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的法律思想

卢梭的法律思想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民主政论家和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

开创者，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1775年）、《爱弥儿》或《论教育》（1762年）、《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敦化风俗》（1749年1750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忏悔录》（从1766年，他已54岁的时候开始写作，一直写到1770年，前后4年方告完成。在卢梭去世后的第四年，1782年才出版上卷，1789年出版下卷，获得了“丑闻式”的成功）、《新爱洛伊丝》（1761年）、《植物学通信》（1781年正式出版）、《孤独漫步者的暇想》等。

卢梭出身于瑞士日内瓦的一贫苦家庭，当过学徒、仆役、伙计、随从、乞丐，进过收容所，后来凭借顽强的刻苦自学和努力奋斗，成了音乐教师，担任过私人秘书、乐谱抄写员，最后成为职业作家。一生颠沛流离，备历艰辛。1749年曾以《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助敦化风俗》一文而闻名。1762年因发表《社会契约论》、《爱弥儿》而遭法国当局的追捕，避居瑞士、普鲁士、英国，1778年在巴黎逝世。

由于卢梭的贫寒出身和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同同一营垒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也有所不同，当时的学术界公认卢梭思想的重要特色在于其彻底的民主性和革命性。拿破仑曾说，没有卢梭，就没有法国革命。马克思也说过，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上的妥协。

一、法律的概念与特性

在法律概念问题上，卢梭首先批判了霍布斯和孟德斯鸠的法律概念。卢梭说:“法律是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作出的规定。”“当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作出规定时，这时人们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公共的，正如作出规定的意志是公意一样，正是这种行为，我就称之为法律。”“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法]卢梭：《社会契约论》，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在卢梭看来，法律具有如下两个本质属性:

1.对象普遍性。这是指法律只能调整一般的、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卢梭说;“我说法律的对象永远是普遍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法律只考虑臣民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行为，而绝不考虑个别的人以及个别的行为。因此，法律很可以规定有各种特权，但是它却绝不能把特权赋予某一个人，法律可以把公民划分为若干等级，甚至于规定取得各该等级的权利的种种资格，但是，它却不能指名把某某人列入某个等级之中......总之，一切有关个别对象的职能都丝毫不属于立法权力。”（[法]卢梭：《社会契约论》，5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意志普遍性。这是指制定法律必须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法律是全体人民或称立法者或称主权者公意的体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无须再问应该由谁来制定法律，因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为;我们既无须再问君主是否超乎法律之上，因

为君主也是国家的成员;也无须再问法律是否会不公正，因为没有人会对自己本人不公正;更无须再问人们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从法律，因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

正是因为法律具有对象普遍性和意志普遍性的特性，卢梭因此得出结论: “法律既然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所以一个人，不论他是谁，擅自发号施令就绝不能成为法律;即使是上权者对于某个个别的对象所发出的号令，也绝不能成为一条法律，而只能是一道命令;那不是主权的行为，而只能是行政的行为。”（[法]卢梭：《社会契约论》，5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二、法律的分类

同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卢梭也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

人定法包括：①政执法（根本法）；②民法；③刑法；

④风俗、习惯和舆论。

三、自由平等与社会契约论

在近代社会契约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当中，格老秀斯是首倡者，霍布斯是奠基者，洛克是发展者，而卢梭则是集大成者。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都是自由平等的，每个人除了在年龄、体力、生理上存在差别外，不存在奴役与被奴役、服从与被服从等任何不平等，自然状态并不是像

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是狼的关系”的战争状态，而是人类自由平等的黄金时代。但是，这种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平等是一种低级的无差别的自由平等，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类必然向文明进化。在卢梭看来，“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且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文明社会产生以后，“我们便会发现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官职的设置是第二阶段;而第三阶段，也就是最末一个阶段，是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在不平等的第三阶段，不但“不平等达到了极点”，而且尽管“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为了否定人类的不平等，而达到一种新的平等，完成平等——不平等——新的基础上的平等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和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这就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卢梭承认，社会契约从来没有被人们明确宣布过，但是，普天之下所有进人文明社会的人们却是默认和公认的。其实，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所有条款“可以全部归结为一句话，

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之所以要全部转让，是因为:第一，只有全部转让，才能使每个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平等;第二，只有转让是毫无保留的，每个参加社会契约的人才不会再有什么要求，否则，如果有人保留权利，必然形成暴政;第三，每个人既然全部奉献出自己，也就意味着没有向任何人奉献出自己，这也就达到了订立契约的目的，每个人全部交出权利，但在交出权利以后，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总之，“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无限的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并且，“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不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和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也就是说，社会契约不但没有阻碍自由与平等，反而在社会状态下促进了人们的自由与平等。

四、法律与人民主权

为了达到使每一个人既完全服从社会，又仅仅是完全服从自己的双重目的，卢梭主张每个人都有参加决定社会一切事务的权利，在卢梭看来，个人权利从整体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政治权力，因此，社会就应该是一个完全的人民主

权的社会，即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的社会。

关于什么是主权，卢梭说：“主权......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主权的行为又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上级和下级之间的一种约定，而是共同体和它的各个成员之间的一种约定。它是合法的约定，因为它是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它是公平的约定，因为它对一切人都是共同的；它是有益的约定，因为它除了公共的幸福而外没有其他任何别的目的；它是稳固的约定，因为它有着公共的力量和最高权力作为保障。”（[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既然主权是公意的体现和运用，主权行为是以整个共同体合法、公平、稳固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那么，国家主权是不可能属于君主，而只能属于人民。

卢梭有说，人民主权包括两个原则：第一，主权不可转让；第二主权不可分割。基于主权不可分割的思想，卢梭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分权论，他认为分权理论根本“错误出自没有能形成主权权威的正确概念，出自把仅仅是主权权威所派生的东西误以为是主权权威的构成部分”（[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他坚决地反对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而激进地主张共和政体。应该说，法国大革命的彻底性与庐山人民主权论思想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庐山人民主权

论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论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