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论米兰达规则与中国式沉默权制度

论米兰达规则与中国式沉默权制度

摘要

沉默权制度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已经广泛推崇和应用，但我国因为国情、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一直未曾建立沉默权制度。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我国是否应当建立沉默权制度引起了法学和司法实践界激烈的讨论，本文通过分析米兰达规则，结合中国本土的文化，对在中国建立沉默权的必要性进行探讨，吸取米兰达规则和沉默权制度的优秀之处，再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

一、沉默权制度概述

（一）沉默权的界定

对于沉默权，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对沉默权也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大体来说，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上，沉默权是公民言论自由的具体表现，即任何人有权决定他愿意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因此，面对其他人或机构的提问，均有权拒绝回答，更有权拒绝回答可能使他自陷于罪的问题。狭义上，沉默权则是专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来自警察和法庭的讯问，有拒绝回答和保持沉默的权利。根据这种狭义的理解，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有的一项诉讼权利。一般来说，不论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来理解沉默权，各国法律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本文所研究的重点，也主要是上述狭义的沉默权。

在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沉默权又有"默示沉默权"与"明示沉默权"之分。所谓"默示沉默权"，是指法律并未使用"你有权保持沉默"之类的字样，但默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提问的权利，通常的立法用语是"对任何人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而"明示沉默权"，则是指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执法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讯问之前，必须明确告知他有保持沉默而不必回答提问的权利。正像美国于1966年通过一起判例所确立的"米兰达规则"那样，如果警察或法官在进行讯问前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就会被认为是非法取证，即使取得了当事人认罪的供述，也不能据此认定其有罪。

（二）西方沉默权的起源于演变

沉默权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当时的星座法院在审理约翰·李尔本(又译“利尔伯”)案件时，以被告人拒绝宣誓为由，判定其犯有蔑视法庭罪。但两年后议会掌权，议会经审理认为星座法院的判决不合法，并决定禁止在刑事案件中让被告人宣誓。其理由是：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宣誓回答使他们的生命或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的问题。随后，被告人在接受审判时有权保持沉默遂成为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

沉默权在英美法系国家受到了极大的推崇，它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犯罪嫌疑人没有义务说不利于自己的话，追诉方或法院不能采用不人道或有损尊严的方法强迫他说；犯罪嫌疑人有权在讯问中始终闭口，但法官不能因此作出对他不利的裁判。

196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一起案件的再审，确立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它要求警察在将犯罪嫌疑人拘捕后，在对其进行讯问前必须先告知四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否则你的陈述将会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雇请律师为你辩护。如果你无钱雇请律师，我们将免费为你提供律师。”不管在任何情况下，警察在讯问前未履行上述告知义务而直接讯问嫌疑人，由此取得的供述将被法庭以程序违法而排除于证据之外。从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这一判例，将原来的“默示沉默权”正式升格为“明示沉默权”。属于“大陆法系”的欧洲各国和日本等，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原本不承认被告人有沉默权。在进入19世纪以后，由于两大法系的交融，大陆法系各国也效仿英美法系，加强了诉讼中的对抗性，逐渐引进了沉默权制度。

(三)建立沉默权制度的意义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沉默权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彻底贯彻了“无罪推定”原则，鲜明地突出了控诉方的举证责任，要求警察和检察官必须收集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来证实犯罪，而被追诉者本人则无须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当然他更不必承担协助警方和检察官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势必对警察的侦查破案和检察官的指控犯罪造成巨大的障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对警察讯问提出了挑战，从而为侦查权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迫使警方去增加经费投入，改善装备、设施，提高自身素质和增强取证能力。英美和欧洲大陆各

国的诉讼实践证明，警方为应对沉默权的实施，确实做了巨大的努力，并收到了明显的成效。这是实行沉默权制度的最大好处。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沉默权制度使口供在定罪中的作用显得微不足道，从而大大减弱了警方对口供的依赖心理，促使其改变原先寄希望于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促进破案的侦查模式，并进一步导致警方为禁止刑讯逼供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警察队伍的自身建设，它使刑事诉讼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这是沉默权带来的又一大好处。

二、米兰达规则综述

没有其他案件像1963年的欧内斯多·米兰达案一样，改变了美国法律的审判程序。他犯罪的最初证据是在监禁中向警方的坦白。坦白的内容如何，这吸引了全国的注意，并奠定了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里程碑。

1963年3月3日；凌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一名18岁的剧场服务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然遇到了一个陌生人。那个陌生人把她拖进车里，然后驶往一个沙漠地区强奸了她。后来，他将这个年轻女士扔在她家附近。她对警方说，袭击她的人是个墨西哥人，近30岁，戴着眼镜，驾驶一辆50年代早期的福特或车夫罗利特牌车。

