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视野下长三角与珠三角“民工荒”问题比较研究

经济法视野下长三角与珠三角“民工荒”问题比较研究摘要：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法律法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民工荒”现象始源于“珠三角”地区，之后逐步蔓延到“长三角”地区。从经济法本体、经济法价值、经济法规范、经济法运行等角度透视劳动力资源流转中的“民工荒”现象，比较分析“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民工荒”现象的不同之处，从经济法的角度探寻“民工荒”的原因，对于破解“民工荒”问题，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促进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经济法视野；长三角；珠三角；民工荒；经济法本体

a comparative study on “labor shortag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pearl river del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law

ｚｈｏｕｄｅ－ｊ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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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市场要素的流转、市场资源的整合、市场责任的追究等方面，经济法律法规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从经济法的视角探究市场各要素，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国“民工荒”现象自２００４年春节前后始源于“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之后逐步发展到“长三角”地区，到了２０１１年甚至开始向中西部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蔓延。“民工荒”现象的产生有多个方面的原因，如政策方面、社会意识方面，也有心理方面的原因。立足于经济法学的研究视角，从经济法本体、经济法价值、经济法规范、经济法运行等角度透视劳动力资源流转中的“民工荒”现象，比较分析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民工荒”现象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对于我国走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困境，解决农民工“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的悖论，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促进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有序运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立足经济法本体剖析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民工荒”

一般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

生的具有社会公共性特征的国家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１］。社会规范的价值和理念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内在精神体现。经济法的价值，涉及到经济法的价值、宗旨、原则等层面的理论，集中地体现着经济法的精神本质［２］。从宏观调控、公共特性、市场主体、调整对象的角度比较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劳动力资源的管理与调控现状，便于对比分析两地产生“民工荒”的原因与影响。

１．１宏观经济调控背景下的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流动

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的崛起，都离不开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无论是研究“民工潮”还是剖析“民工荒”，都离不开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大背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我国率先在珠江三角洲创办经济特区引发了投资热和“民工潮”；后来９０年代初，随着上海浦东的开发和发展，带动了长江三角洲经济的腾飞。可见，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崛起都离不开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思路的指引，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工人力资源的流动。而进入２１世纪以后，我国开始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投入和政策倾斜，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中西部劳动力资源大省安家落户，这样就将原本准备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留在了本地，甚至本省的劳动力还不够，于是出现了“民工荒”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向中西部蔓延的趋势。因此，从宏观角度分析“民工荒”，劳动力资源短缺是我国经济发展布局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宏观经济

调控的直接产物。从这一角度来说，无论珠三角还是长三角的“民工荒”都具有相同的宏观经济背景。

１．２公共特性视域下的长三角与珠三角劳动力的资源管理比较

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不仅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有赖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３］。经济法的公共特性决定了经济法律法规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属性，人性化的管理是劳动力资源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若是缺乏以人为本的诚意和行为动机，伤害的不仅仅是劳动者个人的情感，长此以往，伤害的是一个社会群体对城市的向往，影响到农民工劳动力资源的整体流向。《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农民工比较研究调查报告》显示，“限定吃饭时间”、“上班时不准喝水”、“上班时不准上厕所”、“被管理人员殴打”、“被搜查”、“被怀疑偷窃”等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不公正事件的发生率，珠三角的农民工遭遇率明显高于长三角［４］，于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一改过去老一代农民工“向南”流动而“向东”流动，这一流向的改变，体现了长三角的人文氛围和良好的务工环境，突出显示了长三角地区公共服务的优势。该地区企业不再将农民工视为“赚钱的机器”，在管理上日趋体现出善待和人性化、人情化。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子女教育也被当地政府高度重视。而相比较而言，珠三角地区的优势则不太明显，一些广东企业仍只是通过采取增加工资、延长假期等传统招数来招揽农民工，吸引力逊色于长三角地区。因此，即使是同样面临用工的缺口，珠三角地区更

