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情报道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 陈力丹
灾情报道要从群众的需要和感受出发
(2013-12-10 20: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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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情报道要从群众的需要和感受出发
——以浙江余姚群体性事件为分析对象
陈力丹廖金英
今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思想宣传不能沿用过去的老一套陈旧模式，必须要进行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这番话不是随便说的，针对媒体工作积习已久落后思维模式。
现在传媒一遇到问题，各级宣传部门已经习惯性地沿用官本位的宣传套路下达通知，脱离群众，传播效果不好，甚至产生逆反效果。今年10月，因水灾报道沿用老旧模式引发的浙江余姚市群体性事件，是较新的一个例子。这次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媒体在该事件中要承担什么责任？我们今后在灾情报道中该怎么做？值得反思。
一、救灾的宣传通知没有贯彻习近平8.19讲话精神
2013年10月初，台风“菲特”带来暴雨，造成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大水，城市防洪排水功能难以抗对，宁波地区137万人泡在水中断粮、断饮用水三天，直接经济损失百亿元；其中余姚市7－9日70%被淹。这样突发的自然灾害，全国知悉的人不多，关注的人更少，因为传媒没有把它作为重大新闻处理。国庆长假后上班，人们看到的还是回顾黄金周堵车和九寨沟游客拥堵的分析性新闻，相当多的人不知道发生了这样重大的灾情。
按照事实的轻重缓急编排新闻，这是传媒的日常工作。若是一般的兴趣性新闻或孤立事件，编排不当属于技术性差误，但在这次东南沿海台风暴雨灾害的报道上，我国的传媒显然没有将危及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事项置于传媒报道的重点，这就是一个大问题。站在灾民的角度考虑，哪个不希望这个时候被传媒关注，进而得到及时拯救？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有多种，除了中央相关部门本身重视不够、信息协调不力外，
灾情发生地发出的信息很少，信息政策的掌握发生偏差、发出信息的侧重点不对头等等，也是重要原因。
关于这次台风暴雨，浙江省相关部门下达的宣传口径是：“要突出报道宁波、嘉兴等受灾严重地区的抗灾情况，充分报道党委政府抗灾救灾保民生的各项部署举措成效，充分报道干部群众和军警官兵奋力抗灾，社会各界共施援手的感人事迹和精神风貌。同时媒体要注意从有利于有序有效救灾，稳定社会人心的角度组织报道和舆论引导，不要倡导普通群众自发前往灾区救灾。”显然，习近平关于8.19讲话的精神没有得到落实，还在贯彻“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才是新闻；群众抗灾不是新闻，领导下指示才是新闻；灾害信息不重要，好人好事宣传才重要”的官本位“救灾”思路。这种思路中没有把人民的生命和冷暖放在第一位，而把政绩、宣传当作了追求的目的本身。
持续的大暴雨不同于地震，地震发生在瞬间，随后的救灾可以在较快地组织起来，这时无组织的群众救援可能会出现混乱；而台风造成的持续多天的暴雨灾害则不同，它每时每刻都在不断造成新的险情，这时最重要是灾情信息和信息的畅通，不及时报道灾情意味着更大的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这样的危急情形下，上级的宣传通知不强调信息的及时发布，却要求突出表现领导的部署举措成效、感人事迹的报道，还要求传媒劝导群众不要自发救灾。这种宣传部门的官僚思维与讲了多年的“科学发展观”实在不搭界。
洪水导致停电，停电导致通讯中断，连110都打不通，信息不通和道路不通，导致断粮、断饮用水，超市食品被抢购一空。在大部分地区被大水淹没的情形下，虽然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努力组织了救援，但车开不出，人进不去，救援的成效是有限的。宁波余姚地区的人民在没有得到救援的情况下，开动民间智慧，竹排、橡皮筏、洗衣盆、车轮胎、泡沫板等等一齐上，自制各式的水上载体出行。一家饭店老板为路人免费送出上万份盒饭。一位来自慈溪的海归徐先生，驾驶着他个人的价值500万的重型卡车（Peterbilt 389）从10月8日下午2点到9日凌晨5点，与他的越野救助队员们开着这辆“擎天柱”在大水中艰难穿行，十多个小时中将100多名被困灾民转移到安全地点。这些传媒做了报道，是应该肯定的一面。
二、抓谣言的“寒蝉效应”阻碍了灾害信息的正常传播
浙江的救灾由于持续暴雨难以展开，救灾的事情没做多少，倒是在抓谣言方面功绩显著。央视新闻10月8日下午就报道称，余姚市受灾严重的陆埠镇洪水基本消退。当然，这个信息来自浙江的报道。接着余姚市新闻办在10月9日宣布，张某某（女）、唐某某（女）
在网上散布陆埠水库倒塌，造成40多人死亡等不实信息，分别行政拘留5天和3天。省里相关部门的微博对此加以赞扬：“在全省党员群众众志成城，合力救灾之之际，造谣者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对网络造谣传谣者，该出手时就出手，决不手软。”如果水灌进了微博作者的家，看他还会这样说话吗？官僚啊。
在断电、断路和电话、手机不通的情况下，要求灾害信息完全真实，是不可能的。广州一家报纸就此评价道：“多难兴邦”的前提是，政府完善应急机制，提升社会自组织救援能力。可今日水漫余姚，超市食品被抢购一空，当地政府却还在抓造谣者，导致很多网友担忧转谣500被抓，灾情因此传不出去。此时亟望当地政府克服的是维稳心态与信息洁癖。北京一家报纸写道：很多网民都说，现在不敢转发灾情或求援信息，唯恐惹祸上身。网络已是救灾重要通道，要规范，但千万别给堵上。
北京大学教授吴必虎在新浪微博上质问道：“台风带来暴雨，造成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大水，城市防洪排水功能难以抗对，严重损失。但不知何故各种媒介多见黄金周和好声音，而对被淹浙省却不见公私媒体关注？”网友@张醒生说：这次浙江雨灾，很多消息由于官媒没报，大家在网上也不敢转了，怕被当大谣捉起来!
