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陶瓷简史

宜兴陶瓷简史

宜兴陶瓷公司

编者按：日前，从宜兴市档案局获得一九七八年版《宜兴陶瓷简史》，觉得甚有价值，故我们分期刊出，供大家参考。

前言

为了认真总结宜兴陶瓷生产发展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古代制陶技术的优秀传统，为高速度发展我国现代陶瓷工业服务。我们根据中国硅酸盐学会关于组织编写《中国陶瓷发展史》一书的意见，经江苏省轻工业局同志，决定编写《宜兴陶瓷简史》这本书。

本书的编写工作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开始的。在编写过程中，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以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突击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推动生产发展的作用。在编写过程中，自始至终坚持了工人、教师、干部三结合写书的方向。编写小组深入厂、矿、街边、农村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资料，并在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指导下，发动群众开展了古代窑址的普查工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性资料，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完成了编写任务。

本书编写小组的成员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扬辰亚老师，宜兴陶瓷公司蒋蕃、刘勉之、李壮大、吴永某、陈知冰等同志。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六十多名师生开门办学期间写成第一稿的基础上，由杨振亚、贺盘发、李壮大三位同志执笔，反复修改而成。最后，经南京大学历史系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蒋赞初同志校阅。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南京、上海、苏州、常州、扬州、镇江等地文博部门的大力协助，为本书提供了有关宜兴陶瓷史料。科学测定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宜兴陶瓷研究所的大力协同。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的政治水平还不同，文献资料的查阅和文物的科学检验很不全面，书中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热忱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修改。

江苏省宜兴陶瓷公司

一九七八年三月

第一章宜兴陶瓷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节宜兴的历史地理概况及陶瓷的起源

一宜兴的历史沿革和地理环境

宜兴是我国著名的陶瓷产区之一。它位于江苏南部，东濒波光滟滟的太湖与苏州相望；南与浙、皖两省交界，地势险要；西邻溧阳，北临武进、金坛两县。境内山峦起伏、河湖纵横，山水秀丽，土地肥沃，堪称美庶江南的鱼米之乡。

“全县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平原，由长江泥沙淤积而成，属太湖平原的一部分。”在河湖两岸冲积平原上，“既可发展农业，还有渔捞舟楫之利。山区则盛产陶土和竹木薪炭，更为发展制陶业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宜兴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这里就已经有了从事农业和制陶业

的原始居民。”宜兴古属扬州。最早的名字叫荆溪，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灭吴，荆溪又改属越国。战国时，楚威王大败越兵，越国臣服于楚，荆溪也就成为楚地。秦统一

阳羡”之称。三国时代，孙吴在江东建立了政权，阳羡属吴。早在秦汉时即有故城，吴赤乌六年（公元２４３年），改筑城垣，晋永兴（公元３０４～３０６年）时，又移置今南门外。西晋末年改为义兴郡，封给当时江南大族周玘（音纪，前将军周处的儿子），以奖励他维护西晋腐朽王朝的“功绩”。六朝时期，义兴先后属扬州和南徐州。隋唐以后，则统属于常州

