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道德律_导致正义脆弱的道德文化迷雾与陷阱_武立敬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０９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学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编号：09YB430）；江西理工大学基金课题（编号：jxxj10090）

作者简介：武立敬（１９７３－），女，讲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等方面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ｌｊ＿ｈａｏ＠１６３．ｃｏｍ．

一、何谓伪道德律？

所谓伪道德律，不是道德律本身之“伪”，而是指一些貌似遵守道德律实质上违背道德律的主观行为准则所组成的虚假的行为法则。这些行为准则虽然貌似符合道德律可普遍化的形式要求，实质上并不真正符合；即使一些行为准则在某类情境合乎道德律可普遍化的形式要求，但在另类情境却并不能普遍化，实质上违背了道德律的根据。伪道德律最常见的形式，是有些人在行不道德之举时为自己所作的辩护：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其他人在此情境中也会如此。这种辩解，我们用康德的语言风格来解释，就是行为者以自己所处角色的主观行为准则，当作任何其他人在此角色中也坚持的准则，从而主观地视其为一条具有普遍性的客观法则。我们把这种虚假的道德律称为“伪道德律”，也就是康德所说的自大。康德说：“我们可以把这种按照其意志的主观规定根据而使自己成为一般意志的客观规定根据的偏好称之为自爱，这种自爱如果把自己当做立法性的、当做无条件的实践原则就可以叫做自大。”[1]

康德称为自大的这种伪道德律，有时以另一种

形式出现，即有些人所坚持的行为准则：在此情境中，他人行不正义，我也有权利行不正义。这种行为准则，体现了慈继伟[2]教授提出的正义秉性的相互性：他人普遍遵守正义规范是每一个人遵守正义规范的前提。他认为，正义不是绝对命令，它是无条件性与有条件性的统一。无条件性是指对个人而言在制度正义情况下个人无条件地遵守正义规范，正义的条件性已经受到国家的保障[2]。显然，这种无条件性其实也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制度正义。而且这种条件所要求的不是动机的统一，而是实践的统一[2]。正义的这种条件性，即相互性，往往成为不正义行为者以其他人行不正义之举而为自身进行辩护的重要借口，也是现实社会中出现不正义行为的重要诱因。因此，就有了一句关于正义的知名追问：正义为何如此脆弱？万俊人[3]教授指出，正义之所以如此脆弱是因为：社会的正义制度和规范本身是否健全合理；正义的制度和规范是否得到了普遍的承诺和遵守；个体行为者对社会正义要求的认知、体认、心理感受、自觉意识等。如果说，以上二君在解释正义为何如此脆弱的原因上强调的是社会制度的原因，那么，本文则主要从个人原因方面，具体而言，就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３０４６

（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１１－０６DOI ：１０．１３２６５／ｊ．ｃｎｋｉ．ｊｘｌｇｄｘｘｂ．２０１４．０４．０２５

伪道德律———导致正义脆弱的道德文化迷雾与陷阱

武立敬,

刘月岭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江西赣州341000)

摘

要：当有些人为自己的不道德之举而辩护时，往往就会产生伪道德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其他人在此情境中也会如此。这是道德文化中经常出现的迷雾与陷阱，是不道德行为泛滥从而导致正义脆弱的主要原因。伪道德律并不是道德律本身之“伪”，而是有些人把自己的主观行为准则当作了普遍客观的行为法则。相对真正的道德律，伪道德律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都有“伪”的原因；无论在个人理性方面还是在社会制度方面，都有“伪”的根源。只有培育个人的理性与道德，建构正义的社会制度，才能使伪道德律去“伪”成“真”，道德文化的迷雾与陷阱才能逐渐消失，进而正义才不会脆弱。

关键词：伪道德律；正义；理性；自由；道德；行为准则中图分类号：B824

文献标志码：A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第35卷第4期

2014年8月

Vol.35,No.4Aug.

