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叙述理论

论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叙述理论

!刘亚律文冯宪光荐

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理论以小说与现实的“象征性”关系为立足点,以小说的艺术形式革新为核心内容,要求小说必须从叙述结构、叙述人称、叙述视角诸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充分调动读者的参与意识,以适应

当代社会纷繁复杂的现实,表现一个与传统小说迥异的、在本质上更加客观真实的世界,具有很强的创新实

验性质。

!关键词"米歇尔?布托尔;小说叙述理论;象征性;形式革新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刘亚律((/.$—),男,江西南城人,四川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讲师。(江西南昌00$$$$)

公允地说,在猛烈抨击小说传统、强烈主张叙述革新的“新小说”派诸家中,米歇尔?布托尔的叙述理论算得上是稳健平实、客观持中的。他不像娜塔丽?萨洛特那样直面“怀疑的时代”,毅然决然地与传统决裂,“不但反对心理学深度的观念,而且反对关于个性推论的观念”,专注于展示“作为一切个性变化之基础的‘无个性特征的’、‘前人性的’层次”;!("12%03也不像罗伯?格里耶那样,在“物本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孜孜以求于对纯粹物象世界进行精细入微的描摹,努力与传统小说无所不在的“人道主义”划清界限。也许与他多年书斋生活的磨砺有关,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理论缺少上述两者咄咄逼人的激越锋芒,在对小说艺术的娓娓叙说中多了不少学者的舒缓与从容。在小说与现实的“象征性”关系的总体认识支配下,布托尔的叙述理论以小说的形式革新为核心,内容涉及到小说与现实、与传统以及技巧创新等方面,完善与丰富了“新小说”派的叙述理论体系。

一、关于小说与现实的“象征性”关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小说”派异军突起并一举成名,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高举革新小说的大旗,对传统小说的可信度与艺术形式旗帜鲜明地表示质疑与否定。“新小说”派的领军人物罗伯?格里耶曾以讥讽揶揄的语气指责传统小说为一种“关于深度的神话”,认为这种“深度”意识是置小说艺术于停滞不前状态的罪魁祸首,要求对纯然的物本世界进行现象学式的细致观照与描摹。娜塔丽?萨洛特也认为,传统小说中葛朗台式的典型人物远不足以表现人物无限广阔的心灵世界的各种复杂性。我们知道,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往往同文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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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派的重要作家,布托尔的叙述理论也是从这一根本问题开始的。

从根本意义上说,布托尔关于小说与现实关系的观点并未超出反映论的基本范畴,即主张文艺与世界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他认为小说是一种模仿实情的虚构,是对于生活中某个孤立的、易于把握的片断的描绘与再现。同时它还是一种媒介与载体,人们可以通过创作小说,在描绘、再现生活中“阐述一种心理学的、社会学的、道德的或其他的理论”。他把小说与现实的这种总体关系称为小说的“象征性”。这种“象征性”关系“决定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题材或小说主题”,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努力去表现和阐明这种“象征性”关系。

从上述观点出发,布托尔进而指出,

“象征性”关系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由小说内容与客观世界构成的“外在的象征性”。小说总是以外部世界中的人物与事件为描写对象,是对现实世界情状的某种折射。从这一角度来说,小说可以成为外部世界的象征,简言之,世界是本体,小说中展示的内容是象征体;二是由小说形式与内容构成的“内在的象征性”。由于小说的内容总是要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加以组织编排,形式是内容的组织承担者,由此形式又成为内容的象征,或者说内容成了本体,形式成为象征体。由反映内容到折射世界,形式在此二重关系中实现了对现实的间接象征作用,也就是布托尔所说的“小说外在的象征性趋向于反映在内在的象

