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

收入分配问题的启示

关键字：收入分配教育税收

摘要：

收入不平等：事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全球化与不平等。这份报告认为，20多年以来，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包括最贫困的人口群体在内。然而，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也就是说，在绝对意义上，人们的经济状况都在改善，但是相对富裕群体收入的增加更快一些。于是，作为结果，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加深了。此前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关键指标2007：亚洲的分配不均等”也指出了同样的现象。报告认为，贸易的迅速自由化伴随着中国的贫困率大大下降，但同时也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例如，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8激增至2004年的0.42。而这一不平等的加大主要由城乡差距和城市居民之间差距的扩大所造成。

事实上，中国的收入不均等程度在增大，这一点毋庸置疑。而相关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在增加，且高等教育存在机会不平等。提高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程度是应该的，然而未必就能藉此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人的能力各有差异，即使人人都接受同样的高等教育，在就业市场仍然有竞争力的高低之分。例如美国，高等教育普及程度较高，而收入不均等的程度也很高。提高全体人口绝对意义上的收入水平，这是人人都能接受的目标。然而，尽力缩减收入不平等，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并且可以达到的目标吗？

库兹涅茨假说

1955年，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假定，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平等开始时会上升，然后随之下降。库兹涅茨理论意味着，如果我们以图形的方式把不

平等水平表示为人均GDP的函数，那么，函数曲线应该是倒U形的。

收入不平等的原因

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经济机制会导致不同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及其随时间所发生的变化？但是我们还要强调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会存在收入的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存在的理由是，与收入相关的许多方面使得经济中的人批次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存在于人力资本方面，如教育和健康状况，也可能是居住地，如城市和农村，对实物资本的所有权，人们具有的特殊能力，甚至运气等方面。这些差异会通过经济环境转换为收入差异。一个人之所以富裕，可能是因为他拥有一项高度需求的技能，可能是因为他的父母在他出生的时候给了他一大笔钱，又或者可能是因为有个好职位让他碰上了。一个人之所以贫穷，可能是因为他居住的地方经济本来就很不好，也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不太好，限制了他的收入，或者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教育。

在分析不同国家不平等差异的原因时，我们既要考虑人口经济特征分布的不同，也要考虑这些不同的经济特征是如何转化为不同水平的收入的。一个国家的不平等很严重，可能是因为这些特征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有些人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而有些人根本没有受过教育。或者是因为某些特征上的差异对一个人的收入影响很大，例如，接受教育时间长的人比接受教育时间短的人工资高得多。同样，某个给定国家的不平等之所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是因为这些经济特征的分布或回报方式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以限定在一个单一的经济特征里进行更加具体的分析，假设决定收入的唯一特征是教育年限，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受教育年数最多为4年，如下图：

这是一个受教育年限分布的例子，该图显示的是每个可能受教育组别的人口比例，15%的人没受过教育，20%的人只接受了1年的教育，30%的人受了2年教育,20%的人受了3年教育，15%的人受了4年教育。

为了从教育分布中获得收入分布，我们需要知道教育是如何转化为收入的。我们引入教育回报率这个概念，即每多接受1年教育可以使收入上升的百分比。为了简化，我们假设教育回报率为每年10%。因此，如果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收入是100，那么，接受了1年教育的工人收入就是110，接受了2年教育的

工人收入是121，依次类推，如下图所示，显示的是收入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

结合教育分布和教育回报两方面诗句，我们可以推算出收入分布，即各种收入水平的人口比例，如下图，5%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假定他们的工资是100，那么，20%的接受了1年教育的人的收入就是110，依此类推。

利用这种分析，我们可以确定造成不同国家之间收入分布存在差异的因素，并确定使得某个指定国家的收入分布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原因。国家之间收入分布的差异或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变化必定有其原因，或是教育回报方面的，或是教育分布上的。

假设上面图(a)(b)(c)代表的是教育回报率为10%的A国，那么下面图(a)(d)(e)代表的就是教育回报率为5%的B国。

可见，A国的教育和收入关系曲线比B国的更陡，B国较低的教育回报率会导致收入分布的范围更窄，即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低。教育回报率从10%降到5%，会使基尼系数从0.068将低到0.035。

