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认识解读新意见

隆平高科刘石：满足客户需求企业才能做强做大

开篇的话：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作为商业化育种主体的种业企业，如何正确审视自己，抢抓机遇，明确方向，找准定位，理清思路，做大做强，成为种业行业的领军企业。本刊特开设“”专栏，邀请中国种业五十强中，有实力、有特点、有思路、有举措、有故事的企业老总直抒胸臆，敞开心扉。希望业界的同仁能从中得到一些启迪，进一步理清企业的发展脉络，为真正实现中国由种业大国走向种业强国的梦想而努力。

抓住刘石先生从西北种子基地考察后回北京休整两天的空当，记者赶往他在京的寓所。坐在楼前满眼是绿的精致院落里，一边品着清新的明前茶，一边兴致勃勃地畅谈。

不太像素昧平生的工作采访，倒像是老朋友在共叙家常。

华丽转身面临新的挑战

记者：在中国种业界，您是一个声誉极高的人。您离开先锋公司，有很多种业企业争相邀您加盟，您为何就选择了隆平高科，换句话说，是隆平高科的什么东西吸引和打动了您？

刘石：在相邀的这些企业当中，隆平高科给的待遇不算是最高的。我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是看中隆平高科的平台大，品牌响亮。国家和湖南省对这家企业相当重视，当然还有袁隆平院士在业界的声望和权威。隆平高科除了在杂交水稻种子方面优势明显外，“湘研”辣椒种子全国排名第一，杂交棉花种子全国也排到第三位。二是被企业领导的诚心所感，前总裁颜卫彬三顾寒舍，尤其是在我刚离开先锋的第二天，他就专程从长沙飞北京找到我家里，真诚相邀。种业界有个共识：企业不做玉米种子是做不大的，这也可能是隆平高科极力说服我加盟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事实上，这一年多来，隆平高科在玉米种子方面发展已初见成效。

记者：您在外资种业公司多年，又在本土种业企业工作了一年，在您看来，本土企业与外资种业企业差异何在，有没有优势的一面，最应该向人家学习什么？

刘石：在来隆平高科之前，我几乎都是在外资企业工作，初到隆平高科，用现在一个时髦的词，很“忐忑”，但很快就适应了。外资企业在技术上、管理体系上要成熟一些；但也有很多弱势的一面，诸如对国情不太了解，操作生硬，缺少灵活性，人情味少一些等。外资的弱势也正是我们本土企业的优势所在。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吸收别人的长处就能做到无往而不胜。

首先是要转变观念。过去，企业往往是从自身发展的角度看问题，现在应该是倒过来，多研究客户的需求，多考虑如何给客户带来价值。不只是卖单个产品，更重要的是卖产品组合、卖服务。就像麦当劳的多种组合套餐，都是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充分分析客户的多种组合需求的基础上推出的，客户很方便就要到自己想要的套餐。第二是实

行管理的体系化。企业应该形成一个成熟的管理体系，而不是过分依赖个人的判断来进行管理。第三是走职业化和国际化之路。大多数人认为企业应该是先做大然后是做强，其实应该是倒过来，先做强再做大。国外成功种业企业的做法往往是分四步走：先是规模化，然后是规范化，第三步是现代化，第四步才是产业化。

记者：做企业的都渴望做强做大，但成功者寥寥，在您看来这最关键的成因是什么？

刘石：刚刚我已经谈到过，企业不要为做大而做大，而是要先做强。这包括在企业经营的每个环节上都要高于同行，在整个产业链上没有短板。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从客户的角度去想问题，要时刻想着为客户带来效益。如果反其道而行之，甚至为了自己的商业利润而去忽悠、欺哄客户多买你的产品。这样不仅损害客户的利益，自身的损失会更大。

企业作为商业化育种主体要落到实处

记者：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引发业界叫好声一片。您在种业数十载，以您的经验和切身感受，当如何评价？