征性之中”。%!&’()!*

在布托尔看来,一方面由于小说与客观

世界之间存在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因而时代社会的变迁势必引起小说观念与形式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小说观念的不断发展,艺术技巧的日趋完善,形式已不仅仅是某种装饰与表现内容的途径,更是一种有意味的、可以自足的东西,具备折射现实世界的特殊力量。它的变化过程暗含着现实世界发展的轨迹,值得我们加以认真地观测研究。

在纷繁复杂、气象万千的当代社会里,传统小说的艺术技巧已经远远跟不上世界变化发展的速度,在它面前显得力不从心,难有作为,“已不能把所有迅速出现的新关系都容纳进去,其结果是出现持续不适应,我们不能整理向我们意识袭来的全部信息,原因是我们缺少合

适的工具。”%!&’+)"*

因此,一个作家如果还希望自己的创作

与时代社会相适应,就必须勇于冲破既有规范的束缚,

用自己的认识与决断替代那些从别人那里得来的间接经验,探索新的艺术形式,研究新的表现途径。换言之,当代小说首要的与核心的问题是形式的创新问题。现实以何种方式或者可能以何种方式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应该成为引起作家高度重视的头等大事。这样一来,“小说形式的创新远非短视的评论常常想象的那样,是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相反,它是更为先进的现实主义所不可

缺少的条件。”

%!&’+),*二、关于小说形式演进与时代变迁的关系

为了强调自己竭力鼓吹的小说形式革新的合理性,布托尔将求证的眼光从当代转向了传统,从文学史的发展流程中找寻理论依据。在前述“象征性”关系的总体认识指导下,布托尔结合欧洲小说的发展史,考察了小说形式演进与时代变迁的关系。布托尔指出,西方小说由英雄史诗而浪漫传奇,而流浪汉小说,再在,)世纪发展成熟,自始至终与时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息息相关。

布托尔认为,在封建的中世纪,平民阶层势单力薄,根本不具备与王公贵族抗衡的力量,后者占据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然而他们权威性的获得,源于民众广泛认可的、借助游吟诗人绘声绘色的歌咏传唱而深入人心的家族声誉(或称号)。这种现实状况决定了英雄史诗的情节必须单一,必须以王公贵族为中心,以他们的英勇事迹为主要传唱内容。因此史诗中出现“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这个国家的帝王史;叙述一场战争,就是叙述大将

的功勋”%!&’+,!!*

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中世纪结束后,资

产阶级奋勇当先的冒险逐利活动拓宽了人们原本狭窄的视野,也改变了文学的传统主角,原先默默无闻的自由民凭藉披荆斩棘的进取精神,日益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进而取代贵族成为文学的新贵,于是与漫游冒险活动相适应的流浪汉体小说勃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一种广为采用的小说样式。此后,随着资产阶级实力的不断壮大,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稳固,人们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文明与现实感到厌倦与怀疑,远离尘嚣、寄情神秘色彩与异国情调之事物、抒发感伤情怀渐渐成为文学表现的新趋向,阴郁浪漫的“秘密会社成了十九世纪浪漫文学的基本题材”,小说家通过“对现存的社团或是揭露,或是表彰,从而引入一个崭新的、积极的、有效的团体。……开创了某种新的语言、新的谈吐和新的词藻”。%!&’+,!-—,!.*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打破了人与人之间原本固定的身份界限,给人的某种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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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发展提供了契机,人际关系自此日趋复杂,人的命运也有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于是,那种脱离他人而过于突出个人经历、基本上按人物活动年表进行记录的线性小说结构就显得稳定有余,变化不足,在新的现实面前捉襟见肘,被多重的小说结构取代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概而言之,欧洲小说的形式是在适应时代变化的过程中不断演变、不断丰富与不断完善起来的,另一方面,小说形式的变化又清晰地标示着时代变迁的历史轨迹。

关于小说形式演进与时代变迁的关系,布托尔一方面从历时性的角度加以检析梳理,另一方面又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为例,从共时性的角度加以论述与评说。与格里耶和萨洛特多方诘难巴尔扎克不同的是,布托尔认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所采用的形式是适应时代并与之高度契合的典型。在他看来,巴尔扎克小说形式的创新性贡献有二:

