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文学与社会”课程教案

廊坊师范学院课程教案(章节备课)

第二章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文学与社会”

为何要从马克思开始？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提的时候，人们往往感到这是一种罕见的或悖论的结合，是缺乏稳固基础的，以致有些人认为，当我现在“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时，必须不再做任何含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了。由于这两个术语装载着整个大众想像的重荷，“马克思主义”已被理解为列宁和苏维埃革命时期泛黄的老照片，而“后现代主义”则产生的是最豪华的大酒店的相像。于是，这种蓦地产生的无意识，迅速构成了这样一幅图景：一个正在艰难经营的小餐馆，里面充满一种怀旧氛围，墙上挂着老照片，一位苏维埃的服务员懒懒地端上一盘糟糕的俄罗斯饭菜——而这个小餐馆却处在闪烁着霓虹灯的繁华的建筑群中。

面对这样的一种场景，今天的我们是否还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呢？在今天的语境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被称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包含着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和变节者的含义。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同样提供了将文学与社会相关联的方法，只是它不同于经验实证主义对文学社会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建立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基础上，并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连。

本章将选取普列汉诺夫、卢纳察尔斯基、卢卡契、葛兰西等人的文章，这些人都不仅仅是文论家，而是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实践者，由于接近或曾经接近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他们的思想代表了20世纪头30年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社会”的论述。

一、相关问题概说（马克思如何催生了“文学与社会”的相关讨论）

从19世纪中期开始，文学依从于社会的思想分别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中得到发展：一个是实证主义，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前者是对斯达尔夫人、丹纳等人思想的继续推进，并与孔德的实证社会学相配合，试图从经验层面建立起一整套文化历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后来的“文学社会学”；后者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将文学放置到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去把握，并试图超越经验层面而直接呈现出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文学的社会学批评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看待问题的视角与方法。因此，与其说存在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不如说存在着一种从社会角度来审视文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方法。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的著作在苏联的整理出版，标志着对文学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确立。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文学——社会”批评的最终定型要归功于列宁、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努力。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的一系列文学批评实践就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提出了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中提出了反映论的说法，“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也就是说，文学艺术其实是文学艺术家利用自身能动性改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党性原则是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中提出的概念。所谓的文学艺术上的党性原则其实也就是要求文学创作必须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相联系，文学要以为人民服务为原则。他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之上，催生了“文学与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文论。

二、普列汉诺夫《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是将社会方法应用于文学评论的代表作）

1、背景简介

（1）关于普列汉诺夫（1856—1918）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其代表作有《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没有地址的信》《俄国社会思想史》等，他的文学批评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评价文学作品，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奠定了基础。

（2）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绘画的背景

民粹主义是俄国19、20世纪之交反沙皇专制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潮，曾对刚投身革命的普列汉诺夫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在19世纪80年代之后，民粹主义开始向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方向发展，在政治主张上，民粹主义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把农民看做革命的主要力量，致力于通过发展农村公社来实现社会主义。在文学批评上，民粹主义虽然继承了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的传统，始终把文学创作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然而却坚持主观社会学的方法，用符合民粹派观点的抽象的道德标准取代对历史社会本质的客观分析。这种唯心主义的主观社会观点便成为普列汉诺夫在文学艺术领域内进行批评、展开争辩的对象。

2、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社会学观点

（1）艺术规律研究的社会学必然

普列汉诺夫指出，要真正揭示艺术的规律，就“必须从各方面揭露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必须善于用科学的、即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社会生活。”

他指出：他研究法国戏剧与绘画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存在与意识”“社会的技术和经济与社会的艺术”两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戏剧起源的历史并非来自于文学的影响，而是更多地缘于社会因素。

在他发表于1905年的《从社会学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和法国绘画》中，论文的前半部分讨论的是18世纪30年代法国盛行的“流泪喜剧”与古典主义相递变背后的社会关系。普列汉诺夫认为，作为18世纪市民社会的肖像的“流泪喜剧”以展现活生生的市民生活为目的。但是古典主义题材却并没有因此消亡，反而很快又再度成为一种时髦。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封建时代生产关系消亡之后，作为其美学对应物的古典主义也应该消失，然而事实上，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古典主义仍然很流行，历史唯物主义难道出错了吗？

