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读后感6篇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读后感6篇
《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读后感(1)：【EEO书评】那个可爱的奥威尔EEO书评人焦建1946-1947年，英国迎来了几乎20世纪最冷的冬天。当时的世界，正挣扎于战后的大凋败。西班牙内战，二战的浩劫，这使之成为了对此有所关注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的好题材。为了惊醒世人对于当时国家权力的迷信，哈耶克写作了《通往奴役之路》，而作为作家的奥威尔，则执笔写下了震撼人心的小说，《1984》。
出于一种令人惊异的毅力，写作这本书的责任感让他来到了孤僻的小岛。那里条件几近原始，如斯巴达人式的生活，令他专注的进行工作。当地老乡记得这位奥威尔先生：“瘦高个儿，面无血色，脸带忧伤。他仍旧吸烟——不是香烟，是用粗黑烟丝手卷的大炮，一干起活儿来，室内空气便污浊不堪。他在其中隐现，恍如雾中的饿鬼。”在这一过程中，奥威尔的肺却被一次意外的寒冷溺水所伤，随后两月，他陷入重病。幸亏友人从美国弄到了链霉素，才使得他没有一命呜呼。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这便是《1984》的开头。而在手稿上，使用着多种不同颜色的墨水，布满难以计数的修改与重写。甫一出版，随即便成为了经典。至今，已经整整六十周年……
首版39年后，董乐山译《一九八四》由花城出版社首次公开发行中译本。在这个商业化的大规模出版浪潮之前，那个清瘦矍铄的乔治奥威尔，因为其所具备的独特意义，以“内部发行”的方式，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假如能够对那个年代的思想状况有所了解，那本出版
时用着深土灰色的《1984》所能够引起的激荡，自是不难理解。它竟然可以出版，对于当时的中国环境来讲，已经是一种时代的进步主义。对于一种刚刚渡过那种体制的人们来说，《1984》并不仅仅只是一本预言，而是一种对于过往的提醒，一种心有余悸，一种并不美好的记忆。他们不幸的经历了与书中故事类似的生活，而他们希望永远埋葬它。
作为一本经典，它并没有如其他没有来得及阅读的经典一样被我遗忘。它并不厚，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它。而读完之后，其实除了已经早已熟知的情节和内容之外，并没有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思想上的震撼。奥威尔式英国写作的细腻，成功的描写出了1984年那个未来时态的灰色基调，那种无望的情绪和失败的努力，成为了我对它的全部印象。和所有的对于未来的悲观性预言、电影、小说们一样，《1984》所表现出来的对于那个尚且未知的世界，保持的是一种或许是被过分夸大了的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对于人类本性的不确定，对于人类体制的不自信，对于人类科技的不无保留的认识态度。但是，毫无疑问，它是一本反乌托邦的经典之作。以至于，1984这个我所出生的年份，已经变成了几乎所有对它有所耳闻的人们的接头暗号。它所蕴含的巨大隐喻性，已经变成了西方对于巨大的集权主义体制恐惧的一个最佳诠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1984年或许永远都不会到来，但是，它却将永远留存在西方人心目中，成为一种对于集权的巨大警醒。成为人们对哪怕最小一点对于自身权力侵犯的恐惧，并因此努力想要摆脱。对于我个人而言，《1984》或许只是一种成长智识中的不得不读。而
在他的著作和传记不断的被引进出版之后，原本单薄清冷，又总是如黑白照片一般令人感到黯淡的奥威尔，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也越来越引起了我的喜爱。他并不是一个干瘪的英国式古板作家，他的文笔晓畅流利。他勤奋无比——以至于有人说，奥威尔的全集能够摆满一个人整整的一个书架。《我为什么要写作》，或许是大陆已经出版过的他最有趣的一本散文集。在那里面，奥威尔如此细致的描写了他的世界和生活：他的个人成长经历——《如此欢乐少年》中，如此的反讽，经常令人忍俊不禁，他对于写作的态度，以及生活的种种观点。而在《巴黎伦敦落魄惊魂记》中，那个刚刚从牛津毕业的沃顿学生，选择了去巴黎的劣等餐馆打工以便养活自己。以作家的个人经历来看，那的确是奥威尔的主动选择。他希望能够对于人民的生活有所了解，因此真的主动选择，过上了每天细数铜板才能过活的日子…….
