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文学

章节名称：第七章秦汉文学总论

授课时数：1

教学目的和任务：

了解秦汉文学的总体风貌。

教学重点和难点：

秦汉的文化环境与秦汉文学之关系。

教学方法：讲授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七章秦汉文学总论

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文学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中国文学史上，秦汉文学是上古期的第二段。秦代由于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加之统治时间短暂，所以流传下来的作品屈指可数，形成了“秦世不文”的局面。

一、汉代的政治概况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国势强大，对我国以及世界的历史都有深刻的影响。汉初统治者吸取暴秦迅速灭亡的教训，奉行黄老哲学，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经济得到了恢复。汉武帝时期，在国内彻底解决了地方割据，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同时在经济繁荣、国力强大的基础上，对周边少数民族发动了一系列扩张主义战争。其消极面是劳民伤财，并给周边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其积极面则是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大帝国，并在促进国际交流、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西汉末期，政治危机加剧，外戚专政，王莽纂位，引发了农民起义。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国家复归一统，东汉前期，国力强盛，对外又进行了一系列战争，但同时，国内的豪族政治开始形成，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东汉中期以后，中央权力削弱，豪强肆意兼并，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政，社会矛盾激化。党锢之祸，黄巾农民大起义，以及由此形成了军阀割据，直至刘氏政权被曹氏取代。

二、汉代的思想文化概况

西汉初期，统治者奉行黄老哲学，实行“无为而治”。黄老主张顺应自然，汉初文化学术因此具有相当自由的环境，加之汉初实行分封诸侯制度，文人往来于藩国之间，思想较少束缚，具有独立的人格、能畅所欲言，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汉武帝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疆域拓展，汉帝国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此时的作家普遍具有开阔的胸襟和非凡的气度，所谓“赋家之心，苍括宇宙，总揽人物”（司马相如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语），正是他们的创作主张；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恢宏的气势，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他们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为了实现人生理想，可以忍辱负重，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此同时，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

想统治，将武力镇压、严刑酷法，与思想麻醉结合起来，这是对于活泼开放的先秦以及汉初的思想学术是一种“反动”。汉武帝设经学博士，经学家的地位大大提高，自此文学沦为经学的附庸，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文人依附于政治和王权，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和独立的人格尊严，都被淡化了，歌功颂德，润色鸿业成为这批侍从文人的主要使命。西汉后期与东汉前期，是我国历史上儒家思想统治最严厉，社会意识受儒风侵染最突出的时代之一，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牵强附会，细碎繁琐，令人不忍卒读，至东汉时一度兴起谶纬之学，五经之义皆谶决，用图谶来附会人事，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神化，这是建立在天人感应上的虚妄之学。东汉末年，儒家的传统观念与现实社会状况之间的严重冲突，导致士人思想行为的变化。儒家统治逐步崩溃，以道家为中心的各家各派思想又抬起头来，此风逐渐昌炽，一直发展到后来的“魏晋风度”。汉末文人如赵壹、祢衡待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走向了个性的独立回归。总之，汉代文学走过了批判——赞颂——批判的道路，汉代文人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过程。

三、汉代的文学概况

汉代文学样式：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景现。西汉文学中成就最高的是散文；汉代散文中成就最高的是史传散文。司马迁《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创立的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开辟了纪传文学的新纪元。《汉书》继承《史记》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其次是政论散文，以贾谊、晁错为代表。赋是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是汉代的一种新兴文体。枚乘《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代表着汉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赋的代表作家是扬雄。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叙事诗出现了《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巨制，五言抒情诗则有《古诗十九首》这样的典范，它是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显著标志，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体制奠定基础的作品。汉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歌广为传播，并且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因此，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之义，形成了以史实，经典、灾异、人事为论证环节的论说模式。经学文风，由此形成。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从元帝至东汉和帝，是西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杨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模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论衡》以“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章节名称：第八章秦统一后的文学

授课时数：1

教学目的和任务：

大致了解秦代文学的总体风貌。

教学重点和难点：

不作重点要求。

教学方法：讲授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八章秦统一后的文学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此后15年间，战国百家争鸣结束，诸子异说绝响，《诗》、《骚》抒情传统亦随之消歇，今所见者，唯歌功颂德的刻石之文和诏令奏议等应用性文字。故《文心雕龙·诠赋》云：“秦世不文”，“秦世不文”概括了秦文学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秦文学的历史土壤及特征

秦文学值得后人称道的有两部作品：《吕氏春秋》和《谏逐客书》。《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辑百家之说而编写的一部“杂家”著作，成书大约在公元前239年左右，《谏逐客书》是秦相李斯的代表作，文章辞采华美，排比铺张，音节流畅，理气充足，文学性很高，颇有战国纵横说辞之风。鲁迅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汉文学史纲要》）但此书却作于秦始皇十年（前237

年）。

秦统一中国后，秦代文学成就却寥寥。刘勰用“秦世不文”基本上概括了秦文学的特征。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秦王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二是秦在位时间短暂。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历史功绩是伟大的，然而它在文化思想上采取禁灭《诗》、《书》，取缔百家之说，坑杀儒生扼杀自由等严酷的专制政策，这对学术与文学是一次严重的摧残，造成了秦文学的萧条和荒芜。

第二节刻石之文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曾多次巡游各地并刻石表功。现存刻石共有7篇，这些刻石大都出自李斯之手，以四字为句的韵文写成，内容上都歌颂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功绩及秦朝制度的英明等。从总体上看，秦刻石文都写得气魄雄伟，文字典雅，文辞铺张夸饰。刻石文的体制上承西周《雅》、《颂》及秦统一前的《石鼓文》，但又有所变化和创造。李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赞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以法家辞气，在浑朴古质而外，增加了清峻峭悍的风格。秦刻石文为后世碑文之祖，汉魏碑铭，受其影响很大。

