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民族融合与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极因素归结于下层民众，将上层统治者过分地说成民族融合的阻碍力量、消极因素，是缺乏史实依据的。世界许多地区、民族（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尽管经过长期杂居和共同的经济生活，仍然离民族融合的距离甚远。因此，各族下层民众如果缺乏整体文化的趋同，仅是杂居与生活中的融合，总是缓慢与不稳定的。

（四）从民族融合角度出发的历史教育，应当重视普及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内容，应让各族群众了解古代各族政权大都认同的传统史学文化。中国传统史学文化的精神实质，是走向文化认同，而不是从历史中寻求仇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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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的民族融合与历史文化认同意识

舒习龙

作者简介舒习龙，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广东潮州，521041）。

[摘要]双轨制政治文化机制是辽代民族融合的特色。辽代民族交融历史特色的形成与辽代契丹居民与

汉族居民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辽代史学则是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探讨辽代民族交融与史学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叙述多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总结历史经验，并推动对辽代史学演进特点的研究。

[关键词]民族融合辽代史学民族文化认同民族凝聚力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12-01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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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的民族融合是在自然融合基础上形成的“因俗而治”的双轨制政治文化机制。辽代民族交融历

史特色的形成与辽代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辽代史学在文字、史书记载内容及史家

构成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紧密结合。而在民族融合的时代潮流

中，史学又成为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载体。探讨辽代民族交融与史学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叙

述多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总结历史经验，并推动对辽代史学演进特点的研究。

一、辽代民族交融的特色

建立辽朝的契丹族源于鲜卑。这一少数民族政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

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向南发展，辽治下的汉人日益增

多，契丹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经过冲突和交融，逐步缩小了差距，民族融合的最后结果是形成了以汉文

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的辽文化。[1]（P178-179）

辽朝民族融合的第一个鲜明特点是“因俗而治”的双轨制文化机制的建立。阿保机在其勃兴之初，

先后征服了同属于以游牧文化为主的室韦、奚、乌古、女真、吐谷浑等族，俘获了大量人口，又南下进

攻中原地区，俘虏了大量以农业文化为主的汉人。阿保机为了发挥汉人所长，以利扩大自己的势力，他

遵从汉人的习俗，广置田宅，修建城郭，“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

亡者少”。[2]（卷74）为了加强对汉人的管理，阿保机专门设立“汉儿司”，任命俘获的汉人韩知古总知汉儿

司事，实行蕃汉分治。天显元年（926年），阿保机灭渤海国，建立东丹国，由汉文化水平较高的太子耶律倍主持国政。耶律倍在渤海“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汉法”。[2]（卷72）辽太宗耶律德光占

有燕云十六州，使生活在十六州地区里的广大汉民成为辽朝的编户。在制度设计上，辽朝统治者尊重汉

人固有的文化，保留汉人固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采用中原的政治制度。“至于太宗，兼制中国，

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因而形成了辽朝的双轨制：“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

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2]（卷75）这种双

轨制官制最直接的一个表现是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参与军国大政，在开疆拓土、治理地方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在北南面官制度的实行过程中，这一制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其中北面官制逐渐向南面

官制发展，二者趋同，也就是汉化的趋势，“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

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

而议论以象公师。朝廷之上，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2]（卷45）“因俗而治”的双轨制是对不同文化多

元并存的认同，突出地反映了辽代民族交融的特色。

辽朝民族融合的第二个鲜明特点是在民族平等基础上形成的自然融合。辽朝契丹政权几次南下征伐

带来的人口交叉式的迁徙以及中原王朝大量征调劳动人民到边地服役，客观上推动和开发了少数民族地

区的经济和文化。如韩延徽，作为幽州刘氏政权的使者被阿保机扣留，后来却成为他的心腹之臣，《契

丹国志》的作者对其赞叹曰：“方延徽屈身牧圉，微述律后一言，终其身夕阳牛背间耳。城郭宫室，谁

其画之？威服诸番，谁其翼之？太祖之兴，延徽有力焉。”[3]（卷16）这有力地证明在民族大迁徙的背景下，

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是在共同进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形成的自然融合，它是以劳动人民间的相

