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　银　亮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04)03-0077-04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该如何发展与提升?如何为处于战略机遇期内的中国外交服务?日前,一场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东方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亚欧研究中心和俄罗斯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讨会12月5日在沪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多名专家学者以及国内多家知名媒体参加了本次会议。

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4个问题展开:(1)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进展;(2)多学科视野中的国际关系理论;(3)国际关系理论与当前国际态势;(4)中国外交的理论思考。此外,与会者还就美国霸权、美欧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与交锋。

一　关于主要议题的共识与争鸣

(一)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首先,这一进展体现在对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些传统话题的深化,以及对国际关系学科自身研究的广泛关注。传统的“安全”问题长期以来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研讨会上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分析层面对“安全”概念进行了剖析。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围绕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哲学和战略思想,探讨了作为“艺术”或“才能”的政治/军事战略。他指出,战争的哲学很大程度上是关于国际战略中高强度政治的哲学,真正理解了战争原理,也就理解了国家大战略。多数学者也认为,时殷弘教授从军事战略中的权威人物的军事思想中,提炼出许多我们可资借鉴的经验。而且通过对伊拉克战争的思考,我们可以对这些理论温故而知新,并与时俱进地发展新的理论。事实上,大战略是国际和国内两种战略体系的结合,研究大战略对中国外交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晓研究员则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概念。他强调理论建构中的概念既是一种要素,也是一种工具。新概念的采用往往是理论建设的先导,或者更可能是两者同步发生,这为我们研究“安全”概念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吴征宇博士着重谈了现实主义理论与“安全两难”概念,并以此来揭示无政府状态的逻辑。他对“安全两难”的思想渊源及生成机理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揭示了当代西方现实主义理论的两大流派分歧的实质,并深刻指出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它们对国际政治中的单元(即国家)偏好的假定存在根本差异。

其次,从学科建设和学理角度分析,这一进展还体现在加强了对国际关系理论中观层面问题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冯绍雷教授着重从制度变迁与国际关系相关性问题进行研究。他强调指出,冷战结束后,社会转型引发的国内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影响国际关系发展,从而使社会转型、制度变迁与国际关系处在一个紧密的互动过程之中。发生在一国之内的社会变革及制度表现,越来越产生出“外溢”效应,从而影响国家间的关系;同时,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又前所未有、异常深刻地作用于国家内部的制度变化。与会者普遍认为,对制度变迁和国际关系相关性议题的研究仍很欠缺。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过于狭窄,而研究的内容又日益庞杂,大大超出了现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方法所能够容纳的范围,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必须借鉴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取得大的突破。北京大学王正毅

学术动态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

教授从社会科学知识谱系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他提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有趣命题,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本身并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而是借鉴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此分析基础上,王正毅提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所必须正视的问题,如学术规范问题、理论范式问题以及知识系统性问题等,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多学科视野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多学科的研究视野,将大大拓宽我们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观察视角。从文化、文明和意识形态等角度探讨国际关系的特征,为我们把握国际政治现实提供了新的范式。社会科学研究中新的理论工具,将推动国际关系学科方面的创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俞新天研究员结合国际关系中文化的作用阐释了自己的深刻见解。她指出,文化价值观指导着所有国际关系主体的行为,推动行为体的相互理解,并形成集体认同;文化误解和文化曲解会加深或造成矛盾和冲突,文化创新可以促进国际制度的变化。从长远来看,如何把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结合起来,将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对于国际关系中文化的作用,多数学者强调,文化本身的价值判断是平等的,通过对自身文化的挖掘,我们可以寻求建立更多的文化自信;我们应在借鉴其他文明的同时,挖掘中国历史上外交实践中的深层内涵。中国社科院陈启能研究员结合国际关系与文明史研究,指出社会科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跨学科发展,从文明的角度了解国家的外交实践是有启示的。文明,尤其是区域文明,作为社会文化体系,将对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习惯、价值观有着深层次的影响。华东师大童世骏教授则通过分析当代哲学家、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哈贝马斯对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不同态度,诠释了从理论批判角度思考当代世界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和价值取向。他强调这种批判的关键在于,通过对理论批判假设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思考如下问题:身处当代世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形形色色的全球问题,意识形态批判应该采取何种形式?