只有当奥威尔的身影，从他的多部作品——《英国式谋杀的衰落》、《缅甸岁月》、《上来透口气儿》……中慢慢清晰的浮现出来之后，他的形象便能够变得更加丰满，甚至是——可爱起来。他对于生活是如此的具有个人立场，而这种稍显左翼的生活，又让他保持了对于事物的敏感：“做人的本质是，你不必追求完美，但是你有时为了讲义气而愿意犯罪，而且你不必把禁欲主张推行到无法与人友好交往的程度，还有你要准备最终被生活所打垮，这是把你大爱给了其他个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
乔治奥威尔自身的成长经历，或许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种悲观主义的来源。而对奥威尔的作品有了更多的阅读体验之后，我却对这样一
个越加变得丰满的作家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他或许是悲观的，但是，他依然怀着对于人类的爱，对于未来依旧无限的希冀，以及对于美好的无比热爱。而对于我来说，与更加阴郁的《1984》相比，这种热爱所写作的作品，才更加能够帮助我们阻止那种阴郁的现实。
1950年1月21日凌晨，46岁的奥威尔肺动脉突然迸裂，造成体内大出血。护士来看他时，他已经死在了病床上。在《1984》的结尾，奥威尔说：“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对于我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充满了热爱的可爱的人。
《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读后感(2)：1948的《1984》
《1984》在我看來已超越了一部文學作品，而成爲了一種政治哲學，闡述着關於集體主義、個人主義、權力、欲望這四者之間兩兩關係的思考。
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顯然是一種對立，個人極其容易在集體中迷失，即集體無意識的表現，而這也正是集權主義國家，如作品中的英社所慾達到的目的，是集體中的個人的思考能力降至最低，服從能力攀至極高，這也正是“無知即力量”。
集體主義與權利、欲望時等同的，當然那是集體中的頂端人物的權利和欲望的體現，且是無限的。集體主義看似權力均等而分散，實則權力是永遠無法均等的。權力均等這樣的思想是完全不可能在一個分工明晰的社會中存在的，而社會化更完全是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勢，因而所謂的集體主義或言社會主義或言烏托邦所導致的局面必將是權力
與欲望集中于相對更少人的手中，也就愈加無限膨脹化。因此，奧維爾在書中寫下“自由即奴役”。
個人主義當然也是權力、也是欲望，但儅權利、欲望無法逃避時，擁有自由的權利去追求也許更爲順應規律。權力當然是包含欲望的，但需要思考的是當權利被剝奪后，會代之以怎樣的欲望。首當其衝的也許就是反權利的欲望。試想溫斯頓與裘利亞之間的一段交往是愛情嗎？看來並不是。僅是肉慾嗎？或也不是。在我看來，就是對權力的反抗。也因此，溫斯頓會對裘利亞說“你有過的男人越多，我越愛你”、“我狠純潔，我恨善良。我都不希望哪裏有什麽美德，我希望大家都腐化透頂”。善良、純潔、忠貞是在英社所強制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溫斯頓的這番話便不由得成了其在集權環境之下的病態呢喃。除卻凡權利的欲望，令取而代之的應該就是情欲了。情欲和性欲無疑是人類最基本的欲望訴求，而在英社中，它是被無情打壓的，因爲掌權者不希望民衆對政治的欲望——服從政治的欲望——被性欲所分有爾減小，他們希望民衆能將在性欲中所體現出的強烈性、瘋狂性全都轉化至政治服從中。然而，這當然是可笑的。性愛與政治成爲欲望的不同體現，但在政治、在權力被束縛后，我們能做的似乎只有如溫斯頓和裘利亞般、如《堅硬如水》中的男女般在性欲中沉淪了。