刘石：当然是十分利好。第一，《意见》强调了种业的核心价值作用。过去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有些舍本逐末，如果花1000亿用在粮食储藏补贴上，而种粮补贴就百十亿，粮食生产的核心---种子的补贴只有几个亿，粮食生产不出来，补贴储藏还有何意义？在一个产业链上，越是上游的产业，越是技术含量要求高。此次《意见》的出台是抓到了促进粮食生产的关键点。第二，推行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商业化育种，将彻底打破我国现行过于依赖科研院所的育种格局。选育品种将一改过去单兵作战为团队作战；变相互封锁为资源、信息共享；品种研发将紧密与产业相连，与市场相结合。同时，按现代育种要求，传统育种一定要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现在国外育种都是“洋枪洋炮”了，如果我们还是“小米加步枪”，停留在手工作坊的阶段，如何与人竞争？伴随着商业化育种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记者：贯彻落实《意见》，当务之急，从政府的层面上来讲还要做哪些工作？

刘石：种业发展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盼望具体的措施尽快出台，比如在制种基地建设及规划方面，企业自身做不了，但很愿意配合来做；企业呼唤有创新和突破性新品种，迫切加快科研体制改革的步伐，希望用5年左右的时间，能实现企业选择育种家、育种家选择企业的自愿自由的双向选择；市场规范管理要到位，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防止地方管理者“抓大放小”，把大企业当“摇钱树”等等。

做中国种业领跑者和农业服务的旗帜

记者：《意见》的出台，给企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隆平高科对未来的发展构想是怎样的？

刘石：在中国种业界，隆平高科综合实力几次排名都是第一，其研发能力、生物技术应用能力、田间生产管理等都在同行领先。有条件也有实力借《意见》出台的东风，实现公司提出的响亮口号：做中国种业的领跑者、农业服务的旗帜。在商业育种化方面，隆平高科已经开始着手，明确提出育种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信息与资源共享，充分利用生物技术，坚持科研与产业紧密相连。在生产方面，强调加强基地建设，保证基地的相对稳定和质量（地力、设施）不断提高；提升种子生产出来后的加工水平，使种子质量充分得到保障。在营销方面，实施“四个一工程”：用2到3年时间，发展100个农民合作社、建设1000家专营店、一万个零售商网点，培养10万个科技示范带头人。隆平高科希望能够通过在提升中国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增产增收的基础上获得自身的发展机会。

金色农华李绍明：增强民族使命感打造种业国际

品牌

李绍明，1966年出生，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学博士。1999年至2003年任大北农研究院院长，2003年至今任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科研总监、总裁、董事长，同时还担任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并从事农业信息化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中国种业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长期深入研究和探索实践，取得了有益的进展。

他还主持并参加了《半矮秆小麦中试系统》、《华北区冬小麦精播技术体系研究》、《肥料混配智能决策及肥料企业管理系统》、《中国旱作农业决策支持系统》、《中国农村信息网络规划实施研究》及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种植业生产过程信息化关键技术与产品研发》、农业部科技跨越计划《高产高淀粉优质玉米新品种中单808推广项目》等课题研究。

原定2小时的采访，不知不觉4个小时过去了，要不是饥肠辘辘的肚子提醒，恐怕还停不下来。记者被面前这位中国种业人的忧患意识，还有那种使命感强烈地震撼着，深深地感染了。

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在工作中享受快乐

记者：不到10年时间，金色农华就昂首挺进中国种业十强。有资料表明，金色农华每年将销售收入的10%用于科研，是中国种业企业平均水平的10倍，这是不是金色农华快速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李绍明：公司发展应该说不算快，我们当初设想的是在2010年进入世界种业十强，而不是中国种业十强。公司在科研上舍得投入却是真的，截至今年5月底，我们累计是将销售额的11.7%用于科研，总投入额1.6亿多元。在未来5年内，公司将继续保持这样的投入水平。

记者：金色农华乃至整个大北农集团，有些禁令、约定让人十分好奇。如员工一律不得出入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同事之间的称呼只能是博士、老师等，这是不是构成了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企业的发展能带来什么影响？