府（路）。唐高祖武德二年至七年，曾别名“鹅州”。

分为荆溪、宜兴二县。辛亥革命以后，又合并为宜兴县（引自《重刊宜兴县旧志》卷一：“沿革”）。

县境西南重岭叠障，东部和北部地势平坦；中部低洼，东北两部河流交错，而汇集于太湖。全县丘陵面积约六百余平方公里，占全县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山势一般海拔二、三百公尺，高峰在五百公尺以上。高山多为石英岩构成，低丘则多为石灰岩层。因此，有些山中极易形成岩溶洞。所以，宜兴的善卷、张公两洞，以其洞景奇绝而著称江南。横亘在县境西南部的铜官山、章山、国山等山脉，是天目山的支脉。铜官山一名“君山”，其中以香炉峰（又名鹅头峰）为主峰，海拔五百二十七公尺，其间盛产白泥、甲泥等多种陶土原料。龙池山脉北与铜官山相接，东迄兰山（太湖滨），其间多产白泥。太华山海拔五百零五公尺，东起太湖、南至庙基山。以上为宜兴县境内的三条主要山脉。此外，还有鼎山、蜀山，在县城东南约十余公里。蜀山，古称“独山”，北宋时苏轼（东坡）曾寓居独山，因其一峰屹立，水环其麓“以似蜀中风景改名此山”为“蜀山”。鼎蜀镇，因主要包括鼎山、蜀山还有汤渡等地而得名。黄龙山，紧靠鼎山北侧，蕴藏丰富的陶土资源。青龙山，在鼎山西北端，与黄龙山相毗连，盛产石灰石，是陶瓷、水泥及建材工业的重要原料。南山，位于鼎蜀镇以南，相距仅三公里，海拔一百八十余公尺。均山（一名“军山”），在南山西侧，海拔近九十公尺。石灰山在鼎山以西约三公里。还有西洋渚，位于张渚镇以西，源出于太华山脉，距县城西南约四十余公里。

宜兴的水运交通亦极方便，东境百里有七十四溪之水，汇汇流太湖而入江海。西溪一名西■（■即湖泊），在县西关外，凡广德、溧阳、金坛及本县西南诸山之水，总汇于此，流贯城中入东溪（一名“东■”）而汇入太湖。境内河渠近百条，其中与陶瓷发展有密切关系的有荆溪、武宜运河、蠡河等三条干线。荆溪河西由溧阳入境，自西向东横贯宜兴全境，并与由南而北的大小河流交纵，上通芜湖，东流太湖。蠡河是沟通鼎蜀镇南北水运的一条大河。它与东西流向的荆溪河交叉，北通运河和长江。因此，鼎蜀镇的陶瓷器多由蠡河运出，可达许多省市和广大农村，尽管解放以来修筑了许多条公路，可是陶瓷产品的输出，还是多靠水上交通。

二得天独厚的陶瓷资源

宜兴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还有丰富的陶土资源。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经有关地质部门的多次普查勘探，现已基本上摸清了宜兴地区陶土资源的分布的状况。宜兴地区陶土蕴藏量极为丰富，仅在大潮山、兰山、南山、黄龙山等地，即达“千亿吨以上”，这是宜兴陶业代代相传，不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年来还发现了藏量较大、质量较好的茗岭瓷土矿，“为今后发展细瓷器生产创造有利条件”。主要的陶土资源有以下几种：

一、白泥：产于兰山、大潮山“白泥场”一带，其蕴藏量约在二百多万吨，颜色有灰白、桃红、象牙色等数种，泥呈多层状及块状。地质构造为上泥盆统五群下部。主要矿物为水云母、绢云母及石英碎屑等，具有较好的可塑性和结合力，烧成范围较宽。是制作砂锅等白货产品的主要原料。

二、嫩泥：也称黄泥，产于川埠西山、红庙、赵庄等地。蕴藏量较为丰富，具有极佳的可塑性，《阳羡名陶录》里说，它可掺和一切色土，是宜兴日用陶器的主要原料。在明代，蜀山陶近也有产“黄黑两土”的记述。地质构造为二迭纪龙潭组上段及下段，为含铝土质粉砂岩、泥岩。

三、甲泥：主要产于黄龙山、张渚、杨店、林场、均山、东山、黄泥场、涧众、涧坞一带，矿源从南山一直延伸到长兴县父子岭、董塘一带，有本山甲泥、西山甲泥、东山甲泥之别。所谓甲泥，即夹于地层之下，深埋于山腹，受自然压力后，一般呈坚硬的块状，好象“铁甲”而得名。甲泥种类很多，有粗细软硬的分别，因甲泥有不变形而赋于坯体强度的特点，明代就用它混和白泥、嫩泥制成大器。其中紫泥、青泥及东山紫泥是紫砂工艺品、宜均陶、花盆、火■、瓶鼎等的主要原料。地质构造为上泥盆统五通群上部之地层，主要矿物以水云母为主，并含少量高岭石、铁质、石英及云母碎屑。

