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精神魂

按：阿巴·埃班，1915年生于南非，曾在剑桥大学求学。1948年，他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1950-1959年并同时担任驻美国大使。1964年他又重新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他的演说才华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也帮助以色列度过了很多重要的考验。

本篇是阿巴·埃班1955年1月11日在圣母大学的演讲，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文献。同时，他的演讲辞也反映了以色列作为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努力为自己在世界上寻找定位。他所构想的未来以色列，在经济和军事上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发展前景并不是无限的，然而，在文化、宗教、知识和科学方面，它却应该具有无限的潜能，也正是在这方面，它的存在对于人类具有了独特的意义，也为它与其他文明的沟通创造了条件。

从以色列的第一次建国，到世纪之交的今天她重新为自己赢得自由，历史已经跨越了四千年。无论以哪种严肃的历史眼光来看，摆脱埃及人的统治，在人类进步史上都是一个真正的顶峰。就象乔治·亨利所说：“从斯芬克斯的利爪之下，人类渴求自由的天赋得以迸发；在出埃及的号角中，我们听到对人类权利的大胆宣言。”

这些雄辩有力的话语并非夸张。正是在跨越红海和西奈半岛的这次逃亡中，为人类保存了在法老的异教专制之下不可能得到发展的革命性观念，这就是关于上帝，关于这位宇宙的统治者，万能、惟一而不可分、正义之化身、一切造物之源泉的敬爱的天父，关于他的最高

权力的观念，而从这一观念中，又衍生出了主宰人类幼年生活的那些信条和禁忌。我们，作为这些逃亡奴隶的子孙，一直把这一事件视为我们真正命运旅途的起点，所以，在随后的所有世代，都始终铭记这段久远的传奇。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传统要求每个犹太人在一年某个特定的时节都要背诵《出埃及记》中的这段故事，以便他能对这段从奴役走向自由的历史有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

这段讲述人们如何在一种无可替代的观念的监护之下反抗偶像

崇拜的故事，我们也可以从更为世俗的方面来看待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出埃及是人类民族解放史的最初一幕，也是经典一幕，以色列人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一直鼓舞着后世争取民族独立的各种运动，给了它们希望。当有人征询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杰弗逊，未来的美利坚联邦应该采用何种象征物时，他们立刻都想到了以色列子女从红海两边分开的水流中逃亡、踏上自由道路的图景，建议按照它的样子来设计美国的图章。有一句希伯莱格言敏锐地揭示了它的实质：“抵抗暴政即是顺从上帝。”

我以为，设想未来的人们会以同样的尊重来记住以色列在当代的复兴，设想以色列的历史会继续保持其坚韧的品质，这并非狂妄自大。确实，自四千年前的那次救赎奇迹发生之后，在我们历史上还没有一件事情可以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变化相比，我们经历了殉难而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从痛苦的深渊突然爬上了新的充满机遇和尊严的顶峰。在犹太人的意识里，七年前以色列的独立绝非一起单纯的政治或者是世俗的事件，这个日子必定会进入这个民族的节日，——这个

民族一直以一种罕见的执着保存着自己各种矗立在尘世的纪念碑。

我来到这个信仰基督教的地方，希望告诉大家的是，应该从人类历史的最高级维度来看待以色列的再生。它对于人类各种精神动机的本质，从自己过去的历史中——对未来时代也许同样是一种警示——引申出了一个深刻的教训，而这一事件在当代的思想和写作中所引起的重视本身就足以说明，它内部包含了某种特殊的性质。显而易见，如果以色列的再生能够永远为人铭记的话，这并非由于它所包含的任何物质方面的维度，而就政治意涵而论，以色列国也不具有什么全球的、或者是重大的意义。我们新近赢得独立的那片领域，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是非凡的，而从地理上看却那么渺小。确实，它在古代世界里是三个大陆往来的桥梁，见证过这条大道上反复上演的人群迁徙、兵戎相见的各种历史盛剧，然而，在今天这个原子的世纪，按照这样的战略眼光看，这里不过是地球上一片微不足道的土地。桥梁并不稳固，道路也并不宽敞，在今天可以空中运输的时代，它已经不再横亘在大国征服与扩张的必经之路上。