書中除了對以上關係的分析外，同樣精彩的還有英社的三句口號——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這三句口號同時體現了書中所提及的“雙重思想”——即一方面它是英社用來鼓舞民衆相信組織的精神迷湯，另一方面，它赤裸裸的揭示了英社的醜陋。對於后兩句
前文已有闡述，身下的便是“戰爭即和平”了，這也是最難理解的一句。奧維爾巧妙的設置了書中書的橋段，將這一思想刨析的淋漓盡致。首先，社會主義國家在權利無法均等的條件下，只能承諾財富的均等。廣大民衆擁有財富后便接觸教育，逐漸開始具有思考能力，此時的民衆就會開始懷疑少數權力者存在的基礎與他們的能力，進而想要奪權，這樣就可能造成社會的動蕩，即以中不和平的局面。想要擺脫這一局面要做的就是剝奪民衆思維能力，而根源上是要剝奪財富的平均性。這樣的舉動顯然與陳諾相背離，因此不可採取抑制生産這樣過於明顯的手段。“物品必須生産，但不一定要分配出去”。因此，要做到這一點的唯一辦法就是不斷打仗。真是戰爭可以毫無爭議的將所有民衆的生産品運輸到那樣一個或真實或虛假的戰場上去。反觀者一推延過程，就是“戰爭即和平”的意味了。
人們習慣性的人爲預言傢所能準確語言的時間跨度越長，也愈成就其偉大。奧維爾在948年寫下這部諷喻、預言小説，爲了表述其認爲這樣的社會與當下的息息相關，僅把寫作年份簡單的顛倒而成爲了《1984》這一書名。僅僅在十幾年后的中國似乎就完全印證了正陽的社會場景，其預言的細膩性、具體性、深刻性超越了預言的時間性範圍，成就了另一種偉大/
《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读后感(3)：被误读的《一九八四》
重读《一九八四》
——被误读的细节
第一次看《一九八四》大概在十七还是十八岁这样，那个时候对《一
九八四》也就有个懵懵懂懂的理解，了解它讲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大概是什么内容，记得当时好像忙着抑郁症，看了一半中途放下再也没拿起来过。我一直对《一九八四》的评价不是很高，常年对它的理解也就是保持在“差不多王小波”的样子——政治小说写得再好能写到哪里去，它不过是本装逼犯差常聊的启蒙读物罢了。
我最近把曾公的读书十二条写在案头，决定读书不二，每日必读，写读书随感。于是把书架上的《一九八四》拿了下来，昨日，从中饭前到下午六点一口气把这本书读完了。结果，看完后，我心情非常沉重，非常难过，这种情绪甚至持续到今日的早晨，甚至昨夜睡觉都做了相当让我发狂的噩梦，一觉爬起来我决定为它随便写点什么。
不得不承认，我错了，我之前太忽视这名英国作家了，乔治奥威尔哪里是王小波能比的上的，虽然王小波对他有过蹩脚的模仿，但是差得实在太多了。近代世界文学是无法绕过乔治奥威尔的，我更无法只把这本书泛泛而读。
《一九八四》所描绘的完全不是那些普通“右派”们所理解的单纯主题：民主啊，自由啊。《一九八四》没有试图给予任何出路，甚至连希望都没有留给读者，乔治奥威尔不是以鞭笞社会的心态在写这本书，而是以看着它毁掉的心态在做记录而已，他虽然是个老牌资本主义英国的公民，但却是铁杆的“英特纳雄耐尔”，当自己的一生的事业即将付诸东流，当最纯洁、最崇高、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理想被一群暴徒践踏的时候，乔治奥威尔能做什么？他躲过了斯大林的迫害，逃回祖国，拿起笔，试图为未来记录点什么罢了，冷静、悲观、绝望
的“为了未来”。
读第一部分的时候，那些仇恨会，思想警察，电屏，老大哥什么的，描写的如此逼真，就在乔治奥威尔死后，这些场景在遥远的东方一模一样的出现了，细节的相似竟然惊人的雷同，我搜索了一个打倒刘少奇的聋哑人视频，简直如出一辙啊，灰暗阴郁的画面中，人们冲上去撕毁刘少奇的画像，十秒之后，画面一下子变成彩色，毛主席的画像以温暖坚毅的形象出现在画面中，背景的太阳从地平面冉冉升起——简直神了，难道乔治奥威尔看到未来？简直是照着描写的。
不过这些并没有带给我太大的震撼——这不过是种“小聪明”罢了，这种小聪明，很多小作家都有过，只不过乔治奥威尔首创先河，描写得与未来惊人的相似，的确是个先知，只不过他是把事情描述得更逼真，但是没有再多说什么，我开始以为这一本书都是在这样压抑的情调里，残忍的描述未来，然后安排一个凑合的结局就此结束，灰暗，政治，小伎俩。
