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医的科学性
论中医的科学性
中医在中国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认识和治疗疾病的经验，历来一直被视作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但就中国的传统文化而言，其实没有“中医”这一说法，也没有“科学”这一说法，因而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也就中医是“科学”还是“非科学”的议论。然而自从现代西方医学伴随着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以来，特别是人们看到现代科学对人们的生活实践产生的巨大指导作用后，“科学”可是跟一些美好的词汇联系在一起，例如“正确”、“真理”等，而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论也开始愈演愈烈。要弄清中医是不是具有科学性，首先要弄清“科学”和“中医”概念。
1“科学”与“中医”
1.1 “科学”的定义
科学一词来自于古西方拉丁语“Scientia”，最初的意思是指“知识”与“学问”。19世纪下半叶，日本学界将英文中的“science”译为“科学”，含义是“分门别类加以研究的学问”。1893年，“科学”一词最先被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引进到我国，从此在国内开始广泛使用。科学的概念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辞海》及《现代汉语词典》对科学的解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体系”，引用《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中科学的概念，“可以简单地说，科学是如实反映客观事物固有规律的系统知识。”，它包含了社会、自然、人文、思维在内的所有知识体系。狭义的科学单指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包括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研究领域[1]。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角度来看，科学具有客观理性、可检验性、系统性主体际性四个方面的本质属性。
总结起来，定义科学或者说科学，有两个基本条件是不可缺少的。一是科学必须是关于世界的系统化的知识；二是这些知识必须是能够得到检验的。[2]系统性和可检验性是科学最根本的特性，是科学作为一种认识系统的基本内核，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最主要的标准。系统性要求科学体系内部具有逻辑一致性，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使科学区别于零散的常识，区别于经验事实的堆积；可检验性要求科学体系与外部事实发生某种对应关系，具有稳固的经验基础，具有较强的经验预见性。系统性和可检验性作为科学最根本的特性，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不易发生实质性的改变[3]。
1.2 “中医”的定义
中医在西方医学没有传入我国以前，并不叫中医这个名称，而是根据典故有歧黄、青囊、杏林、悬壶等各种称谓。“中医”(ChineseMedicine)这个名称是在清末为区别西方医学和中国医学提出的。但随着西医的传入并在我国逐渐取得主流医学的地位，“中国医学”不仅包括中医也包括了西医，而且由于西医理论的影响，中医自身的形态也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此时“中医”就指中国传统医
学（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CM）。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结构和功能、生理和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总结和概括，主要包括阴阳五行、精气神血津液、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等学说，以及诊断、治则治法、预防等内容。中医的基本特点有：整体观，动态平衡观，辨证论治，取象比类，以象测脏（司外揣内）。
2 近现代中医科学性之争
中医废存之争始于近代，究其历史根源是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和现代医学科学技术传入对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冲击。
2.1 反对中医科学性的观点
近代中国历史上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当属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79 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受这一思想影响，近代中国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中医存废之争。分别是20世纪初北洋政府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 年的“废止中医案”、建国初期视中医为“封建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人们思想文化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在国内的发展，中医科学性争论再次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而且对中医的批评更为激烈，许多有社会影响的人发表文章，抨击中医不科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张功耀、方舟子、何祚麻等人。其主要反对观点可总结如下：（1）中医理论不科学。中医理论经典自成书以来就一直使用到现在，而现当代很少有中医典籍问世，中医理论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不能为现代大多数人所理解、明白，其中很多理论比较陈腐，与现代科学不符。