这里的人口只有不到两百万。我们可以揭示这一数字的实质意义，它已经是犹太民族史上所曾达到的最大人口数字。即使如此，这些在为以色列的复兴而行动的人们，在整个人类大家庭里只占极小的比例。所以，显然，如果我们把现代以色列看作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事件，那一定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它所达到的高度。如果现代以色列包含了任何伟大的因素，这种品质一定是在精神王国里才能找到。

我们这并不是要否认，以色列所取得的某些物质成就让人难以忘怀，有的甚至非常感人。犹太人作为一个集体能够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其他也有很多民族，他们在入侵者的铁蹄下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然而，没有一个民族象以色列那样，虽然领土尽失，却表现了如此顽强的反弹力，从而，在不断的殉难与流散之中却能保持维系其统一和身份的各种要素，包括它的语言和传统，它对蕴育了自己的那片土地的深深眷恋，对未来复归故土的不灭的希望，等等。很多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无论流落到何方，他们始终珍视自己内在的生活，将它与一片遥远的土地联系起来，作为它的根，而与此同时，他们中却极少有人能够亲眼看到这片土地，甚至没有什么人会存有这样的奢望。这种联系，对从前的很多代人来说，不过是一种神秘的信仰，而在今天它却克服了各种物质上的算计，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一种政治现实。无数世代以来，以色列一直与国际社会隔绝；而今天，自由以色列的旗帜再次骄傲地在这个家庭中飘扬。

这之中的某些东西，一定会引起某些研究民族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学者的重视，然而，这些成就之所以醒目，决不仅仅是就世俗的层面而论的。这里，可以看到种种开拓的工作和牺牲，最终使荒野呈现出古时的富饶气象；这里，可以看到一段大规模移民的时期，把数以百万踏上归途的人们接上它的海岸；这里，可以看到艰苦卓绝的努力，有时还伴随着严重的后果，从而使得各种工农业资源迅速增加；这里，可以看到一种新型的文化正在慢慢成型，它把各类移民的传统、语言和经历，根据古代希伯莱所留给他们的印记，织出了一幅单一的文明

图景；这里，可以看到人们为了战胜瘟疫的肆虐和风沙的侵蚀——这一切，曾经极大地损害了这片土地的物质环境，损害了它在历史上得到的美誉，过去，它曾被誉为“美的极至，整个地球的乐园——所做的斗争；这里，可以看到一次伟大的探索，在一个布满专制和独裁政体的地区，它尝试着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和自由的统治原则；这里，可以看到文学、科学、艺术等各方面的进步，这些虽然还没有能够实现古代先知的启示，但如果考虑实现这一切时的时空环境，那么它依然可以称得上前途光明，意义非凡。在提到以色列所取得的这些积极的成就的同时，我无法略过不谈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人数稀少的民族，它的国土的四周都被持续的敌意笼罩，它为了获得安全而不得不投身到一场场战争中。它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却成功地赢得了如此广泛的国际承认，这也是以色列取得的一个醒目成就。

如果我们略过这一切成就不论，更愿意把眼光投向以色列精神方面的成就和命运，其中的原因，绝非我们认为政治、经济、生活、乃至军事史无足轻重，不屑一评。首先，这些方面的成就，了不起的军事胜利，意义深远的经济变革，土地灌溉计划，物质力量的展示，等等，永远举不胜举；进而，即使是这样一些成就，从其外在的维度来看属于政治、经济或者社会方面的内容，然而，它们首要的意义，仍在于它们展示了精神力量的作用。它们是人类意志力量的见证，在人类历史上极少有什么成就比它遭遇了更严重的不利挑战，所有的时空环境都在考验它的成功。仅仅几十年之前，在人们眼里，设想未来将

在祖先土地上建立犹太国家，这简直是一种疯狂的念头，去做这种努力的人几乎与疯子无异。一战之初当政治家、外交官接触到这种想法，简直目瞪口呆，以为是有人异想天开，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方是通过正式的途径希望引起他们的注意，而绝非玩笑。一位英国驻巴黎大使，在我们的首任总统哈伊姆·魏兹曼博士向他详细介绍了复国方案之后，在日记里写道，他有一个无法释怀的谜团，为什么一个取得过杰出科学成就、也拥有敏锐的逻辑分析能力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得这样丧失理智？在伦敦，英国首相阿斯奎斯看到内阁中一位有犹太教信仰的成员，一个在日常方面极为理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几乎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不禁大为惊讶。

