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五十周年
西南联大的传奇故事
自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教育史掀开了惊心动魄的一页。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撤出的一千六百多名师生经过千里跋涉到达长沙，在拼凑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继续他们的学业；可仅仅三个月，眼看长沙不保，一大批知名教授、学者又克服无数困难，带领学生辗转来到昆明。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他们咬紧牙关，养育人才，创造了伟大的奇迹。《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一书向人们展现了这段非凡的史实，读来令人感动不已。 闻一多步行入滇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
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 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 初春阴雨绵绵，二百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桃林间飘忽。学生们不由问道："闻先生，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记》，是不是就是这里？"闻一多莞尔一笑："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不一定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不过，在陶渊明时代，这里已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在这二百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
西南联大校歌及注释
满江红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简注： 1、五朝宫阙……指北京。辽、金、元、明、清5个朝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辽代称上京，金代称中都，明、清两代都称北京，宫阙，古代帝王居住的宫殿。(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见宫阙甚壮，怒。”阙，宫门两边的望楼。 2、衡山湘水……衡山即南岳(今衡阳)，湘水指长沙，都是长沙的临时大学所在之地。 3、绝徼……绝，远；徼(音叫)，边界，边陲。绝徼指遥远的边疆云南。 4、桢干(或干桢)……桢(音真)，坚硬的木头；干(音赣)，树干。桢干，古时筑墙所用的木板和立柱，喻具有真才实学，能胜重任的人才，比栋梁更优。 5、九州……《尚书、禹贡》称冀、兖、青、徐、扬、荆、豫、粱、
雍为九州。这里的九州泛指中国。 6、黎元……黎，众多的；元，人类；黎元即黎民百姓。 7、尽笳吹，弦诵……尽(音紧)，纵然，尽管；笳，即胡笳，古代塞北和西域流行的管乐器，笳吹，泛指音乐活动或文化生活；弦诵，古代学校里用弦乐器和歌唱配合学生朗诵诗词，泛指学校的教学活动。 8、山城……当时系指昆明。解放后才称昆明为“春城”，称重庆为“山城”。 9、情弥切……弥，更加；指联大师生虽然生活在环境安定的昆明，但报国之情更加迫切。 10、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便，即使。成，古时称方十里之地为一成。三户，犹言只有几户人家。此句的意思是：即使战斗到只剩几里土地，几户人家，我们打败日寇的雄心壮志仍不折服动摇。 11、多难殷忧新国运……殷，深切的、深情的；殷忧，即深忧。新，更新(动词)。此句含义是：祖国灾难无穷，忧患深重，我们一定要更新祖国的命运。 12、动心忍性希前哲……动，打动，激励，振奋；动心，激发理想，振奋精神。忍，克制；忍性，行事时能控制情绪，不任性，喻目标坚定。动心忍性，精神振奋而行事坚定。希，通睎，仰慕，崇敬；哲，志士仁人，才能识见超常之人。此句含义是：值此国家危亡，人民多难之秋，必须振奋精神，坚定方向；学习前辈志士仁人，踏着他们的足迹，跟敌人斗争到底。
西南联大的意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陈平原 题目:第141讲《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的意义》 嘉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陈平原 时间：12月15日(星期六)上午9:00-11:30 地点：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现场实录 陈平原：谢谢主持人跟在座各位朋友，今天我讨论一个题目是西南联大的意义，70年前，就是1937年11月1号，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撤退到长沙，三校旧生1月18日开始报到，三校学生报到人数是1120人，第二年因为战局的发展，兵分三路，撤退到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7月3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当时国立、省立有108所，职员4200人，学生4万多，到抗战胜利的时候，这些高等学校是141所，教员一万多人，学生八万多人，大学生没有减少，还在发展，这个是那时候高等教育的情况。不管怎么说，那个年代没有因为战争而把中国大学摧毁，反而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给日后中国的建设发展留下了很好的基础。 1941年10月25号，解放日报有抗战以后学校集中的区域，大部分东南沿海大学到西部去了，包括遗憾、四川、东北、中央大学等等，这些学校撤退到了成都，在重庆学生有7千人，有女子师范学院等等，在昆明学生有4500人，在贵阳学生大概有七千人，在西北有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等等，还有在两广，没有被侵占的地方，有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等等，在江西有湖南大学师范学院，就是钱钟书先生的父亲就是在那个师范学院，除此以外，在上海还有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因为这个时候是1941年10月份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所以在租界还可以办学，这些学校以后都撤掉了。 到了80年代、90年代我们重新整理发现，当时是西南几个省，云贵川几个省统计，发现从东南大学迁到云贵川的大学有56所，中间还有一些没有列在里面，比如1941年从西南重新迁回去，有的是还没有迁多，但是即便如此，还有几所大学，山东医学专科学校，还有国立音乐学院等等，这些大学没有被列入。最近十年，学术界开始关注，抗战中大学内迁的研究，讨论他们如果历经千辛万苦从东南迁到西南或者是西北重新办学，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协助了西部地区思想、经济、文化的发展。 