四、紫砂泥：驰名中外的紫砂器，其泥料唯宜兴所产独佳。紫砂泥深埋于岩石层下，紧夹在甲泥之中，因此，紫砂泥又有“岩中岩”和“泥中泥”之称。

五、天青泥：产于黄龙山，矿藏中又有一种梨皮泥，烧后呈冻梨色；一种淡红色泥，烧后呈松花色；一种浅黄泥，烧后呈碧绿色；一种叫密口泥，烧后呈赭色。该泥坚致而耐火，是烧制高级紫砂器的重要原料。

六、绿泥：一名团山泥，产于黄龙山，又叫本山绿泥。矿土呈鸭蛋青色，表面光润如脂。该泥夹于紫砂泥和甲泥之间，又叫夹脂，烧后呈米黄色。

七、红泥：矿土呈橙黄色，埋于嫩泥矿之底层，亦称“石黄泥”。产于川埠公社的西山和赵庄山，古称“未触风日的石骨”，因其含铁量之多寡不等，烧后变“■砂色”、“■砂紫”和“海棠红”等色。

宜兴的山岭不仅蕴藏着丰富的陶土原料，而且还有茂密的松、竹和茅草，烧料资源亦极丰富。因此，从古代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宜兴陶瓷的主要燃料多采用县境所产的山柴山草。

三宜兴陶器的起源

陶器的创造和诞生，是人类在同自然界斗争中所取得的一项光辉成果。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类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从学会制陶术开始。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用于这个目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７２年版第２３页）

制陶业又是人类最早的一项手工业生产活动。陶器的使用使人类得以便于熟食谷物，增进人类生理机能，并可汲水，储存水、食物、农产品以及种子等等。扩大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因此，可以说，是原始人类向自然界作斗争过程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发明创造。

近年来，在宜兴境内已多处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一般都在近水的台地上。从古代人类给我们遗留下来的石器和陶片堆积来看，说明居住在这些台地上的原始氏族公社的先民们，已广泛用石■、石斧、石凿、石刀等简陋的石器工具从事着农业生产，同时已掌握了烧造各类粗砂质的和细泥质的制陶技术。包括各种炊煮器和盛贮食、谷物和汲水、盛水的容器。陶器已成为当时人们必不可少的重要生活用具了。

宜兴归径公社夏姜大队的骆驼墩，是大汉岭下一个俨如复盘形的大台地。在台地的斜坡上散布着不少夹沙红陶残器。出土的大量陶片，主要有泥质红陶缸、夹砂红陶鼎，有鋬釜和牛鼻式耳■、陶豆、陶钵等器，遗址西面约二百米处的唐南村附近也有与之完全相同的陶器碎片发现。在古代，这里与骆驼墩当同属一处遗址。因其主要特点均与太湖及钱塘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类型”相一致。距今约五千多年的历史了。因此，“宜兴陶瓷业的起源不晚于五千年前。”

据归径骆驼墩文化遗址所采集（粗砂红陶鼎足）的理化测定数据：氧化铝含量较低，为14.92%，氧化铁含量较高，为6.56%；氧化钾、钠合计2.64%，坯体的吸水率为15.91%；气孔率为29.61%。由此推测，当时的生产工艺较为简单。原料多采自地表的红假土之类易熔粘土，经淘去杂质，或掺和适量沙粒，调练后，用手捏制成型。所以吸水率和气孔率较高，烧成温度在摄氏１０００度以下，当时的窑炉至今已难以发现。但据我国西安半坡、华泉县护村等地的炉窑。“构造一般都很简单，在地面上挖了个坑作火膛，上面设置直径约一米左右的窑■，周围用草拌泥筑成园顶窑室。”此种窑炉，由于封闭不严密，陶土中的氧化铁在燃烧过程中得以充分氧化，所以成品绝大部分呈红色或红褐色。

当时器物的纹饰较简单，常见的有绳纹或手捺的凹纹，少数陶坯表面有红色的陶衣。

较骆驼墩稍晚的是洑东公社的涧众文化遗址。遗址已被破坏，仅余200-300平方米，台地上暴露许多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的碎片。石器有石斧、石■和石刀