接下来再假设，C国和A国有着相同的教育回报率，但是两国的教育分布不同。

A国和C国教育回报率相同，但是两个国家的教育分布不同，C国受中等教育的人很多，而受教育最低或者最高的人很少，C国的基尼系数为0.049，相比A国的0.068，C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低。

B国和C国我们每次只改变了一个决定不平等的因素，然而为了使之更符合实际，我们应该同时改变这两个决定因素，或者同时增加，或者同时按不同的放向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的总效应将取决于哪种作用强度更大。另外，如果跳出这个简单的模型，则有许多经济特征会影响收入。要完全考虑决定不平等的因素，我们就应该知道每个特征的分布情况，也必须知道劳动力市场的回报率。在实际中，完全考虑所有这些特征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影响个人收入的经济特征不可能被我们观察到，例如，我们可以收集到人们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方面的资料，但是我们收集不到人们坚持不懈的能力、精力或者雄心壮志等方面的数据，这些因素明显会影响个人收入。

之前提到的西蒙·库兹涅茨假说，即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增长开始时会增加，随后随着国家发展而下降。库兹涅茨推断，经济增长会首先提高技能的回报率，例如教育和创业能力的回报率会上升，因为与不熟练的工人相比，熟练工人能更好的采用新生产模式。同样，新技术也会提高实物资本的回报率，因为基数往往蕴含在新资本品中。由于我们发现的技能和资本主要处于收入分布的高端，它们的回报率的提高会使得收入不平等提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关注点开始出现。第一，收入分布决定因素的特征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并降低了收入不平等。技能的高回报将引导低技能劳动力接受更多的教育，而且，落后区域或部门的劳动力会迁移到经济高增长的地区或部门。第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减速，技能的回报率将下降，这也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呈现下降趋势。

歧视对收入的影响

工资歧视

平均来看，全日制工作的女性取得的工资大约是全日制工作的男性的75%，工资歧视的含义可以由口号“同工同薪”来阐述。要确认工资其实的存在比较困难，因为实施歧视的人通常否认这一点，而且劳动力的相对生产率衡量起来可能

也是比较困难的。要证明歧视，就要按个人成就和生产率来进行区分，一般来说，人力资源像任何其他资源一样，在一个竞争的经济社会中所得工资与其价值是差不多的，因此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工资差异反应了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经济中的确存在工资歧视，表明市场在不同的用途之间不适当的配置了资源。

雇佣歧视

雇佣歧视是指有些人仅仅因为一些非经济因素如种族或者性别等而未被雇佣。雇佣歧视和工资歧视一样，很难肯定的确认。在美国，白人的失业率是14.5，而黑人的失业率高达35.6%，尽管不是绝对的结论，但这种特征的证据无疑暗示着某种程度的雇佣歧视。

职业歧视

一般来说，男性工作在那些很少雇佣妇女的工作岗位上，而妇女工作在那些很少雇佣男性的工作岗位上。这种职业分隔的经济结论对妇女来说就是低工资，妇女通常被安排到那些劳动生产率和经验与其自身状况没什么关系，且加班费和奖金的支付机会非常有限的岗位上。为什么妇女不能进入工资更高的由男性控制的工作岗位呢？人们普遍相信，妇女的社会角色使得她们建立一个职业生涯的重要性被降到了最小。在我们的文化中，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通常是让那妇女在家中提供家庭服务，如抚养孩子。相反，男性要到市场中去寻找工作给家庭提供收入。然而在20世纪，男性和女性的传统经济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双收入家庭现象是普遍的，但是妇女的工作仍然经常被认为是“第二位”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鉴于我们在性别之间的劳动分工文化，妇女选择了那些允许她们同时工作又从事家务劳动的职业，而这样的职通常只要求较少的教育和培训，从而也是低工资的。

