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与文学现代性(一)

晚清与文学现代性(一)

文学现代性是文学所具有的属于现代的属性，而就中国文学而言，这应是指与文学古典性不同的新属性，如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输工具、运用现代汉语符号系统、表述中国人在全球性格局中的生存体验、创造新的艺术形象、面对市民消费群体等。把晚清与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是想由此入手探测中国文学继其古典性衰败后新的现代性形态的发生过程。如果把古典性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旧传统，那么，现代性文学则应是它的一种新传统1]，而晚清则直接关系到这一新传统的发生。晚清是带有一定伸缩性的概念，我个人用它大致表述鸦片战争起至辛亥革命这一时段，也就是道光中期至清朝终结。对这个时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关系向来存在不同看法。一个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是，晚清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而非现代文学的开端。随着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风行，晚清或清末与文学现代性进程的联系逐渐受到关注。这种关注有助于在更宽泛的视野上观照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轨迹。不过，单纯从西历纪年的“20世纪”入手谈论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已经显得有些表面化和非历史化了；而同时，更要紧的是，这无法完整地说明文学所从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文化语境缘由，以及文学的独特审美特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不会单纯按“20世纪”这种整齐划分去展开，而是呈现自身的独特逻辑线索。文学现代性的逻辑线索是可以从文学的一些相关要素上见出的，它们有：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文化语境压力、体验模式、传播媒介、语言、形象等。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素在晚清都已经初露端倪了。

考察文学现代性的发生，需要特别关注那时带有现代性萌芽的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方式，即它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理位置分布的。这直接关系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方式。至今常见的描述方式是，以北京为中心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根据考察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从而满足于文学现代性的北京中心论、“五四”标志论和形态一元论。我以为，此说在今天看来实在站不住脚。因为，只要我们适当跳出“北京”和“五四”旧观念限制而放宽视野，就可以看到，文学现代性潮流是在五四之前的晚清和北京之外的边缘地带首先涌动的。晚清之前的北京确实可以称为古典性文学主流的最后堡垒，现代性在开初无力正面强攻时就只能选择边缘薄弱处率先突破。新的文学现代性的波澜，正是从外地逐渐地向京城移动的；或许起初萌发于王韬、薛福成、黄遵宪等游历海外的知识分子的朦胧体验、想象与冲动，率先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被英国管辖的“殖民地”香港(以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为标志)，继而是北移上海，由众多报纸、杂志和书籍等组成的新兴都市大众传媒网络，接着是东渡向东京留日中国学人媒体圈(如梁启超、章太炎、鲁迅和郭沫若等的文学活动)，以及天津、长沙等地新生的舆论阵地，最后才借助辛亥革命胜利的显赫声势在“五四”前夕冲刷文学古典性的最后堡垒北京，形成声势浩大的以“五四”运动为总体象征的决定性总攻与盛大庆典。当然，还可以适当考虑“太平天国”时期双方为实施社会动员而开展的白话通俗文艺活动、20世纪初年胡适等留美学生的白话文写作实验等。试想，如果没有最初发端于香港、上海、东京、天津、美国等“外地”的文学现代性多元涌流，“五四”时北京的最后总攻与庆典就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在晚清其实有着由若干边缘城市渐次向北京中心移动、从原初多元现代性潜能而归于“五四”一元形态的特点。不同的边缘城市涌动着彼此不尽相同的原初文学现代性因子，是由于那些地方的人们往往在具体情势下升起朦胧的念头或直觉性做法，而不一定事先拥有精心规划的现代性方略。种种多元现代性因子形成众声喧哗之势，从外围震荡文学古典性的北京堡垒。从文学活动的这种时空布局特点看，一些学者(如王德威等)有关文学现代性在晚清拥有多元可能性之说，就是合理的了。而如果要进而界定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定发生端点，可能有些困难；取而代之，不妨暂且找出有着一定合理性的标志性事件来谈论，那么，当推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中文报纸《循环日报》并撰写现代政论散文。理由在于这里已拥有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因子：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报纸)、现代政论散文文体(报刊社论体)、全球性格局中的新体验(“地球合一”论及其他)。这样，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可以从“五四”向上

一直回溯到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比发生于“五四”说提前40年之多(值得重新打量的40年)。

最初的现代性文学活动为什么会首先分布于北京之外?这种时空布局的特点不能仅仅从文学活动本身出发去解释。应当看到的是更深的文化语境缘由：第一，文学现代性的最大动力不是出自文学内部而是来自文化语境的变革压力，尽管文学内部的原因也需要适当考虑；第二，面对当时作为古典性政治与文化堡垒的北京的强势存在，最初的现代性冲动只能选择北京之外的边缘地带积聚力量而伺机突破。所以，在晚清寻觅文学现代性的最初微澜时，应当考虑到如下文化语境状况：这些初澜常常涌动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无意识间，而这种无意识又具有远比文学本身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潜于人们内心隐秘处的文化无意识交织在一起。文化语境是影响文学的更大的社会符号表意系统，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学等综合状况，与人们的情感与理智、意识与无意识等社会心理状况密切关联。以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为标志，晚清语境中回荡着强烈的文化变革压力：面对“列强环伺”而“中国积弱”这一新的全球性境遇，中国人不得不起而探求文化现代性变革之路。这种文化语境需求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要在汉语符号系统中想象性地摹拟上述文化现代性变革状况。发生在晚清的由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文学的内部，而是导源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的变革压力——更新诗歌和小说，旨在开启民智。中国文学的古典性进程延伸到晚清文化语境时已无可挽回地显示出颓败迹象，甚至丧失掉自我变革的活力，从而不得不让位于新的文学现代性进程。这样，回荡于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强大的变革压力为文学现代性的最初涌起准备了合适的条件。另外，文学现代性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借助大众媒介传输的具有广泛社会动员效果的文学革命思潮的频频发生。而这一点在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中已经获得了典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