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媒介议程设置功能在公共领域的运用,以厦门PX事件为例

浅论媒介议程设置功能在公共领域的运用

——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内容摘要：厦门PX事件的发生不仅考验了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处理能力，同时也暴露了地方传统媒体在公共危机上的近用权倾向官方一边。这不仅将直接影响媒体呈现世界真实的能力，而且将公民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作为公共领域范畴的传媒应该进行有意义的议程设置，参与公共生活与促进公民参与，引导舆论，重构公共领域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的任务。此外，新媒体的凸显，弱化了传统媒体的地方议程设置，特别是网络媒体反应迅速，能快速引起公共关注设置议题，而且容易形成舆论;另外应加强政府新闻发言如何有效设置政府议题，以应对前期公共危机的最佳时机。

关键词：议程设置公共事件非传播媒介新媒介厦门PX事件

如果说2007年是中国的公共事件元年，大概不算发展，从最牛钉子户事件到山西黑窑事件再到华南虎事件，公共事件在中国从来没有像2007年这样此起彼伏，精彩纷呈。公共事件中公众参与了政府响应，渐成惯例。而最终落下的厦门PX之争，则为中国的公共事件元年划上一个几近完美的句号。因为和它打通了正常的渠道，开创了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的先例，本文是从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来探讨传媒议程设置在公共议题设置与地方传媒议题的设置，新媒体与政府议题设置，而这些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现实性意义。

所谓公共事件就是公共危机事件。危机是指危及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突发性和灾难性事件，以此延伸，公共危机事件是指一种危及全体社会公众的整体生活和共同利益的突发性和灾难性事件。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里杰斯特曾提出关于危机处理的“三T”原则：“Tell your own 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显然，这三条原则都是涉及到危机传播的。而从轻重缓急的角度看来，“Tell it fast”应是危机传播的首要原则。只有摒弃传统做法，及早向社会公布危机信息才有利于危机的处理。

公共危机以主体为限又可以大致分为：政府危机、企业危机、社会危机三大类。

公共危机的产生核心是缺乏信任,如政府的公信力、企业的信任度、社会的大恐慌,处理公共危机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建立受众群体对危机产生者的信任感。

例如:政府危机,水门事件、拉链门事件；企业危机,欧典地板、南京冠生园月饼；社会大恐慌,9.11事件、非典流行。

一、“公共议题”①设置

（一）厦门PX事件的由来

2007年2月，国务院批准同样建设厦门PX项目，由台资企业翔鹭化纤及其关联企业投资建立的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投资108亿元人民币，在厦门市海沧开发区建立年产80万吨二甲苯的生产线。2005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审查了厦门PX项目的环境影响许可报告。2006年7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将厦门PX项目纳入“十五”PX产业规划7大个大型PX项目之中的申请报告。这个号称全世界最大的PX项目及其下游产业，一旦建成，将至少每年为厦门的GDP贡献800亿元，相当于厦门现有GDP的四分之一强。

看似即将水到渠成的基建项目突然在2007年3月份遭遇危机，峰回路转。2007年3月“两会”期间，供职于厦门大学的中科院院士赵玉芳联合另外104名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提案”，成为全国政协头号提案。随后，媒体采访纷至沓来。

2007年5月下旬开始，厦门市民互相转发一条关于PX危害性的短信，反对PX项目。市民的这次自发行为吸引了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更多主流媒体的关注。至此，危机全面爆发。

说到底PX危机是从一条广泛流传于厦门市民间的短信开始，由于大众传媒一般隶属于各级党委或政府，政府的影响对于地方媒体来说还是有相当的作用，所以网络短信等成为民众诉求表达呼声的载体，在厦门著名的网络社区--小鱼社区，厦门大学的公共BBS上，关于PX项目的帖子，总会吸引数以万计的点击率，但其中的小鱼社区受政府压力被迫关闭，政府的行政手段和当地媒体的集体失语，并不能使事态有所缓和，厦门

PX事件仍然不断升级，强大的舆论引起全国主流媒体的争相报道，如：《南方周末》等等，由于PX事件属环保议题，所以之前媒体争相报道的是PX化工对人们的生活健康、居住环境等方面进行报道，之后媒体的侧重点则是民意与政府回应。

厦门PX事件最起初的传播流程是通过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当小道消息四起，传言满天飞时，大众传媒应负有自身的义务参与公共生活与促进公民参与，引导舆论；重构公共领域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的任务，而不能煽动民意，歪曲事实，或者集体失语。

协商民主理论认为公共议题和公众意见对政策精英的决定和行为的关系，对民主社会的前提，具有直接的重要性，普通公民对于政策的意见倾向，对政治精英制定决策的影响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民主的主要标志，这就要求大众媒介进行有意义的议程设置，包括那些在公共论坛里论辩的人民提出公共利益相关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的因素和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因素，不仅要确认主要问题而且必须把问题压力放大，不仅仅察觉和辨认出问题，还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的使问题成为讨论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成一定声势，使得立法组织和政府接过这些问题，并加以处理。以实现公共领域的预警系统社会传感器的功能。