价格歧视

同样的产品或服务不是因为服务于顾客的成本差异而是因为种族或性别不同而被强迫支付不同的价格，这就是价格歧视。

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的决定因素

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资源的数量和类型，以及家庭使用它们的方式，收入相对较高的家庭一般比收入相对较低的家庭拥有能产生更多收入的劳动力和资本资源。这两类家庭之间的收入差异有时被家庭使用资源的

方式的差异所区分。

劳动力资源及其用途差异导致的收入差异：我们知道，边际收入产品——一个工人在竞争性市场中得到的报仇，是由雇佣企业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和边际收入组成。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是企业新雇用一单位劳动力所增加的产品产量。假定在一组竞争性企业当中有一个企业提供草坪养护服务，雇用几百个工人修剪草坪。这些工人如果每天都能修剪面积相同的草坪，那么他们的边际产品正好相同，而且，如果边际收入不变，那么每个工人得到的日工资正好相同。但事实上，有些工人可能干得更多，可能因为他们有良好的身体条件，也可能他们富有经验，有着更效率的方法。不管怎样，可以预期这些工人会得到更多的报仇，因为他们增加了企业的收入。

在有些情况下，导致收入差异的劳动力资源差异可能不在于劳动力，更多的与脑力的差异有关。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有些工人为雇主贡献更多。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神经外科大夫要比草坪养护工人挣得多，因为前者对其公职医院收入的贡献是后者边际收入产品的数倍，这种情况有很多，比如艺术界或体育界里的那些天赋非常出色的人。

在收入差异的决定中，还有两个因素起作用，那就是劳动力资源以及其用途的差异。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不是机器，即闲暇时间是一种商品，人们都愿意为其支付，而机器几乎不需要闲暇。如果你每小时收入10元，而希望烧工作一小时，那你就必须愿意为休息这1小时支付10元。毫无疑问，工人们对他们的闲暇时间赋予的价值不同。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工作狂，他们赋予闲暇的价值很低，另一种极端情况是休闲狂，他们赋予闲暇的价值很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前者挣得比后者多。我们还需要认识到一名工人对一个竞争性企业的价值，不仅仅包括劳动力的边际产品，还包括企业的边际收入。至此，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并且假定企业间的边际收入固定不变，当然这是不对的，同样熟练的工人，其边际产品完全相同，但如果他们生产的产品以完全不同的市场价格出售，那么他们获得的工资会相差悬殊。同样是养护草坪的两个工人，假定一个在居民小区工作，而另一个在高尔夫球场工作，显然前者比后者挣得少得多。

资本资源所有权差异的原因：继承，一些人和家庭继承了不动产和证权如股票和债券等，这些人比起那些没有继承资本资源的人来说要幸运。运气，运气在

人群中也不是平均分配的，有些家庭也许因为运气比较差而位于收入金字塔的底部，由于生意失败、一场大病、一次致命的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等，也许都会使得个人和家庭没有收入或者失去获得一定收入的能力。积累倾向，人们在储蓄和积累资本资源方面的倾向和趋势也大为不同，那些被强烈动机驱动放弃今天的消费的人们，是为了在将来享受更多的收入，有些人则更关心他们目前的收入水平，他们不储蓄也不积累资本资源。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实物资本积累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益影响的一个途径是储蓄率。储蓄会导致实物资本积累，并显著的影响经济增长。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随着其接近于一个新的稳态水平，也将经历一个过渡性的经济增长。不平等之所以与储蓄相关，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储蓄率一般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也就是说，一个人收入越高，他的储蓄率可能也越高。一国总的储蓄量等于所有收入组别的人们的储蓄之和。收入越不平等，即富人所拥有的总收入比例越高，那么，总储蓄量也就越高。

收入越是不平等，资本积累的水平越高。凯恩斯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著作中人为，收入不平等就是把钱放在最不可能把它用于消费的人的手中，尽管它很令人讨厌，但它却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

恰好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使得大量的固定资产和设备改建的积累成为可能，这也是这个时代不同于所有其他时代的地。在战争之前的半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固定资产的大量积累，是人类最大的利益所在，而且也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一个财富均分的社会。

