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企业的合约性质》

浅析《企业的合约性质》

张五常的《企业的合约性质》是对科斯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作者根据自己的关于件工合约的发现来解释科斯的观点，提出了企业是不同于普通产品市场所提供的合约安排下组织活动的一种方式。他认为件工合约是把企业理解为组织的方便之门，因为计件付酬正好处于市场和科斯所谓的企业安排之间。但是，作者认为科斯的关于“企业”代替“市场”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就是用企业的运用管理协调机制的要素使用权转让合约（当然，合约中的要素使用权没有得到明显界定）代替了市场的运用价格协调机制的产品所有权交易合约。

一．企业同市场一样都是一种合约形式

科斯的核心论点是制度运作的成本（交易成本）差异导致企业取代市场。然而，科斯对于企业是什么没有给出明确定义，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也没有明确区分。科斯强调交易成本是决定企业存在最重要的因素。而张五常赞成这一观点，只要能辨别交易的类型和变化程度。学者们也提出了其他因素来解释企业出现的理由，其中包括分工、风险、生产活动的协调等。科斯虽考虑了这些因素，但都被他给否定了，为此我们可以思索是否可以用合约来解释这一些相关因素呢？

首先，交易成本其实质就是合约成本。交易涉及一系列交易规则与安排，而这都需要签订合约来进行处理。因此无论什么形式的交易都是一种交易双方就某一合约安排达成协议的表现形式。而在合约安排过程中产生的成本，即合约成本是科斯所定义的交易成本最终体现。

其次，强调交易成本并没有否定分工，分工也是一种合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分工可以分为社会分工和组织内部分工。社会分工由于生产资料的分散，为了使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运用各个组织的专业化优势，从而以合约形式分配安排各参与方的义务与责任，满足各参与方的需要，达到整个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的。组织内部分工由于生产资料的集中，为了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也需要依靠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进行人力资源有效配置，达到提高企业劳动效率的目的。

再次，企业的存在是由于“不确定性”，而企业风险的降低也需要通过签订合约。风险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行引起的，在企业内部，企业为了挑选适合自身发展的人才，避免引进人才带来的风险，需要与其招聘的员工签订合约。企业对外

也是以合约形式进行风险的分担。

最后，生产活动的协调不一定需要形成企业才能进行，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合约安排实现；但是企业在生产活动中进行协调是通过合约方式进行。

企业合约安排就是投入所有者将其要素权委托给代理人，而企业家或代理人根据合约获得一组生产要素有限使用权，他们指挥生产活动而不直接涉及每种活动的价格，并把生产出的产品销售给消费者。

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还应该包括信息成本、度量成本、谈判成本。信息成本是指消费者了解所购买的商品的每一个零部件的信息的成本。度量成本是指直接度量商品中投入所有者的交易活动的成本。谈判成本是指在达成价格协议时，区分各种投入所有者的贡献的成本。根据科斯的理论推理，张五常结合自己的新认识，提出了四种市场交易费用以及企业替代市场的原因：

第一，在没有企业的情况下，发现价格的成本之所以较高，最明显的原因或许是，同企业相比，需要进行多得多的交易，每一次交易都需要有不同的价格。如果消费者要为每一份贡献或商品的每一组成部分付款，而不是为单一的成品付款，那么成本就常常高得吓人。在企业，只需一个“中心代理人”与每一个投入所有者签约，而无需投入所有者之间两两签约，从而减少交易次数。

第二，了解产品的信息成本。当分开来考虑一种产品的各个零件而不易识别其用途时，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为产品的每一零件协商价格，就要比整个产品协商价格付出更高的成本。对于价值不易识别的零件来说，在专业代理人和投入所有者之间达成价格协议所花费的成本，要少于在投入所有者和消费者之间或在专业代理人和消费者之间达成价格协议所花费的成本。因为，生产零件的生产者，通常比消费零件的人更了解零件。

第三，度量成本。在每一笔交易中，都必须对商品的特征或特性进行度量。不管这种交易是在代理人与消费者之间、代理人与投入所有者之间，还是投入所有者与消费者之间进行都是如此。如果投入所有者进行的交易活动经常变化，如果这些活动不相同，或如果不能方便地事先规定所要进行的交易活动，那么，放弃对这些活动进行直接的度量，而代之以另一种代理人服务的度量方法，就往往要更为经济。譬如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其工作内容往往杂而广，如果对每项工作一一定价往往成本很高，而采用企业定价的方式则较为节约。

第四，在达成价格协议时，把各种贡献区分开也是要花成本的，而采用企业合约则要经济得多。

总之，从原则上说，通过度量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所有者的每一份贡献，能确定商品价格从而出售给消费者，而投入所有者也因为全部贡献的度量而获得相应的报酬，但是这个在实践过程中是需要耗费大量成本的。因而，可通过一种有效的代替机制——私人投入所有者通过签订合约将要素使用权授予给代理人，再将生产的产品出售给消费者，通过度量代理人代替度量投入所有者的全部贡献从而降低发现价格成本。专业化和协调也是支持这种代替机制的，因为它们通常涉及许多投入所有者，并把发现价格整合在一起。当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时，监督者、指挥者或经济的代理成本会随着发现价格的交易成本下降而上升。当一种成本的节约与另一种成本的上升在边际上相等时，这种代替就将停止。