第三节诏令奏议之文

秦代君臣的诏令奏议之文，属应用性文字，颇能代表秦文的风格，亦能见出战国文风向西汉文风转变的过程。这类文章的总体风格是：“质而能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甚至强词夺理，既有战国纵横家的驰骋文风，又有法家的峭刻峻直，语言简捷、质朴。

章节名称：第九章汉代的论说散文和史传散文

授课时数：12课时：

了解论说散文的发展概况，了解贾谊、晁错、刘向、扬雄、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的代表作品和散文风格。掌握两部杰出的史传散文：《史记》和《汉书》。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史记》、《汉书》两书的体例、创作过程以及流传情况等基本常识，重点掌握两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史记》的开创意义。

教学方法：讲授，比较。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九章汉代论说散文与史传散文

汉代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先秦之后的又一繁荣期，其突出成就当首推以司马迁

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散文，其次是以汉初贾谊、晁错为代表的论说散文。

第一节汉代论说散文发展概说

一、贾谊、晁错与西汉论说文

1．西汉论说文的特征：西汉论说文都是奏、疏、表、策之类的应用文，是探讨政治问题、表达政治见解的说理散文，它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横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就成为先秦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他们关注的是如何以秦亡为史鉴，使新王朝长治久安。所以这一时期的政论文，内容上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发表政见，这使他们的文章一般都有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质朴无毕的特色，还有一些文章写得富有气势，饱含感情，很有文采。

2．贾谊的代表作《过秦论》和《陈政事疏》

《过秦论》是贾谊一篇政论而兼史论的散文。文章取名“过秦”，实则“过汉”，借秦的灭亡告诫汉朝皇帝不要重蹈复辙，全文结尾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用意犹为明显。该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先讲秦自孝公到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句式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语言上的生动气势，具有排山倒海之势。接着笔锋陡转，运用对比手法，写强大的帝国，竟然在转眼间，被一个无名小卒、智商平平、手无寸铁的陈涉，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的灭亡，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由此总结秦亡的教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为精辟之见。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三篇文章，环环相扣，层层剖析秦朝亡国的原因，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深刻。《过秦论》在艺术表现上颇有特色；首先，在论证方法上，先铺陈秦的兴亡史实，再通过对比分析，最后引出结论。由于史实充分，对比鲜明，因而所得结论有很强说服力。其次，对史实的铺陈采用了渲染、夸张等手法，从而增强了史实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第三，在语言使用上，文章使用了排比句、对偶句，也使用了少量比喻句，增加了文章的气势，具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行文感情充沛，语言跳跃奔放，富有文采，处处流露出诗人气质，不愧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是贾谊系统地阐述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全

文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方面指陈社会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即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由此可见其行文感情深厚，言辞激切。

3．晁错的代表作：《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和《言兵事疏》。

《论贵粟疏》是晁错上给文帝的一封奏疏，文章从正反两面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措施：“贵民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即通过交纳粮食可以买爵免罪。论说有力，办法具体，汉文帝欣然采纳了此建议。文章从古代圣王治国之法、当今农民生活状况、法律条文与现实的矛盾、民贫商富的潜在危害等几个方面分析，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但质实恳切，故多被后人所称道。

4．贾谊、晁错文章风格比较：

贾谊文章语言精练而形象，又多用排比句、感叹句和反诘句，故显得言辞激切，感情饱满，气势充沛，富有文采。

晁错文章朴实而流畅，议论严密而较深刻，切合实用，在文采方面逊色于贾文。

二、经学文风与西汉其他散文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经学解读繁琐，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三、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更有甚者，有人用万言仅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深奥晦涩，令人难以卒读。这时的文章，大都依经立义，杂糅“天人感应”之说，论证君权神授的合理，征引繁富、文气迟缓、思想禁锢，少有个性。

1、董仲舒

董仲舒《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为汉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之作。董仲舒是西汉大儒，其《春秋繁露》以公羊学派观点阐发《春秋》，艰涩枯燥，文学性不强。《天人三策》（又为《贤良对策》三篇），是汉武帝下诏求贤良文学言治国大要时，董仲舒奏上的对策，从政治上他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主张，从思想上他提出了推崇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这三篇文章对中国后世的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深远。从文学方面看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其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历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畅、理致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笔；其语言朴素无华；其风格则儒雅雍容。

2．刘向

刘向是西汉后期一个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散文家，一生著作多种。《说苑》、《新序》等书，是杂举前代群书趣闻佚事编录而成，寓以劝诫说教之意。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意味。政论散文中，《谏营昌陵疏》较为有名。《谏营昌陵疏》反对成帝大营昌陵，历述古代帝王薄葬之益、厚葬之害的历史事实，并阐明“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以及“死者无终极，而国家

有废兴”的道理，意蕴深刻，态度诚恳，说理透辟，是一篇极富教益的文章。

刘向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曾做出过突出贡献。刘向与其子刘歆共同完成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著作。刘向每校毕一书，都编目记录，还为许多书写了“叙录”，其中以《战国策书录》最为有名，该书不仅详细介绍了编校过程、书名由来，而且还描述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政治变化，纵横策士游说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战国策士的才干与作用。叙事中杂有议论说理，见解深刻，语气从容，似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