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虽然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实物资本的积累，但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却相反，收入分配越不平等，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越低。产生这二者之间差异的原因应回溯到两个生产要素的本质差异上来。人力资本是“安装”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的，只有当它的所有者工作时才有效，而且，它不可能从一个人身上转换到另一个人身上。相反的是，一件实物资本可以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使用，而且可以很容易的由一个人买卖给另一个人。其结果是，实物资本可以由一个人所有，而由另外一个人利用它来进行生产。例如，一个富人可以拥有一家工厂，而这家

工厂可以雇佣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进行生产。但是一个人想要拥有其他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则几乎不可能，因此，与实物资本的情况不同，任何一个人不得不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且这种机会只限于可以接受这些人力资本的人。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在对人力资本投资存在上述限制情况下收入不平等的效应。我们只考虑两个情形，即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每个人只能做两类投资，或是投资于他自身的人力资本，或是投资于实物资本。我们假设在低水平投资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边际产量非常高。但是，随着某个人投资于人力资本数量的增加，投资的边际产量会下降。相反，任何一个实物资本的投资者所面临的边际产量并不取决于这个人投资于实物资本的数量，因为任何个人的投资与国家的资本水平之间的关系很小。

个人投资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数量与这些投资所获得的边际产量的关系如下图所示。横轴代表每种形式的资本投资量，因为人力资本的边际产量会随着个人投资数量的增加而下降，所以代表人力资本的边际产量的曲线是向下倾斜的。代表实物资本边际产量的直线是水平的。两条线相交处的投资水平记作I，如果一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小于I，那么人力资本的边际产量将高于实物资本的边际产量。如果这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多于I，那么人力资本的边际产量将小于实物资本的边际产量。

图清楚的表明，如果一个人只有很少的货币，他会用这些货币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实物资本，因为投资于边际产量最高的资本形式总是比较好的。但是，有很多货币可用于投资的人将会把其边际货币投资于实物资本。更具体的说，如

果一个人可用于投资的货币小于I，那么他会把所有的货币资本投资于人力资本，如果大于I，那么他会把数量等于I的货币投资于人力资本，而把其余的货币投资于实物资本。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这个理论与实际数据是否一致。这个理论的含义是，人力资本比实物资本的分配更加平等，理由是，许多比较贫穷的人都将尽其所有投资于人力资本，因为他们不拥有实物资本，而许多富人拥有的财富几乎都是实物资本的形式。回想基尼系数的定义，它测度的是一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等于0，表示完全平等，等于1，表示最大程度的不平等。基尼系数也可以用来测度诸如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具体资产所有权的不平等程度。美国实物资本和教育年限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78和0.14。因此，实物资本的所有权的确比人力资本更加不平等。

不平等是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呢？我们考虑两个人的情形，一个人可以用于投资的货币大于I，而另一个人小于I。后者将把所有的财富都投资于他自己的人力资本，而前者会将数量投资于I的货币投资于人力资本，其余财富投资于实物资本。需要注意的是，穷人投资的最后1单位货币的边际产量高于富人。如果收入从富人向穷人进行再分配，则会发生两种情况，第一，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提高，因为穷人会把额外的货币都投资于人力资本，而富人将会减少他在实物资本方面的投资。第二，总产出将上升，因为穷人投资的人力资本的边际产量将高于富人投资的实物资本的边际产量。

不平等对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同影响，即有利于实物资本，不利于人力资本，这表明不平等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步伐的影响是不同的。正如凯恩斯所言，19世纪经济增产的驱动力量是实物资本的积累。在那个时期，许多新技术是面向更有效的利用实物资本的，即制造更好的机器，因此那个时期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然而，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至少是最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是由人力资本而不是实物资本积累所驱动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资本流动的开放将会影响不平等对要素积累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开放实物资本的流动，那么，不平等对储蓄率的有利影响将不复存在，因为投资不一定要依靠国内储蓄来提供资金。另一方面，不平等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负效应依然存在，这样，一个资本流动