李绍明：公司有一些基本守则，要求这么做，但没有相关处罚。我们倡导健康工作和生活，大家很乐意并自觉按这个约定去做。在集团，第一是讲文化，讲价值观，知道什么是对错；第二是讲流程和标准，教你去正确做事；第三才是管理和制度，做不好再来处罚你。至于员工之间为什么这么称呼，一方面，强调相互之间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另一方面，也是企业文化的延伸，员工之间是平等的，不必太在乎对方的职务，体现团队的亲和性。

记者：有这么好的环境，在这个团队里工作是幸福的，尽管会经过风风雨雨，遇到些沟沟坎坎，但生活是充实的，前途是一片光明。

李绍明：一点不错，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在工作中享受快乐。做种业最开心的事莫过于把正确的品种，用正确的方法种到正确的环境。育种家只是造出品种，而且这种造出的品种有可能只是含在大量沙子里的微量金子，有待于种业企业去筛选、开发。今年种植面积最大的杂交水稻“扬两优6号”，第一年推广时就遇到在扬花时几十年不遇的低温，结实率大幅度下降，眼看这个品种就要夭折了。我们经过长达1个月行程2万公里的调研发现，在同时种植的品种中，“扬两优6号”结实是相当好的！后续的测试还发现“扬两优6号”能够较好地避开中稻区的关键胁迫---高温，而且高温抗性好，特别适合在湖北一带种植。现在湖北种植面积达二三百万亩，占该品种全国推广面积的一半。

承认差距，是为了迎头赶上

记者：中国种业这些年发展很快，但与外国种业相比还是有不小的距离，您认为最大的差距表现在哪里？

李绍明：中国种业与美国的时间差距在20年左右，研发大于生产，生产大于营销，大约分别是20至30年、15至20年和5至10年。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向来不怕差距，最大的差距永远是认识上的，不承认差距实际上是最大的差距，盲目的自信往往更可怕。

记者：落后这么多年，追赶之难可想而知。在您看来，该从何处入手呢？

李绍明：承认差距但不能神化对方。杜邦先锋的玉米“先玉335”无疑是个难得的有突破性的好品种，但也不能过分神化。更不能忽视其还有一些短板，如大斑病抗性差、易根倒等。我们应该做的是研发出与之抗衡的品种。就在“先玉335”扩张之时，我们推出了一个在高产性能与其相当，而综合抗性（抗大斑病、抗倒伏等）优于它的“农华101”，4年测试达到预期目标。今年第一年正式推广就接近400万亩。有望通过几年的推广，能够遏制“先玉335”的扩张，甚至占领其部分市场。

肩负民族使命，做大做强企业

记者：《意见》出台，在您看来，给企业带来最大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

李绍明：《意见》把企业作为产业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是非常符合中国种业的发展实际。对企业来讲，《意见》的出台，使大家更有信心和决心投入研发和技术创新，有利于缩小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利于国内有竞争力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进而去创造国际品牌。当然，机遇对大家来说是均等的，抓不住，大浪淘沙；把握准了，企业就能得到飞速发展。

记者：贯彻落实《意见》，您从企业的角度，希望政府还应该做好哪方面工作？

李绍明：总的来讲，要提高《意见》的含金量，并狠抓落实到位，尤其是加大种植业政策性保险的力度，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在研发上，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推动研发体系向国际先进水平看齐；在生产和种子加工上，积极引进新工艺和技术；在监管上，严厉打击套牌侵权、抢购套购、私繁滥制等违法行为；行业协会积极推动企业之间的互惠许可，探索把小河小溪汇成大江大河。

记者：金色农华给自己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定位，未来的发展方向及目标如何设计？

李绍明：定位是12个字：致力科技创新，强盛民族种业。公司未来的发展要以科技创新见长，在产品质量上要起到引领和标杆作用。通过实施“四精战略”（精确研发、精益生产、精准推广、精细管理），力争再用10年时间，实现进入世界种业十强的既定目标，成为有影响力的国际品牌。