（二）鼓励公民参与达成社会和谐

传统新闻与精英报道为中心，新闻媒体存在着记者选择消息来源偏向的问题，导致媒体近用权，倾向权力精英与官方一边，如：厦门地方媒体，这不仅将直接影响媒体呈现世界真实的能力，而且将公民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作为公共领域范畴的传媒，应当尊重作为主体的公众使他们为关心政治环境能够理解政治环境的公民，并激励公民去选择和参与，培养公共的独立思考判断能力和批判理性。只有全社会的人都关注公共生活，参与公共生活，唯有公民对自己作出决策和对自己的决策自行讨论和对自己的所作的决策有一种认同和责任感，才合乎民主的理想和追求。

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表明了我国传媒在促进民主发展与社会和谐有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的方面，如：厦门地方媒体集体失语，一味营造和谐氛围，过于站在政府一方使人们感到失望。全国性主流媒体《南方周末》也存在过多炮轰厦门政府，没有对PX事件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主观上夸大问题，如夸大PX的危害。但可喜的是一些传媒如《南方周末》高度赞扬了厦门市民作为公民的觉醒，积极参与民主建设等，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看到这种公民觉醒在推动大众媒介作为权力的眼睛赋予更强大的监督和守望的使命。

（三）媒体对公共议题中的环保议题关注度增加

也许厦门市政府万万没想到，事态会变得那么严重，厦门市是政治比较开放，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市民的教育程度普遍较高，而且厦门市是被定位为一座美丽的、适于人类居住的海滨城市。显然市民的环保意识很强。

而今环保问题已成为21世纪面临的重大课题,媒体对环保的关注度增加可想而知,由于环保问题一直是地方政府的一大要害,在目前的媒介环境下,大众传媒追求快速独家,有冲击力的新闻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把注意力放在工作尚不成熟,各方面漏洞较多信息控制程度较低的环保问题上是必然的,而且形式多为事件报道和负面报道,这也是自然要与一些政府保持交好形象的要求存在冲突。

在中国目前的媒介体制下,大众传媒一般隶属于各级党委或政府,政府的影响对于媒体来说还是有相当作用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的大众传媒还承担着监督和守望的使命，地方政府对隶属于上级政府的媒体影响力有限，所以媒体对于环境问题的报道，尤其是对于问题的报道会使政府承担比较大的舆论压力。

二、非大众传媒和新媒体对地方新闻事件的报道，削弱了传统大众传媒的地方议程设置

在厦门PX事件中，让我们看到地方媒体的集体失语（不包括网络），同时也让我们发现非大众传媒和新媒体对传统的地方议程设置具有一定地削弱作用。

（一）地方新闻事件受众进行“直接”传播削弱了大众传媒的地方议程设置效果

受众有条件直接目击或参与地方新闻事件，根本用不着大众传媒多此一举向自己传播新闻，也不需要大众传媒作为自己“感官的延伸”，难道厦门市中山路改扩建工程的新闻还要由厦门电台，《厦门日报》等大众传媒向每日必经此处的市民辗转传递吗？

在这个问题上，地方人际传播网和组织传播网承担着主要的信息传播任务，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削弱或代替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作用。因此，在某一地区，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第一信息源，他们把自己耳闻目睹的新闻事件传播给周遭的组织和个人。

（二）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削弱了大众传播的地方议程设置效果

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在引导受众日常生活方面，发挥着强大的议程设置作用，各地的许多小型团体组织中由不少成员扮演着多重角色，他们在当地的大众传播媒介供职，比如，在《厦门日报》任编辑或在厦门电视台作记者，因而，这些由大量机会参与地方新闻事件的“多面手”，就有条件把新闻和议程设置传播给团体和组织中的成员。而这些成为传播对象的团体成员没有相同的条件去参加新闻事件，即使有耳闻目睹的经历，了解的程度也不会太深。

（三）新媒体凸显

对于厦门PX事后再审看此次危机，由于各种原因，传统媒介特别是厦门当地媒体在事件发生过程中一度集体失语。于是，新媒体成为民意诉求的主要载体，弱化了地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

2007年5月下旬开始，厦门百万市民传阅着一条短信，内容如下：“翔鹭集团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厦门全岛意味着收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16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②

在百万短信造成舆论态势后，厦门本地媒体仍然纷纷保持缄默。在此情形下，市民们纷纷通过BBS、博客,甚至MSN、QQ等转载新闻和发表评论，在民意通过新媒体的传播形成舆论危机后，厦门市政府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危机公关动作。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危机公关中也巧妙地利用了新媒体对民意进行安抚和疏导。如6月1日和3日，厦门市政府接连两天向市民群发短信，告知缓建决定，并公布短信和网络征集意见的方式等等。

在整个PX事件中，新媒体对议题选择很有针对性，如为了请愿，厦门市民还自发组织了一次游行活动。限于中国的舆论环境，游行的组织和传播都是通过短信、网络等新媒体载体完成。在游行当天，甚至还有人在QQ上进行了现场报道，然后传到网上。