这在人类的教育史上是一个奇迹，至今没有找到一个国家，有这样的状态，因为战争绝大部分的大学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且坚持下来，最后能够坚持，众多学校之间唯一能够比的是前苏联，我们看苏联的教育史家如何谈那一段历史。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卫国战争形势，不能不影响到国民教育和苏维埃学校活动，成千成万高年级学生，老师和大学生，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离校参加了民兵、红军和游击队，为了抢救高等学校的物质、文化财富，高等学校和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把34所高等学校的教学实验设备、图书馆珍贵陈列品，撤退到国家的后方。斯大林格勒消灭法西斯后第八天，一批教授又到这个被彻底破坏的城市，莫斯科大学有数百名教师和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保卫祖国的斗争。1941年6月22号打仗，到了10月份，眼看着莫斯科很可能保不住，当时的中央命令把莫斯科大学迁走，迁到土库曼斯坦北部，两个月时间重新复课，第二年战争进一步推进，土库曼也保不住，又迁了一次。不过随着苏联红军战略转移，莫斯科大学又重新迁回莫斯科。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其实不到一年半，他们也有大学的内迁，但是因为时间不长。 中国人对学问的重视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大学教授牺牲，但是没有让大学教授上前线当兵，换句话说当时的国民政府意识到战争的长期性，而且坚信最后中国人能够打赢，让大学生留在校园里面，让大学教授继续他们的研究，战争中大学教师、学生的牺牲的比例比起其他的国家要小得多。
重庆的南开
重庆的“南开” 作者：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 2016-08-29 09:11:57来源：往事 ?标签 ?重庆 ?南开中学 图左为张伯苓（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去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去了重庆。由于重庆到澳门的航班是隔日飞的，我也有了一点走一走的时间。朋友带我去看看重庆的“南开中学”。 算是我孤陋寡闻，以前还真不知道重庆也有一个“南开”。著名的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都在天津，难道在重庆还有一个比山寨更大一点的“山城版”？ 重庆的南开中学位于沙坪坝，1936年由天津南开掌门人张伯苓设立，并自兼校长。最初的名称是“南渝中学”，即南开与重庆的合名。张伯苓之所以要跑到重庆设校，是因为当时的华北局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没有停止其侵华的脚步。1933年，日军攻占热河，继攻长城各口，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后不
支，被迫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华北由此已处于险境，天津由此已成为前线，日本在天津也有驻军，一旦形势有变，天津南开各校将有可能不保。 这一步先着，张伯苓还真下对了。 重庆的南渝中学开学还不到一年，“七七事变”爆发了。七月二十八至三十日，天津南开各校遭到了日军的野蛮轰炸，建筑几乎全部被毁，校园成了一片焦土。天津南开各校开始其流亡生活。张伯苓逃了出来，住到重庆的南渝。南京的报纸上也刊出广告，宣布有条件离开天津的南开男、女中学生，可以到重庆去继续学业。“南渝中学”随后亦改名“南开中学”，以示其生命之延续。 今天的重庆，修了许多沿江、跨山的高架路，不到一小时的车程，便从曾家岩到了沙坪坝。南开中学的大门，应当是新修的，与重庆一中相对面，入门即见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南开各校共同的校训。重庆南开的校歌，也沿用了天津南开的校歌：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汲汲骎骎，月异日新，发煌我前途无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纯，以铸以陶，文质彬彬 大江之滨，嘉陵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 只是在后面一段咏唱时，宣示其新生命的地点，位于长江与嘉陵江的边上。今天的沙坪坝，商业繁荣，人口密集，与市中心无异；而在当年，却属于重庆的远郊区，进城的交通很不方便。南开中学的老师与学生只能都住校，吃饭也都在食堂，成了全宿制的学校。师生之间，交流很多。 1937年底，重庆被定为战时陪都，一下子发展起来。教育的需求量很大，重庆南开中学在校学生1938年秋达到1472人（至1945年秋达1900人）。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规模。战前天津的南开各校（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学生加起来约三千人。学校的各种建筑不断修建起来，我们在校区内漫步，可以感到当年规划者的心思，房屋建在靠山一边，中间的洼地是规模极大的操场。学校后来遭到日军飞机的多次轰炸，因地形与设计的安排，损失较小。学校也在山上建了据说能藏两千人的防空洞。现在的校园里，老的建筑不多，但留存下来的，我觉得都有保护的意义。 张伯苓真是个大教育家，出手果然不凡，一下子就办出个名校。重庆南开中学很早就建有科学馆，旧楼似已不存。我在现在的科学馆中，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幅照片，都是院士，约有三十多位。我看着各位的介绍，大多是陪都时期的学生：马杏垣、钱宁、朱光亚、郭可信、楼南泉、邹承鲁、何曼德、周光召、杨士莪……有熟悉的，也有不熟悉的。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是了不起的，除了理工科外，文科的学子有吴敬琏、茅于轼、汤一介、张岂之、郑必坚等等，在政界有邹家华、阎明复等等，在企业界还有一个张忠谋。一所新学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竟培养出了这么多的人才。我离开科学馆时，想到的是“允公允能”的校训，却迎面看到橱窗中的展示，标明最近几年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生的高考分数…… 陪都时期，国难时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文明不可绝，教育尤不可偏废。最有远见的教育家、政治家为这个国家保存读书的种子，留待日后的复兴。南开大学在流亡过程中，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在这么差的条件下，从1938-1946年，九届才毕业了3343名学生（最少的两届只有二百余人），数量不多，差不多快到了“楚虽三户”境
西南联大的壁报风采
