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违规

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违规

摘要：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违规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上市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越大，且这种正效应在将违规次数与公司违规变量替换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违规的正效应更明显。本文的研究在于从更广泛的视角考察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内部防范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新的思考角度，为国企进一步的改革和民营企业规范公司治理提供建议。

关键词：管理层权力；上市公司违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

Managerial Power, Property Rights and Corporate Fraud

Financial management: Shang Maonan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7 as sample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ial power, property rights and corporate frau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e greater the power of management,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of fraud, and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still significant after replacing the number of violations with corporate fraud and conducting the robustness test. Further studies find that, compared to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management power on listed companies is more obvious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aims to test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company's illegal behavior from a wider perspective, provide new thinking angle for th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department and the company's internal department to prevent company irregularities, and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further reform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o regulate corporate governance.

Key words:Management power; violations of listed companies; state-owned enterprise;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前言

自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在这个新兴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上市公司的违规行

为也在不断出现。统计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违规主要分为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交易违规，具体包括虚构利润、虚列资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推迟披露、重大遗漏、披露不实、欺诈上市、出资违规、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占用公司资产、内幕交易、违规买卖股票、操纵股价、违规担保、一般会计处理不当等15个种类。仅2012年到2017年受到监管部

门处罚的违规行为就高达3548条。据2018年10月发布的《2017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报告》显示，2017年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为23.993，比2016年的24.495下降2.05%，下降幅度较为明显，但我国上市公司违规情况依然严峻。

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公司违规现象也日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公司违规的影响因素主要着眼于政府制裁[1]（Lisic L.L,Silveri S.D,和Song Y等，2015)、外部治理环境[2]（彭茂和李进军，2016）等外部经济环境以及股权结构[3]（高燕和董梅生，2017)、董事背景特征[4](车响午和彭正银，2018)、CEO的社会关系[5]（Khanna V和Kim E,Lu Y,2015）等公司内部因素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然而除了这些因素，管理层作为公司经营管理的直接实施者，在公司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往往可能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出现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导致公司出现违规行为。

中国证券市场上市的许多公司为各级政府控股，国有产权企业承担着多重社会任务，如为社会解困、募集资金、解决就业等，因此，国有上市公司各项制度建设与运营不可避免会受到各级政府的影响[6]（刘启亮,罗乐和何威风等，2012)。那么，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出现违规行为时，相关监管部门会否因其国有产权性质的特殊背景和地位而对其违规行为采取纵容包庇或漠然视之的态度？

本文基于2012-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所有的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以公司违规为被解释变量，以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获得的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数为解释变量，根据上市公司不同的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运用分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违规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更广泛的视角考察了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为政府监管部门和企业内部防范上市公司违规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为国企进一步的改革和民营企业规范公司治理提供建议，希望在促进中国证券市场健康有序良好发展的进程中贡献出微薄的力量。

1文献综述

1.1关于管理层权力的研究

管理层权力指的是管理层执行自身意愿的能力，以及当公司治理出现缺陷时，管理层所表现出的超出其特定控制权的影响力。根据管理层权力的不同来源，Finkelstein（1992）将管理层权力划分为结构性权力、所有者权力和专家权力[7]。

现有的关于管理层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薪酬激励、盈余管理、股利派发、企业投资、

高管腐败和公司现金持有等方面。盛明泉和车鑫（2016）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激励效果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8]。傅颀和邓川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的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正相关[9]。王茂林，何玉润和林慧婷（2014）发现，管理层权力大小与现金股利支付率高低显著负相关，管理层权力的存在降低了现金股利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10]。周美华，林斌和林东杰(2016)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腐败越严重[11]。杨兴全、张丽平和吴昊旻（2014）发现，管理层权力显著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12]。

由于我国的资本结构较为特殊，因此，研究产权性质对管理层权力的影响显得颇为重要。已有研究表明，产权的属性不同会导致企业管理层权力的来源与作用机制也不同，进而管理层在企业决策中扮演的角色也具有较大差异。苏坤（2017）认为在我国独特的资本市场背景和权力至上的文化背景下，由于股权相对集中造成经理层往往由控股股东指派，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再加上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及预算软约束的影响，国有企业管理层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往往具有比较大的权力[13]。