在第一部分结尾，主角单纯的相信奥布兰是志同道合的人，而茱莉亚是个蠢货，他甚至准备把她拍死。我就隐隐预感女人也许完全不一样，而奥布兰恰恰是更可怕的。第二部分一开始，茱莉亚的那张小纸条上的大字“我爱你”如同全书鲜活的一笔红腰带，惊艳，美丽。
当他们在郊外野和，茱莉亚把那红色腰带一扔，场景是如此的唯美。这种爱情，一下把全书都活跃起来，如同火焰。最让我感动，甚至由衷赞叹的一幕是：
当主角悲观的站在野外看着小鸟，他说：“我们死人。”而茱莉亚极
了，反驳道：我们还没死。我和骷髅你更想和睡？
然后放荡的用四肢抚摸他，挺过青年女性特有的饱满乳房，顶着主角。那种生命的活力一下子就让主角死灰复燃，又有了生的希望——多美啊。太美好了！我得偷偷得说，我也曾多么希望有个这样的女人，走到我的身边给予我这样粗俗、简单、本性的热情。
但是！这也是乔治奥威尔被误读最多的地方，茱莉亚第一次和他上床的时候，他问她搞过多少个？茱莉亚放荡的回答：“几百个喽，——至少也有几十个。”然后男主角一顿兴奋告诉她：“你搞得男人越多，我越爱你！”只要是腐化的、堕落的就是反对D的…
曾有多少青年被这段误读？盲目崇拜这一种腐化、堕落、自暴自弃。甚至王小波也对乔治奥威尔的这段爱情有过蹩脚的模仿（《黄金时代》里面那段打屁股），但是王小波只是徒有学其表，根本没有像奥威尔想得那么深。
乔治奥尔威赞同这样的自暴自弃吗？不！他不赞同，完全不赞同，如果你觉得他是如此认为，甚至潜移默化的把这种价值观引导进生活里，那么你又和乔治奥尔威通篇所反对的有什么区别？
茱莉亚的作为，茱莉亚的反对，无论从方法和思想上都是没有任何责任感的，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革命年代之后成长的人，她所有的自暴自弃、对抗，不过是为了极大限度的自我享乐罢了，她不关心族群、人类、未来，更没有对未来有任何责任感（后来温斯顿很期望她读那本书，但是她却听睡着了。还有，主角讨论被改变的历史，她也
漠不关心。。）
换句话说，茱莉亚的反抗不过是为了反抗剥夺他享乐权利的集权而放抗，争取的不过是争取自己享乐的权利而已。说来说去，不过是向另一种残暴抢夺自己享乐的权利，而为此她也愿意付诸同样的残暴——当奥布兰问他们：
你愿意屠为革命杀人吗？
我愿意。
去干可能导致几百个无辜百姓丧命的破坏活动吗？
愿意。
去向外国出卖你的国家吗？
愿意。
你们愿意去欺骗、造假、勒索、腐蚀儿童思想、散放毒品、教唆卖淫、传播性病——做任何可能导致道德败坏以削弱D的力量的事情吗？愿意
比如说，如果向小孩脸上破硫酸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你们有利——你们也愿意吗？
愿意
……
很多人只被茱莉亚最后回答“你愿意——你们两人从此再也不想见吗？”，“不！”而深深打动，我刚开始阅读也是只被这里而感动。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当你们为了反对某种不公，而以更残暴、不公，
自暴自弃的堕落来反抗的时候，那么你又与你所反对的有什么区别？乔治奥威尔难道赞同女人的堕落？赞同残暴的反抗？赞同过激的行为吗？不，必然不。而这也正是在主角妥协和崩溃时，当他自誉为自己是“最后一个人类精神守卫者”时，奥布兰放了这段录音，又给他看了自己的形体的时候。
他们从外表和内心都同时让主角自惭幸亏，愧疚的主角没有什么脸再自喻“人类精神的捍卫者”，从此彻底的被打倒了，乔治奥威尔没有给我们什么出路，但是他至少知道什么不是出路，他并不赞同茱莉亚的那种出于自己享乐的自暴自弃，甚至就连茱莉亚和温斯顿的爱情在最后，女人也是迅速的背叛了他，而温斯顿也在面对恐惧的时候背叛了他，让这一闪而过的温存都渡上了令人作呕、龌龊的情感。
这也是奥威尔被误读的地方，甚至被推得高高的王小波也差不多在宣扬这种误读，更不要谈那么多以《一九八四》为圣经而实施残忍、自暴自弃的小青年们的误读了，我希望读者们能注意到这点。而然，乔治奥威尔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们再慢慢说来。
当读到第二部分结尾的时候，我又被乔治奥威尔感动了，他说“靠得就是无产者”。主角准备为未来做一点事情，被劳动人民给打动，被最后单纯的美好给感动——这也让我有所感动，或许多年的CP教育让我也多少有些时候寄望于“无产者”。