周勇兵：西南联大的壁报风采 ——以群社《群声》壁报和南针社《南针》壁报为例 点评：选题新颖，研究深入，考订精细，论述周详。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清华、北大及南开南迁至长沙成立长沙临时联合大学，于1937年10月25日开学，共设文、理、工、法商等四院十七系，其中理、法商、工三学院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文学院在南岳圣经学校上课。至1938年初，南京、武汉先后沦陷，长沙成为后防重镇，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校；5月4日，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开学；同时于蒙自开设分校，文学院与法商学院在此上课。1939年夏，新校舍落成，理、文、法商三学院迁入。 西南联大的新校舍，在一进大门的右边，有两排长长的墙壁，墙壁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壁报，师生在校内发表学术观点、从事文学创作、宣传抗战时事、针砭时弊，都只有依靠壁报这种媒体，所以这两排墙壁被称为“民主墙”。① 一、西南联大壁报概述 西南联大的壁报，开始于1938年秋季工学院的《引擎》和《熔炉》，1939年文学院与法商学院搬到昆明后，壁报就开始大大发展起来。校内各种社团的建立极大的促进了壁报的发展，它们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出版物，比如说壁报、报纸、杂志等，因为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办杂志、报纸的话纸张太贵，所以社团的刊物以不花钱的壁报最为普及。壁报是用毛笔誊写在纸的，加以美工排版后，张贴在校内的墙壁上；多以“社团”名之（如《冬青》是冬青社的壁报、《文艺》是文艺社的壁报），有少数则以“壁报”名之，称“XX壁报（社）”。②西南联大有着深厚的民主氛围，对学生的言论和政治思想一向是不干预的，因此对壁报管理也非常宽松。只要在教师中找一位导师，有负责人在学校登记注册，就可以出壁报。联大壁报“以同学间的互相观摩作学术上之研究及练习负责发言为原则”，因此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壁报撰稿人必须在其上写明自己的名字，而且不可以用笔名。③ 联大的壁报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文法学院迁往昆明新校址至“皖南事变”发生后，民主思潮在校内大受欢迎，这是壁报活动的发展期，并最终以“皖南事变”中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进入高潮；第二个时期是“皖南事变”结束后至1943年秋，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西南联大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④联大的团体活动、壁报活动、民主讨论基本停滞；①第三个时 ①李洪涛：《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第248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②李光荣：《西南联大早期的文学社团》，新文学史料，2005年03期 ③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编委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学生卷》第628页“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 ④“那正是‘皖南事变’后的低潮时期，校内一片冷冷清清，荒凉寂寞，死气沉沉。一进新校舍的校门，两旁布告墙上（即后来的民主墙），一张壁报也没有。只见歪歪斜斜、横七竖八地贴了一些小纸条，原来是同学们的招贴、启事、广告之类，多是出让、征购书籍和变卖东西的，五花八门，使人看了眼花缭乱。”选自程法伋：“联大后期学生自治会理事会的活动”，《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第44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趣事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武汉、南京、上海相继失守，平津告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的师生们在战火中辗转迁徙，最后来到云南昆明黄土坡的大普吉村，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称“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三校师生分批返回平津，恢复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三校。在前后8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师生与云南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友情。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些享誉海内外的教授们身上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颇耐人寻味。 校长夫人卖米糕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家的生活随着时局的动荡而愈发艰苦。当时，梅校长家有五个子女：梅祖彬、梅祖杉、梅祖彤、梅祖彦、梅祖芬，孩子们都在求学读书。梅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当时没有工作，全家都靠梅贻琦微薄的薪金来勉强糊口。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让丈夫一心科研和教育事业，韩咏华与赵瑞云及袁复礼的夫人、潘光旦的夫人合作，“研制”出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她们别出心裁，把这种米糕取名为“定胜糕”，取抗战一定胜利之意，并用红糖浆在米糕表面写上“定胜糕”的标签。起初，她们把米糕批发给昆明“冠生园”糕点铺寄卖，可这种“二道手”的生意利润不大。为了多赚些钱，夫人们分头行动，背着背篓，手提篮子直接在街上叫卖。有一次，一个身穿旗袍、手提精致小包的贵妇人前来买米糕。当她得知韩咏华就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时，十分敬佩地说：“清华大学校长夫人卖米糕，真是了不起啊！今后，我要邀约更多的姐妹来买‘定胜糕’让抗战早日胜利。”打那以后，教授夫人们的生意还真红火了起来。 (在当时的情况下，夫人人积极的生活态度，不被困难所压倒让人钦佩) “特殊屏障”隔不开患难真情 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一家安在黄土坡上的一处简陋的房屋中，可是即便这样的陋室还是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而倒塌，所幸一家人当时外出，躲过了一劫。失去了住的地方，华罗庚一家只好在野外当“山大王”。闻一多得知后，热情地邀请华罗庚一家到自己家中共居。当时，闻一多租住的屋房是昆明地区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谓“一颗印”就是当时昆明人形容一般平民百姓的住房像印章那样狭小的代名词。