2014

是通过分析作为道德文化迷雾与陷阱的伪道德律，对奠基于道德律基础上的正义为何如此脆弱，进行解析与回应。当然，伪道德的产生，也与社会制度相关。换言之，伪道德律的出现与正义之脆弱，都与社会制度有关。

正义最为根本的源泉与力量来自人的理性与道德，而人的理性与道德不是先天就存在的，它们需要一个以正义的社会制度为基本途径的不断培育、发展与启蒙的过程。同时，建立、维系与发展正义的社会制度，又需要较为普遍的理性成熟与道德发展。社会制度正义的不尽完善，一些人理性的不成熟与道德的不发展，使得不正义行为产生。因而，正义的实现既要以正义的社会制度为支撑，又要以普遍的理性成熟与道德发展为动力源泉。从根本上说，正义的脆弱，源于理性的不成熟与道德的不发展，伪道德律的产生就是具体表现。

总之，伪道德律，就是有些人把自己的主观行为准则普遍化为客观的实践原则，其变体则是把别人的主观行为准则普遍化为客观的实践原则，二者都是从违背道德律的主观行为准则中假以托辞与借口，貌似符合道德律的形式要求，实则违背道德律的行为准则。如果说康德的绝对命令“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4]，在形式上是要求个人的行为准则能够成为普遍客观的立法原则，在实质上是要求把人当目的。那么，伪道德律及其变体之“伪”，显然在于错误地把主观行为准则当作普遍客观的行为法则，仅仅把人当作手段了。伪道德，是使人在道德认知上产生困惑的迷雾，是使人滑向不道德行为的陷阱，是正义如此脆弱的个人原因，是社会制度缺失正义的人性根源。

二、伪道德律之“伪”的原因

首先，伪道德律之所以“伪”，是因为遵守伪道德律的行为准则在形式上并不真正符合道德律的可普遍化要求。当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判断为道德行为时，其要求不仅是行为者本人认同自己的行为准则可普遍化，而且别的角色也要认同其行为准则可普遍化，即处在他者角色中的人也认同在此情境的行为准则，并且在此类情境发生时任何人都应该坚持这一行为准则。形象地说，可以把角色分为A、B、C三类，A代表行为者，B代表行为相关者，C代表不相关者或旁观者，这三类人都是有理性的人。在某一情境中，A的行为准则可普遍化的条件是，A 认为在此情境下B、C也如此，这是其一；其二，A 的行为要让所有的B认同，也让所有的C认同；其三，让三者分别处于他者角色中，各个角色对自己原来的行为准则都予以认同。如，当B或C在A角色、A在B或C角色时，三者都认同自己在原来角色上的行为准则。进而，当此类情境发生时，A、B、C 都坚持这一行为准则，这一行为准则就符合道德法则。由此产生了一个角色互换道德判断的理想模型：在某类情境中，三类角色都认同的行为准则才符合道德律可普遍化的形式要求。这种角色互换，就是可逆的角色承担，是个体社会化过程的主要方式。这种道德判断的理想模型，可以确证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是否符合理性的道德律，其行为是否是道德行为。显然，伪道德律者只是坚持了某一类角色的行为准则，并把它主观、错误地延展到其他角色，因而并不满足这一要求。

