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

摘要：明清时期，江南与广东福建两大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江南需要广东或福建的木材、纸张、染料、烟叶、食糖、花果、铁货、洋货、南货等商品，广东或福建需要江南的棉花、棉布、生丝、丝绸等人宗工业原料和产品。通过经由浙东或江西或安徽的三条內地商道和沿海的一条商道，江南与广东福建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华南与华北之间的商品流通，通常经由江南转输，从广州出口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的丝绸、棉布等人宗商品，也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而沟通两大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主体，来自广东福建各地的地域商帮有着压倒其它地域商帮的绝对优势。关键词：江南；广东福建；经济联系；地域商帮明清时期，江南作为全国极为重要的经济区，与全国其它经济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福建、广东为中心的华南地区，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个地区。明清时期，江南与华南两大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江南有着发达的造船业。闻名天下的木器制造业，十分考究的建筑业，以及工程浩大的海塘等水利设施，木材需要量极为庞大，但当地基本不产材木，需要从福建等地输入大量的木材。福建商人每年从福州装运木材，“至江浙两省发卖”[1]。福建木材输入江南主要在清代，通过浙海关的分关嘉兴乍浦镇。道光(乍浦备志)称，在乍浦的进出口商品中，以木、糖、杂货为主，“大约逐年进口税数，木当其五之二，糖及局商所带洋货当其五之一，其余南来无数杂货当五之二”。乍浦白海盐弄向西直抵关口，有木班厂十余所，木商字号各占厂屋，资本大者一号一厂，小者两三号合为一厂，周围二三里都是木场，“夏冬两帮木植齐到时．堆积几无隙地”。木货来自福建者十分之九，来自浙江温州者十分之一。来自福建者材质较优，大多系杉木，有长至八九丈者；来自温州者为松板。福建南台镇为木植总所，乍浦木商逐号请人坐庄，在那里置货。木号有专门置办宁德福安货者，宁德福安两帮商人将木材运输到南台，纳税出口运抵乍浦。江南丝绸棉布生产发达，需用大量蓝靛、苏木等作染料，所需之靛，主要从外地输入，福靛是重要来源；苏木主要来自广东。在江南的汀州商帮主要经营靛青。民国《上杭县志》卷十《实业志》谓：“前清嘉、道以前，邑人出外经商，以靛青业为最著。据赵志物产云，本邑之种蓝者其利犹少，杭人往南浙作靛．获利难以枚数。此乾隆初年事也。故江西、浙江、广东及上海、佛山、汉口等处，于总会馆外皆有上杭会馆，当时商业发达可知。”是说清前期上杭商入主要利用邻近的浙南地区出产靛青的有利条件，大力经营靛青业，活跃于全国重要都会之地，建有县级会馆。建汀帮中之汀州府长汀县、上杭县商人，在江南以经营靛青为主。汀州商人于雍正四年在乍浦南门外总管弄始建鄞江会馆，乾隆十四年建成．俗名靛青会馆，靛商皆集于此。乾隆四十年，又重建宫宇，费银万两，数年告竣。上海靛业早就兴起，但乾、嘉时期靛市集中在乍浦镇，上海则直到道、咸年间据说仍未兴盛，同治以后，靛市十倍于昔，汀州商人联合各地同业建立靛业公所[2](p371)。江南有着独步海内的刻书印书业、笺纸加工业，却纸张匱乏，需要从福建等地源源输入各色纸张。三藩之一耿藩作乱时，江南纸价骤长，平定后纸价渐平[3]，说明明清之际福建纸一直供应江南。康熙五十七年，在苏州经营纸业的上杭商人建立了汀州会馆，反映了闽纸向江南输出的规模。汀州会馆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一度福建纸商罕至，光绪十三年上杭纸商联合同府永定县(永定原为上杭一部分)的皮丝烟帮，耗银3000余两重建了会馆。在上海，建宁、汀州二府商人于嘉庆年间建有建汀会馆。由建宁府纸、棕业一直要交货捐来看，建汀商帮特别是建宁商人以纸、棕二业为最大宗行业。可见江南始终依赖输入闽纸。据今人调查，地跨长汀、连城、清流和宁化四县的闽西四堡，从明中叶起便以造纸刻书并负贩于天下而闻名于长江以南各地。这些书商到江南大致往北下闽江，人江西，到九江，沿江而下抵南京、无锡、湖州、苏州和杭州等场，如邹氏和马氏宗族的不少人曾将家乡的书籍纸张贩运到江南[4]。江南人习尚食甜，以糖为佐料，又制作各种甜食、果饯等，甚至染丝上色也需糖，用糖量巨大。糖由榨取甘蔗汁而成，但江南基本不产蔗，糖就需要从产糖之地福建、广东输入。闽粤所产糖有乌糖、砂(又作沙)糖和白糖三种，白糖又称糖霜。三藩之乱时，因江西道梗，江南“糖价骤贵”；清廷平定三藩后，“广糖大至”，价格回落[3]。福建、