3．桓宽《盐铁论》

《盐铁论》是桓宽根据汉昭帝时的一次“盐铁会议”的记录整理而成。当时朝廷召集“文学”（读书人）和“贤良”（读书人已被选为“贤良方正”的）60多人，与朝廷官员（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就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展开辩论。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站在法家立场，坚持盐铁专营；以“文学”、“贤良”为代表的民间组织，从儒家的仁义道德出发，抨击现实政治，反对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全书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盐铁，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问题，反映了儒、法两家的思想分歧。该文与同时代的经学文风大异其趣，不妄言灾异，不滥引经典，多引史鉴，以言时事，语言简明直率，与汉初政论散文相似。篇中有些段落，运用排比铺陈手法，富有文采。

4．《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写，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的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鸿，广大；烈，光明，即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淮南子》的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但并非抽象说道，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如《览冥训》一篇，前后共引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纣”、“鲁阳挥戈止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来说明览观幽冥的变化的道理，文风新异瑰奇。此外，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

5．刘歆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第一篇反“今学”、复“古学”的文章。文章叙经学的兴废，主张立《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于学官，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其文措辞尖锐，峻洁有力，情感充沛，具有文学性。

三、王充与东汉论说散文

1．王充（27—97？）出自细族孤门，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觉的批判意识，一生志在纠正世俗的虚谬。关于《论衡》的写作目的，王充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对作》）由此可见，其目的是要使语言表达轻重得体，合乎实际，提出辨别真伪的标准。他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先贤学说，以及

汉代的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河洛伪书、谶（chèn）纬迷信、经学学风等都进行了批判。《论衡》全书85篇，现存84篇，大多数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大多围绕着自身的困挠而展开。这些专论体现了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同时又流露出他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2．《论衡》的论辩方式及其文学特征：

《论衡》是一部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历史和现实生动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驳论中，或同类相证，或巧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论衡》语言通俗流畅，用词朴实无华，不事雕琢，在当时文风日趋骈俪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王充的行文不摹拟前人，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组织文章，富有创新精神。总之，《论衡》逻辑周密的论证与语言的通俗流畅，体现了王充论说散文的风格特点。

王充、王符与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

3．王符

王符（生卒年不详），出身寒微，性格耿介，因而不得仕进，愤而隐居著书，作《潜夫论》10卷，36篇，这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时弊。如汉代的选拔人才的用人制度，应举科目和所举之人品格才能不符，选拔官吏不以政绩，而是任人唯采；朝廷当权者对外怯懦，对内压迫等等。文章在议论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手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语言朴实无华，准确简练。

4．仲长统

仲长统（180—220）性格狂放不羁，敢于直言，常论说历史上和当时的政事风俗，发愤叹息，因此著书《昌言》。现大都已佚，仅部分保存在《后汉书》和《群书治要》中，其内容多暴露和批判当时不合理现实，有反对图谶迷信者，有揭露现实统治者，有论述外戚宦官之祸者，其文言无不尽，挥斥自如，骈散相间，颇有气势，风格颇似汉初政论文大家贾谊。

第二节司马迁和《史记》

一、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龙门人，据王国维考证，生于公元前145年，卒年不可确考，大约在汉武帝末年左右。对于其生平，主要了解以下几点。其一、家学渊源和父亲司马谈对他的影响。司马谈知识广博，他身为太史令，但对诸子百家学说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他的《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派的得失，见解深刻，切中肯綮。司马谈在学术观

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思想，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用籀文写就的文献），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这些都为他今后创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谈为太史令，虽然太史令的职责只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但他早有撰写史书的志向，可惜壮志未酬便与世长辞，临死时他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从此，继承父志，定下了修史的决心。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父亲的临终遗言，对司马迁是一个巨大的鞭策。其二，广泛的阅历。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长江淮河流域。从长安出发，南下襄樊到江陵，然后顺江而下，在汩罗江凭吊屈原，到九江调查大禹治水传闻，到会稽（浙江绍兴）探讨大禹的遗迹，然后北上过淮阴，到曲阜，瞻仰孔子，了解齐鲁文化，又到刘邦发迹的丰沛之地，参观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人故居，访问故老贤遗，听他们讲述楚汉相争时这些开国功臣的轶闻趣事，实际考察楚汉相争的古战场，举得了丰富的资料。回长安后，司马迁因父荫任为郎中，曾奉使西南，远至昆明，后为武帝侍从，东达碣石，见到了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黄帝的传说。可以说，司马迁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汉时的版图，对古书涉及的地形、战场都了如指掌，“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顾炎武《日知录》），也正如如苏辙所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其三，遭李陵之祸。天汉三年（前98），李陵战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在汉武帝面前为李陵辩解而被捕入狱，最后处以宫刑，在形体和精神上给他造成极大创伤。出狱后，司马迁任中书令（皇帝身边的秘书），忍辱含垢，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征和二年（91）年完成了《史记》这部煌煌巨著，历时14年。此后情况不明，不知所终。

司马迁除《史记》外，还有《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流传至今。

二、关于《史记》的一些基本常识

1．《史记》的名称

《史记》本是史书的专称，司马迁自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汉世习称之，有的称《太史公记》，或《太史公百三篇》，《史记》之称，始见于东汉末，自此才成为专称。

2．《史记》的体例和记事起迄年代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全书由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组成，计130篇，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共52万6千多字。本纪，记载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绩，以事系年，是全书的纲领；世家，是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以及个别杰出的历史人物的传记。世家与本纪的关系，犹如“二十宿环北拱，三十六辐共一毂，运行无穷”（《太史公自序》）意思是说，如果本纪是北斗，那么世家就是环绕北斗的二十八星宿；如果本纪是车毂，那么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列传，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即是那些“扶义俶傥，