等，陶器的器形已较骆驼墩的多样化，有鼎、缸、豆、■等，装饰除加陶衣外，还有刻划文和弦文等。涧众遗址所处的时代，已是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距今大约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其上层还有以几何印文陶为主的青铜时代文化。和涧众遗址相似的还有张泽公社山林大队山中生产队的张泽前巷咀文化遗址，张泽寿山栎山园文化遗址以及湖氵父公社画溪西岸的遗址。

元帆遗址，位于周墅公社立新大队东元帆村北（北距丁蜀镇约二公里），即在近年新开的分洪河南岸，凤凰河与南深河的交汇处。遗址范围较大，长达４０余米，已为新开河道时破坏，河水浅时，在河岸尚能找到文化层的原来堆积，暴露出来的遗物数量众多，河岸南面的条地周围俯拾皆是。这是一处内容比较丰富的文化遗址。根据出土遗物分析，可能有早、中、晚期的区别，如陶器中的腰■釜、鸡冠形■或牛鼻式耳的缸，应是“马家浜类型”文化的特征，镂孔白衣黑陶豆和花瓣形圈足灰陶■等，应是“崧泽类型”文化的特征；鱼鳍形鼎足、丁字形鼎足和三角形石刀等，则有良渚文化的特征。

元帆遗址晚期出土的陶片，经理化测定，原料中氧化铝（Ａl2O3）的含量较高，约１８～２０％，氧化铁（Fe2O3）含量有高有低，约在2.5～5％之间，坯胎吸水率约为１６～２７％，气孔率约２９～５５％。胎质较疏松，机械强度不高，其烧成温度仅为摄氏千度左右。

从宜兴地区原始社会陶器的诞生和发展，也可以看出，陶器的出现和原始农业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反映了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一般规律。当人类处于采集和狩猎生活的时期，他们的活动总离不开山林和湖泊。当人类从采集、狩猎向以定居和从事农业生产过渡的时候，他们便可以远离山林，到近水的、土质松软而肥沃的台地上来了。农业上收获的谷物逐渐成了他们可靠的也是主要的食物。为了煮食和贮存谷物、汲水、盛水等都需要陶器，因而陶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的地位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陶器的烧制也就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提高，制陶手工业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成了专门的手工业了。从元帆遗址上晚期的各种陶器来看，应该说它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并有专门制陶的窑场烧制的。这时期的交换也应该说已经较为发达。交换的发达又推动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这对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变起着迅速的催化作用。这些事实说明，远在四、五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晚期阶段，宜兴地区的劳动祖先就已能烧

制出如此精美的陶器，从而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力地批判了本地区久已谬传的“范蠡创陶说”。两千四百多年前作为越国“谋士”的范蠡，他是否到过宜兴，并无确证，创始宜兴鼎蜀镇的制陶业更为上述的历史事实所否定。

革命导师列宁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底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底历史，劳动群众底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列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是我们批判唯心主义史观的“范蠡创陶说”的锐利思想武器。历史反动统治阶级为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竭力鼓吹“上智下愚”、“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把创造宜兴陶瓷的功绩归于帝王将相式的人物——范蠡，这完全是欺人之谈，毫无历史依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范蠡助越灭吴以后，带着珠宝乘船从海上齐国（今山东省）改姓易名，自谓鸱夷子皮。在那儿经商致富，最后住在山东定陶，自称陶朱公。这说明他和宜兴制陶毫无关系，更谈不上是宜兴陶瓷的祖师爷了。光绪八年撰修《宜兴荆溪县志》的编者，对于范蠡创陶的传说，也是持否定的态度的。他在“定讹篇”里写道：“范蠡，旧志遗址补遗谓范蠡功成泛湖，尝居以此。按蠡墅及蠡庄皆近蠡河而得名。若泛舟五湖，仍居于此，一则吴已属越，近而易求，外传何云莫知终极乎？然今东乡业陶者，且因此祠范大夫，不知陶朱公之陶，古为邑名……”，又在“施塘河”条下，也加按语说：“北为北施塘，南为南施塘，盖因施姓居此而得名。俗作施荡，谓范蠡载西施游荡于此，附会鄙谬！”可是，那些地主资本家却把范蠡吹捧为宜兴的“陶祖”，其目的就是要愚弄广大陶瓷工人，妄想永远维护他们压迫剥削陶瓷工人的地位，而象范蠡那样发财致富。近年来，随着对宜兴部分地区考古普查的深入，大量地下资源的出土，生动地证明早在五千多年前，即比范蠡生活的年代要早两千多年，宜兴一带的人类祖先早就学会了制陶技术，到了与范蠡相当的春秋末年，就能烧造出精美的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硬陶来了。因此，把创造宜兴陶瓷的功劳归于范蠡，这不但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把宜兴陶器的创造发明后拖了两千多年。无可争辩的事实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是创造宜兴陶瓷的真正主人。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今天，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把以往被地主、资产阶级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二节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宜兴陶瓷

