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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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隐藏▲儒學理論仁義礼知信

天命良知天理心性中庸誠敬

三纲四端五常五倫七情六欲八德

忠恕孝悌廉恥名節

名教禮樂宗法井田

格物致知内圣外王教化和谐大同

道統聖賢君子小人

經權文質仁政王道

显示▼隐藏▲儒門人物堯舜禹

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

孔子孟子

四配

复圣颜子

宗圣曾子

述圣子思子

亚圣孟子

十二哲

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

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

显示▼隐藏▲古代儒者中國

董仲舒何邵公文中子

邵康節周敦頤張載程颐程颢

朱熹陸九淵

薛瑄吕坤曹端王阳明罗钦顺

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

颜元方苞段玉裁曾国藩

俞樾吴汝纶

日本

桂庵玄樹南村梅軒藤原惺窩

林羅山木下順庵新井白石

室鳩巢雨森芳洲祇園南海

石田梅岩山下龍二加地伸行

朝鮮

王仁崔致遠薛聰白頤正

安珦禹倬權簿李齊賢李穡

鄭夢周鄭道傳權近李崇仁吉再

徐敬德趙光祖李彥迪李退溪李栗谷

越南

朱文安黎括阮廌阮秉谦

黎贵惇潘廷逢張定

琉球

程順則向象賢蔡溫

显示▼隐藏▲儒家經典《四书》《五经》《十三经》

显示▼隐藏▲古典儒學中国儒学

经学

程朱理学陆王心学

实学朴学

日本儒学

明經道紀傳道薩南學派海南学派

圣学古义学古文献学

水戶學石門心學

朝鮮儒學

退溪學派畿湖學派

越南儒學

琉球儒學

显示▼隐藏▲當代儒學學者

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

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徐复观张君劢

蔣慶杜維明成中英刘述先蔡仁厚

學派

新儒家孔教運動學衡派波士頓學派

显示▼隐藏▲相关事项六艺诸子百家孔子弟子纲常

儒教书院孔庙祠堂宗族

衍聖公科举国子监五经博士

儒家文化圈

查?論?編?歷

當代新儒家是民國以來在當代背景下產生出來的基於當今現代性的儒家思想學術流派。新儒家常常指自大陸時期民國初年開始，直至中國內戰之後活動於臺灣、香港等地的儒家學派。自大陸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和中華民國在臺灣實行民選政治以來，並且隨著臺灣經濟騰飛、大陸經濟和社會發展，新儒家在海內外又有新的發展。廣義而言，新時代儒家的學術，已不僅僅局限于人文或者哲學領域，而是滲透到各個

學科，包括從儒家思想出發而發生的教育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等等領域的思想學說。新儒家學術的發展和興盛與中國哲學、中華文化的發展和興盛等有著密切的關係，同時關聯當今世界文化和社會的發展。

目录 [隐藏]

1 背景和概況

2 當代新儒家的分期

3 當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

3.1 闡釋民主

4 新儒家與其他學說的溝通

4.1 與西方哲學的溝通

5 参見

6 參考資料

7 外部連結

[编辑] 背景和概況當代新儒家指民國新文化運動以來全盤西化的思潮在中國的影響力擴大，一批學者堅信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仍有價值，認為中國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價值，謀求发展中國文化和社會現代化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1921年學衡社的成立及1922年學衡雜誌的創刊，以純學術的形式融化新知昌明中國文化的精粹，同時也引發了新儒家哲學思辨的興起。新儒家之所以「新」，如方東美所說：“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學，以建立新儒學”。牟宗三說：「凡是願意以平正的心懷，承認人類理性的價值，以抵抗一切非理性的東西（包括哲學思想、觀念系統、主義學說、政經活動……），他就是儒家，就是新儒家。」當代新儒家的共通點是一方面致力對儒、道、釋三家作出新的詮釋及應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學思想融會在中國傳統智慧之內，從而肯定中國傳統哲學也可發展出民主與科學等現代思想，嘗試完成中西哲學會通的工作，故與单純肯定傳統的保守的國粹學派，即以康有為為首的孔教運動的路線有顯著分別。更正統的新儒家則認為並不需要以其他文化學說體系的角度來變通儒家，而是從儒家本身的體系及其包含的普適性道理出發發展新時代的儒學。同時，各个文化體系也可從其他文化體系中吸取有益適補的成分。