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物。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也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门史。《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突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史记》还开创了史书的论赞和序论的体例，在每篇之末和书表之首，用“太史公曰”的形式，对历史人物或作集中分析，或抒发个人的感慨等。

独传、合传与类传：独传就是只给一个人作传，如《李斯列传》，合传就是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作传，如《屈原贾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类传就是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作传，如《游侠列传》、《刺客列传》、《酷吏列传》，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

《史记》因纪传体所限，使用“互见法”以避免叙事记人的重复，或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

［注：互见法，《史记》选择、安排材料以反映历史，表现人物的一种方法。可分为有无互见和详略互见两类。对某些人物的某些材料，在本纪中未写，而在他传中写了，这是有无互见。对某些人史实和某些人物的某些事迹，在一篇传记中详写，在其他传记中略写，这是详略互见。采用互见法，有时是为了避免行文重复，有时则是为了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多面性。］

3．《史记》的流传和注本

《史记》在汉宣帝是方在私人间流行，东汉初，《史记》已残缺。据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云：“十篇残，有录无书”。张晏注《汉书》列出所亡的十篇篇目，但今本《史记》十篇俱在，此是否为后人补篡，仍有争论。汉元帝、成帝之间，褚少孙补写过《史记》。

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并称为“《史记》三家注”。

［注：《史记集解》，南朝宋代裴骃撰，裴骃因为徐广《史记音义》过于省略，于是广泛吸取贾逵、服虔、杜预、如淳、张晏等人对经史的注解，故题为《史记集解》，一般遵守汉儒“注不破经”的旧例，只管随文作注，不对原文提出怀疑，书的上半部颇为可观，下半部过于简略。

《索隐》，唐开元间司马贞所撰，他既为《史记》原文作注，又为《集解》作注。注文多有发明新见，不仅批驳、纠正《集解》的错误，而且提出应修改《史记》，如认为项羽不该入本纪，应列世家；陈涉不该入世家，应列入列传，并补作《三皇本纪》

《史记正义》，唐开元间张守节撰，既为《史记》原文作注，也有为《集解》和《索隐》作注，张守节长于地理，博引故实，颇为详博。］

二、《史记》的思想内容：

司马迁说他著史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所谓“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与人事间的关系。当时思想界，董仲舒鼓吹天人感应，神学、迷信思想泛滥。司马迁反对天道干预人事的迷信思

想，表现出朴素的唯物思想和历史观。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说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规律。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兴败成坏之理”。也就是说，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从而得出历史的经验教训。“成一家之言”，就是借历史著作，提出自己对历史兴衰变化的独到见解，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

《史记》的思想内容是博大精深的，择其要来说，主要有：

第一、大一统的民族观。

司马迁认为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都是兄弟。他在《五帝本纪》中把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说成是黄帝的子孙，并一一地排了世序。在《越世家》中说：“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东越列传》说：“闽越王无诸及东越王摇者，其先禹之苗裔也，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在司马迁看来，匈奴、东越、闽越也都是黄帝子孙，因此他反对民族压迫，反对汉代以贪欲扩张为目的的对边疆兄民族所发动的战争。

第二、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重视分析经济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他在《平淮书》、《货殖列传》中集中探讨了诸多经济问题。他认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人们整天奔波就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有利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货殖列传》）司马迁指出物质财富的占有，决定着人的社会地位，社会上的阶层、阶层由此而形成。“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货殖列传》）“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这就是所谓的“素封”论，即庶民农工商贾，只要能致富，同样可以得到如封君、王者所享有的快乐和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因此司马迁一反秦朝以来统治者一贯推行的“重本抑末”的政策，主张农、工、商、虞并重，特别是高度评价了工商业者对社会的贡献，《货殖列传》列举了计然、范蠡、子贡、白圭、猗顿、郭纵、乌氏倮、巴寡妇清等生财致富的事例，强调商业在民富国强中所起的作用。同时，他也反映了在重农抑商政策下广大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不公平待遇。总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是进步的，他的关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强盛衰的基础，关于工商业生产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关于肯定人追求财富的合理性等问题的论述，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货殖列传》是第一次将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载入史册，具有开创意义。

第三，《史记》的求实精神

《汉书·司马迁传》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先生则称道《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汉文学史纲要》）。《史记》之实录，主要表现在：一、史料的真实性。司马迁曾几次出游，到过祖国的大江南北，深入实地，走访当地老农，认真调查考核，获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弥补了旧有史料的缺漏。同时，司马迁还阅读了大量了历史古籍，据金德建《司马迁所

见书考》，达八十多种，司马迁运用“考信于六艺”、“择其言尤雅者”、“不离古文者”、“整齐百家语”等等标准，对这些古籍资料进行整理、考核、剪裁，使之尽可能客观地接近过去的历史。第二，尊重历史，敢于秉笔直书。“对于前代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敢于做出不同于当时一舆论的公正评价，是需要勇气的；而对于本朝代的人物和事件，能够不掩盖真象，能做出比较公正的分析评价，则尤其需要勇气。”（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酷吏列传》中对武帝时代酷吏政治批行批判，这些酷吏滥用酷刑，骄奢跋扈，渔肉百姓，贪赃枉法，无恶不作，而他们都是汉武帝宠爱的大红人。《封禅书》记载了汉武帝迷信神仙的一些荒唐活动；《平淮书》记载了汉武帝征匈奴、伐大宛给人民带来的苦痛。《萧相国世家》、《魏其武安侯列传》中揭露和鞭挞了上层社会人物之间冷酷自私、尔虞我诈的卑鄙品质。《刘敬叔孙通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等刻画了那些在封建官场中趋炎附势、阿谀奉承的利禄之徒的丑恶嘴脸。在对腐败的黑暗现实与汉代统治集团批判的同时，《史记》为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一批小人物立传，歌颂他们的品质和才干。肯定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侠义精神（《游侠列传》）。