1.2关于上市公司违规影响因素的研究

目前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基于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内部包括董事会特征、独立董事本地任职、高管之间的裙带关系、高管激励等。蔡志岳和吴世农（2007）认为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和设立审计委员会对约束监督公司行为有一定效用[14]。周泽将和刘中燕（2017）认为独立董事本地任职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倾向与严重程度[15]。陆瑶和胡江燕（2016）认为CEO与董事之间的“老乡”关系会降低其与董事会之间的沟通协调成本以及董事会对其的监督效用，使得违规行为更加容易。[16]。Johnson, Ryan 和Tian 等（2009）发现当高管面临更大的激励时，企业发生欺诈行为的可能性更高[17]。外部则指社会资本等。蒋尧明和赖妍（2017）认为社会资本水平越高的上市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可能性越低[18]。

1.3管理层权力与上市公司违规的相关性研究

目前，国内直接针对这两者之间的研究还很少，仅有魏志华,李常青和曾爱民等（2017）通过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越有可能发生公司违规[19]。除此，傅颀和邓川（2013）认为，管理层权力越大的公司，越容易进行盈余管理[9]。国外学者Khanna V和Kim E,Lu Y （2015）针对美国上市公司通过实证研究发现CEO权力与公司违规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5]。

1.4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违规的相关性研究

产权性质通过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最终控制人的类型确定，在已有的研究中直接探讨产权性质与公司违规的成果并不丰富。在仅有的少量研究中，学者们对产权性质与公司违

规行为之间的关系持有不同看法，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结论：

一是认为国有上市公司违规的可能性更大，非国有上市公司更能有效控制违规风险。林毅夫和林志赞(2004)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要承担更多的政治负担，比如发展国民经济、促进社会就业、增加财政税收等，所以国有企业在生产运作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预[20]。赵璨，曹伟和朱锦余等（2013）认为当为各级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出现违规行为时，监管部门可能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他们需要自己承担一切经营风险，政府并不会为其经营风险或违规行为担责或提供庇护，所以非国有产权的企业有更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提高公司内部治理质量，控制并降低公司运营过程中各种风险出现的可能性[21]。

二是认为国有上市公司能够有效控制风险，而非国有上市公司出现违规行为的可能性更大。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认为国有产权性质对抑制正向盈余管理有明显效果，可以有效降低机会主义行为出现的风险[22]。另外，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性质和更具优势的背景关系为企业的发展经营连续不断地提供资源和政策便利。相比较而言，非国有上市公司不仅没有这种强大的资源与政策支撑，还要面临巨大的社会生存和市场竞争压力。在这种环境下，非国有企业可能会通过盈余管理以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甚至采取盈余操纵手段牟取私利，从而自身面临更多的违规倾向和法律风险。

三是认为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违规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何杰和王果（2013）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类型与公司违规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23]。

1.5文献述评

综合来看，目前国内学者在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从违规行为直接实施者的角度寻找违规动因的研究很少，仅有魏志华,李常青和曾爱民等针对关联交易、管理层权力与公司违规做了相关研究[19]，但该文献也更强调管理层权力对关联交易与公司违规之间关系的影响。除此之外，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管理层权力的来源与作用机制不同，从而其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发生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影响，现有文献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因此，基于前述研究的欠缺和方向指引，本文认为有必要研究不同产权性质下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的差异及其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这一研究将对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构建与内部监督及对监管部门工作的进一步改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管理层权力与上市公司违规

管理层权力指的是当公司内部治理出现缺陷或外部约束机制缺乏时，管理层对公司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的影响能力，表现在剩余控制权的扩张上。就理论而言，管理层权力过于膨胀并非好事，特别是当管理层权力过大时，由于缺少足够力度的内部监督，且上市公司管理层往往具有较大的业绩压力，为了达到业绩预期避免亏损或者是为了攫取私利，管理层很有可能会滥用权力。比如，权力较大的管理层可能利用手中权力通过操纵企业业绩以此获得更丰厚的薪酬[24]（权小峰，吴世农和文芳，2010），也可能通过管理信息的披露等方法来侵占公司利益[25]（王裕，白凤至和刘力一，2015）。毋庸质疑，不论是操纵业绩还是管理信息披露，权力过大的管理层追为了逐私利而采取的许多做法都将增加其所在的上市公司的违规几率。基于上述理由，本问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越大,公司违规可能性越大。