这套住房两层楼，楼下为炊房，堆放杂物，楼上住人。华家搬来后，闻一多腾出稍大一点的一间给华罗庚。由于中间没隔墙，生活上总有些不方便。闻一多只好挂几条花花绿绿的床单隔开。华罗庚幽默地对闻一多说：“闻兄，你在室内挂屏风，我们两家人好似住进宾馆了。”一席话，逗得两家人围在一起捧腹大笑。后来，华罗庚回到北京，当他得知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遭特务暗杀的消息后，悲伤地翻出当年的照片，痛哭不已。 教授当街卖画 1941年2月的一天夜晚，龙院村惠家大院的一间破旧小屋里传出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物理学教授赵九章的二女儿诞生了。小女孩的降临为小屋平添了许多欢笑，也给这狭窄的陋室增添了杂乱。仅十来平方的小屋既是一家四口的居室，也是赵教授的书房。室外破旧的门柱上贴着赵教授亲笔书写的一副楹联：上联是“宁静致远”，下联是“淡泊明志”。生孩子原本是人世间一件大喜事，可赵教授却整天愁眉苦脸说啥也高兴不起来。战乱时期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天真活泼的孩子们衣衫破烂，生活上更是营养不良。赵教授看着孩子们日日受苦，心里很难过，最终他含泪卖掉了一幅家传珍宝——赵子长临摹的山水画。据说，赵子长是明永乐年间进士，曾任山西太原巡抚。有一次，他去五台山巡游，画下了这幅蓝天白云、白塔、汾河山水美景图，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全国解放后，赵教授曾为卖掉这幅祖传真迹而捶胸顿足：“我对不起祖先，我是罪人，罪人啊！” 教授黑夜遭劫
西南联大行思录读后感
2018.7.7 今天在来南就的高铁上，读了几十页《西南联大行思录》，这本书虽早已入手，但因期末考试，一直没看。今天终于可以看了。虽仅读了20多页，但已经数次看得热泪盈眶，那一代人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他们，中华民族方显伟大与厚重。 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曾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大哲学系主任。 季羡林是清华学子，是清华教授陈寅恪的弟子。陈寅恪的父亲是陈三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陈三立拒绝吃饭，拒绝吃药，谁劝也不行，后来就是这样饿死的。陈三立的父亲陈宝箴，是湖南巡抚（相当于省长。不过，比现在的省长官职大一点，除了要抓经济和人们生活，还能掌握一些部队）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陈宝箴在北京城里。在酒楼上，别人请客。他看到西边，圆明园一带大火弥天，当即痛哭流涕。 季羡林谈了当年帮陈寅恪卖书的事。因为一家人无钱取暖越冬，陈寅恪打算将书卖给学校；一是自己可以继续用，一是将来可望赎回，无论怎样，书不致流失。季羡林受老师托付去找胡适校长，胡适立即派车，让季羡林送去大洋，并把那些书拉到了图书馆。他留下了话，陈先生随时可以赎书。当年的大学，是学者的一个后盾，一个可以求助解困、可以从长记议、缓和窘境的信赖。 南开大学，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创办于1919年五四运动后，张伯苓和严修为创办人。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数学家陈省身都出身
南开，曾为张伯苓的学生。张伯苓的儿子叫张锡祜，张锡祜参加空军，与日军作战，血染长空殉国。 西南联大校歌有一句难懂的歌词“绝檄移载桢干质”，这就是“南迁”的本质：把这些对国家有大用的良材世木移载到偏僻的地方去，免受战争摧残。 知识分子不仅仅意味着拥有知识，而且也应该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 在文学中，就像在所有东西中一样，才干与责任同在。 回来后，终于看完了整本书，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该看看这本书。
往古者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今天是过去的延伸，也是未来的起点。无实力无以言尊严，不变革无以图自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来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变革，已经使中国和中国人具有了崭新的面貌，并将在开拓和创新中成为真正的巨人。 清华校长梅贻琦曾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满江红·西南联大校歌 词：罗庸曲：张清常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西南联大校歌的词作者罗庸，字膺中，1900年生于江苏江都，1917年入北大文科国学门，毕业后入研究院。1926年在教育部任职，兼任北大讲师。1927年初赴日本，在东京大学讲学。当年秋，应鲁迅之邀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31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32年起，回北大任教，在国文系讲授《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课程。来联大后，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等课程，后曾代理中文系主任。曲作者张清常是贵州安顺人，1915年生，1934年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1937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他本是搞语言学的，但又酷爱音乐，曾参加指导过许多音乐活动。1938年任浙江大学讲师时，曾为马一浮作词的浙江大学校歌谱曲。1940年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讲师，1942年任副教授。到联大后，他组织和指挥了多次大型歌咏会和演奏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西迁昆明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5月开学。1938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呈报校歌校训的训令称：“音乐一科，为陶冶青年儿童身心之主要科目，自古列为六艺之一。现在各级学校教授音乐，取材虽未尽趋一致，但多自编校歌，以代表各该校之特点，而于新生入学之始，则教之歌咏，以启发爱校之心，影响至为重大。兹为考察起见，各级学校应将所编校歌，呈送本部，以备查核。”10月6日，西南联大第89次常委会决定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冯友兰为主席，并立即进行征集工作。11月
《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简释
