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流

李晓筝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河南郑州450011)

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一个常用术语,同时也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魏晋时期,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言谈举止,这就是后人所向往的魏晋名士的时代精神。

《世说新语》(下文简称《世说》),是我国小说发轫期的重要作品,也是“志人”体小说的代表作。它“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语),是一部对中国文学乃至思想,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古典名著。它以生动传神的笔触,优美精炼的语言,分门别类记录了汉末、三国、两晋人物的轶闻轶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道,特别是士族阶层,深刻反映了魏晋时代两百多年间的政治、学术思想和社会风尚,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成为“魏晋风流”的主要载体,起到了名士的“教科书”的作用。

《世说》刻画了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魏晋人物,如“竹林七贤”及陆机、陆云、张华、左思等文人才子;何晏、王弼、孙绰、殷浩、王衍等清谈名家;王导、谢安、桓温、陶侃、顾荣等名臣名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和顾恺之等书画大家……真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名士的人物画卷。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就是通过《世说》中这些人物活脱脱地表现出来的。概而言之,魏晋风流主要表现在魏晋士人的生活态度、对待事物的情感和情爱方面的不同流俗,这些方面都可以从《世说》找到佐证。

一、生活:真率自然、不拘礼法

“魏晋风流”的主要特性在于心超脱于万物的畛别之上,率性而行,自事其心,不求取悦于人。所以,其风流精神首先在于一种率性的生活。

对于生活,魏晋士人讲究的是真率自然、不拘礼法,主要通过脱俗的举止表现出来。《世说》中有一则关于刘伶的故事:“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禈衣,诸君何为入我禈中!’”[1](《任诞篇》)刘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不拘礼法,在家里一丝不挂,诚然是以此为乐,但他还从中感受到自在于天地宇宙之中的轻松与快乐。这种感觉正是“风流”的实质所在。

与刘伶惊世骇俗的举止相通的是,魏晋士人对“快乐”有一种比具体物欲更高的需求,或者说,他们更执着于超世的感觉而不是物欲的享乐。例如,《世说》中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的故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斟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1](《任诞篇》)朋友之间有无真情,不在于见面亲热一番与否。因此,王徽之去探望戴安道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到了他家门口,却又不进而返。这是一种重过程而不重结果的行为,这种不为外物所累,率性而为的生活方式和言行风范也反映出“魏晋风流”的精神特质。

《世说》还记载了一则名士和猪在一起喝酒的故事。“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1](《任

诞篇》)阮氏一家对猪就瓮和大家一起饮酒不以为意,这种常人不能接受的行为在他们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表明他们将自己和宇宙万物看作是同等的,认为人和猪既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异类之别。这种“同于万物”的感觉正是“风流”的重要思想基础。

当然真正代表名士风流的,还是阮籍和嵇康。阮籍要“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颻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2](《大人先生传),希望从社会中超越出来,进入无限自由的境界。嵇康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强调“人性以从容为欢”,而仁义“六经”却抑制人的本性,所以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越名任心”,认为理想的人生要从去除五难、调养得宜的养生开始,进入“无为自得,体妙心玄”的极境[3](《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他和阮籍一样向往自由世界,以“无”为本,与“道”合一,实现“畅神”、“尽意”,逍遥游世。自然与名教的对立就是自我和社会的对立。名士们后来在山水自然中,确实感到了与社会不同的特性:无目的、超利害、超世俗,大化流行,生生不已……他们就把自然的观念外化到自然的实体上,使自我获得具体的象征和安顿。

二、感情:关心人生或宇宙

“魏晋风流”的精神还在于魏晋名士在感情方面的含蓄或张扬外露。嵇康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1](《德行篇》)。对于个人得失或者为了远离祸端,他们往往感情含蓄;而对于人生或宇宙的草木万物,他们又常常感情强烈而外露。庄子心目中的圣人能够超脱于常人的感情,他对外物的本性了解得十分透彻,对它们的流动不居和形态变化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常能“以理化情”。《世说》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事例,其中一个十分著名的例子是东晋谢安的故事。谢安在晋国任丞相时,北方秦国大举攻晋。当时,秦军众多,号称投鞭长江可使长江断流。当时晋人十分惊恐,谢安派他的侄子谢玄迎战。公元383年,两军在淝水一线决战,谢玄大胜,秦军大败。这就是历史上以以少胜多而著名的淝水之战。当胜利的消息报来时,谢安正在与客人下棋。他拆信看后,将信放在一旁,一句话也不说,慢慢转向棋局,打算继续下棋。客人询问淮上的胜败情况,谢安回答说:“小儿辈大破贼。”[1](《雅量篇》)说话时的神态举止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在巨大胜利面前的不动声色,正是魏晋风流中所推崇的含蓄美。

《三国志·魏书》中卷二十八《钟会传》引何劭《王弼传》记载了何晏与著名的《老子》注释家王弼的一次关于感情的谈话。何晏沿袭了庄子“以理化情”的看法,“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王弼则不赞同此说法。他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充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4]王弼独持己见,认为圣人“有情而无累”,其实表明了一点,即虽然魏晋名士注重理性,但也有许多重情的。魏晋名士常常追求艺术化的人生,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书画等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名士把生活艺术化,诗化,是因为他们对生活有充沛的感情。所以,真正的名士必有深情。这种深情其实是一种对万事万物的含蓄的敏感,常常会不拘时间、地点便宣泄出来。《世说》中引述了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丧子的故事。“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1](《伤逝篇》)王戎回答友人山简的话正好说明了为什么许多魏晋士人会多情感,但使他们动情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对人生或宇宙的某个方面的领悟和由此而来的感触。这些以“风流”自赏的名士,既富于深沉的敏感,胸中块垒自与别人不同,在别人无动于衷的地方,常会怵然于心,甚至不能自已。《世说》中还有一则关于桓温的故事说:“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1](《言语篇》)桓温北征,经过金城,看见从前在琅琊时种的柳树都长到十围了。于是慨然而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后来,诗人庾信在其作品《枯树赋》中也发出同样感慨:“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年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生无常,世事多变。对人生事物的伟大慨叹表现出名士的深情。这种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这种情超越了自我的内容,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这种境界,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诗歌为我们做了很好的解答,其诗《饮酒》其二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