首先是关于形象塑造的“人物再现法”。《人间喜剧》中的每个重要人物都是某个阶层的代表,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生活经历,他们在每部小说中的行动既是其人生经历的片断,同时又展示出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将他们在不同小说中的活动前后串接起来,不仅构成了该人物完整的人生线条,同时还为展示某一历史时期广阔的社会风貌奠定了可能。这些代表人物相互勾连,交相往来,使《人间喜剧》的结构发生了由点及面、由平面而立体的革命性变化,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人物系统,其规模与容量几乎与真实世界等量齐观。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有意将一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穿插其中,令其进入虚构世界的某一位置,成为与虚构人物互动交流的参与者。他们穿梭往来于虚构的人物与世界之间,较好地解决了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兼容矛盾,营造出一种“似虚还实”的真实性效果。

其次是《人间喜剧》中那种与真实社会结构有移位、倒影关系的总体结构安排。布托尔指出,巴尔扎克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运用人物再现法营造出立体性的真实效果,而且在于他以《风俗研究》的若干个场景为基础,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展示得越来越强烈,极大地强化了小说世界的真实性。与此同时,他又不甘于像后来的自然主义作家那样,让小说成为生活的拷贝与复制,而是主动地在真实中作相当程度的变异,通过《哲学研究》与《分析研究》的架构拉开与生活真实的距离,令作品与现实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间隔,导引着小说世界向着虚幻的方向迈进,开辟出一条“似真还幻”的道路。然而不管是“似虚还实”还是“似真还幻”,营造这种效果的表现技巧是与法国资产阶级实力不断膨胀,人物命运起伏不定、社会生活光怪陆离的现实情状相契合的。

三、关于叙述技巧的革新方式

必须明确的是,布托尔对巴尔扎克小说技巧的高度赞赏,并不意味着他要简单地回到巴尔扎克的形式套路上去,其深层策略在于,通过对巴尔扎克的嘉许,褒奖其在小说形式探索中从不固步自封、勇于探索的精神实质,从而为自己的小说革新主张进行有力的铺垫。那么,在新的历史时代里,小说形式究竟应该如何革新呢?布托尔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借鉴音乐、绘画等相近艺术门类的艺术技巧,实现小说时空的深度掘进

布托尔认为,小说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特别是音乐、绘画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因为艺术的灵魂总是相通的。“音乐和小说可以相互借鉴”,“音乐的结构可以在小说中加以运用”。#$%&’!!!(这种借鉴不是概念与术语的简单借用,而是体现为小说结构的独特安排。小说如果一味刻板地按照线性时序进行叙事,不仅单调沉闷,而且也难以展示人物外在的社会空间与内在的心理空间,最终导致把本来千差万别的人降低到物的水平。“音乐家把曲子写在五线谱上,横向是时间的进展,纵向确定不同的乐器。同样,小说家也可以把不同人物的故事安排在一个分层的建筑物里,……,不同事物或事件之间的垂直关系可以同笛子与提琴之间的关系一样具有表现力。”#$%&’!!)(在这样的复调结构(多音部结构)里,故事进程的自然时序被刻意打乱,作家像作曲家精心设计各声部之间的对位、转位与反复关系那样,在故事里羼入数目不等的人物与事件,设置事件、人物、声音、意识的多重性,让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人物、观念与观念、意识与意识既相互勾连缠绕又回荡共鸣,从而使整部作品显得张力十足,摇曳多姿。

拼贴、组合、叠印等是绘画艺术的重要技法但绝非其专利,小说家同样可以拿来主义的态度用之于描绘场景、组织事件与渲染气氛,在淡化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背后,强化事件、场景并置时产生的视觉冲击力,给读者以巨大的阅读震撼,在万花筒般变幻莫测中表现生活的复杂意味,从而取得斑斓剥杂而又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论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叙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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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弃第三人称