三、《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又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传记文学著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

1．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文学创作，通过写人来反映历史，所以全书记载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刺客、游侠、倡优、商贾、医卜等众多小人物，构成丰富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既有各阶级、阶层的、时代的共性，又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富有典型性，这些历史人物在司马迁笔下个个都栩栩如生、形象鲜明、呼之欲出。如张良的善谋，项羽的勇猛、刘邦的奸诈，韩信的多智，商鞅的刻薄，李斯的贪利、李广的善射等。这是因为司马迁恰当地运用了一些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具体说来，

其一、准确地把握并精心选择史料。作者先对历史人物思想性格有一个总体认识，然后对史料进行剪载取舍，组织安排，以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特点，使之个性鲜明。如司马迁从史料中认识到李广的为人特点是“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史记·太史公自序》），然后以此为基础，对材料加以组织安排，通过“上郡遭遇战”、“雁门出击战”、“右北平之战”和从“卫青击匈奴”四个典型战例中，表现李广的才能、功勋和“不遇时”的遭遇。

其二、《史记》还善于把历史事件故事化、情节化，通过构造富于戏剧冲突的情节，以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一节。这是刘邦和项羽对面较量的一个关键时刻，是历史胜负的转折关头，故事由矛盾的开端，到觥筹交错、刀光剑影、杀机重重的宴会，再到刘邦甜言蜜语，趁机溜之大吉的解围，生动地表现了项羽头脑迟钝，优寡寡断的性格。

其三、运用对比手法，烘托人物。通过对比，人物才能的大小、品格的高低、

作者的褒贬不言而喻。如《李将军列传》中，多运处用对比手法，以射雕者的凶猛、程不识带兵的严明、吏士被匈奴围困时的面无人色，李蔡才能低下却被封侯等来映衬烘托李广，使这一人物形象展现出独具丰采的个性。

其四、善于运用文学细节描写来展示人物形象，如通过李广“杀霸陵尉”、“射石设镞”、“射阔狭以饮”、“家无余财”、“善待士卒”等细节，表现李广负能使气、爱射善射，轻财爱士等性格特征。

其五、善于刻划人物个性化的语言。如项羽见秦始皇南巡渡江时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而刘邦见此景，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清代王鸣盛说：“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津津不胜其歆羡矣。”（《十七史商榷》），此外，为了让一篇传记中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特点，作者对那些于刻划人物没有积极作用甚至有所抵触的史料，或者用简笔略写，或者转移到其他人物传记中去叙述，采用这种“本传讳之，他传发之”的“互见法”，既有助于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又有助于突出历史人物形象。总之，《史记》中描写人物形象的方法，为后世传记文学，小说等提供了许多借鉴。

2．谋篇布局，匠心独运

《史记》130篇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各篇章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充分体现了司马迁驾驭材料、构思组织文章的高超技巧。《史记》每篇都有每篇的立意。明代陈仁锡说：“子长作一传，必有一主宰，如《李广传》以‘不遇时’三字为主，《卫青传》以‘天幸’二字为主。”司马迁作传前先确立主旨，然后围绕中心选择提炼材料，所以每篇传记结构都浑然一体。司马迁叙事，讲究组织严密，前后呼应。如《项羽本纪》中介绍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学兵法也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竞学。”这就预示着他将来必然有勇无谋、功业不终。《史记》谋篇的匠心独运之处，还在于首创了“合传”与“类传”的形式。“合传”就是一篇传记中记载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传主，他们或因为思想性格，生活遭遇相似，或因为生活时代相同、政治地位相似，而纳入一篇传记中，如《屈原贾生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合传”既勾连史事，天然浑成，又能节省篇幅，描绘更多的人物形象，从而深刻地表现主题。如《魏其武安侯列传》，李景星《史记评议》对该文作了精辟的分析。“此传虽曰《魏其武安侯列传》，实则窦、田、灌三人合传也。两个贵戚，一个酒徒，惹出无限风波，头绪纷繁，如何措手？…传以武安、魏其为经，以灌夫为纬，以窦王两太后为眼目，以宾客为线索，以梁王、淮南王、条侯、高遂…石建许多人为点染，以鬼报为收束，分合联络，错综周密，使思怨相结、权势相倾、杯酒相争情形，宛然在目。”所谓“类传”就是把某一阶层、某一类型的人合而为传，如《游侠列传》、《剌客列传》、《酷吏列传》、《佞幸列传》等，通过类传的形式，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画面，表现某一阶层人物的共性，同时作者还善于通过塑造几个典型的人物，来以点带面，所以具有一定社会广度和深度。《史记》还首创了“互见法”的形式。所谓“互见法”就是把同一历史事件分散开来放在不同的传记中，以便参照互见，相互补充。采用互见法，可避免行文的重复，又可通过详略安排，突出人物鲜明的

