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与梁漱溟异同点

晏阳初与梁漱溟

乡村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相同的乡村教育思想出发点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教育的出发点上存在一些重要的共同之处。首先，他们走上这条艰苦的乡村建设之路，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又拒绝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因而谋求和平改良的途径。其次，他们都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不是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问题。再次，他们都认识到了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痛惜农村经济的惨状，试图在现有制度下，以农村为切入点，以教育为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改良振兴农村，从而达到以乡村发展带动国家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目的。

相同的教育目的：改造乡村再造民族面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崩溃，“全国上下似乎有一种共同的觉悟，就是要救济中国，必先救济中国的农村，要建设中国，必先建设中国的乡村，因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一切问题的重心。”①基于这样的认识，乡村教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乡村教育运动应运而生。晏阳初与梁漱溟便是这场运动的领头人，希望通过各自的乡村建设活动达到改造乡村的目的。其活动的开展主要有以下特点：（1）成立不同形式的教育社团作为组织机构，如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1923年）和梁漱溟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1929年）。（2）创办大量的实验区，如晏阳初的河北定县乡村改进实验（1929年）和梁漱溟的山东邹平实验区（1931年）。（3）形成特色各异的乡村教育思想，晏阳初把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结合起来，以期达到“除文盲，做新民”的目的，而梁漱溟则从文化伦理本位的高度谋求乡村建设的和谐统一，他们都抱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与追求，即通过乡村教育达到改造乡村，再造民族的目的。

相同的教育理念：大教育乡村观乡村改造是一项复杂而漫长的社会工程，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改造中都从教育入手，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因素综合起来进行整体改造，体现了“大教育乡村观”的共同教育理念。晏阳初关于“四大教育”与“三大方式”相结合的乡村教育思想，颇具现代社会综合治理的色彩。实施“四大教育”的目的是使农民成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新民”，而“三大方式”则发挥着教育的整体功能作用。他的乡村改造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教育、经济、政治、卫生等建设的整体进步，以达到振兴民族，复兴国家的目的。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自救运动，是重建中华民族的新组织构造的运动。1931年，他在山东邹平开办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重点研究乡村建设问题，培养乡村建设人员，探索民族自救之路。具体途径是在乡农学校中对农民进行知识教育、精神陶冶、生产劳动与自卫训练等，以此组织农村，推进社会，达到“政教合一”的目的。

相同的结局：乡村教育实验的失败晏阳初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最终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但由于都是在旧政治制度中的改良主义性质的运动，所以存在着基本的共同点，最根本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本质，如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军阀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智的估计，忽视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在乡村建设中的重要性，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等等，因此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不可能解决农民的实质问题，在动机与效果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晏阳初将解决中国问题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认为教育可以改造一切，这在当时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梁漱溟则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持反对态度，其错误是不言而喻的，乡村建设只能是一场不成功的实践。

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同晏阳初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民族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形成了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学开蒙教育，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在他的头脑中扎下了根，在进入香港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期间，殖民地气氛和美国的排华倾向使他不堪忍受，在为华工服务期间，他体会到中国平民因文化水平有限而地位低下，国家依然是政客当道，百姓苦难与日俱增。在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改变中国的社会现状贡献力量时，遂于1920年毅然回国。回国后，他进一步认识到农村教育对救国救民的重要性，于是投身于平民教育。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新儒学政治观。梁漱溟的新儒学政治观是他反思资本主义弊端的结果，他从中国的传统出发，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性质等问题以儒家的理性伦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以此寻求中国现代化的生长点。1921年，他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该书中，他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历史考察，构建了他的西、中、印“文化三期重现说”，根据这一文化观，他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构造进行了分析，并以文化复兴为理念，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是由外部引起的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救治的办法就是进行乡村建设，开展乡村教育，从此拉开了乡村教育运动的序幕。

乡村教育的内容不同晏阳初的乡村教育内容是“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培养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治“穷”，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治“私”，培养团结力。梁漱溟所倡导的乡村教育的教学内容是实施两类课程，一类是各校共有的课程，包括识字、唱歌等普通课程和精神对话，精神对话尤其得到重视；另一类课程是各个学校根据各自生活环境需要而设置的课程，如成立农民自卫武装组织进行自卫训练等。乡村教育的实施形式不同晏阳初乡村教育的实施形式是“三大方式”，一是学校式教育，包括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生计巡回学校，同时还设立了儿童实验学校、妇女平民学校教师训练班等，以此弥补农村普及教育的不足；二是社会式教育，是对一般群众及有组织的农民团体实施教育的一种方式，如成立读书会、演说比赛会、自助社、农业展览会等，使平民学校的毕业生继续受教育；三是家庭式教育，是针对中国的社会结构而采取的一种方式，主要是将各家庭中不同地位的成员以横向联系的方法组织起来进行教育，如家主会、幼童会、主妇会等。梁漱溟乡村教育的组织形式是通过设立乡农学校和乡学、村学贯彻实施乡村建设的各项工作。乡农学校由学长、学董、教员、学众组成，由众学董组成学董会，为乡村的办事机构；学董会推举“老成厚重”、“品学最尊”者为学长，作为一村一乡的师长；教员是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受过专门训练的乡村建设者；学众则是乡村中的一切人，主要指成年农民。乡农学校分村学与乡学两类，文盲和半文盲学众入村学，识字的成年农民入乡学。村学是乡学的基础组织，乡农学校是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