2.2管理层权力、产权性质与上市公司违规

在我国特殊的产权制度背景下，管理层权力的形成与运作可能因产权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产权性质对管理层权力与上市公司违规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将进一步研究产权性质对管理层权力与上市公司违规关系的影响。

由于国有产权的嵌入，国有上市公司的生产运营更容易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干预控制，既然如此，那意味着当国有上市公司违规操作时，考虑到公司声誉、社会影响及官员政绩等因素，政府也可能会干预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违规处罚。第一，各级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某些政府官员为了提高个人政绩或者为了谋取更多的灰色收入，可能会对这些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进行庇护；第二，与非国有产权相比，证监会开出的处罚对国有企业的震慑与鞭策作用相对较小。罚款是上市公司违规处罚方式中最常见的处罚手段。但对国有上市公司而言，凭借有国家兜底的优势，其用于缴纳罚款的资金也来源于其所受控制的各级政府，因而监管机构的处罚也往往得不到该类企业的重视，其认真改过的动力与积极性也相对不足。而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他们需要自己承担一切有经营决策带来的风险，政府不会为其经营风险或违规行为担责或提供庇护，所以，非国有产权的企业有更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提高公司内部治理质量，控制并降低公司运营过程中各种风险出现的可能性

假设2：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对公司违规的正效

应更明显。

3研究设计

3.1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择2012-2017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并按以下程序筛选样本:(1)剔除金融和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 (2)剔除部分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缺失样本；最终得到2928个企业的13940个样本。为了消除极端值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winsorize）处理。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公司治理特征数据以及公司违规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其中总经理任职期限通过手工整理获取。

3.2变量定义

3.2.1公司违规（Fraud）

根据CSMAR系统中的“中国上市公司违规处理研究数据库”的记录，若上市公司因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处罚，则将Fraud赋值1，否则赋值0。

3.2.2管理层权力（Power）

由于当前学术界对管理层权力的衡量还没有一致的标准，但是大部分的研究都将董事会特征、总经理任期、管理层持股比例等对管理层权力的影响纳入考虑。与魏志华，李常青和曾爱民等（2017）[19]—致，借鉴Finkelstein(1992)[7]的权力模型，从组织结构权力、所有权权力和专家权力三个层面选取相应指标，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数。具体来说，本文在组织结构权力层面选择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董事会规模和内部董事比例三个指标进行衡量；在所有权权力层面采用总经理持股比例衡量；在专家权力层面通过总经理任职期限衡量。理论上，当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董事会的规模越大、内部董事的比例越高、总经理的持股比例越高、总经理的任职期限越长时，管理层的权力就越大。本文通过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数，该值越大，代表管理层的权力越大。

3.2.3控制变量

借鉴蔡志岳和吴世农（2007）[14]、陆瑶和胡江燕（2016）[16]的做法，本文选择公司规模（Size）、上市年限（Ag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回报率（Roa）、股票换手率(Turn )、是否亏损（Loss ）、会计师事务所（Audit ）、行业违规情况（Indufraud ）作为控制变量。另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与行业虚拟变量。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名称及定义。

表1 变量说明

变量符号变量名称说明

被解释变量Fraud 公司违规当上市公司违规时取值为1，否则为0

解释变量Power管理层权力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数

控制变量Size公司规模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Age 上市年限公司上市年限

Lev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Roa 资产回报率净利润/年末总资产

Turn 股票换手率成交量/发行总股数

Loss是否亏损若当期净利润为负数，赋值1，否则0

Audit会计师事务所是否选择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是为1，否为0

Indufraud行业违规情况当年行业中违规公司数目/该行业上市公司总数3.3回归模型

本文使用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提出的两项研究假设，：

Fraud=β

0+β

1

power+β

2

Size+β

3

Leverage+β

4

Growth+β

5

Age+∑year

i

+∑industry

i

+ε

首先用该模型检测全样本以此考察假设1，如果然后根据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将样本数据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以此考察不同的产权性质企业的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是否有所区别。

4实证分析

4.1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出了本文所使用变量的分组描述性统计情况。其中，由于存在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较大的情况，大部分变量的标准差较高，初步判断模型中存在异常值或者极端值，对数据进行上下1%缩尾（winsorize）处理，处理之后变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均在合理区间内。从表2中数据的情况可以发现，样本中包含5142个国有企业样本和8798个非国有企业样本。在2012年至2017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概率较高，国有企业中平均行业违规概率indufraud高达14.55%，非国有企业平均行业违规概率高达15.28%；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数power为负，非国有企业的为正，而两者的绝对值都接近于0，这与魏志华等（2017）的统计结果接近；此外，根据其他变量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国有企业的平均公司规模size、上市年限age、资产负债率lev均高于非国有企业，说明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国有企业依然处于优势地位。