(或第一人称)叙事的单一模式,尝试运用第二人称乃至多重人称复合叙事的可能性

画家在从事绘画创作时,经常会遇到如何取景、如何安排画面以及如何进行空间透视的问题,类似问题小说家同样也会遇到。在布托尔看来,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者在传统小说里风光无限,内外世界均可自由出入,畅通无阻,这虽然给叙述故事带来极大便利,但是叙述者无所不能的上帝身份同样会引发对真实性孜孜以求的读者的质疑:这种对事件进展明察秋毫、对人物内心了然于胸的神奇能力究竟源于何处?是谁赋予他如此无边的权力?它看似营造出了一种逼真性效果,细究起来却是最大的不真。第一人称叙事虽然拉近了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与可信度,但由于叙述者所知程度的有限性,由于“这个摄影师式

的人物对他自己的情况无法向我们讲清楚,”%!&’()*#+

效果

的可靠性仍然大可质疑。布托尔认为,无论是第三人称还是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家从营造真实性效果方面着意较多,而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则考虑较少。现代小说应当打破常规,尝试将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叙事相结合,交替互换。这种人称互置的好处是,可以在叙述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近距离的、真切的对话关系:对于叙述者来说,“你”是被叙述的对象,显在的“我”(如《度》)或隐在的“我”(如《变》)是在叙述“你”的故事,而且正是“你”的显性存在才确保了“我”的隐性位置;就读者而言,由于他们天然地具有人称转换的本领,“无须太多的努力,读者就可将它‘翻译’为第一人称的形式,……,这一‘你’简单地就伪装的‘我’,一个对他自身说话的

‘第一人称’叙述者”,%,&’(,,—,*+

也就是说,故事中的“你”总是

被毫不费力地转换成真切的“我”。读“你”的故事,似乎就是读者在审视与阅读自“我”,让真实的自我去体验“你”的经历与意识,是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与“你”的角色在阅读中完成互换,融为一体。“你”与“我”的关系在此是相对的,不像第三人称叙事那样强令读者必须站在叙述者的一边,此外别无选择的余地。为了让这种对话关系更加明显,小说家还可以不断变换人称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形成一整套人称代词的结构网络,进行多人称变换的复合叙事。实现各人称在阅读空间的互相包涵,更好地表达小说深长复杂的意味,使读者能辨别出人物在“不同阶段的意识或每个阶段存在的潜意识,把这些阶段确定在其他人身上,确定在我们身

上”,

“从而照亮了某些未经挖掘的暗处。”%!&’()*#--)*.+

,$突破单向叙述的局限,实现同一事件的多角度反复叙述

从叙事学的角度讲,作为素材的“本事”(原始事件)无喜亦无悲,无任何意识形态倾向性可言,然而经过编排加工后的故事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同一事件经由不同立场的叙述者叙述出来,其中包含的意味、情感、态度可能千差万别甚至截然对立(试比较《水浒传》与《荡寇志》)。上文已经提到,布托尔标举小说与现实“象征性”关系的大旗,强调小说形式对于现实生活的折射能力,要求小说反映出生活纷繁复杂的现实情状。要实现这一目的,仅凭单一叙述视角的使用显然力所难逮,因为叙述者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的客观超然,试图用“情感零度”来保持其公正面貌,但其意识形态倾向性实际上都难以隐藏遮盖,在阅读过程中总会若隐若现地影响着读者的接受。也就是说,貌似的真实背后依然潜藏着某种倾向性的面孔,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真实性程度。

同一事件的多视角反复叙述则有助于克服上述不足。不同的叙述者通过各自的视角叙述某一事件,将该事件的不同侧面,以及他们各别的倾向性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使之汇集成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生活画卷,在展示生活差别性与复杂性的同时,也把对事件的认识权与判断权交给了读者,令其自行进行对比、选择与思考。事件在此成为不同叙述的起点,成为“好几个叙述行程的汇合,……,叙述不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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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某事件为中心形成的多重集合体。叙述者的