其次，伪道德律之所以“伪”，是因为一些行为准则虽然在某类情境中符合道德律可普遍化的形式要求，但在另类情境中却不能普遍化，然而又予以坚持与应用，结果，在形式上既不符合道德律可普遍化的形式要求，实质上又违背了道德律的根据。我们经常看到，在符合道德律的行为准则之间，有时会产生矛盾，尤其在一些道德困境中。譬如，某人得了病，由于付不起药费，为了延续生命，在没有任何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去偷药。在此情境中，涉及到“勿偷盗”、“等价交换”、“救死扶伤”这三个可普遍化的符合道德法则的具体行为准则与社会规则。尽管“勿偷盗”与“等价交换”在一般的社会生活与市场交易过程中，作为普遍有效的行为准则与社会规则，在形式上符合道德律，但在此情境中，既不能普遍化，实质上又违背了道德律的根据。道德律的根据是，有理性的本性作为自在目的而实存着[4]。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物，自身就是目的，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因此，当一条符合道德律的准则与另一条也符合道德律的准则相背或冲突时，其抉择的依据就不是道德律的可普遍化的形式要求，而是道德律的根据。这一理念，为解决道德困境提供了明确的指南与答案。因此，从道德律的根据来看，为了保全生命，付不起药费而去偷药是道德的。因为，偷药虽然违背了一般社会生活与市场交易情境中的可普遍化要求，但是在“救死扶伤”这类情境中却能够普遍化，而且符合人是目的这一道德律根据。同时，卖药者的行为准则，是通过出售药物获得金钱，只把病人当作赚钱的工具与手段，而不把病人当作目的，并且这种行为准则是卖药者的主观行为准则，既不能获得相关者的认同，又不能获得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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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认同，不能普遍化，显然是不道德的。另外，在此道德两难情境中，如果把人所追求的各种价值进行层级排列，生命的价值显然是所有人都视为最高级别的首选价值，“救死扶伤”作为一种优先级别最高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规则，是道德法则的具体实践方式。如果这三个行为准则让处在罗尔斯正义理论“无知之幕”之后的人们选择，作为理性的人，他们也肯定首选“救死扶伤”。显然，这一行为准则符合正义原则。

以上是伪道德律相对于道德律而言，在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之所以“伪”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具体表现。一般认为，行为准则若符合道德律可普遍化的形式要求，就可判定为道德行为了，理由是，行为准则得到了各方的普遍认同。但是，符合道德律的行为准则或社会规则只是适用于一定情境的可普遍化准则，不是道德法则本身，并不能在任何情境中可普遍化。因而，在社会实践中，有的行为准则在某类情境中虽然获得了各方普遍认同，但在另一类情境中却不能普遍化，假若此时仍然坚持与应用，并不是遵守道德律而是遵守了伪道德律，因而就不是道德行为；即使一些行为准则由于各方理性成熟状况的差异或其他原因而达不到一致认同，不符合道德律可普遍化的形式要求，如果符合道德律的根据，仍然是道德行为，仍然符合道德法则。所以，一个行为准则是否真正符合道德法则，是以道德律的根据为最高标准与最终依据的。因为，道德律作为绝对命令，其最基本的前提是人有理性，最重要的根据是人是目的，最高的追求是人的自由。可普遍化的形式要求只是在理性基础上，确保行为准则符合道德根据、实现道德追求的实践方式。可普遍化的行为准则只是针对某类情境的，而道德律本身则是无条件的适用所有情境的，因此是所有可普遍化行为准则的共同法则。于是，我们可以得出判断道德行为的两个基本标准：在一定情境中，作为有理性的人的行为准则，符合道德律可普遍化的形式要求；或者，行为准则符合道德律的根据。伪道德律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作为一种不同于道德律的虚假的行为法则，显然不符合这两个基本标准中的任何一个。这就是其所以“伪”的原因。在此，不仅作为道德文化迷雾与陷阱的伪道德律露出了真面目，而且道德的本真内涵得到明确的展现。

那么，伪道德律之所以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

三、伪道德律之“伪”的根源

伪道德律之“伪”的原因，是相对于道德律而言，既在形式上不能够真正普遍化，又在实质上违背了道德律的根据。这种原因的背后，或者说，产生伪道德律的根源，是个人理性存在不足，社会制度存在缺陷，且二者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伪道德律的根源。