一商周时期的陶器

据文献记载，在商代，苏南地区仍是荆蛮之地，它和先进的中原地区，和商政权尚无直接的联系。西周初年，周灭商，统治了中原，其势力日益强大，并向江南地区发展。传说当时周王族的太伯、仲雍从老家陕西来到了江南。一九五四年江苏镇江烟墩山发现一组铜器，其中属于西周成康时代的宜侯矢簋，它的铭文内容反映了周初分封诸侯的情况。矢初封于关中地区为虞侯，后改封于宜。有人认为宜侯就是与周王室同姓的吴国的祖先。不过，西周初年，苏南地区虽然被周人征服，可是他们只能在被征服的地区建立统治的据点，广大地区仍然保留着本地区原来的文化。在苏南地区，已经发现的多处属于青铜器时代的“湖熟文化”遗址，就是证明。可见，江南地区奴隶制的发展较中原地区迟缓。

在宜兴地区“湖熟文化”（相当商周时期的文化）的遗址相当广泛。一般都分布在近水的高地上，如善卷公社的五洞桥、东■南岸张泽公社的前港咀和寿山村、洑东公社涧众浜北面的破窑墩和湖氵父公社画溪河西岸的遗址，以及洑东公社元帆遗址的上层部分等，在这些遗址的遗物中，既有它们共同点，也存在着差异。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是磨制较精的石器工具，五洞桥遗址还发现有石戈、铜箭头等武器。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仍占主要地位，但灰陶和几何印纹陶的数量也占相当的比重，同时也发现了火侯较高的褐陶，在它们堆积的陶器残片中，经过比较，可以发现在器形和纹饰上各有差异。邻近丁蜀镇的涧众、元帆等处遗址，主要器形有鼎和鬲等器，纹饰也已多样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宜兴地区的古代制陶业，到了商周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它比以前有了许多新特点。首先在形制上，是轮制和手工制作相结合，一般大件粗质的夹砂红陶鼎等仍然是手制、黑陶、灰陶等多为轮制。这是当时一种新兴的制陶技术。其次是器形上更加多样化，除了鼎、鬲等炊煮器外，又出现多种盛贮器皿，它们的形制较为规整。第三，陶器的纹饰也比以前精细。虽然仍保留有一些简单粗糙的堆文和刻划文，又出现了雕刻、镂孔等新的纹饰，说明陶器的装饰技术已有明显的进步。第四，陶窑也在不断改进。窑炉的封窑技术已有提高，因此，不仅提高了烧成温度（约在１０００℃以上），而且烧成的气氛也出现了部分的还原气氛。从而能烧制出比较坚致的灰陶了。

以上事实说明，陶器的烧制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烧制陶器长期积累的经验，致使这个时期在烧制陶器的工艺技术上已达到了成熟阶段。

二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出现

苏南地区经过商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达。这些现象从这个时期的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发展上可以窥见一斑。