《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简释 常竑恩译作 编者按：今年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建院60周年。12月1日，是联大师院即今云南师大校庆日，届时，附中校友合唱团将与师大“师之声”合唱团同台演唱《西南联大校歌》。为此，我们特向广大校友介绍何予先生新编的联大坟歌合唱曲谱(见第二版)，并发表刘琨校友根据常竑恩老师1992年6月28日在附中校友合唱团的演讲整理的《〈西南联大坟歌〉歌词简释》及陈天权校友编写的《关于〈西南联大校歌〉的史料》。 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在昆明正式上课，8月6日便成立了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诸名师为委员进行创作。最后由罗庸教授完成校歌歌词，由联大中文系张清常教授谱曲(张先生亦是联大附中校歌的曲作者和联大附小校歌的词曲作者)。1939年7月11日，《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正式公布，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它记录了西南联大从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的奋斗历程，歌词悲壮激昂，曲谱悠扬曲折，师生传唱，催人奋进。 一、校歌产生的历史背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衅燃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当时，我是北大二年级学生；正与几位同学在京郊活动，就听到这罪恶的枪声，有位同学的腿上还中了日本强盗的子弹。至此，华北沦亡已为期不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奉命南迁长沙，合组新校，取名“长沙临时大学”，分理、工、文、法商4个学院，于11月1日分别在长沙和南岳(今衡阳)上课。年底，南京、上海相继失陷，武汉岌岌可危，长沙动荡。1938
年2月20日，经教育部批准，三校师生千余人又告别长沙，奔赴云南继续办学，这便是歌词所云：“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于质”：…”其中，有几百名体魄较好，思想坚定的师生是徒步长征的(其间也搭乘过便车)，他们终于在4月20日胜利进入昆明，学校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祖国的这批栋梁之材(桢干)于5月4日在遥远的边疆(绝徽)昆明(理工学院)和蒙自(文法学院)开始上课了。(一个学期后，蒙自文法学院也迁昆明)。三个月后，8月4日，联大决定增设师范学院，其1938年度第一学期于12月1日开始上课，这便是今天云南师大的前身。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宜告结束，北大、南开、清华三校复员北返。西南联大在昆8年半，岁月虽短，却为祖国育出成千上万的优秀革命干部和专家学者。在8年抗战中，西南联大一直是祖国大后方的学术重心和民主堡垒，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现在，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在探讨形成这段历史的原因。我认为，其原因有三条：第一，中共地下组织的正确领导；第二，师生艰苦奋斗矢志救国的精神；第三，云南省主席龙云先生的开明与支持。 联大3000多师生坚持“刚毅坚卓”的校训，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始终发愤工作与学习，矢志报国，人贫志坚，战胜困难险阻，取得了优良的成绩。 龙云先生是当时省级官员中较开明和有见识的一位，联大在8年中创造的奇迹，应有他的一分功劳。我清楚地记得，联大每次集会游行，他从未阻止过，有时还设法加以保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孔祥熙垄断香港民航飞机，抢运其家眷甚至洋狗，而丢下许多政府要员和知名人士不顾，联大学生于1942年1月6日发动了“讨孔示威大游行”，由联大出发，经过
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及启示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及启示 研究生姓名：王劝 学科、专业：高等教育学 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原理 导师姓名、职称：庞守兴教授 开题时间：2010.3
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及启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目前我国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它强调从上到下的集权化管理。纵观国内高校校长本身就是教授，一些管理部门的领导也都是教授，似乎教授治校早已实现。但是教授们被安排到行政位置上，他们会担任更多的行政职务,在决策和管理时,大都从管理的视角、用科层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学术事务,不是学术民主管理。而且由于他们整天忙于行政事务,对学术研究的关注日渐淡化,管理制度的制定可能会无视学术和学科建设的规律，背离大学学术的精神。这必然会削弱很多大学教授的学术权力，使教授们陷于追求学术和适应管理的两难境地。虽然一些高校设有各种学术机构,但多从属于行政部门，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行政人员成了学校管理的主体，过多地介入到学术事务中，排斥、忽视了专家学者对学术事务的决策。这种现象导致大学学术权力的弱化，学术人员地位不高，教授及学术组织的作用不突出等问题。这不仅影响学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学术风气的提高，而且制约高校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行。 今年两会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明确，大学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围绕这一议题，关于“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种呼声背后反映的正是大学管理中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化倾向。针对这一问题，探索教授治校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教授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是我国高校解决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理性之策。 “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传统的管理理念。它形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伴随着西方大学近千年的发展演变而流传至今,作为一种大学民主管理的传统理念,教授治校至今仍是现代大学管理努力追求的理想。 