可是读到第三部分，当温斯顿和茱莉亚站在窗口感慨万千的时候，温斯顿说：“我们是死人”，茱莉亚附和道：“我们是死人”，有个声音
说：“你们是死人。”（小细节，茱莉亚前文中还用自己的身体和热情说服温斯顿，而此刻也附和起温斯顿，她是那么易于改变，容易被影响。不过，茱莉亚的方法奥威尔不赞同，但这个女人还是很可爱的。）原来，主角给予希望的“无产者”，古董店老板也不过是名思想警察，连温斯顿最后的希望都被毁灭了，乔治奥威尔的自己的革命经历，让他有更深刻经历去理解马列所谓“无产者最能反抗”的那一套学说，实际上无产者最没用，他们关心彩票，繁殖，吃喝嫖赌，对未来更没有什么兴趣，甚至他们就是思想警察。
当奥布兰回答温斯顿，英社为什么要那样做的时候。温斯顿想回答：什么人民不善于管理自己啊——这种说法，早有人提过。我以为这段会和陀氏《宗教大法官》里面那段一样。可是恰恰相反：D要权力，就是为了权力，没什么道貌岸然的借口。一旦他们为自己的目的而彻底承认丑恶，他们也就真的什么都不怕了。
而真正打倒主角的不是拷打，而是当主角所谓正直良心也能做出什么屠杀、奴役…的录音。最后一击，在于主角面对发自内心的恐怖，也彻底放弃了爱情和最后一份尊严。那些所谓的正义、快乐、欲望也被羞耻、折磨、殴打相互柔和在一块，所有的美学、希望、热情都被打得粉碎。《一九八四》所构建的世界是个完全黑暗，完全想不到出路，完全没有希望的世界，到最后主角已经无法再单独感受任何情感，所有情感都是有双重思想的，他只有一个出口——热爱老大哥，甚至这热爱都是和仇恨交杂一起有着双重思想（这种热爱也体现在那些愚蠢掉渣的邻居身上，所以他会在睡梦里说：打到老大哥，不过是完全
彻底的贯彻了双重思想）。老大哥并不是仅仅要求温斯顿从内心里去热爱他就行了，而是拥有双重思想的去热爱：热爱并仇恨着老大哥——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仇恨即热爱。
乔治奥威尔表达什么？在我的理解看来，他是反对超人哲学的，无论什么出路，如果寄托于人的自我升华是不可靠，人总是会有最欲望，最恐惧的事情，当人们面对那些事情最终会妥协，仅仅是有的人意志强大一点，有的人意志薄弱一点（比如茱莉亚的背叛更迅速）。而然结果仍然是，他们彼此背叛了。奥威尔真正关心的重点并不在政治，而是人类——怯懦、孱弱、有渴望、有恐惧、丑陋的人类。不是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人的精神的自我升华，也就是所谓的“超人”。
乔治奥威尔不仅仅是反对集权，要求自由。他更具有人文精神，作家的人文精神，从作家的意义上来说，他做得非常棒，拥有一个作家该有的智慧和品质，这也是其他政治作家，如王小波之流无法超越的（王迷请绕道，我不是反对王小波，仅仅是说客观事实）。
最后，关于一个小细节，为什么奥布兰故意还要把禁书给他们看，因为那本书只不过是一个“在思想上走的更远，更高大的人”把温斯顿早已知道的事情“更系统化的说出了而已。”实际上那本书也没有给予任何出路。今天有很多人庆幸，我们要比以前好，至少还能看到《一九八四》，可这本书不也就是把我们早知道的事情更系统化的表达出来了吗？——不过，一切不自我们始，一切不自我们终。
PS：我读得版本是孙仲旭的版本，如果有兴趣读的人，请不要买这个
版本，推荐董乐山的版本。孙仲旭翻译的实在是太生硬了，上文中的名词都是用孙版本里的，大家凑合看吧。
《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读后感(4)：对于乌托邦的想象
1948年，世界从法西斯的噩梦中刚刚苏醒，擦一擦冷汗，手忙脚乱的准备新生活，冷战的阴影又出现在天边。这一年，美国数学家仙农发表《通信的数学理论》，信息时代的曙光初现；在伦敦的英国人有幸成为世界上第一家电视公司的观众，而美国的黑人摇滚乐还要过两年才被白人社会接受；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不久，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表情凝重的宣称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此时在遥远的东方，兴致勃勃的布勒松正背着他的莱卡相机在古老的中国四处参观，而中国握紧了枪杆子的反对党相继发起了三大战役，革命者相信他们将在血雨腥风后建立起一个完美的国度，中原大地在革命大进军中遍地狼烟。