今天，第三犹太共和国已经实实在在地存在了，我们容易看出是这些怀疑论者、这些所谓的理性主义者，判断出现了错误。然而在当时，这些怀疑的论调却让人觉得非常站得住脚，毕竟，犹太民族分散各地，不能团结，他们中形成了众多的小派别，看不到任何可能形成政治统一的作用因素；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住地距离他们梦想的民族复兴地都有数千公里之远；而那片土地本身看来也好像被汲干，再看不到它早先的生命力，看不到任何顺利定居的指望。不仅如此，糟糕的是，这片土地并非空无一人，伸手可得，它一直在强大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掌握之下，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在垂涎它，而所有这些国家，比起那个散居各地、政治上没有任何身份的民族而言，都更有机会成为它的占有者。就民族国家的法理而论，所谓的犹太国家权利，进而，所谓犹太民族和它祖先土地存在的联系，都是不被认可的。当

时看来，犹太复国计划要克服这种种的敌意以及自然环境上的不利条件，几乎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很快我们就从一个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从无法设想独立以色列的存在，到无法设想它的不存在，仅仅过去了一生的时间。我几乎不能看到历史上还有比这更真切的证据能够证明人类意志力量的无限，它克服了一切物质上的阻碍使自己得到实现。对于那些希望信仰得到维护的人们，这也许是以色列获得再生的最大价值所在，他们可以以此来对抗各种宿命论和历史决定论，因为，在后者看来，人不是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因，而是它毫无依靠的附属物。所以，以色列的再生固然可以放在犹太民族的编年史中看待它的意义，但脱离这种背景，它依然具有它的历史意义：信仰论和否认人类意志对世界命运有任何关键作用的各种学说之间永无休止的争论，现在终于可以划上句号了。面对以色列的复兴，任何试图仅仅从物质或者经济条件加以解释的唯物主义学说都会拙于应付，无法解释其因果。

这种对人类意志力量的信仰，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不断再现的主题。以色列民族性中有一个最醒目的特征，那就是它一直坚定地拒绝承认想象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差别，这既导致它的柔弱，也是它伟大力量的源泉。在古希伯莱语中，并不象现代语言的语法，将事实如何和应该如何常常采用截然不同的表述方法。这种有意混淆理想和现实、意志和事实的做法，从我们历史上存在的许多国家可以得到证明。1918年，魏兹曼博士登上可以俯瞰耶路撒冷全城的斯考普斯山，为一所大学主持揭幕典礼。就其外在的形式而论，这次典礼与世

界其他地方大学的揭幕典礼没有不同：同样的形式，同样的演说，同样丰富而又空洞的陈词滥调，在无数的这类场合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切在不断重复。这次仪式惟一的与众不同之处只在于一点，那就是，举行揭幕典礼的这所大学实际并不存在，甚至都没有一块石碑来代表它的存在。人们没有实际准备建立这么一所大学，甚至也无法确定，那些内心渴望建立这所大学的人，他们是否可能回到这片土地生活；然

而，在耶路撒冷建立大学，这是我们太殷切盼望的事情了，物质条件的缺乏并不能打掉我们的念头，不能阻止我们采取一些仅仅有象征意义的行动和姿态。过了十年不到的时间，这所大学就成为现实了，上述的仪式也就不再显得滑稽可笑。这种对想象和现实有意地加以混淆，正是我们所有宗教和民俗的特征。

正如从以色列的建国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精神无可战胜的力量，而这一总体进程中的许多具体行为，也揭示了同样的主题。

这里，最生动的例子无过于我们的移民运动。这些移民来自不同的犹太共同体，它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在物质生活方面差异极大，比如，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语言背景毫无共同之处，只有在精神的归属上才存在着一致和团结的纽带。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让人信服的试验，它所比较的正是物质和信仰相对力量的强弱：如果物质因素是决定作用，那么，各种分裂、疏远的倾向就会占据上风；而精神的统一则需要为自己找到立足之地，需要克服各种物质方面的离心力量所造成的累加效果。最终，精神胜利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用

自己的移民响应了以色列国家的号召，这一事实证明，统一压倒了分裂，它所需要的条件就是，只要这种统一是在精神方面，而分裂只是物质上的。流亡的犹太人重新集合到现代以色列，这也意味着圣经的预言以最准确、最实在的方式得到了实现：“我要带他们离开这些人民，从各地把他们聚集，带他们重回自己的土地，我要用以色列的大山和溪流、以那地方所有可居住的土地喂养他们。”——这些预言，对所有