互平等为基础的，是适应历史前进的趋向的，所以在阶级社会时代也能表现为进步趋势，同时它也是社

会自然历史过程的客观反映。民族史学家贾敬颜教授对辽代的民族融合，有一段很精彩的议论：“称汉

人为‘契丹’起于辽、金战争之际，其所以有此名号，首先是汉人的大量进入契丹地区，实行契丹化，

其次是契丹人的大量南来汉人地区，实行汉化，久而久之，两者合而为一，汉人即‘契丹’，‘契丹’是

汉人。……大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契丹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实体，从前进的行程中失掉了，但它的

—遗胤散布在广大的汉人之中，以致成了汉人的代词。”[4]（P22）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辽代的民族‘分子’——

融合是自然融合，这其中没有任何的强迫因素，完全是各民族自觉自愿的行动。

辽代民族交融历史特色的形成与辽代深厚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辽代双轨制文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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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建立和民族平等基础上形成的自然融合肇因于对中原历史文化认同的意识上，因此在探讨辽代民族交融特色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辽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

二、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

经200余年中形成的辽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同时具有契丹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辽文化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它之前的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也不同于其后女真族所建立的金。从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进程分析，足以证明它具有较为强烈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民族凝聚力。

辽代在政治礼仪制度建设方面的显著特点是，在保持其本身既有习俗的基础上融入诸多汉人典章制度的内容，为后来的金和元朝乃至清代治理中原提供了参照。辽代行政系统中有所谓的南面官，其中的四京京官，如上京的盐铁使司、东京的户部使司、中京的度支使司、南京的三司使司，还有东京军巡院、中京文思院、南京栗园司等，都与汉家制度无异；至于南面方州官，冠以节度，承以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分以刺史、县令，也略如唐制。可见契丹在与中原交往过程中，由中央到地方组成了主要管理汉人的一套系统，这与其北面官系统构成了完整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行政机构。[5]（P102）此外，辽政权对汉律也有一定的采纳和吸收。如《圣宗纪》载，统和元年，大臣以太后预政，枢密请诏北府司徒颇德译南京所进律文，从之；十二年，诏契丹人犯十恶者依汉律等。从当时大臣对辽主所进之言，如张砺向辽太宗奏称：“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苟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又言：“此国家大体，安危所系，吾实言之”，[2]（卷102）可以反映出契丹统治者实行的以汉治汉政策的基本思路，这个思想对以后的金、元、清王朝的统治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礼仪制度的建设方面，辽政权也大量参用汉家礼制，“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2]（卷103）上述情况表明辽代君主自觉地吸收汉民族文化中较成熟的礼仪制度，并同自身具有民族特色的仪式加以糅合，这是历代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的共同特征，从中也可以总结出多民族历史进程中文化相互交融的具体特点。