普列汉诺夫认为，18世纪的法国本质上是一个阶级社会，贵族阶级正在一天天没落，而资产阶级却在大发其财。需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指称包含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工业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内的有产者，在外延上几乎等同于新兴的市民阶级。他指出，作为胜利者的资产阶级无法忍受舞台上永远只是皇帝和国王，因此借助英国戏剧来塑造自己的“流泪喜剧”。但也正是这种舶来性，使得流泪喜剧无法适合法国资产阶级宣扬自身道德的需求。普列汉诺夫分析说：“资产阶级的文学‘肖像’没有唤起英雄主义，但是反对旧制度的人们却感到需要英雄主义，认识到必须在第三等级里发扬公民的美德。”于是，他们把目光又重新转向了古代世界。可见，古典主义悲剧在法国的延续并非王权复辟的象征，而是由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处境所决定的。

（2）“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是普列汉诺夫的一个重要术语。他将特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理解为社会心理的表现。普列汉诺夫之所以重视社会心理，是因为他反对那种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直接划等号的做法。早在1898年，普列汉诺夫就在《关于经济因素》的手稿里指出：“应该记住，不是一切‘上层建筑’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

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发生关系只是间接的。因此在探求艺术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中间环节。”由此，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的“五个环节”说：

A、生产力的状况；

B、被生产力制约的经济关系；

C、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D、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E、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这五个环节构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地带，而其中“社会心理”又是所有环节中最复杂的一环。普列汉诺夫的贡献在于，他将“社会心理”改造成一个唯物主义的术语，并将之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

他认为，我们的读者中不止一人会非常吃惊：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居然也是心理问题。社会关系变了，阶级心理自然也要随之改变，并进而引发哲学思潮、宗教教义、审美需求的改变。由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对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心理”进行客观准确的分析。在论文的结尾，普列汉诺夫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为了理解文艺是怎样地反映生活的，就必须了解生活的机制”，而“阶级斗争是这种机制中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只有考察了这个推动力，只有注意了阶级斗争和研究了它的多种多样的变化，我们才能稍微满意地弄清楚文明社会的‘精神的’历史：‘社会思想进程’本身反映着社会各个阶级和它们相互斗争的历史”。

普列汉诺夫通过引入“社会心理”“五个环节”辩证地说明了经济因素、阶级关系同艺术之间复杂的、间接表现出来的关系，从而有利于克服主观社会学的流弊。

三、卢那察尔斯基《马克思主义批评任务提纲》

1、卢那察尔斯基简介

是第一位教育人民委员，主持编订了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文集，展示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美学思想体系，还总结了列宁的文学艺术思想。

2、写作背景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到1922年组建苏联，无产阶级政权虽然逐渐站稳了脚跟，但是文学界仍然处于复杂而艰难的局面中。批评界也长期充斥着形式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声音。无产阶级文化建设一方面要面临来自极“左”的攻击，另一方面又要面临来自“右”的威胁，其任务显得尤其艰巨。为了正本清源，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必须要在与极左、极右两种思潮的斗争中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批评任务提纲》是卢那察尔斯基于1928年4、5月间在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召开的联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文稿。

3、文本解读

（1）“实证主义社会学”与“科学社会学”

卢那察尔斯基早期深受实证主义社会学影响，后来虽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放弃使用“社会学”一词。

在发言中，卢那察尔斯基一开始就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性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跟其他任何批评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它不能没有至关紧要的社会学性质，而且不言而喻，是以马克思和列宁的科学社会学的精神为依据的。”

实证主义只研究“如何”而不研究“为何”，亦即只搜集现象、罗列关系而不探求本质、寻找原因，这种思想方法一直保留在西方社会学中，它相沿成习的研究方法

是，把文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区分为文艺的社会起源、社会功能、社会团体、社会管理、社会预测等若干环节，再把每一个环节分切为若干项目，运用观察法、调查法、测验法、统计法、比较法、综合法等对每一个项目进行定量分析，从而达到极其烦琐堆砌、枯燥乏味的地步。

比如西德学者鲁道夫·申达关于“文学的社会史”的调查系统：

一生产情况

1、作者

（1）性别、出身、社会归属、生活状况；

（2）动机（生产推动力）；

（3）工作方法；

（4）生产的种类和生产数量；

（5）贡献；

（6）和同事、交流者及公众的联系；

（7）成功、失败、身后名声。

2、印刷者和出版者

（1）社会出身、职业履历、生活状况、印刷所或者出版社的发展史；

（2）动机；

（3）工作方式；

（4）生产的发展和全部生产；

（5）销售额；

（6）和作者、同事的合作，和公众的联系，公众的态度；

（7）成功、失败、历史意义。

3、产品

（1）图片和传单；

（2）小册子；

（3）书籍、袖珍本书籍、系列书籍；

（4）定期出版的报刊；

（5）发行量、订户；

（6）价格、价格变化；

（7）定期出版的报刊；……

这就无异于把文艺研究等同于填写履历或统计报表了。在这里文艺本身已经被切割成丧失了生命力的碎片了，而整体性、完整性正是文艺的生命之所在。总的来说，文学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方法存在着这样一些失误：第一，热衷于经验性的取证手段，缺乏较高的理论驾驭和宏观把握；第二，尽管实证主义的文学社会学标榜对对象不带任何主观因素的客观分析，但是它只问现象不问本质、只问关系不问原因的既定观念恰恰导致了与其纯客观性、无我性和可实证性的宗旨相悖逆的独断论。