信仰圣经、信仰它的允诺所蕴涵的真理的人们，都是适用的。

这里，我把以色列国的成立看作了精神力量在一般意义上的一种胜利，然而，我们同时也需要关注一番以色列精神历史所具有的独特谱系，它现在已经繁衍出了新的支脉。这一种精神传统几度濒临灭绝，最终又都走出了险境，获得了自由的新生，就其对人类精神演化的作用而言，绝非一般的角色可比。可以说，现代的各种有神论，它其中包含的所有本质的、真确的成分，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以色列人，可以从赢得民族独立的以色列人所取得的成就和洞见那里找到它的源头。人们都意识到希伯莱思想对人类产生的强大影响，由于这个缘故，数不尽的人们在看到犹太国家可能建立、这一思想传统可以在自由的政治社会制度中得到庇护、再生时，都欢呼雀跃。在过去，这个民族曾经和那片土地有过结合，这种结合，通过它的独一无二的语言做媒介，为人类贡献了自己最深刻的启示经历：古代以色列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个人道德，什么是社会正义，什么是普遍和平。从前的辉煌，它所赖以出现的条件就是民族和土地的结合，现在，这一切条件又将齐

备，这或许预示了一个能够满足我们想象力和好奇心的未来又会到来。

由国家组成的国际大家庭同时也是一个不同文化、文明构成的社会，这种差异，现在我在联合国，只要往桌子四周看看，就可以注意到。其中，很多现代国家，不论它们和教会正式关系如何，都是基督教文明的范例和化身，虽然其形式或有不同；还有十五个国家，尊奉伊斯兰教的精神遗产；在远东，有三个国家、也许还有更多，是在佛教传统中塑造的。还有很多国家，对此我们都很熟悉，他们所赞同的是现时代的各种唯物主义哲学。然而，一直到七年以前，还有一种文化，也仅仅只有这种文化，在这个国际家庭中并没有得到表达，以地球之大，却没有这种文明的容身之地，可以使它们面对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挑战，以自己的反应来检验它的各种理想；在各种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也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成为希伯莱传统的代言人。一旦我们回想一下，这一传统曾经对历史的进步做出何等重大的贡献，那么不得不承认这之中有一个让人难以信服的反差。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自从提图斯的军队征服耶路撒冷以来第一次，希伯莱传统通过自由的政治制度体现了出来，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和所有其他国家一起生活在人类家庭之中。可以说，经过了这种补救，这个由世界上各种自由文化组成的大家庭才实现了真正的团聚，而联合国也成为了由人类各种传统和文化共同参与其中的一个大型交响乐队。

其实，即使是犹太王国覆灭之后，希伯莱的观念，一方面经由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同时也在众多民族的国民传统中，继续发挥

着它创造性的功能，这一点没有疑义。如果我们把希伯莱思想的发展历程，仅仅局限于国家独立时期所走过的那些道路，这样的目光未免太过短浅，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希伯莱精神正是在以色列土地上有自己的国家时，才达到了它在流亡和散居时所不能达到的高峰。希伯莱文明的溪流抚育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条大河，然而，它自己每年总是在不同的水域里流淌。今天，希伯莱精神已经克服了无家可归带来的巨大阻碍和责难，我们再也不必痛苦地默念圣经中的语句：“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而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

就这一次的复兴而言，它的许多内容无疑属于政治史，然而，它也仍然具有自己的精神内涵。犹太民族失去了家园，遭遇了劫难，它造成的后果并非仅仅是为犹太人增加了一些悲痛，给国际政治增添了很多压力，它也是施加在一个基督教良心上的沉重负担。这种负担到了二战、在人们看到它的后果之后，已经变得无可承受：当幕布揭开，进入人们眼界的是六百万犹太人被烧焦、被碾碎的尸体，其中一百万还是儿童。这是有史以来人类家庭的任何一个成员所没有经历过的令人窒息的痛苦，犹太民族成了它的受害人。整个大陆都浸透了它的血印，到处都遗留着它的牺牲的痕迹。二战的血腥刚刚擦尽，世界又险些制造了一起比盟国所消灭的不义都更为可憎的不义，我们看到了一个近乎骇人听闻、却是不折不扣正在发生的事实：每一个民族都获得了自由，其中包括那些遭到暴政蹂躏的民族，而惟一例外的，却是那个经历最惨痛的民族；所有暴政的受害者都建立了自己的主权国家，惟一例外的却是那个在极权体制的迫害名单上首当其冲、受害最烈的