辽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还表现在对汉民族的先进文化的认同上。辽太宗在南京设“太学”，为南京士子提供就学之所。由此幽州入辽后，文化教育事业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不断的发展，“人多技艺，秀者学读书，次者习骑射”，[3]（卷22）使幽州成为辽境内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辽圣宗于统和元年（983年）即位，随即通过整治官吏，改革劣政，宽赋减税，稳定了政局，基本消除了辽世宗、穆宗和景宗时期契丹贵族篡位叛乱不绝的局面；同时在境内进行封建化改革，使其更为注重对汉文化的吸收。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底，辽、宋间订立了“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宋之间数十年的战争，使辽代社会经济大为发展，加快了辽代封建化的进程。在和平环境中，随着辽、宋双方外交使节往来和民间交往的增加，辽代朝野逐渐形成一种“学唐比宋”（学习唐朝、比美宋朝）的风气。学唐的目的在于比宋、超宋，为达此目的，就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中原文化思想等，如辽圣宗曾“诏汉儿公事皆须体问南朝法度行事，不得造次举止”，[3]（卷7）以促进契丹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其结果是契丹社会在进行封建化的同时，全面接受汉文化，并在契丹社会形成尚文崇儒的一代风尚，因此辽圣宗、兴宗时期成为辽代儒学广为传播、学校教育制度全面建立发展的时期。史载辽圣宗的汉文化修养颇高，“道释二教，皆洞其旨；缕缕音声，特所精彻。……又喜吟诗，出题诏宰相已下赋诗，诗成进御，一一读之，优者赐金带。又御制曲百余首”。[3]（卷7）辽圣宗常以儒家的政治学说为指导思想，“亲以契丹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召番臣（即契丹大臣）等读之”。[3]（卷7）辽圣宗之子兴宗也“好儒术”，诏令“译诸书”，大臣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为契丹文，供辽兴宗与契丹贵族习读。辽代儒学的发展，对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辽代儒学对维护契丹族的封建统治，提高契丹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缩小其与中原地区的差距，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潮流，落后的文化终究缺少生命力，先进的文化总是要战胜落后的文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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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的大融合，总是以“汉化”为主要的形式，即游牧社会的封建化，游牧政权的中央集权化，游牧人口的农业化和定居化，以及思想上的儒家化和文化上的用汉字、说汉话、通汉婚、改汉姓、穿汉服，等等。当然在其封建化和汉化过程中，也会保留其本民族的特色。每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地区，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走上了这条汉化的道路。辽代历史充分证明了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汉化”进程是契丹民族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辽代民族交融的特色和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辽代史学中都有深刻的反映，辽代史学成为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载体。我们研究辽代民族交融的特色和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从辽代史学中可以鲜明地体现史学与文化的互动。

三、辽代史学与民族融合

辽代史学在文字、史书记载内容及史家构成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紧密结合。而在民族融合的时代潮流中，史学又成为反映这一历史进程的载体。辽统治者重史鉴的思想是辽史学的重要特点与前提，是辽朝治国安邦的智慧来源。辽史家对汉族先民及其文化的认同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思潮的主流，它渗透到各个文化的层面，此为辽史学的重要时代特点。

首先，同中原历代皇朝一样，辽朝也重视国史的撰修。契丹民族建立辽朝之前，很长时间没有本民族的历史记载。辽朝建国后，受中原皇朝先进文化的影响，开始重视国史撰修。作为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辽朝史学的鲜明特点是仿效中原的修史制度，逐步建立起本民族比较完备的修史机构，以保存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早在辽政权建立初期，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对史学给予了高度关注。他在刚刚制成契丹文字之际，就仿照中原的文翰制度设立了“林牙”与“监修国史”的职官。虽然现有的资料还不能证明已经开始修史，但辽代早期历史中出现的碑刻、哀册、纪功碑、墓志中出现对汉文文献的翻译等却多见于记载，说明契丹字与汉字在当时已经通用于相关事务中。而林牙、监修国史则是这些文字工作的执行者。辽太宗时期，占领了燕云十六州，统治区域扩大，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原文化受到契丹统治者的重视，辽代的史学也进入了初步发展时期。在灭后晋之后，一些五代的修史之士受到重用，被吸收到辽政权的统治集团中来。大同元年(947年)正月，辽太宗亲临汴梁，任命了一大批汉人官员，其中有“赵莹为太子太保，刘煦为太保，冯玉为太子少保”。[2]（卷4）赵莹、刘煦都是后晋时期监修唐史的宰臣。