表2 分组描述性统计

产权性质Variable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国有

fraud 5142 0.1499 0.3570 0.0000 1.0000 power_w 5142 -0.0556 0.3735 -1.0678 1.0678

size_w 5142 22.7395 1.3515 19.6770 26.0191 age_w 5142 15.0755 5.8578 1.0000 25.0000 lev_w 5142 0.5108 0.2008 0.0505 0.9003 roa_w 5142 0.0323 0.0477 -0.1371 0.2109 turn_w 5142 342.3144 292.8793 12.1803 1345.6000 loss 5142 0.1058 0.3076 0.0000 1.0000 audit 5142 0.6161 0.4864 0.0000 1.0000 indufraud_w 5142 14.5535 19.5854 0.0000 58.1818

非国有

fraud 8798 0.1850 0.3884 0.0000 1.0000 power_w 8798 0.0372 0.4475 -1.0678 1.0678 size_w 8798 21.7891 1.0686 19.6770 26.0191 age_w 8798 8.5633 6.2123 1.0000 25.0000 lev_w 8798 0.3780 0.2007 0.0505 0.9003 roa_w 8798 0.0489 0.0534 -0.1371 0.2109 turn_w 8798 353.4763 284.6046 12.1803 1345.6000 loss 8798 0.0709 0.2567 0.0000 1.0000 audit 8798 0.5723 0.4948 0.0000 1.0000 indufraud_w 8798 15.2774 19.4274 0.0000 58.1818

4.2相关性分析

为研究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对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管理层权力power和公司违规fraud的相关系数为正，表明管理层权力和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初步支持了假设1。另外，模型中所涉及解释变量之间相关性系数的绝对值整体较小，未达到强相关关系，可以认为本文所建立的模型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对模型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可以放入同一个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表3 相关性分析

fraud power_w size_w age_w lev_w roa_w turn_w loss audit indufraud_w fraud 1.0000

power_w 0.1138 1.0000

0.0000

property 0.0449 -0.1057

0.0000 0.0000

size_w -0.0562 -0.0162 1.0000

0.0000 0.0561

age_w 0.0085 -0.1257 0.3287 1.0000

lev_w 0.0610 -0.0631 0.5164 0.3762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roa_w -0.1076 0.0758 -0.0316 -0.1875 -0.3826 1.0000

0.0000 0.0000 0.0002 0.0000 0.0000

turn_w 0.0849 -0.0089 -0.2281 0.0284 -0.0196 -0.1652 1.0000

0.0000 0.2933 0.0000 0.0008 0.0204 0.0000

loss 0.0981 -0.0440 -0.0584 0.0933 0.1753 -0.5753 0.0988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audit -0.0381 0.0374 0.1275 -0.0345 0.0210 0.0401 -0.0165 -0.0028 1.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32 0.0000 0.0507 0.7415

indufraud_w 0.0128 0.0012 0.0443 0.1643 0.0729 -0.0449 0.0178 0.0314 -0.0226 1.0000

0.1293 0.8878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359 0.0002 0.0076

注：0.3-0.5为弱相关，0.5-0.8为中相关，0.8以上为强相关。第一行为相关系数，第二行为p值。

4.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4列出了模型全样本回归和根据不同产权性质分组回归的结果。表4第（1）列显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管理层权力power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公司违规fraud 存在显著影响，且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上述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这说明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越大，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可能越低，当管理层缺乏充足的监督约束时，管理层权力的膨胀会增加公司违规的风险。表4第（2）列和第（3）列分别列出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两类企业的管理层权力对公司违规都呈现正向效应，且国有企业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影响，从而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说明由于国有产权的特殊背景和地位，相比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权力越大，公司违规的风险更高。从控制变量来看，公司规模size、资产回报率roa、会计师事务所audit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资产负债率lev、股票换手率turn、是否亏损loss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公司规模越大，资产回报率越高，公司选择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时，可以有效降低公司违规的风险；而资产负债率和股票换手率越高，公司当期出现亏损时，公司出现违规行为的几率越大。