（2）医治疗方法不科学。中医很多治疗都是靠经验的积累，医者不同治疗手段就大不同，所造成的治疗效果也很不相同，这种靠经验的积累和医者对中医理论把握程度进行的医治，对于同样的疾病很难实现同一治疗，中医的治疗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很难检验其有效性，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可重复、可检验的性质，不科学。
（3）中药有毒。中医所采用的药是未经过提纯的纯天然的草药，对于药物的成分及方剂中的化学反应不是很明确，因此很难明确中药的毒副作用，以及服药时的禁忌，现代中医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对病人造成不良反应以及导致其他疾病的事件多有发生，反对中医者认为中药的毒副作用太大，对于疾病的治疗有害而益小，因此中医不能称为科学。
2.2肯定中医科学性观点
肯定中医科学性的中医科学者认为，多年来的中西医争论使中医大伤元气，但争论最终也并没有使中医退出医疗行业的舞台，这除了中医有确切的疗效外，中医还有其一定的优势和价值。其支持者的主张一般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中医理论是科学的。支持者们认为中医理论的科学性首先表现在它的整体观上，这种整体观将人的各组成部分看作一个完整部分，并把人的生理和心理、人与所处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看作是一个统一体，实现了对人体本质的认识，是真正把人区别与其它生命体的认识、是真正把人看作人的医学。并在阴阳理论的基础上将事物看成统一的均衡的整体。中医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以及人的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符合科学要求的系统性。
（2）中医的治疗是科学的。目前就国内外拥护中医的现状而言，很大一定程度上是从中医疗效方面为中医辩护。“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通过临床症状、体征变化的表现来识别疾病的，中医治疗疾病虽然不能像现代医疗仪器一样，准确地观察疾病的状况，但中医的望、闻、问、切是对系统讯息的收集、过滤、鉴别、判断的过程。中医治疗疾病非常注重灵活性，考虑各种能够影响疾病的因素，并在治疗过程中加以处理。有一些人甚至认为“司外揣内”的中医治疗方法与现代控制理论的“黑箱”理论类似，即不打开黑箱，只通过对黑箱输入信息，观察反馈出的信息，比较输入、输出信息的异同，就可测知黑箱内部情况，并把握其运动变化的规律。由于这一方法没有干扰和破坏对象本身固有的各种关系，观察到的是对象固有的特性和变化，因此，这一方法对于许多复杂现象，特别是对生命过程的研究，具有许多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4]。
（3）中药的有效性和低负作用性。中医很早就认识到了“是药三分毒”的理念，但中药发挥作用的机制是综合的，通常不是直接对器官发生作用，而是要经过若干中介转化机制和过程。再者中药由主药、辅助药、消除副作用的药和导向药组成，称为“君臣佐使”，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有一个程序，先治什么，再治什么，用什么善后，都有严格而灵活的步骤。
3 中医是否是科学的
在前文中谈到了一般认为系统性和可检验性可作为评判一个事物是否是科学性的标准，下面以此来对中医的科学性进行分析。
3.1 中医理论的系统性
评价一个理论的系统性就是要审察理论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科学概念不应该是歧义的、模糊的，而应该有明确的、清晰的内涵和外延，而中医理论概念却不符合这一要求。糊性、歧义性是中医术语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医里许多概念都是模糊的，例如“阴阳虚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去区分这些概念，即使现代有人在做这些概念的数学方面的探讨，但仍无法得出指导性的定义，只能将其归于相对性[5]；而“五脏六腑”的概念似有所指，但其具体概念又与现代医学的脏器不同，其含义也是及其模糊的；以及“经”、“络”、“血”、“津液”等概念，似是结构性概念，又似功能性概念。中医这些概念的不清楚对中医的传承、发展、乃至实践都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其次，中医理论的内部推理也是不严密的。中医的理论很大一部分是取象比类，例如五脏与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相联系，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五行相生相克，所以五脏之间也相反相成等等。这类的取象比类的背后并没有找到很好的理论基础作支撑，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更多的是一种朴素的直观印象。更不用多中医中很多“以形补形”的臆想成分了。
而且中医理论并不如中医学者所说的是完备而无矛盾的，例如脾在《内经》中言: “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这时的脾是土脏，具有化水谷养脏腑的作用。而“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岀焉”，为火脏，五行中火能生土，所以张仲景创制了苓桂术甘汤、桂苓草枣汤来温心阳暖脾土，取火能生土之意，治疗痰饮内停所致心悸等证。但在临床实践中，张仲景亦发现脾阳虚的食入不化、腹胀泄泻、水肿等证可以同畏寒、四肢不温、早泄、阳痿等肾脏病症并见; 而阳痿早泄之人
