》的文化批判意义瑶维荣《解放军文艺》1999．3 29．被挤压下的生命寻找人生之光——阎连科《日光流年》解读王晓岚《吕梁高专学报》1999． 1 30．“不是我展现人物，而是人物展现我”——阎连科访谈录阎连科、侯丽艳《牡丹》1999． 2 31．阎连科小说人物探析谭笑风《中州大学学报》1999． 2 32．一部世纪末的奇书力作――阎连科《日光流年》讨论纪要王蒙等《东方艺术》1999．2 33．长篇小说：新的文学风向标——以1998年的几部作品为考察个案朱向前《东方艺术》1999． 3 34．反抗与悲剧——读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南帆《当代作家评论》1999．4 35．《日光流年》及其他何向阳《当代作家评论》1999． 4 36．关于《日光流年》对话阎连科、侯丽艳《小说评论》1999．4 37．死亡与时间——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主题揭示及其他冯敏《小说评论》1999．5 38．听见一种声音万里《小说选刊》2001． 1 39．陌生的世界不懈的寻求——读阎连科的《朝着东南走》刘峰《当代文坛》2000．2
赵树理与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赵树理与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摘要：赵树理、高晓声之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明显不同。具体表现为散点透视与追踪反映、观照问题与审视灵魂、凡人大事与奇人奇事、明丽欢快与含泪微笑及简笔勾勒与细节描绘。于此略作比较。 关键词：赵树理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Abstract: Clearly different creative personalitie s can be seen between Zhao Shuli?s and Gao Xiaosheng?s village novels. These differences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dispersedly points perspective between pursuit reaction, problem focused between soul surveyed, the common people with events between the strange people with strange tales, happiness with enchantment between smile with tears, and briefly outlined between specific description. Here we will do some comparison from the above aspects. Key words: Zhao Shuli; Gao Xiaosheng; village novels; creative personalities; comparison 自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鲁迅创造性地将农民引进小说领域，真诚地将他们奉为作品的主人公之后，农民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不渝的审美对象，农村题材小说川流不息，蔚为大观。其间，赵树理、高晓声脱颖而出，自成一家，业绩卓著。此就赵树理与高晓声两位大家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略作比较。 1 散点透视与追踪反映 赵树理曾极坦诚而直率地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1]工作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反映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这既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原动力，也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根本宗旨之所在。赵树理视小说为提出、反映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的载体，这就势必使其小说创作围绕着“问题”转——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赵树理之小说创作。正因为如此，当赵树理发现有的基层政权被坏分子钻了空子，腐朽的封建思想仍在农村大行其道时，便写了《小二黑结婚》；当赵树理发现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需要大力倡导时，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当赵树理发现党的土改政策被曲解，中农的正当利益被侵害时，便写了《邪不压正》；当赵树理发现农村妇女的地位仍极其低下，其正当权益常被践踏，妇女们应勇敢地争取自己做人的地位时，便写了《孟祥英翻身》；等等。矛盾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可以说，哪里有工作，哪里就必定有矛盾，有问题。由于问题（矛盾）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的问题常常分属于不同的体系；即便是同一体系内的问题，限于观察视野，也常常令观察主体管中窥豹，挂一漏万，这就决定了以反映问题为旨归的赵树理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散点透视的特征，即只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工作问题去反映农村的风云变幻；一部部精彩的作品犹如一颗颗散在的明珠，虽熠熠闪光，但未能成串成条，形成一体。 高晓声“一直致力于描写和反映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命运，对普通农民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物质和精神变化作追踪式的描写。”[2]《李顺大造屋》虽使阔别文坛20余年后的高晓声声名鹊起，但真正奠定高晓声在中国当代文坛重要地位的却是他那“上城出国十二年，小说一篇写白头”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陈奂生系列小说主要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作品，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