登海种业李登海：关键是要真下决心付诸行动

李登海，山东莱州市人，第八届至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农委委员，中共十四大、十七大代表。现任山东登海种业董事长、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主任，被誉为“紧凑型杂交玉米之父”。自1972年高产攻关以来，李登海创新育种获得38项植物新品种权和11项专利，主持选育的紧凑型玉米杂交种有50个通过国家或省级审定。

李登海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课题41项，获得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技成果奖13项，2005年被亚太种苗协会授予中国玉米产业重大贡献奖，2009年被评为全国“双百”英模。

在中国种业界，李登海的名头很响，甚至有“南袁(袁隆平)北李”之称。想听听这位从农村青年成长为农业科学家继而是上市种业公司董事长对贯彻落实《意见》的宏论，记者专程到美丽如画的莱州湾，在他的玉米研究所采访了他。他深有感触地说，贯彻《意见》精神，关键是要付诸行动。

一个难字，道出种业人的几多艰辛

记者：在中国种业界，您是第一个发现了平展型玉米的产量极限，第一个选育出亩产超1500斤的紧凑型杂交玉米新品种“掖单2号”，第一个选育出亩产超2000斤的紧凑、大穗型高产新品种“掖单13号”，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个选育出亩产超1100~1400公斤的超级玉米新品种。39年的沟沟坎坎，您最深的感悟是什么？

李登海：我感觉在中国做种业太难！从科研育种方面看，有四难：首先是知识产权保护标准过低，新品种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我们在创新，人家接过去改良，我们花多年精力财力搞出来的东西，人家不费吹灰之力稍加改动就成了他自己的“新品种”。其次是高产性品种进入市场难，缺少超高产的品种审定入选的渠道；高产水稻可以审定为“超级水稻”，超高产玉米也应审定为“超级玉米”。第三是科研单位研发目标至少不完全是从市场竞争力方面去考虑，难有突破性好品种。第四是科研投入成本日益加大，维持较高的创新团队难度加大。在生产基地的建设方面也有四难：基地种植安排难，落实更难；千家万户分散种植管理难；隔离生产难和种子收购控制难。在种子加工方面有四难：资金难，一个7万亩的种植基地需投入2.5亿购买烘干设备；进设备难，一些先进的部件需要进口，像风机、温控、脱粒等设备；办手续难；加工厂做大后社会风险大，多方伸手索要赞助，致使种业健康持续发展难。在销售方面还有两难：市场竞争环境公平难和推广销售难，广告满天飞，社会上品种多杂乱，则让人难辨好坏，好品种推广难。

记者：您一口气说了这么多难，但这么多年您一直在这个行业里坚守着，而且把企业越做越大，成为行业的领跑者，是什么东西支撑着您？

李登海：性格决定命运吧！我喜欢去挑战一些事情，并在其中享受快乐。育种难，但看到自己选育的品种大面积得到推广，成千上万农户因此喜获丰收，心里甜甜的！我是育种人出身，从20岁刚出头迈进这一行，几十年从没有停止过科研脚步，更没有想到过放弃和离开。因为我心中清楚，自主研发对一个种业企业的重要性，科技创新是种企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么多年来，我们公司对科研的投入不断加大，去年投入1800万元，今年会更多。我们研发高产玉米新品种因产量高得到农户的普遍认同，在黄淮地区加速推广，并已成为山东高产创建主选品种，展示着很好的发展前景。看到这些，我们面对那些个“难”字就有了去战胜的动力和决心了。

提升自己，热情拥抱种业发展的春天

记者：与杜邦先锋合作，开启登海种业乃至中国种业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在获得共同发展的同时，登海种业还收获了其他什么？

李登海：杜邦先锋的确是一家全心全意想搞好种业的企业。他们创立的一心一意为客户服务的理念、严谨的科学管理、良好的运行机制，使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种业企业应该学习和努力的方向。他们在研发上舍得投入，团队作战的优势明显；种子生产、加工质量牢牢把关；推广服务独到细致让人折服。我们之间的合作接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经历了7年谈判，当时我们登海的玉米品种在全国推广占到1/3左右的份额，面对众多的外资投资者，我们之所以最终选择杜邦先锋，是因为当时在全美，先锋是玉米最强的。先锋公司的玉米品种面积也占美国的1/3。我们可谓是强强联合。事实