个性，并表现人物思想性格的丰富性和多面性。

3．强烈的抒情性

作为一部史书本应客观冷静地记述历史事实，尽可能地隐藏撰史者的主观情感。但是作为一部“自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司马迁继承并发扬了先秦“发愤者书”的传统，把自己的一腔愤懑之情通过史书的形式，抒发出来，以“述往事、思来者”。正是这强烈的抒情性，才使得《史记》成为一部闪烁着文学魅力的文学名著；也正是这种强烈的抒情性，鲁迅把它比作“无韵之离骚”。《离骚》是一部抒情诗，《史记》是一部抒情散文，但它同样具有诗的内在的和外在的韵律。《史记》的抒情性主要表现在：一、在写人叙事中寄托着爱憎好恶。“寓论断于序事中”，在冷静客观的叙述中，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史记》写廉颇、蔺相如、荆轲、项羽、李广则流露出敬佩、爱戴之情；而写佞幸、酷吏则充满了鄙夷、憎恶之情。如《李广列传》，作者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描述了李广骁勇善战、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和英雄本色，同时也记叙了李广长期遭受压抑、最终被迫自杀的不幸遭遇，揭露了朝廷赏罚不公、刻薄寡恩、压制人才的不合理现象，表达了作者对李广的钦佩和同情之情。《史记》敢于秉笔直书，敢于揭露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种种恶劣暴行，表现了作者鄙视与憎恨之情。《吕后本纪》写吕后残害戚夫人：“太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命厕中，命曰‘人彘’”。此残无人道之举，真乃令人发指。其二，通过夹叙夹议的手法，表达作者见解和抒发感情。这方面以《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为代表，《伯夷列传》全文七百多字，而人物传记只有二百字，其他都是作者的借题发挥。在叙完伯夷、叔齐简略生平后，接着说：“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欤？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称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竞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遭灾祸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天道，是邪？非邪？”司马迁难以抑制地抒发了对现实社会颠倒黑白，善恶不分，摧残人才等现象的愤慨与不平之情。其三，创造性地运用了“太史公曰”的论赞体，直接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予以评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如《孔子世家》最后说：“‘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可谓至德矣。”表达了对孔子发自内心的无限敬仰之情.《李将军列传》说：“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喻）大也。”对李广的人格作了高度评价，表达了钦佩之情。总之，《史记》的文章，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动人。明代茅坤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

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也，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这正道出了《史记》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和感染读者的力量。

4．语言雄浑、朴拙有气势感和韵律感

明代茅坤说：“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史记》语言雄浑、气势豪迈奔放的特点。说它“朴拙”，主要是指它塑造人物靠粗线条浓墨夸张地勾勒人物的主要特征，而不是精雕细刻地描写；语言激情滚滚，情之所至，笔亦随之，甚至有时会出现矛盾和语病。但瑕不掩瑜，《史记》的语言艺术取得了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一、叙述语言生动传神，且富有气势。如《项羽本纪》中“钜鹿之战”的叙述，不到二百字，有正面描写，有侧面烘托，将项羽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楚军势如破竹的气势和令人震慑的声威都情景逼真地传达了出来。而且句式前短后长，节奏前快后慢，先迅疾腾挪，后迂徐舒缓，笔致疏放而又起伏跌宕，富有气势。二、人物语言个性化，《史记》善于锤炼个性化语言来突出人物形象。如生在同一时代的陈涉、刘邦、项羽早年都说过表现大志的话，但他们的话在具体内容和口吻上是各不相同的，符合他们各自的出身、气质和性格。《陈涉世家》中记载陈涉当了王后，他以前的农民朋友去谒见，“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陈设丰富）、“沉沉”（宫室深邃），为楚地方言，符合那位农民的身份，语言质朴而生动。《汉书》采录此书，但删去了方言成分，文章的神气顿减。《张丞相列传》中记周昌谏废太子事：“昌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两个“期期”，将周昌口吃与发怒时的神态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三、议论语言包含感情。《史记》在记载人物中或采用夹叙议的手法，或在结尾以“太史公曰”的论赞体，发表议论，这些议论包含作者的感情。这一点可参见“史记的抒情性。”

四、《史记》的影响

1．开创了纪传体，成为后世正史之祖。自司马迁著《史记》以后，由《汉书》以至《清史稿》的25种断代史，皆模仿《史记》体例，虽有增损，但都未能超出其范围。所以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通志序》）可见其对史学的深远影响。至于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仿《史记》八书，万斯同《历代史表》仿《史记》十二表，刘向《列女传》仿《史记》列传等等，不胜枚举。

2．考信求实精神，确立了史学的优良传统。

3．写人叙事、情节结构等方面的经验，为后世传记文学、小说提供了借鉴。唐宋古文运动，倡导文章复古，反对骈文，更是把《史记》奉为正统的散文和学习的模本。魏晋志人小说、唐宋传奇小说的纪传式结构和文学技巧，宋元“讲史”一类的话本，蒲松龄《聊斋志异》传末“异史氏曰”等，都能看到受《史记》影响的痕迹。

4．《史记》丰富的历史故事，成为后代小说、戏曲、曲艺题材的来源。如“霸王别姬”、“赵氏孤儿”、“渑池会”、“将相和”、“文君当壚”等等。

第三节班固与《汉书》

一、班固的生平与思想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人。据《后汉书·班固传》载：“（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其父班彪曾仿《史记》，“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班彪卒后，班固继承父志，续撰汉书，被人揭发私作国史而下狱。后经弟班超营救出狱，并得到汉明帝的称赞，班固任兰台令史，“受诏”著史。从这点看来，他的创作动机和司马迁作《史记》便有本质上的差别。“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莫不讽诵焉。”其实《汉书》还未完全成功，班固即再次下狱，直至死于狱中。班昭、马续受诏续《汉书》。班昭，博学高才，世称“曹大家(gū)”，补“八表”；马续补“天文志”。由此可见，《汉书》编成，经过四个人手笔。初稿是班彪的，主要编撰是班固，八表及天文志是班昭和马续补写的。