民族。如果在基督教世界的领导下整个世界建立的是这样的秩序，这种歧视不能消除，那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原罪。

一直到后来，国际社会同意、并且稍后认可了以色列的建国，才使自己洗刷了这个精神的污点，虽然是有点晚，而且可能还不是很情愿，但无论如何这都是有决定意义的。从道德和伦理的观点看，一个包括犹太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和一个二战后无视犹太民族任何平等要求的国际社会，这是两种观念，两种水火不相容的观念。所以，以色列重新拥有主权地位，虽然这就现象层面纯粹是一件涉及政治组织的事情，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却意味着一种普遍的平等。这就基督教良知演变的历程而论，是一个大的飞跃。

如果不是在全球的意义上，而是在地区的意义上来考虑平等问题，那就更是如此了。盟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联合国的成立，为人类带来了新的自由，而其中受益最多的无过于阿拉伯民族。四十年前，在从巴基斯坦到中地中海，从陶乐斯山到波斯湾这片广阔的次大陆上，还没有一个阿拉伯人、没有一个穆斯林，是生活在政治独立之中，而今天，在这片地区，先后有了七个、八个、九个阿拉伯主权国家。这些国家拥有无比富饶的物质资源，处处是肥沃的河谷，河流布满全境，土壤里蕴藏了数不尽的矿产资源和物质财富。从一千年以前穆斯林哈里发统治的黄金时代以来，阿拉伯世界从未曾向今天这样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和机遇。

这里，平等再次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的良知所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

题。难道，阿拉伯人占有如此广大的一片大陆都无可指责，而犹太民族只希望在其中分得一小块地区就该承担恶名？难道历史的法则规

定了阿拉伯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应当拥有独立，而犹太民族则在任何地方都不应当拥有独立？即使这个地方，它的历史的身份、名誉都得自于它与希伯莱传统的联系，答案也依然如此？我们以为，在各种国际论坛、在各大国领导人官邸所进行的那些紧张激烈的政治辩论，它的背后就存在这样一个考验我们良知存在与否的问题。这里，一如前面所提，又出现了其实质明显偏袒一边、表现出严重歧视的裁决，以至于未来世代的人们，他们的良知也仍然因此有所贬值。不过，经过了种种的波折，国际社会也终于洗刷了这项罪名。一方面，由于它的推动、鼓励，阿拉伯人民在一片几近于帝国的疆域内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另一方面，它慷慨给予阿拉伯民族的好处和基本权利，如今也给予了犹太民族，尽管加上了许多苛刻的限制。现在，当我们思考阿以两个民族之间的争论所蕴涵的精神意味时，一定要在我们面前放上这么一幅图画：一边是甚至阿拉伯人自己、在他们近几代人之间都不敢梦想的自由，另一边是犹太人对于自己的独立所提出的一些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如果国际社会在对待阿拉伯民族时能够公正客观，使他们完全享受到解放的果实，而同时对待以色列却如此吝啬，不肯给予它所希望的那么一小份自由，这对于人们追求世界公正的事业，必将是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圣经中拿伯葡萄园的寓言所传达的道德寓意，将成为中东生活一块挥之不去的乌云。

我们既然从精神的视角考察了以色列独立的起源，我们就无法不

让自己的思想走到另一极，思考一下以色列在文化上的未来命运。为了实现现代以色列的再生，我们民族倾注了种种的努力和牺牲，寄予了全部的希望，这一切不是毫无意义的，——最低程度而论，我们民族一直在追求知识和文化的进步，努力将它推进到更高的水平，这就足以作为证明。作为一支军事力量、一股政治势力，或者，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以色列无疑受到了物质资源匮乏的困扰，就其政治上的组织而言，就加强安全、巩固经济水平而言，国家仍有许多事情要做。不过，在这些领域，无论如何以色列也无法与那些帝国、那些大陆强国相抗衡，无法达到它们的实力和影响力。而惟一一个对我们、对世界各国都不受约束、可以自由攀登的领域就是精神、科学和文化领域，无论以色列眼前面临的安全上的考虑、经济上的要求多么紧迫，文化的建设都不能搁置一边。试想，如果我们将全部的精力都置于这些物质领域，——这些领域我们又都面临无法克服的约束，——而对另外惟一的一个我们和其他民族拥有同等机会去追求伟大的领域，我们却无法涉足，这样的民族还能称其为非同寻常的民族吗？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自然就把注意力投到以色列在宗教、文学、科学和艺术方面所怀的抱负上。在这些方面我们所倾注的许多心血，对我们而言并非无关紧要，并非只处于较不重要的位置，相反，它直指我们未来命运的真正核心和本质。