表4 模型回归结果

总体（1）国有（2）非国有（3）V ARIABLES fraud fraud fraud

power_w0.0820** 0.185*0.0139

(0.0354)(0.111)(0.0645)

size_w-0.139***-0.219***-0.0165

(0.0244)(0.0400)(0.0333)

age_w0.00170-0.005500.0182***

(0.00396)(0.00760)(0.00520)

lev_w0.820*** 1.329***0.534***

(0.146)(0.264)(0.179)

roa_w-2.691***-2.223*-3.022***

(0.619)(1.221)(0.730)

turn_w0.000346***0.0002290.000448***

(0.000107)(0.000191)(0.000131)

loss0.273***0.1770.365***

(0.0935)(0.154)(0.121)

audit-0.120**-0.0988-0.111*

(0.0470)(0.0833)(0.0578)

indufraud_w0.000180-0.000946-0.00142

(0.00120)(0.00206)(0.00151)

Constant 1.123** 2.420***-0.739

(0.544)(0.892) (0.737)

Ind控制

Year控制

Observations13,9405,1428,798

Pseudo R20.13560.04040.0422

LR chi2455.78***175.31***355.79***注：***，**，*分别表示在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4.4稳健性检验

表5列出了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由于部分上市公司一年内违规次数不止一次，而本文的主测试仅将上市公司是否发生违规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了使结论更稳健，选择公司违规次数作为公司违规的替换变量，将公司一年内出现违规行为受到证监会处罚的次数带入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考察解释变量Power对被解释变量fraud'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情况是否发生显著变化，若不存在显著变化，则说明模型是稳健的。根据该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知，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显著性和方向均无显著变化，因此，上述模型是比较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

总体国有非国有V ARIABLES fraud'fraud'fraud'

power_w0.0349*** 0.0354*** 0.00422

(0.0132)(0.0125)(0.0164)

size_w-0.0375***-0.0354***-0.0271***

(0.00584)(0.00820)(0.00879)

age_w8.70e-05-0.002280.00512***

(0.000945)(0.00153)(0.00138)

lev_w0.218***0.284***0.187***

(0.0360)(0.0556)(0.0477)

roa_w-0.544***-0.267-0.643***

(0.141)(0.241)(0.178)

turn_w7.82e-05*** 6.75e-050.000100***

(2.75e-05)(4.20e-05)(3.62e-05)

loss0.140***0.0885***0.191***

(0.0245)(0.0340)(0.0345)

audit-0.0258**-0.0251-0.0230

(0.0114)(0.0175)(0.0149)

indufraud_w-5.71e-05-0.000325-0.000455

(0.000289)(0.000429)(0.000392)

Constant 1.007***0.905***0.878***

(0.130)(0.182)(0.196)

Year控制

Ind控制

Observations13,9405,1428,798

R-squared0.1320.1330.139

Adj R-squared0.1300.1310.136

F14.70***15.84***11.52***注：***，**，*分别表示在0.01，0.05，0.1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5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上市公司违规的情况也层出不穷，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相关利益，还对资本市场的正常运作造成了负面影响。本文以2012-2017年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管理层权力综合指数衡量企业管理层权力大小，根据企业的不同产权性质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组，进行分组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和分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此从管理层这一导致公司违规发生的直接实施者角度考察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越大，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是因为上市公司的管理层通常承担着较大的业务压力，为了达到董事会提出的业绩目标或者提升自己在业内的声誉，甚至是出于攫取私利等原因，由于通常当管理层权力越大时，其受到公司内部控制的程度就越低，那么管理层滥用权力的机会就越多，进而增加了管理层的违规动机。第二，管理层权力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还会受到上市公司产权性质的影响。相比于非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背景和地位，国有企业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正效应更明显。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从外部约束层面看，证监会还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和对其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以此提高上市公司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

自觉性和意识，增强监管部门的威慑作用。第二，从内部治理层面看，上市公司应该认识到管理层权力过大对公司违规的风险，积极强化内部治理机制，完善内部控制，强化对管理层的监督，防止管理层滥用权力，进而降低公司违规可能性。第三，对于国有企业，我国政府应该继续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产权改革，从根本上减少相关政府部门对国有企业运营的干预和庇护，使国有上市公司受到更全方位的市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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