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 韩非子思想浅析.

韩非子思想浅析及其意义简析

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人，自幼喜形名之学，后师从荀子，并深化和发展了荀子的思想。提到韩非子，或许最先令人想到的是其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但是从深层面来讲，其思想才是他做为法家代表人物流传至今的最主要元素。

那么韩非子的主要思想是什么？韩非子的思想对当今的积极意义又有哪些？

一、韩非子主要思想及其发展浅析

在中国思想发展中，墨子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重法思想的思想家，但墨子重法的思想并没有深层次的理论论证。中国思想发展中，经过韩非子之前的百家争鸣，墨子重法思想缺乏理论上的支撑更得到了充分的暴露，韩非子意识到墨子思想的这个弊端，说：“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而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粥，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非子清醒地意识到墨子重法思想的理论不足，一改荀子所坚持的儒家思想进路，而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并试图从理论上寻找墨子重法思想的基础，完成墨子重法思想的理论论证。

表面上看，韩非与墨子完全不同。墨子代表着当时的庶民阶层（贱人）和劳动人民（农与工肆），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韩非则代表着新兴的地主阶级，帮他们维护统治的权力。墨子书中，多言民间疾苦；韩非书中，则不乏帝王“南面之术”。所以，后世便有人将墨子称为“平民哲学家”，将韩非称为“宫廷阴谋家”。这当然并不准确，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大体上说，墨子比较“草根”，韩非比较“宫廷”。墨子讲“兼爱”，韩非讲“权术”，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但是，韩非与墨子也有相通之处，即他们都讲“利害”，都不像儒家那样只讲“仁义”。《墨子·非乐上》就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见墨子并不像孟子那样开口闭口“何必曰利”，他也是言“利”的。只不过，墨子所言为“公利”，韩非所言为“私利”。墨子讲“兴天下”，韩非讲“治天下”，这是他们的不同。

韩非言“利”，十分露骨。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儒家讲的“仁

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韩非说，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难道是开马车铺的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不是的。实际情况是，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韩非子·备内》）。

买卖关系如此，君臣关系也一样。甚至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就是买卖关系，叫“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那么，他们之间就不能不“算计”。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计事君）。双方各打各的算盘，只有双赢互利才会成交。如果合作的结果不利于自己，那么，无论是君还是臣，谁都不会干那种蠢事（《韩非子·饰邪》）。

君臣关系如此，父子、夫妻也一样。韩非说，卫国有一对夫妻，大约是做买卖的。妻子祷告说，但愿我的夫君平安无事，能赚一百块钱（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布即布币）。丈夫说，怎么要得这样少？妻子说，钱赚多了，你还不去“包二奶”？（《韩非子·内储说下》）

不过在韩非看来，最危险的还是君主的夫妻、父子关系。因为这里面的利害太大。那些年老色衰的后妃们，甚至盼望自己的夫君早死，以便自己的儿子早接班。所以竟会有母子合谋弒君的。于是韩非感叹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备内》）因此韩非认为，统治国家，不能讲“仁义”，不能讲“礼让”，只能用“刑法”，只能用“权术”。

在韩非子的思想中，法是基础和核心，势则是手段和途径，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长期以来，统治者扭曲韩非子的思想，把势看作其核心、把法看作其手段，而把韩非子的“法”演变成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手段，是对韩非子思想的严重扭曲。这种观念的存在，一方面是帝王维护其皇权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长期以来，我们不能打破门户之见，把中国哲学看作一个完整的有机体造成的。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韩非认为历史是发展的，因此，相应的各种措施都应当改革。在《五蠹》中，他回顾了从上古以来的历史发展，提出了“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主张，就是不以古人为模仿对象，按照不同的时代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因此，他对儒家和墨家主张法先王的观点是极力反

对的。他用了“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的寓言对这种墨守陈规，不思改变的做法进行辛辣的讽刺和嘲笑。韩非认为，古代与当今在民情和风尚方面截然不同：“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他在叙述了文王行仁义王天下、徐偃王行仁义而灭国的事实后，评论道：“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五蠹》）认为只有实行一系列的措施，才能“治急世之民”。

韩非也试图从物质生产与人口增长的矛盾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他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五蠹》）物质生产的有限性与人口增长的过快产生了矛盾，因而导致了道德风尚的变化。怎样解决这种矛盾？韩非认为，途径有二：一是依靠“圣人”，一是依靠法制。而韩非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各种矛盾暴露得最突出的时候，这样，呼唤“圣人”（统治者），提倡法制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韩非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法、术、势三者并重。应该说，法、术、势这三者其实并非韩非的独创，但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并把它们强调到了极致的却是韩非。韩非认为，法为君主提供了治理国家的客观尺度，可以避免因统治者个人因素给封建政治造成的损失，并可保证政治的连续性。他说：““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诡使》）又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用人》）这都是强调法的客观性。同时，成文法的公布，可以限制统治者个人的私权，以缓和君主与臣民的矛盾，调整上下关系。另外，法还能够整齐民心，竭尽民能，调动人民的主动性，并提高国家的政治效能。在韩非看来，刑、赏二柄固然是“明主之所导制其臣”的有力武器，但无法之刑却不足以禁奸：“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用人》）同样，无法之赏也不足以劝善。只有按照法度赏所当赏，罚所当罚，才能胜暴劝善。正因为法治有这么多的优越性，所以，韩非主张“不务德而务法”。并认为，在列国纷争的动乱年代，是否实行法制乃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他说：“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饰邪》）“简法禁而务谋臣……可亡也。”（《亡征》）