此外,也有学者从历史和建构主义的角度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阐释。这些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对廓清国际政治现实中的诸多困惑不无裨益。洛阳外国语学院郭树勇副教授从多边战争的视角谈论世界秩序的建构。他指出,随着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以及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深入,大国间核战争、联盟对抗战争甚至局部战争的发动成本日益增大,多边战争将成为现在和未来国际政治和军事中主导性的战争模式,因而必须研究新形势下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秩序是一个权力、认同和制度三维一体的概念,多边战争是主要大国显示和增加权力、塑造和强化认同、创设和巩固制度的主要工具,如何面对主导性大国利用多边战争创设和巩固世界秩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探讨国际体系的特征,也是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重点。上海交大的叶江教授以世界体系、全球化与当代国际政治相结合的角度谈论国际关系,并提出冷战后国际格局“无极化”这一命题。在他看来,这种“无极化”的国际格局是冷战结束之后的一种客观状态,这种常态并不会因为某一超级大国在后冷战时期继续存在,或某些新的区域性大国的崛起而改变。尽管这种观点有待历史和理论的论证,但他的研究无疑启发了我们对未来国际格局走势新的思考。

(三)国际关系理论与当前国际态势

首先,通过对当前国际态势的思考,与会者不仅意识到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的匮乏,而且开始重新审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在对美国外交实践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中国社科院李少军研究员强调应把不同范式的观察视角结合起来,发展一种综合的观点。通过这种多视角综合,我们不但可以全面地分析作为国际行为体行为环境的国际体系,而且可以深刻把握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本身。复旦大学王义桅博士则着重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他提出了评判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层面:“作者性-国家性-时代性”,并尖锐地指出,美国不仅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价值论,而且主导了其本体论、认识论,导致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话语霸权现象。在此研究基础上,他呼吁必须重视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性问题研究,强调中国必须另立门户,提出全新的体系和学说。

其次,从理论的角度运用历史和逻辑的方法,使得学者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现实有了更加理性和成熟的把握,这集中体现在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和全球多边主义发展的认识上。与会者普遍认为,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掩盖不了美国推行单边主义的真实意图,即谋求霸权,建立单极体系。也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多边主义能遏制单边主义,但其坚持应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只有在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中,多边主义才具备坚持和贯彻的条件。从单边主义的角度研究美国霸权是一种新的思路,但如果上升到一种价值判断,以多边主义制衡单边主义也存在一些问题。

最后,部分学者还提出了建构全球安全和政治新范式的尝试,这些尝试有利于我们把握未来国际秩序发展的特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潘忠岐副研究员通过分析“9?11”事件后国家实力与国家安全的背离特征,揭示出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对于未来国家安全新秩序的解释缺陷,并提出建构国际安全新秩序的尝试。他强调只有以安全分配为基础,以多边协调为原则,以相互安全为模式,世界各国才能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安全新秩序。多数学者认为,未来的国际安全新秩序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构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国际体系基本结构和建构原则的发展,显然,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对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构,上海交通大学的俞正　教授从大的历史视野做了细致的考察。他强调当前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转型,需要建构一种新的全球政治范式,这种范式应该具有综合与中庸的特征,是全球参与下的国家治理范式,是一种务实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

的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的理想范式。他还强调这种综合范式的基本内涵是:反映全球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人类整体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强化国际合作,强化国际制度建设;国家仍是全球社会生活的支点,全球参与下的国家共同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中心。无疑,这些对全球政治范式的深层思考,源于对全球化和全球主义这一历史指向和大趋势的美好憧憬。

(四)中国外交的理论思考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探讨中国未来的外交战略,必须首先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国际格局特征。有关全球化与多极化议题的争论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与会者普遍认为,多极化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多极化的内涵还需要进行更多和更深入的分析。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指出,多极化是中国外交战略、外交思想、外交原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提出多极化概念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多极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较大分歧,因此从学理上对多极化进行更进一步研究更有必要。叶教授强调,现在必须重新审视我们长期坚持的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多极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思维,并考虑推行“促进大国合作战略”。这一战略不仅包含中国倡导多极化的主要目标,而且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当今时代发展的趋势,避免多极化战略中那些消极内容,从而使中国的国际战略体系更为协调。上海交大的叶江教授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透视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对全球化的内涵、本质及发展阶段做了简单梳理后,他指出,全球化对过去的“两极”格局,或者说对当代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两极”国际格局终结之后,国际格局向着“无极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旧貌换新颜”。他强调,传统的“极”化国际格局,不论是“单极化”、