连央视都说没事了，全国人民谁还会关注浙江余姚的水灾呢？
三、宁波电视台采访车被围堵，缘自传播的信息不是灾民的感受
基于上面已经发生的宣传指导思想的偏差和抓谣言造成的寒蝉效应，10月11日晚间，宁波电视台《看看看》栏目组的采访车开到了余姚较高的地段进行现场直播。播报员称：“一些道路积水已退去，有些路段是趟着水进去的。今天和昨天不同的是，一是通讯在慢慢畅通，另外市民和车辆在慢慢开始有序的正常生活，一些市民家里也开始通电。”
对此，很多灾民不满电视台记者在市中心报道余姚市洪水已退，认为是掩盖政府救灾不力，并要求记者前往受灾严重的地区采访。当局迅速出动12辆武装特警车，保护记者和采访车撤离。这一举动激起灾民的愤怒，因为自发生水灾以来五天内不见警车救援，也没有看到政府的救灾车辆，而在采访车遭围攻后，当局却能够迅速出动这么多的武装特警车，于是爆发冲突。
宁波电视台所讲述的确实是他们看到的眼下的情形，但是多数地区没有退水不是更应该叙说吗？关键在于记者遵循着上级的宣传口径报道，要宣传“部署举措成效”，结果他们成了灾民泄愤的对象。
此事之后，10月15日上万市民聚集到余姚市政府广场前示威抗议，把市政府门前“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二字被拆了下来，余姚市紧急调集2000名特警维持秩序。这次较
大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引发外媒的关注。难道这只是别有用心人的挑动？宣传部门和传媒应该怎样总结教训？
四、机械理解“正面宣传”，唯上不顾下
10月11日晚发生在余姚的群体性事件起因很简单，因为电视台记者没有报道他们居住的地方还被水泡着，没通电。当晚宁波市电视台记者所说，确实是他们看到的，问题在于当时余姚多数地区水并没有退，多数地区没有通电，你却强调你所在的地方水正在退，部分地区通电了，有多大的意义？这仅仅是为了满足上面“正面宣传”的通知精神。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习近平提出的宣传方针，就在他提出这一方针之后，他紧接着就指出：“光是做做样子、满足于完成任务很容易，但要真正产生影响、受到欢迎，难度是很大的，不下一番功夫肯定不行。要改进形势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主题宣传等，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这回宁波电视台的报道，不但没有产生共鸣，反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缘由便在于宣传工作层层在做样子，满足于完成任务，不考虑群众是否爱听爱看。
余姚被淹起于自然灾害并造成了巨大损失，一大堆问题摆在眼前亟待解决，这就决定了媒体报道的新闻事实，要多反映困难，灾情进展、群众生活必须品的供给、人员是否平安等信息，急群众之急，苦群众所苦。及时准确报道灾情，就能取得正面效果。相反，放着灾情不报却粉饰太平，片面报道甚至歪曲事实，即使内容全是“正面”信息，取得的也只会是负面效果。
10月11日晚，余姚的群众所以聚集在路口观看直播，很大程度上是在等待借由新闻媒体把灾情传播出去，以待救援。余姚自7日来连降暴雨，七成被淹，救灾物资无法运送和发放，有的市民一连两天没有食物和水，有待产孕妇三天没吃饭，有人第五天才领到一罐八宝粥，很多人只能盖着报纸在临时场所避难，此时灾民的心情是焦虑和无助的，让更多的人知道受灾严重性才有助于稳定人心和解决问题。但是盼来的记者却不顾灾民感受，没有表达灾民诉求，呼吁社会救助，反而粉饰太平。据新华网报道，直到17日余姚市中心城区151个受淹小区的积水才基本消除。宁波电视台记者直播之时，余姚仍然70%城区被淹，道路瘫痪，停水停电，无通讯信号，无足够食品，就算不再降雨，洪水也需要2-3天才能退去，但这些情形电视台却不去叙说，这就难怪群众围堵采访车了。
宁波电视台的这番话给外界造成余姚已经开始灾后修复的假象，中央和地方媒体以及门户网站接着转载和报道，真实的灾情反而得不到传播了。难怪有民众在事后对新加
坡《联合早报》的记者表示，“四川雅安地震时全国媒体倾力报道，而余姚水灾后的消息却如同城里排不出去的水被掩埋”，群众失望之情不言而喻。同一新闻，反而境外传媒的报道比内地客观。香港某报10月14日报道：“积水至上周六（12日）仍未退却，大部份地区民居停水停电，至上周六，部份地区始渐渐恢复供电。”新闻表明，灾情有所缓解但并未解除，救助仍是重要工作。如果11日的内地传媒这样报道，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五、灾情报道要从群众的需要和感受出发