[编辑] 當代新儒家的分期當代新儒家可分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哲學家為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張君劢、馮友蘭；1950年至1979年為第二代，代表哲學家為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哲學家有成中英、劉述先、杜維明、霍韜晦、姚新中等[1]。其中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曾聯署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強調「心性之學」為了解中國文化傳統的基礎。為了突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八位新儒家學者，故熊十力、梁漱溟等人遂有新儒學八大家之稱。此外还有许多當代儒家学者，如钱穆、贺麟、陳勝長等人。其中陳勝長亦身兼諧隱傳統研究創始人。

[编辑] 當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據台灣東海大學榮譽教授蔡仁厚在2005年6月1日在香港《成報》發表的「當代新儒家的學術貢獻」，可分為以下五點：

1.表述心性義理：使三教智慧系統煥然復明於世

2.發揮外王大義：解答中國文化中政道與事功的問題

3.疏導中國哲學：暢通中國哲學史演進發展的關節

4.消納西方哲學：譯註三大批判融攝康德哲學

5.會通中西哲學：疏導中西哲學會通的道路

1949年前後，錢穆、唐君毅等不少新儒家學者均因時勢動蕩而居於香港，並在香港設立新亞書院，對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作出不少貢獻，並被視為宋代書院文化的延續。

[编辑] 闡釋民主熊十力闡述了孔子大道之業為真正的民主的思想，認為大同之治，群龍無首，天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是最高的民主政治。[2]

[编辑] 新儒家與其他學說的溝通[编辑] 與西方哲學的溝通中國哲學與康得哲學的融通

牟宗三《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

人或可說：你這樣作，是把康德拉入中國的哲學傳統裡，這未必是康德之所願，而你們中國那一套亦未必是康德之所喜。我說：理之所在自有其必然的歸結，不管你願不願；而以康德之特重道德而且善講道德，則中國這一套亦未必非其所樂聞。你以為中國這一套未必是康德之所喜，是因為你不解中國這一套之本義、實義，與深遠義故。假若中國這一套之本義、實義，與深遠義能呈現出來，則我以為真能懂中國儒學者還是康德。

——牟宗三 , 序，于《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

新儒家與美國實用主義的會通

安樂哲、郝大維等學者認為，儒家應當在中國哲學思維的特殊性中去理解，而不應當附會到西方的思維框架中去。同時，他們又認為儒家學說的內容和關注社群共同生活的杜威民主思想有相通的地方。新儒家學者通過儒家思想和以杜威為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的會通，構建出關注社群生活的儒家民主主義。[3]

[编辑] 参見儒家

儒家人物

新儒学八大家

[编辑] 參考資料1.^ 霍韜晦. 世紀之思. 香港: 法住出版社. 1999年: 83-93.

2.^ 何信全：《儒學與現代民主》

3.^ 安樂哲郝大維：儒家民主主義

[编辑] 外部連結賴賢宗 : 體用與心性: 當代新儒家哲學新論選輯

賴賢宗 : 儒家詮釋學

另辟蹊径力创新思方克立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

另辟蹊径力创新思一一方克立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论文导读:：方克立先生。堪称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先生早年从事于中国古典哲学教学与研究。论文关键词：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方克立先生，湖南湘潭人，1938年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著名历史学家方壮猷之子。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先生早年从事于中国古典哲学教学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2]1在短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堪称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港台及海外思想文化界产生强烈的反响并引起极大的关注。主要论著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主编有《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大辞典》、《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作为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一代宗师，方克立先生对中国哲学有着厚重的情感。在所写的大量学术专著中，在所作的大量学术演讲中，他多次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现代新儒家学术成就予以充分肯定，对现代新儒家存在的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作了中肯的评定。在一定意义上说，先生对现代新儒学的哲学致思确立了学术界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精神方向。在两十多年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先生学思精严、规模宏远、成绩斐然。然而，限于文章篇幅与个人学识研究，此文谨以先生学术思想之部分即主持编写现代新儒学丛书、现代新儒学综合性论述及现代新儒家的个案分析为研究主体。笔者不揣冒昧，谨述如下。