“两极化”还是“多极化”,在国际体系中行为者不断多元化的国际环境中很难产生。这一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趋于“无极化”的命题,引起诸多争论。华东师大周尚文教授则指出,世界多极化作为一种历史趋势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多极化是一个横向的概念,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连,并行不悖。这一论断得到与会者普遍赞同。

与学者们对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特征分歧频仍相比,在未来中国外交走向问题上,学者们的观点更接近一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必须制定出符合当前国内经济、政治发展的小康时期外交战略。清华大学楚树龙教授强调外交战略应随国家战略的变化而变化。未来20年,随着中国建设小康社会而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中国的实力、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也将逐步演变,中国的总体外交战略及国别与地区战略也需要变化与调整。他强调中国应更深刻地融入世界,寻求与亚洲及整个世界更广泛和深刻的“共同发展与安全”。上海社科院黄仁伟研究员着重谈了中国崛起的理论思考,以及由此带来的外交战略转变。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的迅猛崛起是国际社会需要认真对待的事实,目前我们有关这方面的理论思考还比较滞后。单纯沿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崛起存在不足,因而必须建立一个国力评估的新体系。他还强调应从现代化理论与发展战略来解释中国的崛起。同济大学郭学堂博士从美国霸权周期论的角度进行考察,探讨中国是否将成为一个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这推动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国际格局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的美国霸权能够维持多久?挑战国家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矛盾能否协调?他最后得出结论:霸权国家接受挑战国家、实现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及最终实现霸权更替是完全可能的。复旦大学赵可金博士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提出了对实现未来中国崛起的一项理论思考。公共外交的研究不能仅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非主流理论的逻辑出发,而应沿着“心灵政治”的路径,综合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层理论的观察视角,对中国的公共外交研究有启迪意义。此外,也有学者指出,从国家社会化的层面考察中国作为正常国家的发展历程,或许能更清醒地把握中国的外交政策。南开大学庞中英教授即尝试着构建正常国家的新范式,并进一步理论化,以此来指导我国的外交实践。他认为,中国的国家社会化进程主要是基于国家内部而非国际行为体等外部因素的推动。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正在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事实上的国际社会正常国家。

对于中国外交理论的思考,中央编译局李其庆研究员则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中国外交实践是否存在着理论的缺失。他强调指出,如果说理论的缺失是客观事实,那么这种缺失不仅源于理论落后于实践这一常识性要素,而且更主要的是,国际关系学者缺少经验材料和分析的对象及案例,因而我们需要加强对理论的思考和再思考。

二　相关焦点问题的思考和判断

会议还围绕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第一,关于美国霸权的理论思考。在国际政治格局处于重大转折时期,有关美国霸权的关键问题尤其需要回答:美国霸权是否真的走向衰落了?想方设法维持霸权是否能够摆脱霸权周期的“怪圈”?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能否以和平方式实现?对此,同济大学的郭学堂博士梳理和分析了以下几个关键因素:一是美国“霸权独裁”的走向。他认为最近颇为流行的“新帝国论”,就是对如何推动“霸权独裁”的一种反应。这种论点倡导“实力至上”和“先发制人”的现实主义原则,抛弃“攻城略地”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段,采取发号施令式“殖民”手段,以保持美国霸权。以美国当前“霸权”的气势和国际环境来看,“霸权独裁”局面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二是大国合作的走向。由于经济全球化和国家间相互依存度的加深,霸权国家与挑战国家之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