要创造一种以色列的新文化，有三种因素是可资利用的。首先是希伯莱圣经传统，它借助我们所独有的不朽语言得到表达，并且，一旦和那片土地相结合，这种传统立即就能得到显现。以色列并非一个

新兴的、只能使用世界语作为国语的民族，可以把历史写在一片空白的石板上；现代以色列，无论在它自己眼里还是在世界看来，都是曾经对人类精神和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希伯莱文明的直系传人。希伯莱语有自己的悠远传统，阿莫司用过它来预言社会正义，以赛亚用过它向世人宣布了普遍和平的未来图景，以西结用过它来思考再生的奥秘，正是由于这一切，让现代以色列的人民学习、使用希伯莱语，我可以肯定地说，这绝非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现代以色列的教育而论，今天我们的人民在居住、在继续书写民族传奇的那些山坡、谷地，都是一些可以激发历史记忆、从而可以为人民精神的发展提供丰富源泉的地方。这里产生的一种归属感，一种将自己与以色列在这片永生土地上所创造的辉煌历史联系在一起、认为自身也属于这段历史的情感，它对于我们国民性格的形成，其影响远比我们一般所意识到的为多。作为现代以色列国家象征的种种标志符号，可以将我们的公民引向它的源头，引向最早的犹太王国。此外，我们的文学运动以及近来的考古发现，也都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在它们的精神形成过程中这一基本因素的存在。

第二个便利因素也在以色列文化之中，是犹太民族在丧失民族独立之后漂泊四海的过程中所累积起来的经历。那些散居和迫害的年代，同时也是希伯莱思想和欧洲和新大陆文化不断相互作用的年代。我们的拉比文学和塔木德文学，后圣经时代的希伯莱诗歌、哲学，犹太民族对西方世界艺术科学所做的贡献，都是可以为现代以色列提供精神支援的无尽宝藏。

第三个有助于我们文化发展的因素是西方的文明，尤其是它的政治制度，和它在科学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欧洲文明和美国文明力量的两个最突出的源泉就在于它的政治民主和科学进步，而以色列幸运的是，它成为了它所在地区惟一一个也拥有这两项成就的代表。西方文明在我们身上最显著地表现为它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而我们与这一传统的联系又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绝大多数自由的犹太人民都属于英语世界的一部分；其次，英语民族的传统并非某种隔绝于、或者外在于以色列生活和经历的东西，它在道德上正根源于现代以色列所代表、所体现的古代希伯莱传统中。

由这三种因素——希伯莱圣经传统、犹太人的丰富经历、以及西方科学和政治组织——将可以诞生现代以色列的文化。自然，我们无法保证最终的成就一定会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我们无法承诺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启示时期，我们无法以我们的意志来对迄今仍无可捉摸的各种灵感的源头发号施令，那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创造各种条件和机遇，以便我们灵魂中潜藏的能量得到表达。最终，我们又使我们的民族重新拥有了文化创造的一切必要条件，这包括对土地的自豪感，历史延续的意识，把自己深深扎根在一种贵族化的文化传统中，以及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关头人民的狂欢情绪。具备了这些条件，就我们原先所继承的民族遗产而言，至少它的精神和品质将会呈现出某些新气象，这点谁能否认？

我确信，你们所以邀请我在这所天主教圣堂讨论这些宏大的主题，这本身即反映了你们的一种信念：当以色列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开