1、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在当前的文化讨论中，有一种观点颇为引人注目，并有进一步发展和滋蔓的趋势，这就是复兴儒学或所谓“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 “弘扬儒家学术”，“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本来是五十年代后期以来港台和海外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提出和一直坚持的口号。随着对外开放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发展，国内个别学者也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第三期发展”解释为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近年来，一些海外华裔学者先后应邀回国讲学，也有人大力宣传这种新儒学的主张（并非人人如此，也不见得是多数）。曾经是现代新儒家的先驱者的几位长期生活在国内的老先生，怀若对“周孔教化”和传统儒学的“敬意”，重登讲坛，继续宣传当年鼓吹过的中国精神文明优越论，提倡发场民族传统精神，甚至主张把宋明理学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由于这些都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备受青年的尊敬和仰慕，加上报刊的宣传，因此，对于他们思想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学术观念的变化可能最能说明问题。近30年来港台现代新儒家著作中最常见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天人合一”、“道德理性”、“个体人格”、“儒家人文主义”等等，过去我们是很少讲的，近年来纷纷出现于我们的报刊上和学术论著中， *本文是作者1986年3月27日在国家教委召开的“七五”科研规划咨询会上的发言，原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甚至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课题和时尚观念。新儒学似乎已经成为现代学术思想战线上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派别，尽管目前国内还没有人公开打出“现代新儒家”的旗帜。中国正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又一个关键时刻，现代新儒家思想的重新泛起，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从历史上说，现代新儒家就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要不要实现现代化和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产生的一个思想派别，他们提出的理沦，早已受到中国的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严肃批评，并且被实践证明是行下通的和根本错误的。在今天，中国更紧迫地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古今、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更加直接、尖锐。中国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呢，还是应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抑或是走如某些人所鼓吹的“东方式工业文明”的道路？这是今天人们思考、探索和实际争论的问题。现代新濡家的主张在这个时候重新有了一定的市场，应该说是不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争取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能不能靠复兴儒学，或以现代新儒学为指导思想来实现？自然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间题上，我们的同志一般不会糊涂；但是在一些似乎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上，例如怎样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怎样评价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在今天的价值与作用，怎样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等等，我们一些同志发表的见解，却很难和现代新儒家划清界限，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一)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一)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文化，早在晚明清初即已开启其由传统而向近、现代转化的历史闸门。但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及其所实施的野蛮的种族歧视和文化统治，使得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进程未能以自发式形态一线顺畅展开。迨至道、咸之世的早期启蒙思潮再兴，戊戌年间启蒙思潮由“早期启蒙”阶段向“近代启蒙”阶段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一次启动了起来。尽管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胜于晚明清初，但这时的中国已经遭逢到亘古未遇之巨敌——在近代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一经产生就有着规范其他地区、国家或民族发展路向的特性。它凭借着先进的科技成就、廉价的商品、雄厚的经济实力、血与火的掠夺，将自己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等强制性推向全世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而如以道德评价标准来看，这带给西方社会的是福音，留给其他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却是灾难：土地被抢占，财富被掠夺，有的连国家主权也丧失了，陷入殖民地境地；……中华民族即因西方的入侵及与之相伴随的近代西方文明的无情冲击而承受到深重的灾难，不仅破坏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秩序，而且扰乱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发展路向的理性选择，使得本已迭经坎坷的中国文化近（现）代化进程更加步履艰难。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何以未能经受得住西风美雨的冲击？中国文化有无自身的价值；倘有价值，其发展前景又将如何？究竟应该怎样应对扑面而来的近代西方文明，并在完成救亡图存重任的同时，谋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身身的发展？以及为什么中国专制主义文化具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怎样才能彻底清除专制主义的文化土壤？应该如何评价既明显具有优势、又显然存在诸多弊端的近代西方文明？中、西文化能否交融；如有交融之可能，又怎样使之得以实现？与西方文化交融、会通后发展起来的新型而又保持着自身民族特质的中国文化，在未来人类文明中处于何种地位？……诸如此类的问题，全部摆在了为中国前途而思考和奋斗的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者的面前。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代表哪一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意愿，无论其有着怎样的学术背景、心路历程、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只要其关注中国的前途命运，就必然会思考这些问题，并依据其自己的方式、从各自的立场或角度作出一定的回应。 “五四”启蒙知识群体对这些问题的回应颇有代表性意义。兹仅评述三点：其一，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采取简单化的全盘否定态度。“五四”启蒙先贤中虽曾有人试图阐发中国文化传统之精义，探寻中西文化融汇的途径，但随着反传统呼声日烈，这种探寻在他们那里渐近销声匿迹，而几欲连根拔除式的反传统呼声则成为主潮。不但孔家店必须打倒，极端者更倡言汉字、线装书、国画、中医、武术、京剧等一切固有文化均在必须废弃之列，甚至说：“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的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传统文化的唯一价值，便是其能如死人之于医生一般的为我们提供“病理学上的好材料”。（2）如此激烈，确为人类文化史上罕见，正如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所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历史中，“从未出现过象中国五四时期那样的在时间上持续如此之久、历史影响如此深远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3）这种对于传统摧毁性的批判、反对、否定，并不是依据于学理，而另有其现实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尊孔复古逆流，特别是针对北洋军阀统治集团利用这股逆流对新思潮横加镇压而发出的逆反性抗议。并且，这种反传统思潮所以能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相当广泛的回响，也正因其与他们对黑暗腐败的统治集团和以安福系为代表的无聊文人政客们的普遍愤慨情绪相吻合，从而获得强烈的共鸣效应。然而，以现实政治的批判为目的的反传统不是、也不