开放的国家，其要素积累最大化的不平等水平将低于资本流动封闭的国家。

穷人为何如此之多？

从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出发，我们一定会想到贫困问题。贫困涉及人们的最低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能力之间的关系，任何有关贫困定义的难点在于“最低需要”的含义和满足这些需要所需要的货币数量。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贫困:如果把GDP看作是可供全国人分享的经济蛋糕，那么，收入分配概念就是说如何让不同家庭获得的蛋糕大小差不多。要从这个角度讨论贫困问题，需要说明两点，首先，各个国家的贫困问题完全是收入分配问题，同时，几乎没有什么人会主张追求完全相同的收入分配目标。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工作积极性、创造性、人力资本开发、发明创造等因素的差异，自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换言之，如果不考虑上述所列的因素，就是说不论他们对蛋糕有无贡献，所有人都将得到灯亮的蛋糕，这样一来，经济还会繁荣吗？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因为过度的收入不平等而社会分崩离析的例子。因此，当站在收入分配角度考察贫困时，应当牢记，虽然完全均等的收入分配不是合理的目标，但是各个国家都应留神其收入分配不平等级剧恶化。

以美国为例，我们把家庭的数量分成五个等分和最高的5%家庭，下图列示出1960年-2000年收入分配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收入分配很不平等，最高的20%家庭在2000年得到了49.6%的收入，而最低的20%家庭只得到了3.6%的收入，最高的5%家庭取得了21.9%的收入。

家庭五分位数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第二个1/5家庭12.2 12.2 11.5 9.6 8.9

第三个1/5家庭17.8 17.6 17.5 15.9 14.9

第四个1/5家庭24.0 23.8 24.3 24.0 23.0

最高的1/5家庭41.2 40.9 41.5 46.6 49.6

最高的5%家庭15.9 15.6 15.3 18.6 21.9 收入不平等在20世纪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缓解，最高5%家庭和最高20%家庭的收入份额在1929-1944年间降低了，而最低的20%家庭的

收入份额上升了。通常认为造成这种收入更加公平的趋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财产收入急剧下降，另一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充分就业时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工人之间的差距也缩小了。

但是在1990-2000年间，收入不平等加大了，最高的20%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从46.6%上升到49.6%，增长了6.5%。与1990年相比，2000年所有按五分位数划分的收入阶层除了最高的20%阶层之外，获得的收入份额都减少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有若干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此期间高薪制造业工作减少了，因为很多大型企业把他们的经营地转移到了低薪经济体。失去这些工作之后，很过曾经拿高薪的美国人发现自己只能在工资较低的服务部门工作。美国的最低工资占贫困线的百分比从1980年的98%下降到2004年的71%，显然，这一时期的这种最低工资状况压低了收入分配中最低五分位组掌控的国民收入份额。

利用税收政策与贫困做斗争

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劳动所得税抵免是美国最初在1975年出台的，这是一项旨在抵消有工作的穷人缴纳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工薪税的不良影响的适当措施。由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税是从所挣的第一个美元开始征税，没有个人扣除或免税额，所以低工资工人这种税的负担比其他所得税的负担要大。劳动所得税抵免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让贫困工人从其应纳的年度所得税额中抵免可退还的税额，减少他们缴纳的税收总额。劳动所得税收抵免通过减少穷人的应纳税总额，可以增加低收入工人实际的年收入，鼓励他们继续就业。拥有适中劳动所得的个人和家庭，在收入达到特定的限额之前，可以申请这种抵免。由于劳动所得税收抵免是一种可退还的税收抵免，如果一个家庭的应纳税额低于抵免额，就可以从国内收入署那里获得一张该差额的支票，例如，如果一个人应该向政府缴纳1000美元的所得税，而同时他也有资格申请1500美元的税收抵免，那么，他就可以向国内收入署申请退税5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人们来说，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就相当于给你的现金，这将增加你的可支配收入。