一个星期后，这位女士和她的姐夫碰巧又碰到了劫她的那辆车。车是1953年产的派卡德，车牌号DEL-312。然而记录表明，这个车牌实际上是给最近的欧兹汽车注册的。这个女士的辨认差不多。DEL-317是派卡德牌，注册人是特威拉·N·霍夫曼。霍夫曼的伙伴，23岁的欧内斯多·米兰达，外表很像女士描述的袭击者的形象。

米兰达的犯罪活动历史长久。他已经因强奸未遂蹲了一年监狱。警方将他与另外三个体重、身高相同但不戴眼镜的人比较。受害者不敢肯定是米兰达，但她说米兰达与罪犯嫌疑人是最像的一个。侦探卡罗尔·库雷和威尔弗里德将米兰达带到了一间屋进行审讯。他们告诉他，受害者从所列名单中指出了他。然后他们问他是否要作些陈述。两个小时后，米兰达在书面供认书上签了字，上面有一句话是说他明白自己的权利。侦探们很高兴，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工作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效应。

米兰达经济拮据，无力雇请律师，因此法院给他指派了一个律师，叫阿尔

文·穆利。穆利仔细研究了证据。看来，提起诉讼的州方赢定了这场官司。再加上米兰达的供认，结果更是如此。但穆利仍然在米兰达的供词中发现了一点东西。他确信供词是通过非正当方式得来的，因此，他打算向法院申请，这份供词不能用来供为判定米兰达有罪的证据。

只有四位证人出庭。他们是受害者、她的姐姐、侦探库雷和扬格。穆利盘问了库雷，抓住了关键点：

问：库雷长官，在得到这份供述的过程中，你是如何与被告交流而达到目的的？

答：我问被告是否愿意……把他刚才讲的写下来，他说他愿意。

问：你提醒他，他享有自己的权利吗？

答：是的，先生，在供述书的第一段的打印出来的，我大声地读给他听了。

问：我没有看到供述书上写着，“在他供述词以前，他有权请律师为他服务。”

答：上面没有，先生。

问：告诉被告你们逮捕的人，他们在供述之前有权接受律师的服务，难道你没这样做吗？

答：没有，先生。

这个答案促使穆利反对将米兰达的供词作为证据。耶鲁·麦克菲特法官驳回了他。法官于是给陪审团们讲述了那个时代法律公平公正的标准。1963年，保持沉默的宪法权利不适用于被警方拘留的嫌疑犯。因此，1963年6月27日，法院判欧内斯多·米兰达有罪，两罪并罚处双重20至30年的监禁。

然而，穆利关于供词的观点已引起了一场法坛争论。米兰达的判决一路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1966年6月13日，首席法官厄尔·沃伦在一次5：4通过的决议会上发言首次确定，在警方审讯室中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在审问任何人之前，必须告之他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他的供词将作为犯罪的证据，他有权委托律师，不论是聘请的还是指派的。

米兰达的罪行被推翻，亚利桑那州正面临着不得不释放最有名的囚犯。因为州方不能再将米兰达的供词作为证据，重新审判获胜的可能性不大。但米兰达给自己来了个下马威。他曾希望重审后能被释放。于是，他强烈要求将他的女儿和特威拉·霍夫曼，他的长期伴侣关在一起。霍夫曼既生气又害怕，告诉政府方说，在

他被逮以后，她同他谈过一次话，那次米兰达承认了强奸罪行。这个新的证据对州方很有用。

厄尔·沃伦于1953-1969年期间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在此期间，“沃伦法庭”做出过几次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裁定，树立了许多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观点。没有人会料到这些决定竟出自沃伦，一名曾不起眼的共和党政治家。沃伦于1939~1943年间任加利福尼亚首席检察官，1943~1953年任州长，他自己在这个州的历史中留下了不光彩有一段。二战期间任首席检察官，他坚持将美籍日本人拘留，理由是担心他们将成为敌人或间谍。任州长期间，他又主持拘留程序。1948年，他成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但未获成功，与共和党托马斯·杜威一起同哈里·S·杜鲁门总统竞争。作为首席法官，沃伦领导法院建立了法院的指定律师制度，并确保被告知道他们的权利。担任首席法官的同时，沃伦还主持了“沃伦协商会议”（1963年11月29日由林登·约翰逊总统设立），调查谋杀总统约翰·F·肯尼迪案。

1967年2月15日，对米兰达的第二次审判开始。多次辩论都是在法官的私人会议室里进行的。有一些问题，诸如一个自然法（不是合法的）妻子能否作证她的自然法丈夫犯了罪。最后，法官判决霍夫曼的证词可以作的证据。陪审团判米兰达有罪，她的证词帮了忙。法院再次判决米兰达有罪，并判处20至30年监禁。

1976年1月31日，被释放四年后，在菲克斯酒吧里的一次争斗中，欧内斯多·米兰达被人刺杀。凶手逃掉了，但他的帮手被抓。在将他带到警察总部前，逮捕他的人员对他宣读了他应有的权利。这个程序现在被叫做“米兰达程序”。