现代新儒学

第四章现代新儒学 20世纪20年代产生，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名理学为特征，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条件下的出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一、儒学发展三阶段： 1、先秦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为原始儒学。 2、经过宋明时期援佛入儒，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哲理化，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3、“五四”前后，一批知识分子面对中国传统伦理和价值系统的崩溃，帝国主义文化的入侵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欲图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系统，弘扬儒学，以适应时代潮流，是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就是现代新儒学。二、现代新儒学先驱：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 1、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先驱。早在１９２１年，他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尝到“人生的真味”，因而儒家思想才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2、熊十力：以《易传》为宗，独创“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 3、贺麟：倡导的是“新心学。他于１９４１年８月，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作。明确提出了“以儒家思想为本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具”的主张。 4、冯友兰：提倡的是“新理学”。他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贞元六书”，集中宣传了他的“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 50年代后港台新儒学代表人物：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最有代表性的是由唐君毅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共同署名，轰动一时的文化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题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三、现代新儒学五个思想特征：（一）有着坚定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场。“一本性和优越性” （二）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花果飘零”的心态，希望全民能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取得“共识”，以弘扬中国文化。（三）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同化力，与现代化并不相矛盾，本身蕴含着发展科技的思想，包含着民主政治的根源。（四）中西文化可以融合（五）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方向。四、新儒学的主要理论特点：（一）崇儒尊孔、谋求儒学之现代复兴的基本理论立场。第一期先秦儒学彰显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第二期宋明理学复活先秦儒家的智慧；第三期现代新儒学承续儒家传统的生命精神。（二）民族文化本位的基本理论立足点。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三）援西入儒的学理路数。（四）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返儒学内在心性之本；开现代科学、民主之新。