就是在这一年贫病交迫的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一九八四》。这位后来被简单理解成反/共作家的英国人，两年后就死于肺结核。1950年出版后，这部看上去危言耸听的小说成为人类社会“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另外两部作品是阿道斯·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
相比《一九八四》，奥威尔的另外一部作品《动物庄园》流传更广。由于这部作品的寓言形式很容易迎合普罗大众的口味，曾经在60年代和90年代两度被改编为电影——后来一次由好莱坞拍摄的版本据
说与FBI有某种暧昧关系。但是这部政治寓言显示了太多工于心计的影射，譬如老公猪梅杰与马克思，拿破仑与斯大林，雪球与托洛茨基。尽管这种肤浅联想多半缘于读者的浅薄，但毕竟使这本书多少带上急功近利的色彩。
不论是反对科学主义、工业文明还是极权主义，反乌托邦作家们总是给人愁眉苦脸的悲观印象。这种忧虑贯穿他们的文字始终，使这些文字读来沉重而晦涩。与此相反，“乌托邦作家”——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显然是人类中最富有酒神气质的乐观主义者，从柏拉图到陶渊明，到托马斯·莫尔，到贝拉密，到欧文，最后到马克思、MAO。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乌托邦”就带着某种启示和神谕的光泽，在乌托邦的想象里，秩序、光明、幸福、节制等好词汇无处不在，它向人们昭示另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景况。换句话说，乌托邦的意义在于——藉由扩大描绘某一概念（正义或自由），以基于这种概念而建构之理想社群的形式，来展现该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然后，促使这些概念在现实世界的实践。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乌托邦的想象总是与空间距离和阻隔共生，它存在于另外一个美好的国度，如同昆德拉所说的，生活在别处——乌托邦也在别处：亚特兰蒂斯在大西洋上，桃花源在深山之中，甚至在海底或者别的星球，遥远而不可抵达，只有一两个幸运儿在艰苦而惊险的旅行后为我们捎回关于那个新世界的吉光片羽。
随着人类跨越空间能力的增强，关于遥远国度的美好想象相继破灭，
乌托邦的想象随即从空间的阻隔转向时间的跨度。或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乌托邦是同时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别处。西方对于黄金时代的想象和中国对上古先贤的推崇，在乌托邦的想象史上交相辉映。在关于乌托邦的时间想象里，乌托邦往往存在于久远而不可回溯的过去，以祖先的优越和尊严俯视后代的芸芸众生，让我们羞愧异常。但当这种想象被逐渐转移到可预知或者不可预知的将来的时候，乌托邦就沦为一个更加急功近利的政治号召和许诺。
让我兴味昂然的是，中国曾经屡屡被西方作为乌托邦想象的载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伏尔泰。
早在16世纪，欧洲传教士便肩负着各种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踏上了中国这片陌生而又神奇的土地，为家乡捎回关于这个东方古国的零星见闻。他们的溢美之辞给中国文化涂上了一层诱人的色彩，激发了欧洲人对这个东方古老国度的想象。在17世纪的法国，《中华帝国志》等一批著作的面世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中国”，成为18世纪中国文化热的主要源头之一。