间的冲突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低强度下发生,甚至可以避免。三是国际关系中反对“霸权独裁”的声音在增强。四是大国以和平过渡形式实现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彻底转变是完全可能的。郭学堂博士指出,事实上这也正是霸权周期论发生贫困的症结所在。复旦大学陈玉刚副教授从单边主义与美国霸权的视角,阐释了单边主义与美国在新世纪的战略的本质联系。他认为对霸权国来说,无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是它实施霸权战略的可供选择的手段,都是组织霸权秩序的一种原则。多数学者也普遍认为,美国的外交实践表明,其推行单边主义政策的动机和手段在本质上没有改变。

第二,关于美欧关系走向的判断。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欧美关系今后在某种程度上将左右国际局势的走向,欧盟在冷战后的军事化对美欧关系将产生深远影响。欧盟独立防务的发展将大大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增大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复旦大学的陈志敏教授则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历史的沿革,透视了欧盟的身份变化及其对美欧关系的影响。为此,他引入了“民事力量”和“军事力量”的概念,并进而指出,长期以来,欧盟是以一个民事力量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从90年代后期开始,欧盟通过发展其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而加速了其军事化的进程。他同时强调,尽管欧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舞台上新生的军事力量,“赋予欧盟新的能力参与到具有权力政治性质的国际政治中”,但从目前态势来看,欧盟仍是一个有限的军事力量,欧盟的军事化应不至于彻底改变欧盟作为一个民事力量的根本身份。军事力量在欧盟还是民事手段的辅助,是最后手段,这是欧盟与尚武的美国之间的明显差别。与会者一致认为,在美国盛行单边主义政策的背景下,欧盟此举将有助于从外部对美国施加牵制。

第三,关于台湾问题的思考,这是与会者极为关注的问题。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研究员从国际法的角度谈了对当前台湾“公投制宪”的认识。他首先对“公投制宪”和“防御性公投”做了实质上的比较,进而指出,“防御性公投”的通过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台湾的“公投法”,其性质是严重的,它使台湾的“台独势力”和两岸关系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章念驰指出,真正危险的是法理“台独”,我们要尽快建立统一法,来描述和规定统一进程不同阶段的目标、任务和诉求。因此,建立台湾问题的法理、以宪法及各项法令来决定两岸关系和建立相应理论已刻不容缓。与会者也普遍认为,我们的外交理论、国际问题理论应该涵盖台湾,台湾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国内事务问题。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我们需要思想创新、政策创新和战略创新。

三　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创新

本次研讨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的多学科互相渗透。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大大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如有的学者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和范式,阐述了文化价值观对国际行为体的指导作用,并提出了以文化建构国际关系的深刻命题。有的则从区域文明史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文明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和一种研究方法,为国际行为体的外交实践提供思考和借鉴。同时,研讨会还加强了对国际关系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分析,突出了多层面理论的探讨,如关于转型时代制度变迁思考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分析,都深化了对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研究。

对于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少军研究员指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赋予学界一种光荣的责任,即将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结合起来进行多层面深入探讨。国际关系是复杂的,不能用单一的理论范式来解释,我们要超越范式之争,探索能够超越已有的西方理论范式的途径。至于西方理论和中国理论的关系,多数学者强调指出,我国对西方的理论研究目前还处于学习和借鉴的阶段,惟有通过理性批判和兼收并蓄才能真正发展我们自己的理论。对此,上海社科联潘世伟副主席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做了深刻阐述。他认为西方的理论我们需要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需要创新。这种创新不是一般的抛弃和否定我们已有的成果,也不是匆忙地建构许多新颖而短命的理论框架,而是要做出深入的、系统的理论化努力。华东师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也强调指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探讨首先应关注理论的合法性问题,我们目前没有形成一整套界定明确的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完整的学科体系。他还强调指出,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是模糊的,这种模糊有助于我们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我们应博取多学科之长以充实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同时也应以一种平衡的观点来看待理论的普世性和地方性问题,探讨如何以国际关系理论最新成果来解释和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

本次研讨会始终充满学术批判与反思的精神,思想的碰撞与交锋、学理的思考和对话,都使得关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实践的分析颇多亮点。但正如学者们所普遍指出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发展,不仅需要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而且更要对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术规范、理论范式和知识系统性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和创新。

[收稿日期:2003-12-29]

[责任编辑:邵　峰]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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