卢那察尔斯基用“科学社会学”来指称马克思主义，旨在与实证主义社会学划清界限。在他看来“艺术是作为一种社会的现象，一种社会的努力和调解社会演变的规律存在的。”他说：“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学理论，作为关于社会的科学，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文学”，包括：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文学作为独立社会现象的演变规律；文学作为宣传所起的作用；这种定位与强调文学作为经验事实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截然不同。

（2）由庸俗社会学引发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任务的思考

庸俗社会学兴起于“十月革命”之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被认为

是一种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庸俗化解释的教条主义思想体系。他们把文学看成“经济的审美表现形式”、“阶级的等同物”、“阶级心理的投影”，认为文学创作直接依从于经济关系与作家出身，把文学变成了社会学的简单图解。

卢那察尔斯基赞同普列汉诺夫的原则，反对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直接划等号，认为艺术作品并非直接依附于社会的生产形式，而要通过“阶级心理”来起作用。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批评任务包含两个方面：

首先，是要揭示作品产生的社会根源；

其次，是要对作品进行评价，即“必须指出该作品的意义、照作者的本意它应该起什么作用，它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和以后各个时代确实起过什么作用。”

在评价的问题上，卢那察尔斯基是没有亦步亦趋于普列汉诺夫的，普列汉诺夫反对评价和论断，卢那察尔斯基则认为批评仅仅停留于分析是不够的，关键要对文学作品做出判断。在卢那察尔斯基看来，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不仅要说明这个世界，还要改造这个世界，而改造的途径即是通过对作品进行评价，因此，“评价因素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应该提到特别的高度。”

关于评价的标准，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标准就是“无产阶级的伦理学”：“凡是有助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发展和胜利的都是好的，凡是有害于这一事业的都是糟的。”他甚至认为评价可以“不看作品的来源和倾向，只看其在我们的建设中的作用如何”。在形式层面，则须坚持形式的形象性、独特性和通俗性。形式不仅要坚持与内容相统一的原则，而且还要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面目出现，“对工农群众有好处的作品，只要写的成功，富有才气，我们就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这一标准体现出卢那察尔斯基在将俄国文学的人民性和列宁的党性原则相统一方面所作的努力。

四、卢卡契的《问题在于现实主义》

1、卢卡契简介

他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政治活动家，1923年，他以《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奠基人。20世纪60年代之后，流亡苏联长达15年之久的卢卡契转向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

2、《问题在于现实主义》写作背景

1934年8月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成立了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从此结束了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文学派别林立的局面。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指导下，苏联文学艺术界一方面继续清理20世纪20年代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围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卢卡契的《问题在于现实主义》应这种讨论而生。

3、文本解读

在文章的开篇不久，卢卡契就指出：“争论的实质不在于古典文学反对现代文学的问题，而在于究竟哪些作家和哪些文艺流派在现代文学中代表着进步的问题；问题的焦点是现实主义。”

（1）卢卡契对当时文学的分类

卢卡契认为当时的文学不外乎三种：为现存制度辩护的文学、自然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现实主义文学。

卢卡契之所以把自然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相提并论，是因为他认为二者再现的都只是现实的表象。按其说法，第一种文学没有讨论的必要，而对后面二者的讨论，实际上是要搞清楚究竟谁才能代表历史方向的问题。

在卢卡契看来：“如果文艺确实是反映现实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它就特别需要

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来把握现实，而不局限于反映直接经历的现象。”

（2）“整体性”