伏尔泰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思想家，一直宣称自己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至关重要的营养。他推崇孔子和儒家的仁爱精神，并根据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了五幕剧《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伏尔泰认为，众人之中，“中国人是最有理性的”，并将中国人推崇的“理”解释为“自然之光”，将中国文明奉为西方世界的圭皋。伏尔泰的这种中国景仰近乎到了某种偏执的地步：只有用中国的蓝花瓷碗，他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
伏尔泰的中国情节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认为西哲见微知著的肯定中华文明之优越。事实上，伏尔泰的中国乌托邦想象里，一个重要的梦境——同时也是误读在于——“在这个以儒雅的书生而非愚鲁颟顸的神甫为国家治理者的国度里，实行着一套几近完美的选贤举能的人事制度：以道德和知识的律条为准绳，就可以选用富于理性的官员来操作庞大的帝国机器。”这种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前的统治方式使伏尔泰产生了在别处的幻觉，而我们都知道，事实并不如此。
如果伏尔泰的中国乌托邦想象还是一个思想家对超越欧洲制度的文明的向往，那么还有一个关于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就更加离谱。弥尔顿在他著名的《论出版自由》的小册子里，将中国的出版制度作为西方的榜样。值得庆幸的是，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字狱的流行确乎还要等些时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马克思也曾在他的文字里表达了对当时中国出版制度的赞赏。
站在乌托邦想象的对象上来看这些瑰丽的梦幻，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事实上，在伏尔泰等人的眼里，这个乌托邦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在与找到一个载体来承载自己的理想，并如前所说，来展现这些理想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质，并促使这些概念在现实世界的实践。
在伏尔泰面前，反乌托邦的作家们显然不受欢迎。但伏尔泰们的厌恶心理一定不是那么强烈。反乌托邦作家们反对的，无一例外都是寄于未来的乌托邦想象。他们冷漠而忧郁的将乌托邦蓝图片片撕碎，用阴沉的腔调念叨着：“此路不通。”
奥威尔们带来的，是给沉浸在乌托邦想象中兴高采烈的人们的一泼
冷水，这多少让在乌托邦想象中热血沸腾而朝气蓬勃的人们感到懊丧和气愤。沉浸于乌托邦想象的人们感到大进军式的快感，但不管哪种乌托邦，总是从一个人的头脑里想像出来的一个人类社会，包括一个虚拟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而非自然形成的人类社会。假如它是本小说，那倒没什么说的。要让后世的人都到其中去生活，就是一种极端的狂妄。
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时时眺望远方，憧憬着更光明的未来。或者这种憧憬会成为一种乌托邦崇拜的狂热，幸好总有奥威尔、赫胥黎和扎米亚京们带着忧愁的面容不停给我们泼凉水。
毕竟，王尔德说过，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
《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读后感(5)：1984=∞