我国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于1938年在昆明联合成立的，1938 年4 月—1946 年7 月，历时八年多）就奉行过教授治校，强调学术权力。如校长坚持教授治校的管理理念；建立完备稳定的教授治校体系；坚持教授治校，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等。 作为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认为，“教授与校长相比, 校长固然重要, 但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人, 最重要的是教授。”因此, 梅贻琦在办学举措上注意听取教授们的意见, 采取“吾从众”的方针, 这在思想观念上确立了以教授为代表的教师在联大的主体地位。 在机构设置上, 西南联大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常务委员会, 由原三校校长组成。校一级的民主管理机构主要有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 校务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务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副教授选择代表组成；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常务会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由此, 形成三级管理机构。教授会主要负责审议：教学及研究事项的改进方案；学生导育的方案；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授与；建议于常务委员会及校务会议的事项；常务委员会及校务会议交议的事项。此外,选举参加校务会议的教授、副教授代表,也是教授会的一项重要职能。此外，联大还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 聘请教授和高级职员为委员，由一名教授任主席，以解决各种专门问题。由于上述机构都由教授充任，所以在作出各种决策时，大都能体现教授们的民主意愿。 哪怕是顶住外界的种种压力,依靠教授治校的传统也未动摇过。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时,打着“军政统一”的旗号,曾多次想从校外委派专职的国民党职业政客担任联大的训导主任,以从思想上控制联大,但均被联大以教授治校是三校的一贯传统必须予以尊重为由而婉拒,并任命本校口碑佳、学识好的查良钊教授出任训导主任。 针对当前高校中行政权力过于膨胀的问题，研究借鉴西南联大教授治校的经验，强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介绍 学校简介 结束，西南联大在滇整8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1]。 校风 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 罗庸：满江红·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冯友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
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河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冯友兰：西面联大校歌[勉词] 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西南联大纪念碑和校歌 作者：李钟湘文章来源：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 一九四六年四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准备北上复员，并决定在原址留碑纪念。五月四日，西南联大师生在图书馆举行结业典礼后，到校园后山(今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角)举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式。这块碑由当时著名的大手笔、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刻、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纪念碑碑文1100余字，简明地叙述了抗战及三校离合的经过，阐述了联大可以纪念的四个方面，通篇洋溢着浓厚的爱国热情，高度颂扬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取得的空前伟大的胜利，充分抒发了对“我国家”未来“旷世伟业”满怀信心的壮志豪情，气势宏伟，让人一诵难忘，被称之为“三绝碑”。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全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
论西南联大的治学精神(杨菁菁)
论西南联大的治学精神 电三班 201300121195 杨菁菁 摘要：成立于1938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只存在了短短八年时间，却以培养了包括两名诺贝尔奖得主、八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上百名中科院院士在内的大批科学人才，一跃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段传奇。究其原因，是联大独特而先进的治学精神，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至今仍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西南联大、治学精神、教授治校 正文： 硝烟四起的1937年，为了保存中国的文化脉络，由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这三所著名高校合并而成的战时临时大学，从沦陷了的平津一路南撤，最终落脚云南。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西南联合大学。她在艰苦的9年时间里培养了包括两名诺贝尔奖得主、八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上百名中科院院士在内的大批科学人才，一跃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段传奇。回顾历史，当年汇聚昆明的这批知识分子，是如何以“和而不同”的文化境界，为战时高等教育筚路蓝缕，在异常艰苦的9年时间里培养出了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大批杰出人才的呢？究其原因，是联大独特而先进的治学精神。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正是由于有不朽精神的存在。这些治学精神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硕而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而且至今都能给予我们深