证明了我们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10多年来，合资公司为国家增产粮食90亿斤，农民增收了，科技也得到长足进步。

记者：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在种业界赢得一片叫好声，许多人认为是种业春天来到了。您是怎样看的？

李登海：当然是我们种业发展的春天到了。我们的国家真正认识到了种子企业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上地位的重要性。而且不光是认识到位，还出台了大量的政策及保障性措施，动真格地支持种业发展。这对我们种业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为我们加快种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前面说的那些个“难”字会被一一解决；

最大的挑战还是自己，看你如何确定好未来种业发展的正确道路。

记者：就登海种业来说，您打算怎样做？

李登海：必须运用现代种业理念管理企业。既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种业的经营理念，又要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以长远的眼光，来确定我们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规划。重点是建立健全四支队伍，包括管理、研发、生产加工及推广营销服务队伍。加速开展适应不同生态区的新品种研发，开辟不同生态区的种子市场。进一步建设西北、西南、海南育种制种基地。把杂交玉米作为主体的发展战略，力争建设成高成长性的现代种业企业。

荃银高科张琴：借力地位提升，练好种企内功

张琴，女，出生于1963年6月，大专学历。2008年2月，任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年5月，荃银高科种业成功实现创业板上市，成为在创业板上市的“中国种业第一股”，为公司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探索民族种业发展实现了新的跨越。近年来，张琴相继荣获“合肥市三八红旗手”、“安徽省优秀女企业家”等荣誉称号。

采访张琴的那天，合肥下着小雨，空气显得格外的清新。记者来到位于合肥高新区的“筌银种业”，更被公司园区内精致、绿色、静谧的氛围所深深吸引。刚刚开完会的张琴未作休息，就爽快地开始接受记者的采访，几句带着稍许“歉意”的开场白，拉近了记者与这位女老总的距离。

再难的项目也要“啃”下来

记者：我们知道，您的父亲是“荃银”创建人之一，如今您作为公司董事长，要实现公司新的发展和突破，其中压力不小吧？

张琴：2008年，公司发展面临转折。当时公司正进行股份制改制，在这一关键节点，公司选举我出任董事长。这一决定对我而言十分突然，深感责任重大。以前我主要负责公司行政等外围性工作，一下子要上手业务经营等公司主业，心里没底。但压力就是动力，责任就是担当，父亲他们团队打下的坚实基业，如今接力棒传到我手上，我有责任去巩固“荃银”的品牌、壮大“荃银”的实力。

记者：在竞争激烈的种业行业中，作为一名女性，在同场竞技中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吧？

张琴：的确是这样。跟男性相比，女性需要承载更多的压力和挫折。但女性也有其优势，考虑问题细腻，办事稳健，反倒会增加成功的几率。我做事从不畏惧困难，凭着一股子韧劲，即使面对再难的项目我也要把它“啃”下来。

记者：作为民营性质的企业，公司核心成员及主要骨干既是经营者，同时又是股东，您认为这样的人员组成架构，在企业决策、运营过程中具备怎样的特点？

张琴：这样的人员组成架构与我们公司当初发起创办有关。当年，我父亲等创业者聚集一批科研专家、行业骨干等自然人，通过出资、出物等方式入股创建了“荃银”，这样相关创始人都是股东。股权分散的好处是大家能心往一处使，使公司决策更有广泛性、代表性。

记者：我们知道，种业行业中许多企业都在扩大生产经营范围，既包括种子产业这个主业，还包括农用化工、农副产品深加工等，但“荃银”却以杂交水稻为主，强化业务的专一性，而在市场营销上则采取了内外贸相结合的策略。

张琴：术业有专攻。“荃银”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水稻品种研发。经过多年攻关，据全国农技推广中心统计，目前推广面积较大的四大两系杂交水稻品种中，“荃银”就占了两个。而且在杂交水稻种子这一领域，我们着力在两系水稻研发上下功夫。众所周知，两系水稻相较三系水稻，在产量、品质上具备一定的优势。