这个案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尽管一些总统，从理查德·尼克松到罗纳德·里根都公开反对这个程序，但“米兰达程序”从未被推翻。为保护因贫穷没受过教育的人，“宣读被告权利”已成了美国国内每一司法部门的标准。这个程序经常可以在警匪片中看到，如今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熟悉了所谓的“米兰达程序”。

米兰达忠告

米兰达忠告的具体内容

指美国警察在对拘押嫌疑人讯问前应告之其可享受权利的规定，这些权利为：

一、他具有保持沉默权利；

二、他所作的任何陈述均可用作为反对他本人的证据；

三、他有权见到律师；

四、如果他不能提供律师，在对他讯问之前如果他有此要求，可为他指定一名律师。

如果警察没有提出米兰达忠告，那由此而收集到证据将不被法院接受。

假如米兰达生在中国，我想，这位法官肯定被当成不谙世事的毛头小子开除了事，可他偏出生在美国，非但没受处分，还成了偶象。而那位律师也大出其名。

在我们中国就不会出这种荒唐事，中国有个“刑法第306条”，是专门针对律师的，哪个律师胆敢在开庭时不老实，开完庭就会被司法机关带走、关起来、判了。

但令我担心的是，我国的一些领导人开始出现了幼稚化苗头，竟然加入了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公约》，因为公约20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它法律或行政当局面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有民事或刑事豁免权”。

这还了得，让律师享有豁免权还不乱了套，看来真的要出乱子了。要不这两年有个叫张燕的律师人大代表每年都向全国人大提案要取消刑法306条呢？幸亏人大代表们不是小孩子，没同意。

马洛斯说过，安全感是人的一种基本需要，只有满足了这种低级需求，人才会向下一个目标发展。所以不能让他们满足，要让他们总是有一种危机感。中国古人讲治理国家是“牧民之道”，人民其实就是一群小羊，你让他太大胆了，他就要不听话了，当然，也不能吓唬的太厉害了，这古人也说过：“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番息，岂可得也？天下非甚愚，岂有厌治思乱，忧安乐危者哉？宜若可以常治安矣，乃至有乱与危，何也？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是然乎？”

说来说去走了题了，我们回头再大话米兰达规则，实际上米兰达规则就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是程序优先还是实体优先。按我这个老中国人的看法，当然是实体优先，程序错了没什么影响。而且有时候过于讲程序还会让坏人钻了空子。我看过很多警匪片，一些警察按程序来惩治不了坏人，最后采取非法手段却实现

了正义，这不就是论据吗？当然，人是利已的，一个警察今天敢冒着风险违反程序杀了一个坏人，明天就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杀一百个好人。但宁可错杀一百，也不能放过一个。所以我觉得干脆应该回到原始复仇时代，看谁不顺眼直接砍了算了，还走什么程序，费事。

从米兰达忠告看程序正义我们很多人一定想不通：仅仅因为警察抓人的时候没有告诉被抓的人，他有权保持沉默、有权请律师，证据就变无效，从而轻易使坏人能够不受制裁，这叫哪门子规则？实际上，对米兰达规则，美国人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少人认为，这个规则给警方侦破案件造成了极大困难，放纵了罪犯。的确，规则刚出台，全美各地警察局怨声载道。有些警官脑瓜儿不太够用，手忙脚乱地擒获嫌犯后，死活也想不全“米兰达法则”了，旁边也没个题词的人，只好仰天长叹，痛骂最高法院大法官全是坐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主儿。但他们却不敢不照办。后来警方干脆把“米兰达规则”印制成卡片发给每一位警官，在抓获嫌犯后，照本宣读一遍。

尽管有不同看法和争论，但米兰达法则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体现了法治国家对程序的崇尚，对“程序正义”的高度重视。尽管严格按照程序法办事在个别情况下未能实现实体正义，但是，如果没有正当程序，则可以想见，在大多数场合将无法实现正义。用“米兰达法则”之类的法规对执法者的权力予以限制和监督，的确捎带着保护了一些坏人的权利，使一些真正的罪犯借机逃脱法网。如果警方在法律程序上出现漏洞，一旦在法庭上被律师钻了空子，那就只能眼瞅着嫌犯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轻松走脱。然而，如果从更宽广的视野看，法律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限制执法者的权力，是对好人自由和人权的最好保护。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有句名言：“罪犯逃脱法网与官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与这种注重程序正义的做法相对立的思维是：你甭管我程序是否违法，案子是不是你干的？是，就说什么也没用，警察取证不合法，案子是你干的就行！在注重程序正义的人看来，这种思维在某些个案中确实可以省事地实现实体的正义，但极易导致国家滥用权利、警察实施刑讯逼供，等等，从而从整体上危害到公民的合法权利，从整体上危害到法治。

三、结论

完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在注重程序正义的理论和观念指导下设计的制度也有其不足之处。但相比较而言，注重程序正义的效果要比轻视、忽略程序正义要好得多。“米兰达规则”及其蕴涵的观念对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的法治都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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