刻的启示。 一．“吾从众”：校长开明、教授治校的精神 校长梅贻琦这样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大师论”的主要观点，他认为，一个大学是不是一个好大学的关键，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至于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凳子的罢了。在他的领导下，联大建立了教授治校、民主决策的制度。凡是学校发展的大政方针、各项重大决策和涉及全校师生员工利益的重大举措，都广泛听取教职工的意见，特别是广大教师意见；并设立“教授会”作为治校机构，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学校的决策，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实施,学生学习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教授治校的 治学方针。 在今天，加强科学民主管理，依然是学校政令“言必信，行必果”的有力保证．有利于学校方针、决策的正确制定，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创造性；也是创建一流大学、提高办学效益、促进学校发展、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保证。 二．“通才教育”：周荣恰治、本末兼修的精神 梅贻琦校长的大学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通才教育。但不是西方“通才教育”的简单移植,而是以中国古代儒学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现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之长,融合而自成体系的。他认为，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通用型人才，大学教育应面对社会现在和将来的需要，培养通才。而至于社会对专才的需求与通才培养的矛盾，则应当归于高级的研究所或专业学校来解决。 "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
国立西南联大三校整合成功原因探析_赵显通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打击。在这种严酷事实的考验面前，中国高等教育人并没有退缩，西南联大的成功建立与整合就是他们挑战恶劣环境的例证。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成功联合，组建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意义非凡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然而北大是洋务派创办的国立大学，清华是赔款兴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南开是不折不扣的私立学校，三校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别，它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整合并在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究竟是什么？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西南联大成功整合原因四个方面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先在湖南长沙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南京失陷，武汉告急，开学仅一学期的长沙临时大学再次西迁云南昆明，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1938年5月正式上课到1946年5月三校复原北归，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八年。在办学设施异常简陋、师生食不果腹的艰苦条件下，西南联大不仅为国家、社会培养、造就出了像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一星研制专家等一代海内外知名学者及大批优秀建国人才，而且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西南联大被中外学者视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①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最为成功的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成功整合的原因历来是教育史和高等教育领域探讨的热点。本文拟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一、爱国主义奠定思想基础 首先，这一点我们从西南联大的校歌中便可窥见一斑。1938年三校迁到昆明之后组成正式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即由专业委员会制定了校歌。校歌名为《满江红》，是罗庸教授于受联大制定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委托而写的，并于1938年10月30日被该委员会开会接受。一曲《满江红》不但阐述了西南联大产生的艰辛历程，而且抒发了联大师生强烈的爱国热情。 其次，三校都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著名的五四运动就是在北大发端的；清华则是“一二·九”爱国运动的首脑机关；南开则因爱国抗日行动引起日军仇视而导致校园遭到轰炸。“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就是三校师生爱国精神的共同写照。面对日寇入侵，共同的爱国精神传统使三校联合在一起，树立了共同的目标：为了保全中华文化，为了抗战建国培养人才而坚持办学。②最后，绝大多数师生是怀着家国之恨离开沦陷区逃到大西南的。他们既同仇敌忾，又对抗战前途充满希望，因而都有高度的觉悟，教师能自觉地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便为国家培养人材：学生能自觉地刻苦读书，以便学好本领为中兴大业贡献力量。 二、校长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西南联大正式成立后，正确恰当地处理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者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意义重大。当时的教育部规定联大常委会实行合议制，并由一名常委具体负责，如担心偏向，可轮流担任。然而如果施行常委轮任制，学校政策就有可能朝令夕改，对学校发展不利。 