可以说，“荃银”在业务定位上以杂交水稻种子为主，采取“限制性多元化”的发展思路。所谓的“限制性”是指目前只做种业，尤其是杂交水稻种业，而“多元化”则是指在种业中涵盖发展水稻、玉米、小麦、瓜菜等种类。我们将集中人力、财力、科研优势等，把种业做大做强，而非一味地在短期内盲目追求“大而全”。

“荃银”拥有农作物种子进出口经营资质，在大力发展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挖掘国际市场。时机成熟时，我们将在国外建立种子公司，扩大“筌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跻身国内种企领先梯队

记者：您怎么看待当前国内、国际种业市场的复杂局面？对此您有何建议？

张琴：国外种企的进入，无疑对国内种业行业带来巨大冲击。但反过来看，他们的高标准、高质量，同时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和提升。面对“狼来了”，我们大可不必惊慌，在学习中成长，在竞争中规范，只有练好内功，才会不惧“洋种子”。

纵观国内种业市场，目前尚有许多环节亟待完善。市场方面，一些小单位搞低价倾销、恶意竞争，对大公司研发的种子随意侵权滥用。如包装袋里装的是我们的种子，但包装袋上却印着别的品种字样。有企业无奈地说，“守规矩的企业搞不过散兵游勇，正

规军打不过杂牌军。”因此，我建议国家应进一步提高种业行业准入门槛，同时加大行业监管力度。

记者：您认为《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的出台，对我们国内种业行业意味着什么？

张琴：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都说种子是粮食的粮食，好的种子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我们希望，围绕《意见》能尽快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特别是针对种业受气候等因素影响的高风险特点，国家应在保险配套方面给予倾斜。有了完备的政策配套，我们自身则要借力地位提升，努力练好种企内功。

记者：尽管面临许多困难，但“荃银高科”依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姿态，为了打造国内一流种企，未来“荃银高科”围绕品牌建设等方面将会采取哪些措施？

张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进入国内种企的领先梯队。通过强化品牌意识、扩大市场占有率、加快兼并重组步伐等措施，用我们高质量的品种和服务去不断提升“荃银高科”

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知名度和用户忠诚度。

去年5月，“荃银高科”成功上市。作为国内创业板种业第一股，我们在融资领域获得了更充足的成长空间，相伴而来的是一些科研院所向我们伸出了橄榄枝。前不久，我们与安徽省农科院建立了合作机制，与该院水稻所联合成立了分子实验室，在产学研一体化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与科研院所展开合作的同时，我们还加快了兼并重组的步伐。目前，我们已兼并省内外6家种子公司，特别是在水稻、玉米等制种基地建设上不断“开疆拓土”。

奥瑞金韩庚辰：好的秩序是种企做强做大的基石

生于1955年的韩庚辰，1978年作为“文革”后首批研究生，师从中国玉米育种的奠基人吴绍?，1984年赴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攻读遗传育种博士学位。

毕业后，在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做博士后研究，并很快晋升为副研究员。1990他加入美国先锋种子公司，任研究员、亚洲地区技术经理。1996年辞职，成为最早回国创业的“海归”一员，并于1997年注册成立奥瑞金公司。2001年获得“北京市政府首届留学人员创业奖”后，先后被评为“北京市第五届科技之光优秀企业家”、“全国留学人员先进个人”、“中关村20年创新和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采访温文尔雅的韩庚辰，这位海归追梦人话语不多甚至有些惜字如金，但多次提及“规矩”、“秩序”两个词，这位昔日治学严谨者，已把这种理念完全融进了他后来回国创办的企业之中。

记者：14年前，您满怀振兴民族种业的抱负，毅然舍弃了国外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国创立了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做出这样的决断是要有非凡的勇气，是什么促使您终下决心？