观班固一生行事，实与豪强而兼儒学的家世传统颇有关系。他站在正统的儒家立场上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认为《史》“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以蔽也”（《汉书·司马迁传》）班固撰汉书，既然是受诏而作，当然对刘氏歌功颂德，力称“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叙传》）他说《史记》是“私作”，带有讥讽的意思。其实史家作史，惟有私作，才富于批判精神，若是受诏而作，就只有以帝王的口舌为口舌罢了。他站在正统的立场，自然看不起人民反抗帝王暴政的力量。于是把“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陈涉，把推翻暴秦的项羽，皆贬入列传。对于游侠，他说：“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末流，杀身亡宗，非不幸也”（《游侠传》）不但不表同情，反而以为“杀身亡宗”是应该的。班固传《货殖》不重视人民的经济生活，只是责备那些豪富要“以财力相君”，不要“上争王者之利”。

二、《汉书》与《史记》比较

《史记》和《汉书》可谓汉代史学上的“双子星座”，也是中国史学上的两个高峰。它们对后世的影响都很大，故而或“马、班”并列，或“《史》、《汉》”齐举，几乎已成常例。《史记》和《汉书》有许多不同之处。

在思想上，《汉书》是官修的史书，班固又以儒家道统为指导思想，因而在材料的选择处理上，往往表现出适应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而《史记》是私人著述，思想不主一家，司马迁父子又多受道家和战国纵横家的影响，因而思想束

缚较少，能独立思考，富于批判和创造精神。这具体可从他们二人对游侠的不同态度上看出来。

在体例上《史记》是第一部纪、传、表、书俱全的纪传体通史，全面记载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发展的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体例，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自高祖至孝平王莽二百二十九的汉代历史。

在取材上，《史记》雅俗并收，“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深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云：“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之文，尽窃迁书”。另外，《汉书》增载了许多历史文献，包括当时的经济制度、社会状况、疆域政区、军事法律等有关典章制度，因而《汉书》多带文献性质，更多学术气息。

在史传人物方面，《史记》写人物真实与夸张相结合，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感情强烈，倾向鲜明，形象突出，文学性强。《汉书》则重在写实，遵照历史写作原则，没有《史记》的激情、夸张，历史性强。

在语言上，《史记》往往采用流行的口语，浅易近人，句式单行散体，少用骈偶。班固因是辞赋家，往往把辞赋的语言用入史传散文。爱用古字，多用文人辞藻，崇尚藻饰，倾向排偶骈俪。

在风格中，《史记》笔含感情，挥洒自若，富于变化，颇有慷慨之气。《汉书》多儒家正统典则，整严工练，有雍容典雅之风。

章节名称：第十章汉代赋体文学

授课时数：2

教学目的和任务：

了解汉代赋的起源和特点，骚体赋在内容与句式上的特点，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班婕妤《自悼赋》与《捣素赋》；汉代散体赋的特点，汉代重要的几位赋体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如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蜀都赋》、《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汉代的抒情赋特征及其代表作家，如张衡《归田赋》、赵壹《刺客疾邪赋》。

教学重点和难点：

认识汉赋的主要特征。对汉赋的分类有所了解，并明确汉散体大赋的主要特点。了解汉赋作家的创作情况和代表作品，了解重点作品，如贾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子虚赋》、张衡《归田赋》，主要内容和艺术形式。骚体赋，散体赋及其代表作家贾谊，司马相如、枚乘、班固、张衡等，赋的抒情化和小品化演变。

教学方法：讲授。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十章汉代赋体文学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本章对汉赋的渊源、特点、发展流变、分类及重要作家进行介绍。

第一节赋体名称的来源

以赋名篇，始于荀子。荀子曾作《礼》、《知》、《云》、《蚕》、《箴》“赋”五篇，是以“赋”名篇的第一人，但作为文体来说，尚不具备，仍属于“赋”的萌芽阶段。《文选》所收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文体特点如汉代赋，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作品至少是汉武帝以后的作品，不可能是生活在战国时光楚襄王之际的“宋玉”作品。可以说，赋是汉代的一种新兴文体。

一、赋的特征：

赋的本意是铺陈直叙，原指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chī）文，体物写志也。”意思是：赋，就是铺叙，通过铺陈辞采写成文章，通过描绘物象来抒发情志。“铺采摛文”是赋的形式，而“体物写志”则是赋的内容。

《汉书·艺文志》引刘向云：“不歌而颂谓之赋”，意思是赋为一种脱离音乐的诵读方式。

由上述两点，可概括赋的一般特点是：内容侧重于叙事，多用陈述性、叙事性和描绘手法，形式上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不能入乐歌唱，只适宜于朗读。

二．诗和赋的关系：

班固《两都赋序》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赋是由古诗演变而来。《艺文志》说：“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可见诗与赋的区别是，前者为可歌的，而后者是不歌而颂的。

三、楚辞和赋的关系：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又说：“（屈原）乃作《怀沙》之赋”，班固称：“其文弘博典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离骚序》）可见，以司马迁、班固为代表的汉代人认为“辞”与“赋”没有区别，他们把屈原的作品也称作赋。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将“骚”与“赋”划为两体。他说：“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意思是到屈原创作《离骚》时，才开始扩展绘声绘形的特色。赋，起源于诗人，而由《楚