又多见脾阳不足之证，使用真武汤、肾气丸等可以达到肾脾同治的效果。此时，虽然肾在《内经》理论中为水脏，但临床突出提示了“肾脾阳虚”同治的现象[6]。但即便如此，中医并不会反思是否理论上有错误，反而将“肾阳”作为新的概念，作为“火”的细化，作为临床实践与中医理论的一致性而被发明起来。在发现实际与理论不一致的时候，正确的科学做法不应该是去检查理论是否存在错误，而不是强行将事实凑进理论中。再者，有很多人中医是认为真正把人区别与其它生命体的认识、是真正把人看作人的医学，认为西医研究的解剖学研究的死物，对动物做的实验也不如中医完美，然而又有很多人认为我们应将中医理论应用到诸如地震预报上，将地球看作一个整体来应用中医的整体论[7]，这无疑也是一个矛盾点。
3.2 中医的可检验性
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特点是指理论概念所意指的对象及其之间的联系必须能以某种方式在事实上得以证明。如果理论概念所指示的对象及其之间的联系不存在，或难以用经验事实加以证明，那么这一理论就缺少可检验性，也就是说这样的理论就不属于科学的理论[8]。中医理论中概念的形成取象比类加以抽象而成，有的概念具有很浓的人文色彩和哲学特征，缺乏自然科学的属性；有些概念在运用过程中逻辑关系不清。这种用“取象比类”所产生的概念语词只能用比喻或借代的词语形式表达，而任何比喻只能是模糊而非明晰的。这种定义的结果，其内涵必然是宽泛的、不确定的，只能用“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来表示定义的不确定性[9]。由于缺乏对基本概念的明确界说，中医在逻辑上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既无法观测也无法操作，既没有可重复性也没有主体间性，因而中医的理论概念就十分鲜明而突出地表现了这种不可检验性。
中医中的经验里面包含了大量主观的成分，同一个概念，每个医生可能都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理解，这就造成中医理论不能通过客观经验来验证。中医的基本概念阴阳、五行、精气神是不可观测的，常用的一些概念，如心、肝、脾、肺、肾等不知道它意指的是什么，各种脉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造成了中医概念根本得不到检验。再者，中医的很多概念都有极其强烈的人文色彩和哲学特征。例如中药方剂讲“君臣佐使”，病因讲“正邪虚实”，还有诸如母病及子，子病及母等等，这些实际上推不出任何实际经验，都只是一种朴素的主管思维而已。甚至于基础的五行学说也无法为实际提供指导，更多的只是在配出药方后为药方寻找一个解释罢了。
中医的五行学说其实也并不神秘，与西方的“四体液”学说并无二质。也许在五行学说刚提出来的时候的确是很先进的，但是几千年过去了却依然抱着不放就很有问题了。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就指出“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五行学说是十分先进的东西；到了11世纪的时候，还勉强可说是先进的东西；到了18世纪就变得荒唐了。”归根结底，阴阳五行学说是完全不接受经验检验的。即便中医认为动脉是“气管”，它也可以解释为这是另一概念的气。
中医的另一种更带有危险性倾向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科学性而强行把自己的理论往现代科学上附会，例如将中医的望闻问诊解释为现代控制理论的黑箱模型，认为中医的治疗其实就是现代控制理论，例如中医的取类比象就是现代科学的模拟信号系统，例如认为中医中说的“气”就是现在的科学中的“信息”，而“经络”就是“信道”[10]，甚至想将中医理论用于地震监测上，就连“辩证施治”都是从“辨症施治”篡改而来，为的就是更符合现代的“自然辩证法”11。这些
则都已经上升到了“伪科学”的层次了。另一方面，中医一面将自己往现代科学上附会，一面又对现代科学抱有抵触心理，例如有坐着认为中医院大量引进现代医疗诊断设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医本身的诊疗手段和方法逐渐消退，西医诊断更方便、安全、可靠的意识正在时刻影响着中医医院医务人员诊疗行为，中医诊疗手段的‘西化’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医所独具的‘简、便、廉、验’的优势将会慢慢消亡，而中医的特色优势和可持续发展也将受到严重挑战”[1]。又例如中医学者认为西医能局部的治病，而且无法预防疾病等等。
4 总结
中医作为一个既不具有系统性，又不具有可检验性的理论来说，是不就被科学性的。无论中医学者鼓吹现代科学有证实了中医的哪个地方，也不能说明中医的“理论”是科学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明中医就完全该被废弃，我认为，既不应该“废医”，也不应“废药”，中医只要能有疗效，就可以被保留下来，但是对待中医的态度应是将其视为“技术”，而不是“科学”，最终的方向也应是让现代科学去检验中医，去其糟粕，而中医要发展，其途径也必然是要融入现代医学。
参考文献
[1]曾猛. 二十一世纪中医继承和发展的对策研究[D].重庆：重庆医科大学，2014.
[2]杜政治. 科学的分界与医学——论在医学中坚持科学精神[J]. 医学与哲学，2001，22（8）.
[3]张小山. 简论科学的特性[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18（3）.
[4]李荣霞. 科学背景下的中医科学性争论及其反思[D]. 重庆：西南大学，2011.
[5]王正山. 中医阴阳的本质及相关问题研究[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4.
[6]关晓光. 从阴阳说、五行说和元气论看中医的科学性[D]. 中医药学报，2011，39（4）：3-5.
[7]刘带. 关于中医废存之争的实质[D] . 湖北：武汉科技大学，2008.
[8]樊世民. 科学性与传统中医理论[J ]. 世界科学，2 0 0 1(4).
[9]张登本，孙理军. 中医基础理论中概念的困惑与思考诠释[J]. 中医药学刊，2004，22(9).
[10]林榕. 中医的科学性问题研究[D]. 福建：福州大学，2005.
[11]何祚庥. 为什么必须批评和揭露伪科学[J]. 高科技与产业化，2007，（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