甚于长三角地区。

１．３地方性经济法规调整对象的不同导致长三角与珠三角“民工荒”的差异

经济法律关系不仅调整经济主体关系、公平竞争关系，而且调整经济调控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而地方政府的立法导向对于劳动力市场资源的整合会产生重要影响。珠三角地区作为全国制造业的传统强势地区，保证制造业的优势地位是当地政府出台经济法规的重要导向。即便是随着大量企业的内迁，珠三角当地政府仍然希望这些企业能把总部留在珠三角地区。一方面要发展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高端产业，另一方面又想保住传统的制造业根基。因而在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上往往过于集中地关注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于企业等经济主体赋予了更多的权利，但忽视了劳动力资源的长期培育和农民工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因此低廉的工资水平导致普工招聘发生困难。而长三角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注重提高技术含量，对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所以对于劳动力的管理更加趋于人性化，对于劳动合同、社会保障等经济关系更加侧重，从而增加了地区吸引力。因此长三角地区的“民工荒”中“技工荒”的比例较高。

１．４经济法价值的内在功用与外在实现对“民工荒”的影响经济法的内在功用在于其自身的有用性，在于其自身体系的完善；经济法的外在实现则在于其外在影响，即现行的经济法律法规在实

务中的实际影响，良好的市场秩序是经济法价值的最现实体现。良好的市场秩序，必须为公众提供有效的信息资源。劳动力资源的流转主要依托的就是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资源。然而现实中，由于我国有效的市场信息机制的建构尚需时日，广大的农民工对于就业信息的获取主要依赖于电视、邻居与集市［５］。农民工劳动力资源的流转缺乏对市场的理性认识，无论是选择长三角还是珠三角，或者最终决定在家务农，更多的是靠同村的邻居或亲友提供的信息，这样选择打工目的地比较盲目，在遭遇了挫折与失败后，有的人对外出打工丧失了信心而选择了返乡，从而减少了部分流动的劳动力。“民工荒”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现行劳动力市场法律规章制度不健全的直接体现。

２完善的经济法律规范是保证劳动力资源流转的核心和关键

劳动力资源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离不开经济法律规范的调整。经济法律规范是包括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行为、权益、责任等诸方面的合体，这些规范是保证经济法律秩序平稳运行的根本，而完善的经济法律规范是保证劳动力资源流转的核心和关键。

２．１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存在是“民工荒”现象的基础要素市场运行中人的要素是最重要的，在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中，政府、企业和农民工是产生“民工荒”现象的基础要素。

首先从宏观层面而言，近年来国家出台了相关的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但各地政府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并未做到尽善尽美。

如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实际执行的效果就不完全相同。长三角地区自古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在经济法律秩序和政府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操作经验，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比较珠三角地区而言，政府的法治意识、人本观念更强。但是与珠三角地区一样，长三角地区由于过于注重生产效率，一定层面上也忽视了公平与秩序。

其次，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地区的传统文化及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企业是经济法律关系中重要的主体，因为他们是劳动力要素的直接管理者和使用者。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再从“民工荒”到“失业潮”、“返乡潮”，再到“民工荒”、“加薪潮”，直接影响的都是企业的发展。作为我国最早改革开放的珠三角地区，众多的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为节约成本，往往都侧重于使用廉价的劳动力，大多数企业不重视建设企业文化，对农民工是用之则来，挥之则去，缺乏培养企业固定员工的长远的眼光。在经历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近8年的“民工荒”现象的起伏之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企业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和农民工之间的关系，并作出正确的抉择。

最后，农民工作为“民工荒”现象中最重要的人的要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变化，而这种变化不是现行法律能直接规制和干预的。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民工潮”涌入珠三角，到现在已经３０年过去，如今登上劳动力就业舞台的已经是以“８０后”、“９０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据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

研报告》显示，目前以“８０后”、“９０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在１．５亿农民工里已经占到了６１％，总数约为１亿［６］。他们的权益诉求和人生目标与老一代农民工大相径庭；他们的心理状态、性格特征对劳动力的流转产生重要影响，相比较于珠三角的传统管制，长三角地区的人性化管理和待遇水平对他们更有吸引力。这也是加剧珠三角地区“民工荒”程度的重要因素。