在宜兴地区特别是那些“湖熟文化”分布的一些地区，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的残片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但是，也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的残片分布虽然很广泛，可是，它却不象“湖熟文化”时期的陶片那样集中，那样丰富。而且在一般遗址中则较少，多散见于山区丘陵及河边台地的古墓中。据这次普查，在丁蜀镇附近的西关墩，川埠公社塘头及转山头，■东白泥场周墓墩；还有汤渡到湖氵父附近的画溪河沿岸以及张渚横山九古墩等多处古墓中均有这类几何印纹陶和原始青瓷同时发现。几何印纹硬陶的胎质，约含3~5%的氧化铁（Fe2O3），故烧成后一般均呈紫褐色，也有少量紫红色。造型多为平底罐状器，并有较大的瓮、缸之类，它们都无系敛口，也有小型的■和箩等。纹饰有方格纹、回纹、■纹、菱形纹、水波纹、麻布纹等。它们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100℃左右。

与几何印纹硬陶一起出土的还有原始青瓷器（有人称为青釉器），灰陶和红陶等。原始青瓷早在商代的奴隶们就已开始生产，专供奴隶主贵族使用。宜兴地区出土的这类产品，器形多为■、缸、盂之类。内外均敷有一层薄薄的青黄色釉，釉层极薄，约0.05毫米以下，釉色偏黄，光泽欠佳，少数釉厚处微有绿色。器底无釉，器底和器壁内一般多有圆心圆圈，亦叫内弦纹。大型的缸类外部压有羽状纹，这种纹饰目前还在浙江较少发现。小型器皿多为素面，罐肩有小系而无孔，纯属装饰，有的盂肩上常堆有“∽”形的装饰等。这种器物的碎片在高地上较多，而完整的则出土于墓葬之中。大的墓葬中有时会有数组出现，而每一个墓葬中也不一样，从数量上看有多有少，从质量上看有好有差，从器物上看，有的是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一起出土，也有的是原始青瓷同泥质红陶或灰陶一起出土。这种现象不仅说明它们在时间上有早有迟，而且反映在墓主人等级上也有高有低。这些不同的墓葬已清楚地表明，这个时期人们已处在一个有阶级的社会—

—奴隶社会。

这种原始青瓷制作精致，胎质坚致，然而不太实用。器物上有无孔的系状物，当纯属装饰用。钵、盂等器，虽然内外施釉，而底和壁上却有同心圆圈的旋纹，致使器内不光滑。这类器物除在墓葬中发现外，在一般的遗址中很少见到。可能它们是主要作随葬用的明器，在苏南地区广泛发现。这些又多在西周初至春秋战国时的墓葬中发现，所以它们延续的时间较长。从本省镇江烟墩山的西周墓中发现的原始青瓷器、一九七四年在本省溧水西周墓中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可知，它们早可到西周初年，迟可至战国时期。到秦汉就不多见了。因此，可以说它们是奴隶制社会的产物。

原始青瓷的胎质坚致，断面灰白，黄灰诸色。胎中氧化铁（Ｆe2O3）含量一般较低，为１.8～2.5％，泥质似亦已经过淘洗处理，烧结情况较为良好。胎质吸水率较好的仅为0.58％，已接近现代瓷水平。较差的达５％左右，烧成湿度一般为摄氏１１４０度左右，有的已高达１２００度以上。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大多采用陶轮拉坯，形制规整，美观大方。大型缸则来用手工拍打成型，坯外压制各种纹饰。（理化测定数据见表一）从这个时期烧制的产品来看，反映在工艺技术上已有显著的进步，当时的窑炉，在提高窑温，以及控制气氛上都在不断改进。充分显示了当时制陶手工业奴隶们的高度智慧和创造能力。