卢卡契坚持从整体性的角度来把握资本主义的现实。“整体性”（又译为“总体性”）是卢卡契哲学的一个重要术语。

在卢卡契看来，资本主义的一大罪过在哲学上的反映就是主客体分离，康德哲学正是这一罪过的完整体现，而黑格尔虽然认识到了这一局限，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调和了思维与存在，但却把二者的关系倒置过来了。卢卡契认为，只有马克思才有能力在历史进程中来把握现实的整体，通过规定可认识的和必须认识的整体，从而具体地发现“作为主体的真实的东西”，并借此确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在卢卡契看来，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都看做相互关联的整体，因此，资本主义体制虽然外表显得支离破碎，但是每一个独立的局部因素仍然是“总进程中的一个因素”，而且这种“统一性、整体性恰恰在危机时刻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透过支离破碎的表象去把握历史的整体性现实，而文学其实也是这种整体性中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承认在资产阶级世界中时行的、把各个科学学科截然分开并使之彼此对立的做法。科学和各个学科以及艺术都不存在它们独立的、内在的、完全由它们自己内部辩证法产生的历史。……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产生和影响因而也只有放在这个体系的总的历史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和解释。文学的起源和发展是社会的总的历史过程的一个部分。”

（3）推崇现实主义

卢卡契认为：“伟大的现实主义所描写的不是一种直接可见的事物，而是在客观上更加重要的持续的现实倾向，即人物与现实的各种关系，丰富多样性中那些持久的特点在社会和人物方面还未能展开的发展倾向。”由于“他们对活生生的，但还直接被掩盖着的客观现实的倾向刻画得那样深刻和真实，以致后来的实际发展证实了他们的描写”，因此，卢卡契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看做时代真正的先锋。

五、葛兰西《论“国家的—人民的”概念》

1、葛兰西简介

葛兰西是意大利著名的共产主义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者。创立了意大利共产党7年之后，被法西斯政府逮捕。次年，葛兰西获准在狱中写作，他凭借着顽强毅力写下三十多册《狱中札记》。由于论述了与俄国革命不同的斗争经验，葛兰西被追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对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2、写作背景

与俄国不同，在资本主义较发达的欧洲国家，无产阶级无法通过暴力革命来砸碎国家机器，只能走改良之路，寄希望于通过组建工人政党来参与政治。

意大利虽然已于1870年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意大利北部逐渐工业化，南部却仍然停留在农业经济时代，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相互妥协导致知识阶层与人民群众相脱离，世界主义思想横行，国家意识薄弱。国民多靠文化上的维系，现代民族国家并未完全得到确立。

3、文本解读

（1）“国家的—人民的”概念的提出

这个概念隐含着文学与社会的关联，在他看来文学研究并非是对某种独立自足领域的研究，而要从社会文化的视野来对文学问题进行历史把握。因此，文学研究应该“是文化史的研究，而不是文学史的研究，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把文学史作为更加广

泛的文化史的一部分或者一个方面来研究”。

他指出：“文学不能产生文学，就是说，意识形态不能创造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除开由于惯性和惰性的结果外，无法产生上层建筑。它们的诞生，不借助于‘孤雌生殖’，而是依靠‘阳性’元素的参与，即历史、革命活动的参与；这种‘阳性’元素创造‘新人’，即新的社会关系。”

这段话表明了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不能产生文学，文学是社会的产物。

“国家的—人民的”文学针对的是克罗齐美学，克罗齐文学思想的核心是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认定艺术属于超脱于社会的精神之产物，这就将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历史割裂开来。葛兰西认为不批判克罗齐的唯心主义文学观，建设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无从谈起。

“国家的—人民的”概念是在批评克罗齐世界主义的过程中创造的。葛兰西指出：“克罗齐是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位代表，他表达了种种世界性的要求和关系。这丝毫不意味着，克罗齐不代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因素’，而是说，在种种国家的要求和关系当中，他着重表达那些更带有普遍性的、同远远逾越国家范畴的欧洲文明相联系的那些关系和要求。”这种世界主义掩盖了“人民—国家”的需求，从而导致了知识阶层与群众的脱离。

（2）意大利文学批评的任务

要在批评世界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的—人民的”文学。

葛兰西认为，进入20世纪以后，法西斯的上台切断了作家与人民的联系。群众竞相阅读大仲马、欧仁·苏等人的通俗小说，在他们眼中，意大利人对本国作家甚至比外国作家“更为陌生、遥远”，针对这种现状，葛兰西明确指出：“美是不够的，需要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内容，并使之成为一定的群众——即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人民—国家——的最深沉的愿望和完美和充分反映。文学应该既是文明的必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作品。”

葛兰西指出，意大利知识阶层的毛病在于他们“不是来自人民，虽然偶尔了解人民，不懂得人民的疾苦和愿望、人民隐蔽的感情；就对人民的关系来说，知识阶层像是悬吊在空中的、脱离人民的阶层，而不是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没有担当起应该承担的职能。”

因此应该造就能积极投身无产阶级战争洪流的有机知识者。在此意义上“国家的—人民的”文学乃是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