２．２权益主体保障的缺失是“民工荒”现象产生的核心要素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经济秩序平稳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在现实中，为城市建设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农民工并没有得到法律应有的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时常受到侵犯，如工资水平较低且时常被拖欠、超时工作相当普遍、劳动卫生安全保护不力、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和伤害、社会保障权利缺失、人格尊严受到侵犯等。“民工荒”的出现，正是基于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和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特点，以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后的社会保障、就业制度、教育体制等缺失所致［７］。在长期的权益缺失的状态下，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能力不足，导致他们缺乏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而这恰恰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种利益诉求表达是政府制定决策、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对于长三角与珠三角而言，类似的状况都普遍存在。农民工为了改善自身经济状况而来到经济发达地区，但与流入地的城市居民相比，同等的劳动付出，农民工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病无所医，老无所养，同时还常常受到流入地居民的歧视，因而会产生严重的相对剥夺感［８］，大

大削弱了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吸引力。但在当前１３亿多人口的大背景下，我国劳动力总量依然是过剩的，劳动力并非真的短缺，出现短缺的是价格低廉的劳动力［９］。从改革开放至今的３０多年，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我国“珠三角”地区累积了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正是由低廉的农民工劳动力撑起了这些企业的天空。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２０１１年发布的监测调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０年６月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均工资为１９５２．２１元，低于“长三角”农民工月均工资２１０４．０６元［１０］。而这还是在“民工荒”现象出现后企业迫于压力加薪后的结果。事实上，在珠三角的有些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几乎十几年没有变化。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数据比较来看，长三角在工资报酬上具有相对吸引力。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来看，这种吸引力也已经贬值。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珠三角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虽有上涨，但其支出也同样增加了，总体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水准并没有整体改善。“民工荒”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愈演愈烈，恰恰暴露了长期以来在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务工农民无法真正融入城镇

生活的残酷现实。从经济权益角度寻求解决“民工荒”的对策，建立以权利为基础的制度保障，是公正对待农民工、解决“民工荒”的必由之路。

２．３义务主体责任的缺失是“民工荒”现象产生的管理要素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效益［１１］。经济法律关系中的义务主体主要是指政府和企业。

政府对于劳动力资源的宏观调控、劳动力市场的构建、劳动力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健全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是用工的直接主体，对于保障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工资待遇、工伤安全等是第一位的责任主体。“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对劳动力流入地的劳动保障、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劳动收入等条件的改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要满足这些要求，不仅仅是劳动者提高个人素质就能实现的，必须依靠社会整体管理和服务能力的提高，这种提高并不只是要由企业完成，同时也对政府部门服务于农民工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表面看，农民工择业时只看哪边工资待遇好，而实际背后考量的是劳动力流入地的义务责任主体的责任是否落实到位。目前我国农村还有１亿～１．５亿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劳动力还会是供大于求。但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劳动力资源紧缺的“民工荒”现象，这说明无论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地区，都存在政府责任淡薄和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只是相比较而言，长三角地区整体要比珠三角地区完善。近年来的多项调查报告显示，从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珠三角地区的吸引力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７年《中国农民工蓝领报告》的调查显示，在长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民工有７２％希望继续留下来，而在珠三角地区这一数字为５１．３％［１０］。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过低的工资水平与社会治安状况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工资待遇是农民工更换打工地点的最主要动机，总体上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的工资待遇低于长三角地区，是导致农民工流向长三角的首要物质要素；但不可否

认的是，珠三角地区的整体治安状态不尽如人意也是导致农民工缺乏安全感的重要原因。在２０１１年大运会召开前期，深圳市政府先后出台了诸多管制措施，其中有很多措施涉及到农民工，被社会舆论指责为缺乏社会公平。政府和企业义务责任的承担能力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力资源的流动趋势。相比之下，长三角地区的治安要比珠三角地区好，使得农民工普遍认为生活安全感较强。