目前在宜兴地区虽未发现烧造这类器物的窑址，但通过建国后多年来的考古调查，证明浙江的萧山和绍兴等地是烧造这类硬陶和原始青瓷的中心之一。而我们江苏南部，“宜兴及其毗邻的无锡、武进、溧阳、溧水、句容以至金坛、丹徒、丹阳一带，也大量出土有这类硬陶和原始青瓷，其工艺水平和器形、装饰虽大体上与浙江发现的相似，但在胎釉上却有所区别，说明不是同一地点烧造。”所以，有人曾推测，宜兴或者“就是‘印纹硬陶’的故乡。”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宜兴陶瓷研究所理化测试结果，丁蜀镇附近出土的原始青瓷的化学组成与同地汉代窑址所出的釉陶基本一致。特别是原始青瓷釉中含有较高的五氧化二磷，而丁蜀镇附近的南山，六朝青瓷窑和宜兴涧众唐代龙窑所出土的青瓷器釉中亦有相近的含量，这也说明其釉料亦同属一个系统。此外，丁蜀镇附近所出几何印纹硬陶胎的化学组成除含铝量略低，含铁量较高和钾钠含量较低外，其余成分也与同地汉代釉陶胎大体相近。虽然烧造这类原始青瓷需要较高的原料条件和

技术条件，而当时的宜兴恰好已经具备这些条件。因此，“宜兴地区很可能是当时南方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硬陶的主要产区之一”。当然，具体的窑址，尚待进一步的发现。

第三节秦汉时期宜兴陶器的发展

一秦汉时期印纹陶的发展

秦汉时期先后四百余年，由于战国时期长期的兼并战争，人民惨遭动乱之苦，最后由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团国家。封建制度经过秦汉前后几百年得到了逐步的巩固和发展。由于奴隶的解放，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之铁器的广泛使用，使农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也进一步发展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宜兴陶瓷业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

近年，古窑址普查的结果表明，在丁蜀镇及其附近，汉代的窑场已发现多处，共“达十六座之多。”如在丁蜀镇附近的就有西关墩窑和茅庵山两处。大部分汉窑则分布在延绵４公里的南山北麓。由西向东看，有狮子墩窑、龙丫窑、馒西窑、馒东窑、马臀窑、新塘边窑、牌坊下窑、顺庆寺窑以及东瓦窑、一号窑、东瓦窑二号窑等九坐。此外，离南山东北不远的涧众风水涧台地，也有三坐汉代残窑。距丁蜀镇以北约五公里处的石码头村附近，还有目前宜兴地区保存较完整的汉末窑床。丁蜀镇一带窑址之多，分布地点的集中，说明至迟在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宜兴的制陶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汉代南山窑群中的代表性产品为釉陶器，但也烧灰陶和红陶。器形以壶、缸、瓮三种产品为主。常见的壶有盘口壶、长颈壶等；缸有双系敛口弦纹缸、双领双系弦纹缸（即今之“泡菜缸”）等；瓮类产品则有双系敛口瓮、直肩瓮等。各类陶器瓮的纹饰较几何印纹陶简单，其纹饰有：方格纹、窗格纹、蕉叶纹、弦文、水波纹等。弦纹、水波纹是在陶轮上旋制的。方格纹、窗格纹、蕉叶纹则仍是压印上去的。其成型方法均用陶轮拉坯而成，所以整个陶器显得匀称规整、浑朴大方。少数大件瓮缸类制品也出现了手工打片成型法。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制陶工匠们的成型技术已经相当熟练，这就表明烧制陶器已成为一项专门的手工业了。

从部分汉陶的理化测试来看，坯胎中的氧化铝含量在１７～２０％，较西周

——春秋战国时的几何印纹陶（约１５％左右）有了提高，三氧化二铁含量有的较低（～2.5％），有的仍较高（～５％）。总的来看，当时陶工们对陶土的选用及处理，已较前代进步，但仍不够精细。如还不很注意选土练泥，泥料多采用自地表层土，加之烧成不当，所以许多陶坯烧成后，坯体中间常夹有大鼓泡及分层现象，器壁表面常出现较多的斑点（铁质）和熔洞。所以，废品堆中由于鼓泡造成的残破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工匠们为了提高窑腔的温度和陶器的成品率，在窑炉和窑具方面都有了改进。有的陶窑没有发现窑砖，窑墙用黄土筑成，窑墙内壁有明显的通风凹槽，如青龙山南麓的西獾墩窑址及马臀汉窑等。但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窑炉则全部用窑砖砌成。如石码头汉窑。这坐窑址虽然已被挖去了五分之三，但在残留的部分，仍能表现整个陶窑的基本结构。这坐陶窑是一个圆形直焰窑。外面堆土，形似瓶体，底径约二米左右，窑墙残高二点三四米，估计窑高近三米。窑底以下为—火道。炉膛在窑的东侧，位于窑底以下，炉门似朝东。此窑没有发现烟囱，故窑顶开口为一自然排烟孔。