由此可见，那些被传统媒体排斥的议题，却有可能通过新媒体得以公布和表达，在这种情形下，舆论力量更易集中爆发。

三、发挥网络媒体等新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

目前发生的很多重大侵权事件和突发事件，都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数字GDP，无视中央的决议有关。一旦网络可以突破当地政府的信息机会主义策略，就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反制因素。

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看来，历史上对于弱势群体保护相关的行动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由他们本身推行，退而由上层人士主动推进的。所以，当社会底层人士的一些需求很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时，他们可以通过诉诸媒体与各处党政机关有传统的密切关系，而网络媒体则具备良好的可获得性优势。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传统媒体具有非常大的政治影响力，毕竟传媒现在也还承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权威。不少受众会把传媒的重头文章当作政府文件看待，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很多场合延伸着党政监督的功能，并且与党政决策紧密相关。

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从一开始就带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征，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许多问题在网络上提出之后，最终起支配性作用的却似乎还是传统媒体，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网络媒体在新闻采写方面的天生缺陷。在厦门PX事件中，小鱼网络社区、厦门大学的公共BBS的帖子虽然引起了省高层的注意，但此后关于事件的跟踪和调查却来自于传统媒体。这种初告的议题设置功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效果。

传统媒体作为党政监督延续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对于一些社会重要议题的关注和报道具有滞后性，因为他们的报道与政府的决策紧密相关。而网络媒体则有反应迅速的特征，能够对各种事件进行及时的关注，而且更容易形成“人民的舆论”，而不仅仅是和政府决策相关的宣传式的“舆论”。

当然，网络媒体并非完美，在媒体审判、虚假信息等方面还是有它的缺陷，但毕竟在快速引起公众关注设置议题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

四、政府新闻发言如何有效设置政府议题的几点建议

厦门PX事件最早始于在两会期间105名政协委员联合署名反对PX项目的提案，而当局政府却没有意识到，且前期应对的失误也让厦门市政府丧失了处理危机的最佳时机，很快事件的发展超出了很多人的意料。从这一公共危机事件处理来看，政府缺乏政府新闻发言的议题管理意识。

从传播学的媒体议题设置理论角度出发，政府应该按照公共危机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实施政府新闻发言，达到有效设置政府议题的目标。重视政府议题设置的政府新闻发言号召者应该包括从告知发言到总结发

言等6种不同的发言方式。

首先，当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应该主动、迅速地进行告知发言,表明政府对事件的关注，向公众告知目前为止政府部门获知的基本信息，以及政府的基本立场和宏观原则。由于危机事件刚刚发生时，事件的状态往往不明朗，所以告知发言的信息不能太复杂，表明政府的宏观立场即可，避免过多涉及未确定的消息和传闻。

当危机事件的状态初步明朗化，有较为明确的相关信息被主管部门所掌握时，就该进行初步的观点发言。这一步骤的作用是表明政府对危机事件的具体立场，对事件进行定位，告知政府的危机应对原则和手段，再大众媒体上树立政府的议题，适当引导社会舆论。

第三步是正式发言，在公共危机事件状况明朗，相关原因的调查有了结果后。政府部门需要通过发言来引导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这是突发事件传播管理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发言。

追加发言是对正式发言的补充，评论发言则是政府在必要的时候针对危机处理过程重新出现的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行评论。最后是总结发言，这是政府在危机事件处理完毕或者告一段落时所作的总结和展望。在以上政府新闻发言的6个步骤中，告知发言正式发言和总结发言是必须的，其他的发言步骤应该按实际情况适当增减或者做前后调整。

五、“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

议程设置作为一种间接的媒介效果，获得了大量的验证，说明这是一种普通现象，虽然这种效果具有潜在的改变“图像”的后果，但这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引导舆论朝有利于自己目标的方向发展，是绝大部分国家和执政党的希望，只不过方法不一，结果各异而已。随着中国日益走向现代化，特别是随着法制的健全和政府职能的调整，国家引导舆论的方式也会逐步发生变化，对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研究必然体现出它的重要意义。

因为，“舆论导向”仅仅是一种主观追求，它并不能同“议程设置”的客观效果划等号，二者之间有一个是否一致的问题。③中国的议程设置研究应当跟随时代的发展，用来指导中国传媒的行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服务，在贯彻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同时，实现良好的“议程设置”效果。

注文：

①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6,216。

②百度知道搜索,https://www.360docs.net/doc/f417094114.html,/show.web10101534579.aspx

③喻国明/主编，新闻学卷，西苑出版社， 2002、10, 66。

参考文献：

[1]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6,216。

[2]陈力丹、易正林，论信息机会主义，新闻与传播G，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2008、 6 ，37。

[3]喻国明/主编，新闻学卷，西苑出版社， 2002、10,第1版58—66。

[4]张宁,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政府新闻发言与议题管理，新闻与传播G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出版，2008、 6,第1期 98。

[5](美)玛格莱特·苏丽文,政府的媒体公关与新闻发布——一个发言人的必备手册，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