任务不是将各自的态度与倾向去影响读者,而仅仅是从不同的角度努力地还原生活里某个层面的本来面目,接近事件的真相,他“象雕塑家似的对每个角落负责,任凭

人家从每个角度拍摄塑像。”%!&’()*.+

事件的真实性在此并

不是像单一视角所展示的那样绝对,而是由多个相对主观的真实构成,在布托尔看来,这样或许更加接近绝对真实。对读者来说,同一事件的多重叙述为他们的阅读提供了多个入口。在作品四通八达的内部,人们无论从哪个门径切入,都能获得关于该事件某个方面的印象,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单向叙述可能存在的局限,从而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广阔的、通向自由选择与自由判断的大门。他“跨出的每一步,他作出的每一个选择,具有某种

意义,产生某种影响,不断启示他走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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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托尔的技巧革新理论带有很大的实验性质,我们在此仅列举其荦荦大端,远未做到穷形尽相。事实上,即使在勇于形式创新的“新小说”诸家里,布托尔的艺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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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也因其复杂多变而被视为“百科全书”式的。除了上文言及的类型之外,他还积极地尝试了其他的表现途径,诸如强调文本版式的精巧设置,发挥插图与图案符号的叙述作用,运用排字设计来显示风格差异等,以具体的创作实践着自己的理论主张。布托尔对艺术形式的偏好曾一度招致批评家们的物议,但如果我们不抱着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考察布托尔的形式革新理论与实践的话,我们必须承认,布托尔理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自始至终紧扣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以作家自身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与深刻体悟为基础,打破了传统小说关于真实性的绝对神话,通过拉近叙述者与读者的距离,调动读者的参与意识,把一个相对的、变动的、因而也是更加丰富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唤醒我们去对身边这个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行重新的打量与思考,从而体现出一种勇于超越,敢于探索的进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托尔的小说理论是有其价值与历史地位的。

!参考文献"

!#"里蒙?凯南$姚锦清等译$叙事虚构作品!%" $三联书店,#&’&$

!("柳鸣九编选$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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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清荣】

导师荐语

克洛特?西蒙#&’,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大奖,使法国新小说派没有成为匆匆过客在文坛上昙花一现,而成为(+世纪文学史的经典。文学经典对后世的启示,是无穷的。#&&-年,法国新小说派的干将米歇尔?布托尔来过中国,他,+年代的代表作《变》也译成中文,为中文学术界熟知。但布托尔.+年代以后所进行的文学理论等学术领域的多种著述,却不大为人所知。而这些论著的叙事学理论对于研究新小说派、现代小说叙事学,都有重要意义。《论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叙述理论》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法国新小说派不是一个纲领统一的流派,而是一种探索新叙事方法的共同倾向。本文作者刘亚律把布托尔的叙事理论置于与罗伯?格里耶等理论的比较之中,抓住了布托尔理论的特色。特别是布托尔在对巴尔扎克的嘉许中,透露出新小说叙事理路上与#&世纪法国经典现实主义的联系,是作者所发掘出的新小说派叙事理论的一种特殊学术视野。这就使本文不仅选题新颖,而且思路和观点,都有新意和深度。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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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叙述理论

作者:刘亚律, 冯宪光

作者单位:刘亚律(四川大学), 冯宪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刊名:

江西社会科学

英文刊名:JI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6(6)

被引用次数:1次

参考文献(3条)

1.里蒙·凯南;姚锦清叙事虚构作品 1989

2.柳鸣九新小说派研究 1986

3.米克·巴尔;潭君强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 2003

引证文献(1条)

1.李文萍第二人称叙事的不确定性与普拉斯诗学艺术的构建[期刊论文]-东疆学刊 2012(4)本文链接:https://www.360docs.net/doc/bf5604971.html,/Periodical_jxshkx20060601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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