但在事实上，三位校长却各尽其责、配合默契。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之间坚韧的人事纽带：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学生，蒋梦麟很长时间是南开大学的校长，这在无形中为联合办学提供了便利条件，减少了磨擦，缩短了联办磨合期。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三位校长深受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熏陶。 和合文化成了合作的凝固剂。三位校校长中，张伯苓最长，梅贻琦年纪最轻，蒋梦麟属中档。根据教育部电文规定，常委会为合议制度，由常委一人负执行责，如担心一人偏劳，则每隔两月重推轮任。实际上，走马灯似的重推轮任于学校发展不利。蒋、张两校长采取了较为明智的做法，在重大问题上，三人合议，此外，则由梅一人管理。后来，为使梅放开手脚工作，张长期在重庆，尽力为联大的办学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梅的责任则放在处理学校校务上，这种责任，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点：其一，尽力维护三校的团结合作，即使清华方面“吃点亏”也在所不惜。其二，尽自己所能，使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让左与右、新与旧的观点，在联大都有表现的机会，让三校的优良校风和传统在联大都能得到发扬。他尽力稳定西南联大的教师队伍，并努力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到联大任教使学术观点百花齐放。其三，为联大在云南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凡是云南省政府、国民政府需要帮助时，他都批示事关国计民生，自当鼎力支持。对于不利于学校发展的电文、训令，则设法变通和抵制。 联大最高层领导的通力配合对于学校来说无疑起到了稳定人心、率先示范的作用。正是在联大领导者“内外兼顾”、“分工明确”的领导之下，学校很快度过了艰难的磨合期，教学、科研、行政都步入了正轨。 三、合理的领导体制和科学的行政组织系统为合作提供机制保障 联大实行的是民主管理其民主管理的主要标志和基本原则就是“教授治校”。教师的意见，以及对大学办学目标的共同热情是办好大学唯一有效的保证。西南联大的常务委员、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甚至各处处长、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都由教授担任。 国立西南联大三校整合成功原因探析 英国爱丁堡大学 赵显通 105
西南联大时期的通识教育
西南联大时期的通识教育 （杨荣跃历史学院0810110908） 摘要：西南联大在短短的九年时间内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这与它们推行的通识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本文是从各个方面论述西南联大时期推行同时教育的背景，以及采取的各种方法和特色。 关键词：西南联大通识教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处于前线的北平的大学纷纷内迁。由精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迁往了西南边陲云南。开始了这所大学传奇般的历程，在西南联大短短九年的时间内，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奇迹，取得了非凡的成绩。至今没有任何一所中国的大学超过她，人们也从来没有忘记探索其成功的基因（１）。西南联大成功的原因是各种原因促成的，而在这过程中，在西南联大推行的通识教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极高造诣的大师、学者、专家。其中这些人堪称他们的代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赵九章、朱光亚、郭永怀、陈芳允等……在今天中的大学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从西南联大身上学到更多的精神的东西。 三校共有的传统 中国的大学教育属于舶来品，先学习日本，即德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在一战以后，中国开始学习美国的大学教育模式，美国的大学教育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通识教育。清华、北大、南开最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深受美国大学教育模式的影响。 战前，清华作为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的教育模式基本是学习美国的大学教育模式。而且，清华的许多大学教授都是留美归来的学生，自然特别赞赏美国的教育模式。1932年，梅贻琦在纪念周上宣布：“至于工学各系的政策，我们应当注重基本的知识，训练不可太狭太专，应使学生的基本功能，而可以随机应用；这类人才亦就是最近我国工业界所需要的。”（２） 例如，在1936~1937年度文学院与理学院的所有系的第一年的课程都是：国文、第一年英文、中国通史或西洋通史，逻辑、高等算学、微积分三者选一，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四者选一。只不过在个别系再分布的课程表上有细微的差别。如地质系在第一年课程表上加了一个本系的第一年应该选学地质学；心理系在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二者选一旁加一个“宜选修微积分”；在普通物理、普通化学、普通生物学、普通地质学死者选一旁加一个“宜选修普通生物学”。（３） 北大也具有同样的传统，陈平原再读《民国二十三年（国立北京大学一览）》有感中写到：“当年北大实行的学分制，学生选课有充分的自由。不过，各系均要求多补外系的课······由于担心学生选本系的功课太多，选他系科目太少而导致常识不足，难收触类旁通，彻底解悟之效，哲学系甚至规定学生除选修本系课程及其选修课外，‘亦选习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之一门—这比其他系在本院课程中打转，又前进了一步。”（４）在战前，北京大学文学院把《科学概论》作为大一新生的必修课，该课程涉及到数学、地理、经济、统计学、 （1）杨立德《西南联大的斯芬克斯之谜》（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2）《工学院成立之理由》《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397期1932年3月9日引自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的观照》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 （3）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99~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