始它的进程的时候，这对于基督教世界也是一个重要的时刻，也是一件休戚相关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争论并不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也不在以色列和基督教民族之间，真正的分界线毋宁说是在那些承认信仰和自由应该具有最高地位的人和那些否认这一切的人之间。你们和我们虽然置身不同的传统、经历和观点之中，然而，在这种更为重要的信与不信的分野中，我们却是站在同一边的。我们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也存在一些并非毫无意义的区别，对此我们不必有意地抹煞。因为，很可能我们个性中最独立、最与众不同的因素，正是最有创造性、最可能为共同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部分。而如果以色列的兴盛对于人类精神、对于国际正义是一个胜利，是为国际社会的良知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是在人类自由这支交响曲中增加的一个新的音符，那么，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犹太民族带来了直接的拯救，也是基督教事业的一大胜利。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基督教世界在犹太民族的复兴之中伸出了援手，这是一件意义非凡、值得纪念的事情。欧洲和拉美的那些伟大的天主教国家，一直最热心地支持着以色列争取独立和国际承认的斗争。我们所继承、所热爱的是彼此有亲缘关系的精神遗产，我们都尊重人类的那些价值观念，我们都坚持不懈地抵抗暴政，这一切正是把我们彼此联合起来的力量，它可以超越一切在具体判断和利害关系上的分歧，那只具有从属的地位。以色列民族，它最早在历史上反抗了蛮族人和信奉异教的帝国，它最早发出了反对偶像崇拜的声音，这样的民族，在它独立之后的新生活中，是永远不会屈服于极权主义的专

制统治的。

正是由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由于以色列和其他一切自由国家都共同接受了这些理想，我们才有必要更加明确彼此之间存在的一种本质上的兄弟情谊。天主教会的一位高级教士，古斯塔夫·弗朗西斯去年在访问以色列之后曾写道：

“我们理解，希伯莱民族与我们有精神的联系，他们奇特的生存之路超越了一般民族演进过程中所遵循的那些规范。至于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失去基督教意识，不能不感觉到，现代以色列与我们自身的救赎有何等深切的关系。只要看一看圣保罗致罗马人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我们之间这种本质上的亲缘关系，时常会为一些纷争干扰；而这一切团结的纽带，却可以成为一座跨越纷争的桥梁。理解基督教世界的这种精神，也是以色列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完全意识到，许多对基督教有神圣意义的事业、资产，现在都在我们所控制的范围之中，需要我们予以尊重、保护。所以，近年来我们一直宣布，我们乐于将耶路撒冷的圣殿，这基督教信仰的摇篮和灵感的所在地，置于国际势力的控制之下。鉴于耶路撒冷有许多具有世界意义的场所，我们希望用这样一种解放方式，既顾及这座圣城的人民在政治上的完全独立，同时也考虑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我们所希望达到的就是这么一种双重的目的，既避免侵犯耶路撒冷居民的政治自由，同时，又承认国际社会在这座基督教信仰的圣堂所具有的道德权威的地位。无需我提醒，难道政治自由和民族的自我表达，这本身不就是体现了最高

价值的精神目标？而作为民主思想发源地的耶路撒冷，还应当成为世界上最后一片公民无法享受到自由、无法享受到由于爱国所激发的种种情感的地方？难道在一个被割裂了与祖国的联系、人人心怀抵触的政治社会，还能够实现任何宗教的目标吗？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以色列政府和美国政府才始终在联合国携手合作，以便寻求一种既能尊重耶路撒冷人民主权和世俗独立地位、同时也能保证基督教世界的公认权利、保证它的圣地不受任何侵犯和亵渎的解决方案。

禀着这种精神，你们将会理解，我们对于以色列拉丁总主教的代表安东尼奥·维嘉尼、教长布鲁内神甫以及其他访问过以色列的红衣主教和高级教士所给予以色列的热情赞扬，内心是多么地受到鼓舞；我们政府所做的种种努力，包括为朝圣者提供的便利，新修建的通往泰伯山的公路，以及修复由于战乱而给以色列境内天主教建筑和财产造成的破坏，这一切都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布鲁内神甫在赞扬以色列政府“为了修复耶路撒冷的法国圣母收容所而提供了实质性的资金援助”之后，洋洋洒洒而又诚心诚意地做了总结陈辞：“愿上帝允可我们看到这座建筑从废墟上重新拔地而起，朝圣者可以再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默诵经文；愿在这片圣地上，精神的共同兴趣能把所有的心都联结在一起，联结在和平中。”

这正是以色列在赢得了故土的解放之后，它的精神探索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即，将自己的民族生活奉献于世界的友爱和和平图景。我们并没有能够完成全部的旅程，路在我们前方伸展，崎岖而漫长。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在人性所可能达到的完美境地内尽力推动这种理

想，以色列历史上的自由的新纪元就决不会配不上那份令它骄傲、也是使它所以荣耀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