除了俯视的报道视角外，站在什么立场报道也是这次报道失误的方面。灾害报道的核心应该是受灾的人民，很多国家的传媒报道灾害，不约而同是这个思路。2011年3月，日本发生地震海啸加核泄漏，我国很多传媒赶赴日本采访，感受到了与我国不同的灾害报道思路。日本媒体有规范化的灾害报道手册，特别注重灾情报道、生活情报和平安情报的传播。媒体在相关灾情通报后会紧接着进行“行动指示情报”，有关食物、水等紧急生活用品和避难场所的供应情报；另外，媒体还不停播放家人是否平安的情报。总之，报道以灾民为中心。
而我国的灾害报道一般以领导人和政府，而不是灾民为报道中心，重点报道政府如何开展救助等，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不仅这件事情，其他灾害性事件的报道，也都是这个思路。例如2013年6月厦门一公交车起火发生群众重大伤亡，报纸的主标题是中央主要领导人批示，副标题第一行是中央副总理级领导批示，第二行是福建省级领导如何关注，第三行是厦门市级领导如何关注，第四行告知“有关情况正在深入调查”。死了几十个人这一最重要的事实，都没有出现在标题中！这真是灾害报道官本位做到极致的“典范”。
2013年6月8日《厦门日报》头版头条
从百度“新闻”引擎输入“余姚”，时间限定为10月7日至10月18日，共33，000篇，都是关于余姚水灾的相关报道，数量不可谓不多。但随机抽取新闻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这些报道基本见事不见人、见领导不见灾民，缺少真实可感的灾民形象。我们常说为群众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灾害报道中的“群众”却只是一些数据和抽象的概念，这样的报道把“群众”、“百姓”、“大爱”停留在字面上，不仅拉大了群众和党政机关的距离，也把一场苦难降格为一个冷冰冰的事件——我们在高处观看水灾，而不是与灾民一道切身感受水灾。
习近平把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宣传姿态总结为以下几种表现：“有的居高临下，空洞说教，……有的存在模式化、套路化现象，……有的形式上轰轰烈烈、豪华艳丽，实效性不强。”这次水灾报道中的相当多的新闻，看起来充满了关注百姓、充满“大爱”，但基本是套话编织的，正是否犯习近平所批评的这些毛病。
这样的灾情报道不仅无助于安抚受困群众，连基本的新闻价值判断都无从体现。即使有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灾情报道，在写作角度选择上也带有典型的宣传姿态。如《宁波防汛防旱指挥部向余姚调运物资首批已运抵》的新闻。文中提到“第一批物资已运抵余姚灾区，第二批物资已准备就绪，即将启运”，并表示足够10天之需。但是却没有任何相关物资发放地点、形式、结果等的报道。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没有报道，充斥版面的只是官员和政府部门的工作汇报。这样的居高临下，传播效果可想而知。
在救灾不力的原因方面，传媒只从当地领导人角度强调天灾难以避免，而民众认为政府难辞其咎。我们随便查阅微博、网站跟贴等当地民众发声渠道就会发现，大部分民众基本将此次事件定位为人祸，指责政府预警滞后、救援不力，更指政府错误泄洪加剧城区内涝。境外传媒对此的报道比较平衡，例如13日某报的新闻标题是《民怨救灾不力官称天灾难防》。
台风菲特还没有登陆时，中央气象台就做过几次预报，都将级别定为台风红色预警（最高级别）。《人民日报》也从10月5日到7日，连续对菲特登陆以及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报道，版面是04版要闻版甚至是头版。但是当地市民10月8日才接到政府发出的预警短信，那时家中已经被淹了，民众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陷入洪水包围中。以10月8日余姚市政府发布告全体市民书为分界点，8日之前市政府还没有投入救灾工作中，市民必须自救；8日之后，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市民仍然必须自救。
一条关于余姚的微博
9月月末同样遭受强台风侵扰的广东汕尾，由于处置得当，就不像余姚此次被动狼狈。
媒体对灾情中表扬了一些好人好事，具有正面鼓舞价值，应该报道。但事实还包括另外一部分，如救灾迟缓没有效率，物价哄抬，外地人和本市人矛盾，垃圾污染，伤情得不到救治等等也是事实，却不见报道。从报道总体来看，地方传媒更倾向于报道前者，而后者则因违背省宣口径被当作负面消息过滤掉了，网友只能通过微博或网站跟贴的方式传递信息，经常是网站报道一则正面消息，网友在后面跟贴表达反对意见或描述与报道相反的自我见闻。对此，我们的传媒不该深思吗？这不涉及意识形态的纷争，而是大家都在面对自然灾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