韩庚辰：或许是与我的家庭有关吧。上世纪50年代，我出生于河南一个农民家庭。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播种耕耘的场景从小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高中毕业后，作为人民公社社员的一员，扛锄头下地成了家常便饭。正是因为来自农村，真正下地干过农活，我知道农民们需要的是什么。农村缺的是科技知识，如果能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去，可以改变很多人的生活。在美留学期间，我就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将国外育种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带回来，让中国农民种上最好的种子。

记者：奥瑞金这些年发展很快，提出并实践了“高质量、高价值、重服务、重创新”的种子企业经营理念，在农民心中拥有了很好的口碑，您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韩庚辰：奥瑞金是英文单词的中文译音，意思是“源头”。奥瑞金公司成立之初就是想做中国最优秀种子源头的企业。利用多年的求学和具体实践，我们总结形成了一整套与国际接轨的种业发展思路，一改过去国内种子科研、生产、销售割裂的计划经济型机制，紧紧以市场为导向，把科研、生产、销售等种子相关产业联结在一起，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并导入服务理念，提高服务意识，增加产品附加值，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使种子不再仅是一个农产品，而是作为一个高科技产品、一个大产业来发展。这些年，公司是得到些发展，进入了中国种业50强，成为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给农民提供了大量能帮助他们增产增收的好种子。但离我的初衷，离我心中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记者：在您看来，影响您实现梦想的因素有哪些？

韩庚辰：有外部也有内部的。外部是秩序问题，种业行业内的利益链分配的科学性得不到保证：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让科研投入承担太大的风险；制种基地不稳，影响种子加工设备的大量投入使用；流通环节费用奇高（有的甚至占到50%，而国外最多是20%），严重挤占生产者的利益空间，不利其快速发展。内部是管理人才奇缺，大多数管理精英向电子、电信、金融等领域聚集，农业企业收入相对低得多而难吸引人才。

记者：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对您刚才所说的外部限制因素改变是不是能带来利好？

韩庚辰：那是一定的。中国种业发展这么多年来，每十来年都有这么一个轮回。2000年前，中国种业捆得太紧，影响发展速度，之后，又太松，该管的也不管了，秩序非常混乱。在这种情形之下，企业要做大得承担很大的风险。所谓无规矩就没有方圆，《意见》的出台很及时，有望由农业部牵头，形成一个种业发展的正常秩序，为种业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因此，在未来种业发展中，限制因素不是在外部更多的应该是在内部。

记者：贯彻落实《意见》，您站在企业的角度，希望政府还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韩庚辰：我们希望具体措施要跟进，让政策真正落地。有了发展战略就应该有战略规划、实施路线图和完成的时间表。

我们还希望政府能够对转基因生物农业的态度更加明确。美国研究应用了几十年的转基因食品，我们吃的大豆好多就是转基因的。我们希望国家对转基因的政策有所改变，3年之后能推出转基因玉米品种。如果5年之内还做不到的话，等到10年之后，国外大量玉米进来可就来不及了。

记者：伴随着《意见》的贯彻落实，奥瑞金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未来的奥瑞金将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态势？

韩庚辰：奥瑞金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市场和产业为导向的商业化研发体系和能力建设，已建立了有效的研发体系（包括生物技术体系和育种体系），具备了持续选育满足市场和农民需求的新品种的能力。在各主要育种站配备了国外引进的小区播种、小区收获脱粒、数粒、测产系统等现代化的育种机械设备，在育种的关键过程实现了育种操作和性状测试的机械化、自动化，支撑了育种体系的高效运行。今后我们将继续以种子作为载体，大力发展生物技术，真正实现整个种子产业和农业技术的工业化、数据化和分子化（生物标记）。在三到五年，着重在管理、生产和服务上下功夫：管理上培养和引进优、精、尖管理人才；生产上稳定基地建设，用5年时间，全部实现生产制种从播种到装袋不经过人手的生产机械化、全程自动化（机播-机管-机收-自动烘干-自动精选包装）；在服务上，继续叫响“为农民服务”的口号，始终把“农民是否获益”作为检验奥瑞金是否成功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