儒家发展历程

一、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地位及其原因 1．春秋战国时期是儒家思想的创立和形成时期；儒家思想受到统治者的冷落；其原因在于“仁政”、“德治”虽然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但在社会大变革、大动乱时代，其主张不能适应当时激烈的社会变革和争霸的需要。 2．秦朝时，儒家思想受到压制；原因在于秦统一后，儒生依旧遵循旧的主张，非议郡县制，站在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对立面。 3．汉代是儒学的改造时期；儒学逐渐处于独尊地位，成为正统思想；其原因在于董仲舒在继承先秦“仁”“仁政”思想的基础上，增加了“大一统”“天人感应”等新内容，对儒学思想进行了改造，适应了统治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 4．魏晋南北朝时期；吸收佛道思想，使儒家思想有了新发展；儒家思想正统地位受到挑战。 5.宋明时期是儒学的转型和成熟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更加巩固；其原因在于宋明时期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人融合佛道思想解释儒家义理形成理学，儒家思想完成了哲学化和思辨化的过程，从理学到心学，儒家思想更加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 6.明清时期进步思想家（李、黄、顾、王）对儒学思想批判继承，形成具有民主色彩的新思想；儒学正统地位受到批判与挑战，但仍占统治地位；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封建统治的腐朽。 1“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原因及评价 2各派代表人物及思想主张 3春秋战国的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特征和历史地位（学案P2） 4正确理解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教材帮P4） 1董仲舒新儒学形成背景及思想主张 2汉武帝为什么推崇董仲舒新儒学（“冷热”问题） 3与先秦儒学相比，董仲舒新儒学特点（1）思想内涵：融儒、法、阴阳五行、黄老学说为一体（外儒内法，兼有道）（2）主张：实行“大一统”，强调君主权威，将儒学神学化（3）继承发扬了儒学民本与仁政思想（4）以维护君主专制为目的，受统治者重视，成为社会正统 1程朱理学形成背景、观点及评价 2陆王心学主要观点及影响 3宋明理学对儒学做了哪些新发展（学案P10） 4对比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 1明清之际进步思想产生的背景（P27） 2列举明清之际主要思想家及其主张 3明清之际进步思想的主要特点（P28） 4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儒学有哪些发展，并简要评价（学案P14）纵观中外历史，大凡社会转型（社会大变革）时期，共同之处有哪些？ 1、都有新的经济因素 2、新的阶级 3、新的思潮 4、思想文化活跃，诞生大批思想家

近代贵州儒学与文化

近代贵州儒学与文化儒学研究的是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以及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及其意义的学说。从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再到宋明的程朱理学，以及清末康有为等的近现代新儒学，至今已经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 贵州少数民族有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文化各具不同的民族特点,但贵州少数民族作为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成员,他们的文化无疑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基础的儒家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家文化既是贵州少数民族进入封建社会后其历史发展的社会背景,又是其生存发展的选择压力.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给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铸上了深深的印痕. 辉煌的贵州近代儒学文化推动社会变革，贵州有着诸多重大影响的贵州近代杰出人物，推动近代贵州儒学的发展，文化取得的辉煌成就。正如谭教授所说：贵州经济不算发达，但贵州文化并不落后。在经、史、子、集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的杰出人才还有张之洞、黄彭年、姚华、何应钦、曹顺华等，这些大家的存在，充分表明儒学在贵州的深远影响，同时也为贵州积淀了厚实的文化底蕴。

根据史料统计，清道光至光绪年间，贵州进士313人，举人1781人，其中包括状元赵以炯、夏同龢。人才辈出使贵州在儒学方面，硕果累累。贵州的易学研究著作颇丰，清朝39部《易》学著作，大部分为清代贵州名贤萧光远所著，毕生致力于研究《易经》，造诣颇高，历时16年，撰成《周易属辞》、《周易通例》、《周易通说》，计19卷10万言，全部入《续修四库全书》。贵州不乏近代教育的先行者，更有政治改革的先驱者。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出生在贵阳，兴义求学长大，毛泽东主席给予了“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的极高评价。教育方面，张之洞创办了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高校。儒家文化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是儒家文化浸润与影响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不断吸收融合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思想,丰富和充实其文化内涵的过程。近代贵州对儒学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符号，代表着贵州文化的特点和发展方向，值得后人了解和研究。儒家思想及其价值是世界人类文化一颗璀璨的珍珠，不仅仅是对于过去，甚至于对于未来都是重要的精神财富。姓名：黄瑞嘉专业：12国际商务学号：20122201031029

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五四运动”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新儒学·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张允熠《光明日报》（2014年07月16日16 版）编者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建设国家软实力，发展繁荣中国文化的当今时代，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升中国文化的活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版特组织刊发三篇文章，以期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思考和探讨。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直接联系，随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含有两层意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一个结合表现在实际、实践、实用、实效层面上，第二个结合表现在精神、思想、理念、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和结合中形成了中国社会新型的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们不禁要问：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几乎搬来了西方的全部思想库，但其结果不是化作过眼云烟转瞬即逝，就是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精神奢侈品仅供鉴赏，唯独马克思主义一枝独秀，不但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而且最终取代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意识形态跃居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其中的奥秘何在？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在于它适应了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 1840年以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为了救亡图存，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4页。］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人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了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同上，第1357页。］然而，实践表明，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文和外国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国情，这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进而克服了党内教条主义和"全盘俄化"的错误趋向，终于指引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一再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了中国化才能成功地促进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也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的制定，从而使中国社会永不偏离正确的前进方向。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在于它适应了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需要。相对于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欧社会，中国从16世纪起就落后了。与此同时，以儒学为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日益捉襟见肘，已不可能成为中国社