广东糖的输入，直接影响到江南人的生活。康熙开海后，“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乾隆一朝，广东糖占由乍浦人口糖的三分之二。道光时，有人指出，江南乃至以北数省所需食糖，都是由闽广洋船运到上海后转卖的[5]。广东糖主要产自潮州府，尤以该府的揭阳、海阳、潮阳、澄海县为最。潮州府之外，僻处海中的琼州府，糖销江南的也不少。澄海县地方文献称，当地巨商“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6]。清前期，潮阳所产的黄糖、白糖，“商船装往嘉、松、苏州易布及棉花”。其数量，乾隆中期县令李文藻说：“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7]揭阳所产白糖特佳，“棉湖所出者白而香，江苏人重之”，或称“江南染丝必需”。光绪时，“每年运出之糖包多至数十万，遂为出口货物一大宗”[8]福建糖主要产自泉州、漳州、台湾、福州等府。明后期，福建糖贩卖四方，与其它商品一起。“下吴越如流水”。乾隆《福州府志．物产志》载：糖有黑白两种，当地商人“泛海鬻吴越间”。按照乾隆《台湾府志》所载统计，仅台湾一地即年产蔗糖上亿斤。康熙五十八年，清廷特别规定，福建糖船往浙江、江南各省贸易，在厦门停泊者免输其税。输入江南的糖，乾隆朝三分之二是广东糖，由乍浦人口，道光时广东糖多运至上海收口，在乍浦反较福建糖少。经营糖的商人，糖号则“皆潮州人，终年坐庄乍浦，糖船进口之时．各照包头斤两，经过糖行家报关输税”，福建糖商则“多系水客．陆续贩来，投过糖行家发卖”

[9][10]。闽广糖的销路主要在江南，按清中期江南2000多万人口计算，每年输入上亿斤糖是必需的。江南人口庞大，烟叶烟丝耗费可观，主要要靠福建输入。福建建宁府浦城县，盛产烟叶，浦城烟在江南颇负盛名。乾隆中期徐扬绘录的<盛世滋生图)中，烟草业市招有7家，有3家标为“浦城”字样。记录乾隆二十二年第二次南巡时苏州店铺的<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共有25家店铺，其中第14店为“自制浙闽名烟”的启泰号。直到民国初年，苏州有11家建烟铺号，其中10家由福建商人经营。前述光绪年间苏州重建的汀州会馆，就是由永定烟帮和上杭纸帮共建的。馆中维持开销，也由两帮分任。后来会馆大修，烟帮出资甚至多于纸商。广东冶铁业发达，铁锅生产最负盛名，江南是重要销场。福建福州与延平府产铁也著名。广东是铁冶中心，正统、景泰时已有铁器大量输出。所谓“工擅炉冶巧，四方商贩辐辏焉”[11]。明人所谓经过大庾岭的“轻细之物”。即江南丝绸，“粗重之类”即广东铁器铁货。万历时，霍与瑕更说：“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岁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12]人清后，广东铁器运销江南仍盛。屈大均说，广州铁器等货，“北走豫章、吴浙”[13]。乾隆时，佛山所出铁线，全国各地所需，“四方贾客各辇运而转鬻之”，铁锅则专销吴越、荆楚之地[14]。清代通过浒墅关的纳税商品，除了各种铜铁器，明载有广锅[15]。广州所产粤缎、广纱，号称“甲于天下”，可以媲美江南绸缎，泉州之绢．漳州之纱，号称“衣被天下”，然而所需生丝均需由江南提供。乾隆《广州府志》卷48《物产》引嘉靖《广州府志》云：“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滑泽，然必吴蚕之丝所织。若本土之丝，则黯然无光，色亦不显，止可行于粤境，远贾不取。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然亦用吴丝，方得光华，不褪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天下，缎次之。”现有研究成果表明，广州的丝织技术也是在江浙人的指导下提高的。