３经济法的平稳有序运行是保证劳动力资源流转的重要保障

经济法的运行涉及到经济法的立法、司法、执法等各个环节，并由此构成了一个动态运行系统［２］。要保障劳动力资源的有效运行，也必须构建一个健全的动态运行系统。要从经济法视角研究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民工荒”现象，就必须研究上述要素的具体影响，把农民工劳动力资源的流动规范作为一个动态的系统进行研究和

考察。

３．１政治参与缺失导致农民工丧失权益立法过程中的话语权提到立法，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各级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是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由于受到自身文化水平和现行选举制度的制约，农民工的实际政治参与能力和技巧，其中主要包括信息获取与把握、制度选择与利用、程序掌控与调整等具体参与技能［１２］，还存在着欠缺。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缺失自己的代言人，丧失了话语权，就意味着现行立法中很难反映他们的

声音和愿望。尽管我国修订后的选举法赋予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平等的选举权和代表资格，但是对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的选举权问题并没有作出规定，因此目前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现状都不容乐观。尽管长三角地区较为注重农民工权益保障，但是在流动人口的选举权没有立法保障的前提下，农民工也无法行使自己的政治参与权。群体话语权的丧失，导致在现行有关农村劳动力资源流转的立法领域无法反映出农民工

群体的愿望。没有立法作为维权的前提和基础，农民工在综合衡量比较后，会有一定比例的人放弃外出赴长三角或珠三角地区打工的机会，而留守本地就近从事相关工作。从人力资本长远发展的角度讲，不利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劳动力资源素质的提高。

３．２长三角在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权益执法比较中优势凸显农民工权益的维护理应选择一条制度与观念并进、立法与执法并重的路径，而在具体层面上则可以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多组织参与，同时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全面渐进变革的方法［１３］，以实现农民工问题的有效解决。企业规模和性质是重要的组织特征，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劳资关系越规范，但是劳动控制过程也可能越严格；不同性质企业的管理模式、劳资关系取向可能不同，通常国有、集体或外资企业劳资关系较为规范［１４］。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多在一些中小型私人企业工作，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完善，为获取更多利润，企业往往违背国家法律和相关规定，单方面地压低工人工资和其他福利甚至是侵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从而引发劳资冲突［１５］。以２００８年开始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为例，据调查显示，长三角地区对《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力度明显高于珠三角地区，同时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也高出珠三角近５个百分点，其中长三角地区中的江苏省劳动合同签订率最高，达到了７８％。

３．３长三角与珠三角农民工维权成本与司法救济的综合考量司法环节是整个经济运行的重要一环。在劳动力资源流转领域，司法的作用趋向于无形与隐秘。一个地区不公正的司法救济导致的结果虽然在短期内只体现在一个个独立的个案上，但是从长远看，损害的将是农民工群体外出谋生的热情和对该地区的恐惧情绪。由于我国在法律上缺少对罢工等劳资斗争方式的立法，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的劳资冲突主要以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以及堵厂、堵路、静坐等显性形式表现出来［１6］。由于自身文化水平较低，维权意识淡薄，法制观念错位，当发生权益受损时，有些农民工个体采取极端的跳楼、自杀及暴力报复等方式来进行维权，有的还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甚至失去生命，付出沉重的代价。而相比较而言，长三角地区的省市政府部门对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加工制造、建筑、铁路、水利等施工单位和餐饮服务部门，以及其他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个体工商户，长期以来作为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劳资纠纷的检查重点［１７］，尽管也发生过个别恶性讨薪事件，但是通过切实加强行政司法工作联动，依法快速查处涉及拖欠工资问题的举报投诉案件，从总体上保证了对农民工劳资纠纷的及时解决，降低了农民

工的维权成本，从而让农民工在心理上产生了相对安全感。

４结语

从经济法视野剖析对比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现象，将为我国“民工荒”问题的破解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和生产要素等所有资料的流动都是要遵循市场规律的，完善的经济法为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从经济法本体、经济法价值、经济法规范、经济法运行等角度透视劳动力资源流转中的“民工荒”现象，比较分析长三角与珠三角“民工荒”现象的相似与不同之处，对于实现长三角和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运行秩序，实现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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