与传统的收入援助计划不同，在这类计划下，对于接受者挣得的每一美元，福利金都会减少，而劳动所得税收抵免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之前的数额会增加，然后一旦达到了某一收入水平就会逐渐减少。下图说明了2004年一个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的劳动所得税收抵免结构。这类家庭的收入在不到10000美元时，可以按工资和薪金总额的40%申请所得税收抵免。因此，最大劳动所得税收抵免额是0.40×10500美元，也就是4200美元。在家庭收入没有达到14750美元时都可以申请获得该税收抵免额，一旦达到14750美元，该抵免额就逐渐减少。收入超过14750美元的家庭，他们的劳动所得税收抵免额要按每增加1美元收入的21%减少。因此，在收入达到34700美元之前，劳动所得税收抵免额将逐渐下降。如果该家庭的收入超过34700美元，就不在获得这种税收抵免。

这项计划使得2000多万个家庭获得了劳动所得税收抵免的好处，劳动所得税收抵免比针对收入很少或没有家庭收入的计划更有可能使家庭拜托贫困。

负所得税建议：按照负所得税制，收入低于预先确定的水平的家庭可以不缴纳所得税，而且还可以根据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正常税率获得补助。这种税制涉及三个重要的变量，即保证收入水平、所得税率和平衡收入水平。下图说明了负所得税制是如何运作的。

家庭收入用横轴表示，家庭的应纳税额用纵轴表示。应向政府缴纳的所得税额由向上倾斜的直线表示，该直线的斜率由所得税率决定。在负所得税制下，所有家庭都被保证有一个等于G的绝对值最低收入水平。因此，收入为零的家庭，其应纳税额是负的，等于G。这意味着该家庭不仅不用缴纳所得税，政府反而要给该家庭一张数额等于G的绝对值的支票。随着该家庭的收入增加，这项补助额会按所得税率下降。换句话说，打到B点之后，家庭不再从政府那里获得支票，相反，他们必须向政府缴纳所得税。

负所得税建议有几个颇具吸引力的特点，它基于这样的理念：当一个家庭的收入超过了贫困线时，就应缴纳正的所得税，当一个家庭的收入低于贫困线时，就应从政府那里获得一张补助支票。由于这种补助仅仅是增加家庭的总收入，所以，他们挣钱比不挣钱的情况总是要好，而且，他们挣的越多，他们的情况就会越好，因此，负所得税鼓励低收入者工作。这项计划针对的是生活在贫困中的个人和家庭，而这些人不一定是老年或残疾贫困者，只要你是穷人，就符合条件。所以，负所得税制比大量现行的反贫困制度要简单得多，而且更容易管理。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对于我国的现状，农业人口比重较大，城乡收入差距又大，导致我国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均衡，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6，超过了国际上规定的0.4的红线。要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该主要从工资性收入入手，农民外出就业的收入是当前和今后的主要增长点。此外，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等，都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其次，如前面所讨论过的，教育是决定人们收入的一个最主要因素，而我国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衡，受教育的人口基数又大，要想普及高等教育似乎是不可能的，但至少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和关注越来越大，受教育的人口也在逐年递增。这样一来，人才市场的充裕必然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加就业机会，促进收入更公平的分配。

最后，我们应该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控力度。负所得税的建议虽然很合理，但是对于我国来说，要实施必然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财政负担，不过我们可以

对目前个人所得税税法中不合理的条款进行调整。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法按应税项目分类征税，不能就个人的所有收入进行综合征说，这样的话就不能很好体现支付能力的原则。我们可以考虑将分类税制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可以将经常性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合并起来，按统一的税率计算征收，避免纳税人将收入分解，进行多次费用扣除。对于利息、股息、红利等资本收益所得和偶然所得可继续实行分类征收。对应税收入的范围实行反列法，也就是税法中只列出哪些收入不属于应税范围，其他收入都属于应税收入，以便对高收入阶层的一些新的收入来源及时征说。我们还可以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避免使个人所得税过于大众化，从而难以发挥调节个人收入的作用。

对于政府来说，注重分配的过程总比从结果上调节要有效得多。虽然绝对公平的收入分配只存在于理想之中，适当的收入差距也是一种激励机制，但是，我国政府可以通过整合要素市场，确保劳动要素的合法收益，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投入和转移支付的力度，优化税制结构，阻止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积极培育有效消费群体。无论如何，我们要相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国的收入分配会更加公平，经济会更加繁荣，社会会更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