二．件工合约的有效性

企业的出现并不是非市场方式取代市场方式，企业本质上实际是用要素交易合约代替产品交易合约。张五常以件工合约形式为例，说明了企业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不同的交易费用下组织经济活动的各种不同式。经济学家应当放弃企业作为他们的分析工具，而把注意力放在合同上。

件工合约安排就是按照劳动者的生产商品件数来支付报酬的，这种合约形式通常能明确区分工人生产效率的差异，从而能度量和定价工人的劳动对最终商品的贡献。张五常首先举了香港的一个中间商以计件的方式从制造商那里购买衬衫，然后卖给美国的进口商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中间商靠专业知识谋生：签订合约、了解特定市场的偏好和熟知市场的行情。他并不指导资源运作，只是传递价格信号。所以很少有人将这种运作方式看做件工合约。而香港的地板承包商由于价格是根据他铺设每平方米地板劳务而支付的，人们则认可是一种件工合约安排。其实，在本质上两种交易是很难区别的，它们只不过是不同的合约安排。

铺设硬木地板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件工合约的优点：以每平方英尺地板为度量单位，度量方式简单，有效减少度量成本。而对于某些行业，实行计时工资（工资合约）是行不通的。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效率不一样，统一工资只会增加工人的不公平性。此外，如果要衡量工人的工作能力，必须消耗大量的调查信息来加以分析。生产者机会主义行为存在必然会增加监督成本。而件工合约安排则减少了

这些信息成本与监督成本。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也很容易的看出件工合约的有效性，它需要比工资合约较少的指引，它的贡献度量较工资合约也更为直接。但是检验产品质量的成本增加了。因为，件工合约安排是以生产者生产产品的数量来计量报酬的，具有机会主义行为的生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肯定会降低产品的质量。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就必须增加检验产品质量的成本。

件工制的工人可以在工厂工作，也可以在家里使用自己的设备工作。工厂中的件工制工人通常被指派使用专门机器，以降低机器被损坏的可能性。熟练的操作一般使用性能较好、租金较高的设备，并能获得标准计件工资外的奖金。然而，用测试产量来决定计件工资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工人的劳动效率会随动作变化的强度和时间长度而变化。

因此，对工作的质量难以度量，产品的部件或贡献经常变化，产品的市场价格难以确定，产品的要素所作贡献难以划分的工作一般不采用件工合约。此时人们就会选择不同合约安排（如工资合约）代替件工合约安排。

三．企业规模的确定具有模糊性

张五常以苹果园种植主与养蜂人之间的合约安排为例，提出企业的规模是不确定的，企业的规模取决于所选择的合约形式。硬质地板例子中建筑承包商和工人之间有三个层次的承包活动，由于他们通过合约纵向结合在一起，因而在转移定价条件下是一个企业。而一家大百货商场虽由许多独立的销售商所组成，并向一个中心代理人交纳租金，但他们并没有共同经济利益关系，没有合约约束。因此，说企业的规模是没有意义的。科斯所说的企业规模的决定条件实际上决定的并不是企业的规模，而是决定合约替代的程度。

按照科斯关于企业规模决定的看法，还必须在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的前提下才能界定企业的规模：一是企业家直接向消费者出售产品，二是企业家只与投入所有者签订工资或租借合约，三是企业家之间不存在任何合约关系。假设满足以上条件，则企业就可以识别了，企业的规模也就确定了。但现实世界远远比这复杂，由于想要节约交易费用，企业家之间是有合约关系的。因此，企业的规模是不确定的。

关于企业的边界问题，如果企业是由完全的企业合约所组成的，那么企业的边界正如科斯所说的“有一个点必须被达到，那就是说，在企业内增加一项交易

的组织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进行这项交易的成本，或等于由另一个企业组织这项交易的成本。”但现实中的企业，往往不是由完全的企业合约所组成的，而是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的比例组合，因而企业的边界可能被外推，企业的规模被放大，而且企业的边界呈现出模糊性。这就是张五常所说的企业边界呈现模糊性的根本原因。

四．文中疑问与启发

张五常仍然坚持科斯的观点，认为企业和市场是相互替代（互斥）的机制，其实两者之间是相互兼容（互补）的关系。他也无法解释企业和市场同步发展的经验事实。事实上，张五常描述的企业合约和市场合约是两种极端的合约形式。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完全独立的市场合约，也没有完全独立的企业合约。企业往往不是由完全的企业合约组成的，而是企业合约和市场合约的比例组合。因此，企业的边界可能外延，企业规模被放大，企业的边界呈现出模糊性。因此，张五常和科斯一样无法回答企业边界模糊性问题。还有，我不赞成张五常所说的知道企业是什么并不重要的观点。在了解企业的存在之前，必然先了解企业的本质并给企业以明确的定义。最后，我对制度经济学方面了解很少，很难理解张五常从合约方面来解释企业理论，启发我以后要加强相关方面知识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