辞》开拓出新的疆界。）刘勰的看法较中肯，“辞”（或称作“骚”）与“赋”是不同的文体，“赋”是由“辞”演变而成。屈原的“骚”，是继承了《诗经》中《国风》与《小雅》的传统，以“讽谕”为宗旨；“赋”是从荀子、宋玉开始，他们的作品“没其讽喻之意”，至司马相如，则更成了名为有“讽”，而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专为统治者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东西了。他们所发挥乃是《诗经》中的《大雅》和《颂》的功能。

四、汉赋的分类：

汉赋分为骚体赋、散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三类。骚体赋在内容上侧重于抒发个人怀才不遇之情，在形式上模仿楚辞，用带“兮”的语句，追求句式整齐、通篇用韵等，可见骚赋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模仿了楚辞。如贾谊《吊屈原赋》、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汉代散体大赋，是用铺张的手法，富丽的辞藻描写事物，所描写的主要是京都、宫苑、山川等壮丽事物及声色犬马、畋猎驰逐等生活，篇幅较大，多采用主客问答体形式。代表作家有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和张衡。抒情小赋，内容上侧重于抒发愤世嫉俗与表现个人放心求志，形式上篇幅短小，不用问答体，通篇用韵文。代表作有：赵壹《刺世疾邪赋》、张衡《归田赋》。

第二节汉初骚体赋及其流变

一、汉初骚体赋

1．骚体赋的特征：在内容上继承《楚辞》“怨刺”的传统，抒写贤人失志，忠奸不分，个人怀才不遇的感情；在形式上弃散用整，句式整齐，通篇用韵，并且用带“兮”的句子，大抵保持了《楚辞》于整饬(chì)中见变化，情与辞相宛转的特点。在表现手法上，它尚铺陈，同时又借用楚辞“香草美人”式的比兴手法。

2．贾谊

贾谊是汉初骚体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吊屈原赋》是骚体赋的第一篇。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在当时很偏僻，贾谊感到此去性命不会长久，因而郁郁不得意。在渡湘江时，他凭吊屈原，感到自己的遭遇正与屈原相似，就作了《吊屈原赋》，文中对屈原的处境表示愤慨，对屈原的遭遇表示同情，接着用“讯”发表议论，议论运用反反复复的比喻，以龙凤、骐骥、鱣(zhān)鲸等来比拟被害的贤者命运，表现贾谊“远浊世而自藏”的隐处态度。《鵩鸟赋》是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又是第一篇比较完整的以四言诗句为主的问答体赋。这是作者谪居长沙时所作，表面上以道家思想为归旨，用齐死生、等祸福来解脱，实际上是无法摆脱现实困境的悲哀，从而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心情。

二、骚赋变体

骚赋祖述楚辞、相沿日久，必然缺乏新意。武帝时代，赋家乃尝试有所突破。淮南小山《招隐士》在句型、用语及意境方面多有创新。西汉成帝时，班婕妤作

《自悼赋》、《捣素赋》、情词并茂，亦为骚赋变体。《捣素赋》在句型上的最大特点，是取消“兮”字，换用其他虚字协调音节，抑扬声调，又以三、四言杂糅于骚体句式，以虚字统率之，很能见出散体赋的影响。

三、骚赋的规范化

以贤人失志为主题的骚体赋在西汉中叶以后，内容与形式大抵走上规范化、类型化的道路。转相摹拟，是这类赋作的最大特点。内容而外，汉人骚体赋的句型也日趋规范，少有变化。刘向《九叹》与班彪《冀州赋》是这类赋的代表。其基本句型是：“□□□Ο□□兮，□□□Ο□□”。（□为实字，Ο为虚字），这一句型贯穿全篇，几乎无一变化，因而显得单调呆板。

第三节汉代散体赋

一、散体赋的文体因素

散体赋是在汉代进入鼎盛时期，随着南北文化交汇而崛起的一种综合性文体。它熔铸先秦《诗》、《骚》、散文和民间文学形式，不拘篇制，时空容量大，句型丰富，韵散结合，富于韵律美。荀卿的《赋篇》、《成相》，屈原的楚辞作品，对散体赋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文体，是汉代作家在前人文学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所取得的成果。

二、汉代主要的散体赋作家

(一)枚乘(?—前141)

枚乘，字叔，淮阴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吴王谋反，枚乘上《谏吴王书》，吴王不听。后枚乘投靠到梁孝王那里，枚乘早以善辞赋知名。武帝即位时，乘已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枚乘就死在道中。事见《汉书·贾邹枚路传》。

《汉书·艺文志》载“枚乘赋九篇”，今存《七发》、《菟园赋》、《柳赋》，而以《七发》最为有名。关于《七发》的写作目的，历来有三种说法：一为“戒膏梁之子”说。刘勰说：“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子也。（《文心雕龙·杂文》）”二为谏梁孝王忠于汉朝说：“（枚）乘事梁孝王，恐梁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文选》李善注）三为谏止吴王濞谋反说。《七发》作于枚乘游于诸侯之门。其时，诸侯王既嗜欲无度，又图为不轨。观《七发》内容，戒淫靡于谏谋逆的目的，实兼而有之。

《七发》以吴客和楚太子反复问答贯穿全篇。第一部分写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并指出其病因在于生活淫逸，引起全文，是为序，接着分别铺叙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畋猎、观涛、和听圣人要言妙道等七件事来启发太子，太子听了出一身冷汗，霍然病愈。《七发》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对宫殿、畋猎、音乐诸方面的描写都有开创性，而对江涛的描写尤为精彩，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对潮水所作的最生动的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