书中2+2=5的概念不知道作者是否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中借来用的。在后者那里，这个等式表达的是超越惯性，超越机械论的死亡世界。但在本书中，当一切惯性都可以由权力来随意超越，权力即上帝，这个上帝实实在在的统治了世界。
同一个等式，在两个作者笔下的世界表现了两个相反的深渊。
卡夫卡说：如果上帝只创造了天堂，没有地狱，那天堂与地狱没有什么分别。如此说来，如果一个人最终只能进天堂或者地狱，那么对他自己来说，两者全无分别。
尼采说：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卡夫卡说的：那从地狱深处发出的声音乃是最美的声音。
同一个等式，在陀氏那里是从地狱发出的声音，是拯救的力量。在1984里是疯狂中的疯狂，是虚无，这里2+2等于几不等于几都是可以的。其实对2+2=4的怀疑始于笛卡尔的哲思录，由康德作出了最后的回答。
书中那本《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让人想到陀氏的宗教大法官一节。
如书中所说，寡头政治先天需要集体主义，中国古代的历史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个人由于肉体的有限，无法超越惯性，无法成为上帝。权力可以在一个集体中薪尽火传的延续，但思想可以吗？大洋国用的还是监视，逮捕，拷打，折磨的老一套。《美丽新世界》从国民基因就开始入手。现在的中国用的是娱乐化的大众传媒加严格特定思想的精英晋升路径。但历史的发展进程证明思想的延续是个动力学过程，变化是必然的，要么封闭僵化如中国宋代之后儒家理学，要么开放进化如春秋战国的文化高峰。不知道中国这个世纪的变化会如何。电影《DarkCity》开场所说：宇宙中有一个种族进化发展到了尽头，虽然具有无比强大改造自然的能力但生命已经无法延续，于是开始研究人类，结尾主人公对它们（它）说它想找的生命力无法从人类身上夺走，他指指自己头，说生命力一直在这里。
思想的类似量子物理的性质才是生命力的本质。一个变量约束的越严格，其他变量就越不可测。
《一九八四·动物农场》读后感(6)：重看1984
从4星改为5星。
人的存在，首先是一个生命存在——和所有其他的生命的一样，不过就是堆积的基因更多一点，更复杂一点，功能更多一点而已。当然，这一点突出之处，可以说是惊人的，特别是当这种生命煞有介事地谈到“存在”的哲学的时候。
然而这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是自然的一种适应物，是基因用于延续自己而打造的一个复杂的工具。漫漫宇宙不是为人而设，生命的存在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既不尊贵，也没有天命，甚至没有什么价值，如太阳东升日落一样，是个自然现象。
而且，作为一种适应物和载体，我们的功能是为适应和传承而设定的。于是，我们争夺资源，包括财富、地位、权势、名声，男人争夺漂亮的女人，女人争夺拥有资源的男人——生存竞争轰轰烈烈、热闹非凡。这无疑是个悲惨的事实——因为价值和地位让我们感觉安全和舒适。但从这里出发，能让我们更容易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既不完美，也不是明智的，也不是善良的，而更可能是有缺陷的、愚蠢的和残忍的——当然，我们不能说人“非此即彼”，人更可能在处在丑陋、愚蠢和残忍和美好、文明和善良这两端中间的某个点上，并且不是均匀存在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愚蠢，有的时候明智；有的时候善良，有的时候残忍；与此同时，有的人更愚蠢，有的人更善良，有的人更残忍，有的人更美丽；一个国家善良、文明的人更多些，愚蠢、丑陋的人更少些。
这样，当我们看到有的人见死不救，看到有的人损人利己，看到当权者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看到政府对百姓不闻不问、实行愚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