辽景宗、圣宗、兴宗时期，不断汲取历代政治统治经验，比较全面地吸收中原文化，出现了文化的繁荣，辽代史学的发展也进入了盛期。这时，辽代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修史机构。史载：“室昉监修，则知国史有院。程翥舍人，则知起居有注。”[2]（卷47）在辽代南面朝官机构的翰林院之下设有国史院、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与这些部门有关的职官也较多见诸于史。在门下省之下载有：“起居舍人院：起居舍人，圣宗开泰五年见起居舍人程翥舍人知起居注，耶律敌烈重熙末知起居注起居郎。”由此可知，国史院和起居舍人院是辽朝的主要修史机构，参与修史的有契丹人，也有汉人。而圣宗统和八年(990年)室昉“表进所撰实录二十卷”，则标志着辽代在景、圣时期官修史学已经取得的成果。辽兴宗耶律宗真时的史家萧韩家奴，能坚持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秉笔直书。有一次，辽兴宗出去打猎，跟从他的人中有几十个被熊、虎咬死咬伤，萧韩家奴如实记载了这件事。辽兴宗看到后，命令他删去这个内容。萧韩家奴删去这个内容后，重又写上去。几天后，辽兴宗看到萧韩家奴的记载说：“史笔当如是。”辽末天祚帝时，又让监修国史的耶律俨修太祖诸帝“实录”。耶律俨本是汉人，奉诏修“实录”后，把辽朝历次所修“实录”综合编订成《皇朝实录》70卷，包括纪、志、传等部分。元修《辽史》时，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实录》尚存，是元修《辽史》的重要依据，有关资料赖元修《辽史》得以保存。正是由于辽朝统治者重视修史，因此辽朝的史料能够保存下来，为以后修辽史提供了有利条件。清代著名史家赵翼在评价辽朝仿效中原王朝的修史制度所取得的成绩时，指出：“其编为史册，至兴宗时，耶律孟简上言‘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吓噜（旧名曷鲁）、乌哲（旧名屋质）、休格（旧名休哥）三传以进，兴宗始命置局编修。其时有耶律古裕（旧名谷欲）、耶律庶成及萧罕嘉努实任编纂之事，乃录约尼氏（旧作遥辇氏）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共二十卷上之。盖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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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事皆是时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则又本耶律古裕等所编而审订之，其时刘辉谓道宗曰‘宋欧阳修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臣亦请以赵氏初起时事，详附我朝国史。据辉所言，则不惟诸帝有实录，且渐有全史矣！’至天祚帝乾统三年，又诏耶律俨纂太祖以下诸帝实录，共成七十卷，于是辽世事迹粗备。辽史传赞谓‘其具一代治乱之迹，亦云勤矣。’当辽之世，国史惟此本，号为完书。”[6]（P362）赵翼的评价揭示了辽朝的史官制度和国史撰修的成就，其赞誉耶律俨纂太祖以下诸帝实录“号为完书”，当不为虚言。作为历史文化相对落后的契丹民族，正是因为统治者对中原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仿效中原王朝的修史制度，为后世撰修辽史保存了相对完整的国史史料。

其次，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非常强烈，这在它的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契丹人认为本民族源于炎帝：“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演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2]（卷2）“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五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按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曰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库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2]（卷63）辽朝的史家和政治思想家，虽然在族源的追溯上观点并不准确，但体现出一种认同感，辽朝的史家认定契丹从上古时代，就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制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意识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再次，辽代当权人物和文士中学习中原文化、引据历史知识的兴趣甚为浓厚，辽代君臣在探讨国家大事时，往往运用传统史籍记载的汉唐典故作为论辩的依据。如辽圣宗喜读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侍读学士马得臣专门辑录三帝行事可法者呈进，并引盛唐君臣事迹劝谏圣宗之击鞠无度，被传为佳话。大臣耶律昭答西北路招讨使萧挞凛问三边事宜时言：“古之名将，安边立功，在德不在众。故谢玄以八千破苻坚百万，休哥以五队败曹彬十万。良由恩结士心，得其死力也”，[2]（卷104）显示当时契丹大臣对历史典籍非常熟悉，言谈之中，汉、辽史实都能够信手拈来，史学修养颇高。更为重要的是，契丹族与汉族之间的历史文化认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突出表现在本民族政权被中原汉族皇朝承认的程度及其方式。刘辉上书说：“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枉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所谓正统，实则指统治政权对前代统绪的正当继承。刘辉所论，反映了辽代士人对中原正统意识的承认，希望自身融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因而为中华民族历史认同意识的丰富和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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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责任编辑：郭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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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from‘one organization to many industry associations for a spatial’relationship pattern.It has formed the representative of local industry and eracted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the mechanism.At the same time,it has formed a relationship of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and gaming,performed the function of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effectively,refle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ivil Chamber of Commerce of local governance,and maintained contin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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