雍正年间广州才有丝织机行，聘请江浙师傅前往传授丝织技术[16]。福建严重缺米，江南食粮也不丰裕，但向福建转输部分食粮。康熙末年，江苏巡抚张伯行的告示称，苏州奸牙等冒为浙客、徽商，零星货买粮食，“或四五六十，或一二百石不等，用小艇运送上海、乍浦二处，装人大船，扬帆出海，盈千累万，殆无虚日”，以致影响苏州市场上的米价[17]。这些偷运出洋的米，就是销往浙东、福建地区的。福建有一定的棉布生产能力，但所需原料棉花全部来自江南，江南由华北等地输入棉花的同时，又向福建输出优质棉花，这种棉花出自太仓。吴伟业说，在太仓州，“隆、万中，闽商大至，州赖以饶”。所谓“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18],就是闽商大量收购太仓棉的形象写照。清初一度福建棉商不至，苏松棉区农民生活无着，“门里妻孥相向啼”，康熙五年闽中棉商又挟重资到太仓，“举州叹为

祥瑞”[19]。自后因为太仓鹤王市所产棉花特佳，“闽广人贩归其乡，必题鹤王市棉花。每岁航海来市，毋虑数十万金”[20]。清中期上海人褚华也说：“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每晨至午，小东门外为市，乡农负担求售者，肩相磨，袂相接焉。”[21]棉花输向闽广地区，始终是当地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直到清后期，盛况依旧。据说仅1845—1846年间，就有值价134911美元的上海棉花被福州帆船装运回境。福建广东虽能织布，但并非如褚华所说在江南只买花而不买布,而是大量输入棉花的同时也输入棉布。万历年间,洞庭商人席端樊、端攀兄弟将江南棉布南贩闽广，闽商大量收棉，当也经营棉布。清前期，昭文县支塘镇，“居民善织作，闽贾至江南贩布，以赤沙所出为第一，远近牙行兢以布面钤‘赤沙’字样焉”[22]。这种赤沙布，“纫而密”，因而为闽商所抢购。太仓州的沙头镇，出产沙头布,“闽人到镇收买，寒暑无间……牙行获利者恒累数万”[23]。据《北关葛夏布商人报税成案碑》，康熙后期，福建商人与江西商人一起，收买土产葛夏布匹，前往杭州北新关报税人城，报牙发卖，北新关给发小票，明确税率，商人称便[24]。宝山县江湾镇出产刷线布，雍正间销路畅达，“粤商争购，务求细密，不计阔长，需棉少而布价昂”[25]。嘉定黄渡镇，直到道光之季，“里中所产土布，衣被七闽者，皆由闽商在上海收买”，当地布商为打破闽商垄断，自收自运由海道销布福建[26]。道光《乍浦备志》卷六《关梁》专门提到“置办出口之装载布匹者闽广船”，说明广东福建一直依赖输入江南布，并且几乎全是由闽商、粤商经营的。上述江南与华南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体现出互补性和双向交流的特点。无论是江南还是华南，都需要对方的生产原料和副业手工业产品。华南需要江南的生产原料如生丝、棉花，同时需要江南的制造品如丝绸、棉布等，而江南不但需要华南的纸、木材、蓝靛等作为生产原料，而且需要华南的铁货等制成品，还需要华南的糖、烟、水果、海货等生活必需品(糖也是工业品)。而当时江南与华北、华中、东北等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基本上是前者以副业手工业品交换后者的生产资料，形成单一流通格局，江南居于更为有利的一方。较之江南与其它经济区的商品流通,江南对华南的商品流通量,其优势就不甚明显。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之间的商道主要有如下四条：一、江南经浙东至福建：由杭州南渡钱塘江，经浙江严州府、衢州府，在西安县上杭埠往南到福建建宁府浦城县，由此分两路，由南浦溪(或称建溪)抵建宁府城；往西到江西广信府玉山县、铅山县，由桐木水经分水关到福建建宁府崇安县，由崇溪经建阳县抵建宁府城，然后经延平府至福州府。二、江南经浙东、江西到广东：由杭州到铅山县后，西向由弋阳江经贵溪，接上经江西各地到广东的通道。三、江南经安徽、江西到广东：由南京经安徽太平府芜湖县、池州府池口驿、安庆府同安驿、雷港驿，到江西九江府彭泽县龙城驿、湖口县彭蠡驿，南昌府新建县吴城驿、南浦驿，丰城县樟树镇，临江府清江县，吉安府庐陵县、泰和县、万安县，赣州府赣县水西驿，一路南向经南安府南康县南野驿，在同府大庾县横浦驿翻越大庾岭，到广东南雄府、韶州府、广州府；另一路东向经汀州府到广东潮州府、惠州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