新儒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新儒学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说起儒，儒学，儒家一类的词，大家也许就会首先想到春秋战国时候的孔子。原因很简单，孔子是大学问家，大圣人。中国历史上称得上圣人的也才两个，一个是武圣人关羽，另外一个就是大学问家孔子，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新儒学可分为宋代新儒学和近现代新儒学。近现代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而当代新儒学，是继先秦儒学、宋明儒学之后试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再度复兴儒家之道的一种文化思潮。而当代新儒学，是继先秦儒学、宋明儒学之后试图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再度复兴儒家之道的一种文化思潮。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

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没有对社会发展，尤其政治变革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历史轨迹和历史命运。在参与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融入了中国的本土文化,而且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新传统。其成功的原因,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使然,但文化选择也是一个不可忽略不计的重要因素。广义地说,理论的实际应用本身就是解释,它是一种以实践的方式所做的解释,而任何一种解释都是意义的生成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互诠互释的契合过程。 (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一种深邃而重大的文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如何兼容的问题。考察这个问题,就需要以东西方文化的近代碰撞为历史背景,以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和纠葛为文化坐标,从解释学角度全面深入地探讨本土文化提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期待视野、历史机缘、接受模式,多维度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儒学这一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彰显儒学作为中国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资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和两者会通的可能性。它需要我们从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比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并将其诉诸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坐标,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揭示二者之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融合的可能性,以超越以往研究中的“体用论”窠臼的限囿。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对话关系,凸显这种对话所形成的相互建构的积极意义,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构建提供学理启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所面临的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从历史的长时段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发挥巨大的实践力量,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和文化选择的结果。因为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能够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必然带有中国的期待视野,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经过中国本土文化过滤和重构的过程,其中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一个不可剔除的解释学背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体现在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维度。首先是互补关系,即两者在社会功能、学科视野、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相互补充。其次是会通关系,即两者之间的相互发明、相互诠释。再次是整合关系,即在互补和会通的基础上,把两者融合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以实现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在学理层面上存在着彼此的可通约性。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原型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设之间的同构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形上学依据。中国文化同欧洲大陆文化的亲和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融合的可能性。 (二)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不同侧面加以概括。择其要者,我们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体认: 1.拯救意识。马克思有其自觉的担当意识和拯救情结,他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另辟蹊径力创新思——方克立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

另辟蹊径力创新思——方克立先生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论文导读:：方克立先生。堪称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先生早年从事于中国古典哲学教学与研究。论文关键词：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方克立先生，湖南湘潭人，1938年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著名历史学家方壮猷之子。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先生早年从事于中国古典哲学教学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率先提出“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1]1在短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堪称现代新儒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港台及海外思想文化界产生强烈的反响并引起极大的关注。主要论著有《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主编有《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大辞典》、《现代新儒家学案》、《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作为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一代宗师，方克立先生对中国哲学有着厚重的情感。在所写的大量学术专著中，在所作的大量学术演讲中，他多次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现代新儒家学术成就予以充分肯定，对现代新儒家存在的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作了中肯的评定。在一定意义上说，先生对现代新儒学的哲学致思确立了学术界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精神方向。在两十多年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中，先生学思精严、规模宏远、

成绩斐然。然而，限于文章篇幅与个人学识研究，此文谨以先生学术思想之部分即主持编写现代新儒学丛书、现代新儒学综合性论述及现代新儒家的个案分析为研究主体。笔者不揣冒昧，谨述如下。一、主编现代新儒学丛书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大陆学术界现代新儒学研究起步较晚，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勃兴才日渐浮出水面，因而其研究路向尚处于探索阶段。在一次访谈中，方克立先生明确指出，要正确把握现代新儒学研究的理论方向。“我们自始至终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现代新儒学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价，首先详细占有资料，然后对新儒学的发展历程和理论观点作客观的认识和评析，既肯定其学术贡献，又批评其理论失误”。[2]371在先生看来，树立正确的学术立场，占有详实的原始资料对展开与深入现代新儒学研究十分必要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在学术立场上，先生曾以三句话来概括对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态度：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简而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采取更加严谨、客观、分析的态度，才能更好地廓清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致思。在资料收集上，作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先生提出具体详尽的研究思路：首先系统地搜集整理最基本的资料，然后进行系列的专题和专人研究。自现代新儒学研究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以来，先生主持编写了大量研究丛书。 ⒈研究论集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新儒学研究论