术也是韩非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什么是术？它并非泛指君主的统治

方法。因为法治和势治也是一种统治术，如果述泛指统治术，那就应该包括法治和势治在内，但在韩非那里，法、术、势三者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术的概念并不包括法治和势治。关于术的内涵，韩非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可见，术是特指君主驾驭群臣的统治术。

韩非认为，驾驭群臣之术是君主的特殊需要，其原因是“臣主之异利”。他认为，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以，君臣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互相利用的买卖关系，即“主卖官爵，臣卖智力”。因此，君臣之间的利害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此人臣之所以谲主便私也。”（《孤愤》）因此，韩非认为，君主要使臣下为自己效力，不能只依靠信义，使之不忍欺骗，而要依靠术数，使之不得欺骗，这就是所谓“恃术而不恃信”。韩非指出，君主如果用人无术，不是被智者欺骗，便是被愚者误事：“任人以事，存亡治乱之机也。无术以任人，无所任而不败……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八说》）这就势必破坏法制、削弱君权。如果君主用人有术，便能充分发挥贤能的作用，使他们各尽所长，为封建国家服务。这样，君主就会做到令行禁止，法明势固，出现“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于下”的局面。

势同样受到韩非的重视。所谓势，主要指君主令行禁止的权势，同时也指造成某种事态的客观形势和必然趋势。韩非说：“势者，胜众之资也。”就是说，势是君主制服众人的凭藉。他认为，君主能否统治的关键不在于贤与不贤，而在于有势无势。因此，韩非认为，势是实行法治的前提和保证。他说：“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抱法处势则治，指法去势则乱。”为了巩固君主的权势并充分发挥势的政治作用，韩非提出了“处势”、“设势”、“用势”的思想。所谓“处势”，就是君主必须大权独揽。如果让大臣和左右专擅权势，君主必将受制于臣而失国。如果将权势借予臣下，就会有失位的危险。所以，君主是不可须臾离权的，就像“鱼不可脱于深渊”。怎样才能“处势”呢？这就是牢固地掌握赏罚二柄，这是掌握权势的关键：“赏罚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则制臣，在臣则制君。”（《喻老》）他认为尤应紧握掌握赏罚二柄，不得分予臣下。否则，君将受制于臣。所谓“设势”，就是君主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巩固和加强权势。韩非认为，对君权

威胁最大的是那些手握大权的“重人”、“大臣”和“左右”，他们经常进行不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君主只有用术行法，严加禁止和防范才能巩固权势。其具体办法是采取各种措施，削弱和制载“重人”、“大臣”。所谓“用势”，就是要善于使用权势推行法治。君主应以法为准则行使赏罚权，“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赏不加于无功，罚不加于无罪”。“喜淫刑而不周于法”往往是亡国的征兆。

韩非子虽然强调“势”，把“势”看作是大道流行、人的群形态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的必要条件，但韩非子并不把“势”看做人的群形态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的充分条件，即“势”的绝对性。韩非子认为，“势”是一把双刃刀，用好了可以正确处理人的群形态矛盾对立；相反，如果用不好，它却也可以更快、更深地加剧人的群形态矛盾对立，使社会走向动荡。

韩非主张法、术、势，所要达到的理想政治局面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就是说，具体事情由地方来处理，大权则归于中央，中央由君主来集权，举国都来为君主效力。这就是“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的局面。这种思想成了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指导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韩非子思想对当下的积极意义

韩非子思想的积极意义，个人认为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就与儒家不同。儒家的思想，总体上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的。无论是孔子的“仁”，还是孟子的“义”，都带有理想的色彩。这种理想非常可贵，没有这理想，人就可能变得“禽兽不如”。但我们也要看到，理想毕竟是理想，它可以用来“激励人生”，也可以被用来“粉饰太平”。当统治者一方面对人民群众肆无忌惮地进行压迫剥削，另方面又大讲“仁义道德”时，韩非的话无异于振聋发聩的“清醒剂”，使人们不至于被“瞒和骗的艺术”所麻醉。这也是历史上那些革命者和批判者，往往会用韩非思想为武器的原因。

实际上儒法两家的思想虽然对立，却其实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它也是人性的两面，人类社会的两面。这就是善与恶，理想与现实。人，不能没有理想，

也不能只有理想；必须面对现实，又不能只看现实。所以我们就既要读孔孟得仁义，又要读韩非得直面。那么，韩非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全面地看问题呢？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当时的社会状况实在是不很乐观。春秋已无义战，何况战国？那实在尔虞我诈、巧取豪夺、弱肉强食，不能不让韩非愤世嫉俗。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韩非的思想方法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不可调和。大家都知道那个著名的“卖矛又卖盾”的故事，韩非也因此获得了“矛盾”一词的发明权。矛与盾既然不能同售，则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仁义与利害，也就不能共存。利害冲突既然是真实的，仁义道德也就肯定是虚假的。这就是韩非的思想方法──“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