宜兴丁蜀镇附近汉窑使用的窑具，通常有直筒形、喇叭形窑具和较短的盆形窑具三种。直筒形窑具最为普遍，窑具的尺寸大小不一，高度有达３４厘米的，筒径７～２８厘米不等。这类窑具，作为装烧产品时的支垫，以利改善制品的烧成质量，减少因窑内上下温差过大而致上部生烧和下部过烧的缺陷。盆形窑具的口径约１４～３６厘米，因其较为稳定，不致发生倒窑事故。

汉陶胎质的吸水率约为５～９％，气孔率为１１～１８％，烧成温度在摄氏１１００度以上，部分釉陶的烧成温度已达１２４０℃左右。釉陶和灰陶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陶工们已开始掌握一定的还原气氛。”但从釉面呈黄绿色偏黄这点来看，烧成气氛又很不稳定。总之，从窑炉的构造，各类窑具的使用、釉陶的出现，还原气氛的掌握等方面，反映了汉代宜兴陶工们制陶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二釉陶的普遍烧制

到了东汉，宜兴地区的釉陶生产已相当普遍。在十六处汉窑中，就有西獾墩窑、狮子墩窑、龙丫窑、馒西窑、馒东窑、马臀窑、新塘边窑、东瓦窑一号窑、东瓦窑二号窑，还有风水涧窑等十多处窑址，均有釉陶发现。尤以馒西窑、馒东

窑、新塘边窑、东瓦窑一号窑等处汉窑的釉陶生产，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较好。一般有缸、壶类产品，里外施釉。馒西窑已在泡坛等器施以黄绿釉；馒东窑则在六件瓮的外部施以黄绿釉。釉色一般呈黄绿色，暗绿偏黄，也有少量浅棕色。釉层较薄，约有0.1毫米以下。这个时期的釉陶、坯陶结合情况一般都较差，釉层易于剥落，也有少数窑址生产的釉陶，釉面光泽较佳，坯釉结合情况良好，至今釉面仅有微裂纹，仍不至于釉层剥落。

当时，不仅掌握了釉药的配制，釉中氧化铁、钛含量控制在３％以下，而且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施釉技术和烧制工艺。釉的呈色已有青绿色，说明已能掌握一定的还原烧成技术。烧成温度高的已达１２２０℃左右。釉的成分亦是典型的石灰釉。釉中氧化钙的含量约在２０％左右。

宜兴地区东汉釉陶的普遍烧制，为后来宜兴青瓷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对于促进由陶到瓷的过渡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这种釉陶就是后来宜兴青瓷的前身。其理由是：一、在每个六朝青瓷窑旁均有汉釉陶和几何印纹陶窑发现，它们同在一处并存。二、在形制上也能找到共同点。如青瓷双领缸与印纹陶双领缸和釉陶缸，形状完全一致。青瓷盘口壶也可以说就是陶和釉陶的盘口壶发展而来的。三、在纹饰上，早期青瓷壶、缸等器肩上的水波纹和当时的印纹陶器和釉陶器上的水波纹极其相似。其不同的是：陶器和釉陶器肩上的三道弦纹是凸起的阳纹，而青瓷肩上的三道弦纹则是凹下的阴纹。看来，这是制瓷工匠们在实践中的有意改进。由于早期青瓷的釉层较薄，坯釉结合较差，凸弦纹上的釉层不但容易脱落，而且致使釉面不光滑，凹弦纹施釉后，不但不失其原来的美观，而且避免了以上的缺点。四、在大型窑具方面也相同。印纹陶窑上使用的筒形、钵形窑具和青瓷窑上使用的这类窑具也极其一致。

从以分析，我们认为青瓷是由汉代的印纹陶特别是由釉陶发展而来的。东汉釉陶就是六朝青瓷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