儒学发展历程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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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灿烂的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是极其重要的一条支流，就像长江注入大海那样，在几千年来不断为中华文明注入活力，并沉淀出了深厚的内涵文化。从汉代被立为正统之后，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一、儒学起源儒起源于古代民间的主持葬礼的葬师。《周礼·天官》云：“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彦疏：“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在西周初年，儒已存在，他们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并以此教民。以此得知，早期的儒是一种职业或身份。《仪礼》、《周礼》就是“儒”为周代贵族立身处事而制定的生活手册。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正在走向瓦解崩溃，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强大起来的诸侯们互相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着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代表着没落奴隶主贵族阶级利益，主张克己复礼，希望恢复社会各阶级复杂的礼仪秩序。他的核心思想是“仁”，仁的含义很广泛，几乎触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尔后孟子荀子又将仁和儒家思想进一步增加新的内涵发扬光大。二、受到打击秦朝的时候，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统治阶段了，温文尔雅的儒家思想没有得到秦始皇的青睐，非但如此，为了统一思想巩固江山，秦始皇下令焚书坑儒，儒学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儒学发展因此走入低潮。三、成为正统所幸的是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了，儒学的经典书籍得以流传下来。西汉初年修生养息，到了汉武帝时已经强盛起来了，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于是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无论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现象。产生于西方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儒家思想是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然而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大陆取得支配地位，救亡的现实需要固然是关键，也与作为接受主体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普通民众自身的文化底蕴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互动的过程。总结分析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异中之同，历史地看待儒家思想，无疑有利于适度把握中国儒家思想的积极成分，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一、理论品格：“实践”与“实用理性” 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它的实践性。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它一些东西。”“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对于理论活动，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人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逐步实现理想。与以往的哲学家不同，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而是致力于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自己的具体行动实践自己的理论。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共同纲领，组成第一国际，具体指导各国的工人斗争，支持巴黎公社等等。作为“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其真理性、价值和力量不仅在于它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而且在于它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儒家思想也具有强烈的实用(践)理性特征②。儒家的实用理性就是用冷静的、现实的、合理的态度来解说和对待事物，它不在理论上探求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认为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处理它，一切都放在实用的理性天平上加以衡量。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后世各代不时有功利学派的声音。实用理性已经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对此，恩格斯曾写道：“在一切实际事务中……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民族。”③马克斯·韦伯也认为，中国文化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④。儒家思想这种特征，使得中国人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主题是救亡图存，而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们认为中国的失败是社会竞争的结果，只能说明中国人是个低等民族，她的遭遇不值得同情。马克思主义从道义上谴责资本主义国家对弱小民族的侵略，且从策略上主张革命和

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解析

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解析【高考导航】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在强调以文明史观审视历史的今天，本部分内容在高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题型上，选择题与主观题并重；内容上，儒家思想的内涵和演变是考查的重点，其中明清思想为重中之重。复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结合当前全球祭孔、开办孔子学院、《论语》热等现象理解儒学与国家建设的联系；二是结合和谐社会构建、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等热点问题，理解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三是注意纵向和横向分析、比较。如纵向梳理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横向比较明清民主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异同等。【考点梳理】一、春秋战国——儒家思想形成 1．源头：百家争鸣（1）背景：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文化繁荣。（2）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道家学派老子和庄子，提倡“无为而治”；墨家学派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法家学派韩非子，主张“法治”；儒家学派孔子、孟子、荀子。（3）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透析：①百家争鸣的出现反映了奴隶制度瓦解和封建制度开始形成的时代特征。②儒家强调道德感化；法家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包含辩证思想。三者互补，在发展中表现出融合趋势。汉武帝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均采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助、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统治模式。例1.（2011年上海单科卷，第8题）当代某学者谈及自己为人处世的宗旨时说：对己学道家，意思是清静寡欲；做事学法家，意思是按原则办事；待人学儒家，即（）A．爱无差等 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C．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D．存天理，灭人欲【参考答案】 B 2．形成与发展：孔子、孟子、荀子思想（1）创始：孔子。①主要思想：“仁”（核心）；德治；有教无类。②地位：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至圣”。（2）发展：孟子和荀子。①孟子：把“仁”的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发挥孔子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被称为“亚圣”；《孟子》在南宋被列为四书。②荀子：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了“君舟民水”思想；伦理观上主张性恶论；天人关系上，提出“天有行常”、“制天命而用之”。透析：①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关系：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刻影响，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儒家思想不断吸纳、融合各流派的观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②孔子的民本思想是为政以德，体现人文主义精神。③孔孟提出的修身、治国等

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新儒家

目前的儒学复兴运动，被指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我曾撰文谈到，“文化保守主义”这个含混的符号，是对当下的生活本源的一种遮蔽。我的意思是：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标签，并不能揭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本质渊源，反而可能将这场运动导向原教旨主义。现代新儒家也一向是被归入“文化保守主义”的。最近，方克立先生把蒋庆、陈明归入了现代新儒家的“第四代”，也就是把他们归入了“文化保守主义”，因为方先生一向认为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这不仅意味着对现代新儒家的一种定位，而且也意味着对当前的整个儒学复兴运动的定位。我这里并不想谈蒋、陈与现代新儒家的关系，虽然在我看来，蒋、陈并非什么“现代新儒家”，纵然他们在观念上确有某种关联。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定位依然存在着、甚至加深着对当下的生活本源的遮蔽，而这种遮蔽隐藏着某种危险。当然，“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称谓的流行，也自有它的道理：首先，不论是已经三代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确实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文化纠缠”；其次，这种纠缠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这种表达恰恰意味着生活本源的遮蔽；最后，正是这种遮蔽，蕴涵着走向原教旨主义的某种必然性。应该说，现代新儒家本是应运而生的。所谓“应运而生”是说： “顺应”着某种“时运”。这种“时运”正是儒家的“天命”观念，但并不是宿命论意义上的命运观念，而是一种原初意义的“革命”的观念，也就是《易传》所说的“时义”的观念：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以，“天命”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的演流；这种演流被我们领悟为“命”、领悟为“口令”，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作为大道的道说，在无声的言说中给予我们的一种“语境”。我们惟有倾听这种“语境”，才能实行真正意义的“革命”：

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摘要：现代新儒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它以儒学“道统”为己任，信奉宋明理学，力图做到客观理解传统儒学，并在此基础上吸纳融合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儒学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有了发展的机遇。与此同时，文化的全球化也为儒学的复兴带来了契机。关键词：现代新儒学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虽然现代新儒学由于其自身的建构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濒临消亡的危险。现代新儒家以救亡使命感为责任，吸纳融合西方哲学，为儒学的复兴和发展带来了机遇。 1 现代新儒学的形成在20世纪20～40年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儒学何去何从成了一个时代问题。几千年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学思想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1919年，在中国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其以“打倒孔家店”，彻底颠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主题的前提。在这两种哲学思潮的共同冲击下，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以复兴传统儒学为目的，吸纳融合西方哲学，在儒学的概念和义理方面进行理论创制。这些学

者即现代新儒家，他们的思想即“现代新儒学”。新儒家面对时代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的展开，于是现代新儒学即是“现代”这个时间概念上的儒学。 2 现代新儒学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学与外来思潮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与发展的。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新儒学在没有社会实践的情况下，其发展历程注定是漫长而崎岖的，但它在经过了濒死的低谷后能够复苏，并由复苏而能生长繁荣。这与历代新儒家对儒学概念和义理进行反思并做出相应的理论阐释和创制必不可分的。现代新儒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即现代新儒学的开创期，时间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梁漱溟率先提倡要走“孔家路”，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张君劢紧随梁漱溟之后，以他独特的学术贡献为现代新儒学奠定了思想基础；梁漱溟和张君劢虽然都强调了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但只是在学理的判断上，没有形成完整体系；1932年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发表，才真正构筑起了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其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创构以“人本”、“动态”、“感性”为基本精神。这一思想体系对后来的现代新儒家有着思想导向和理论示范性意义，进而成为“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人”。第二阶段即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期，时间是从20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