首先，依据个体理性发展的状况，伪道德律源于理性的两种基本状况。一是没有达到认知与理解道德法则的生理与心理状况，自身不清楚道德法则而出现的伪道德律；二是已认知、理解与清楚道德法则，只是为了满足各类感性欲望而违背道德法则出现的伪道德律。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伪道德律是个体社会化认知的一种投射现象，是以自身的道德判断推测其他人在同一情境中行为取向的思维方式。如果一个人根本不理解或不清楚何谓道德法则，无论其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律的要求，他的行为准则本身并不真正体现道德法则的实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伪道德律，源于不成熟的个人理性以及与其相应的初级道德水平。理性虽然是人所具有的先天能力，但理性需要后天的培育、发展与启蒙，才会逐渐成熟并达至真正的道德水平，具有道德律并按照道德律行动。一般认为，婴幼儿与精神病患者不具有理性能力，他们的行为不存在道德问题。道德发展心理学家科尔伯格在皮亚杰儿童道德发展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道德发展三水平六阶段理论。科尔伯格指出，他的理论可以表述为公正推理的个体发生的理性重构[5]。这种理性重构，主要体现为以逻辑推理为思维基础、经过社会化认知而形成道德判断、采取道德行为的过程，以及道德发展随着逻辑推理的进步与社会化认知的发展必定经历一个具有不变序列、结构完整、由低到高的层级整合过程。个体的道德发展一般要经历三个水平，每个水平包括两个阶段。三个水平依次是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后习俗水平或原则水平[5]。与三个水平相应，道德发展的六个阶段分别是：阶段1，他律的道德；阶段2，个体主义的工具性道德；阶段3，人际规范的道德；阶段4，社会系统的道德；阶段5，人权与社会福利的道德；阶段6，可普遍性的、可逆的以及规定的普遍伦理原则的道德[5]。前习俗水平是指阶段1和阶段2，习俗水平是指阶段3与阶段4，后习俗水平是指阶段5和阶段6。他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教育实践与哲学反思，对该理论进行了科学的确证，得出了这样的基本结论，即个体的道德行为，主要由建立在逻辑推理能力基础上的个体道德判断之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所决定。道德判断又分为道义判断与责任判断，道德行为不仅决定于道义公正判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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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和契约），而且决定于特定情境中善始善终的责任判断[5]。他认为，道德阶段的高低并不代表道德价值或道德品质的层级，比如阶段5并不比阶段4更具道德价值。因为，道德阶段较高的人尽管道德判断的水平较高，在一定的情境采取道德行动的概率较大，但未必会采取道德行为，因为道德行为还受责任判断的影响。同时，较低道德阶段的人也能够采取道德行为，尽管他们的道德判断不成熟，但他们可以由于功利目的、道德直觉、责任判断、社会规则等原因，采取道德行为。这种处于较低道德阶段人的道德行为，可以视为由功利、权威所导致的，或者是道德法则已经习俗化、规则化的结果。道德行为是冲突情境中的行为取向，没有冲突的情境不存在道德行为问题。因此，人的行为只有在冲突情境中，较高道德阶段尤其是原则水平的道德阶段相比较低道德阶段才显示出道德优势：道德阶段较高的人相比道德阶段较低的人，会较普遍的采取道德行动，或者说，更倾向于采取道德行为。譬如，在冲突情境中，习俗水平不像前习俗水平那样，主要受权威影响或倾向于工具主义的个人满足，而会考虑人际及社会规则的要求，后习俗水平则会超越前两个水平所受到的权威命令、社会规则等限制，在权威与社会规则不正义、不道德之时，按人权、道德法则行事。当然，科尔伯格也指出，道德行为的产生是一个受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除了道德判断和道德意志这些因素外，社会情境中或个体人格中的许多变量都影响着道德行为[5]。阶段5与阶段6作为原则水平的道德阶段，与其他阶段具有重要区别，即其他阶段主要是角色承担与社会化认知这类社会经验的结果，而原则阶段则主要是在前几个阶段基础上个人理性的一种积极建构。因此，如果我们把认知、理解从而清楚道德法则作为个人理性成熟的标志，那么，处于1~4道德阶段人的伪道德律，主要是由于个人逻辑推理能力较低与社会化认知缺陷造成的理性不成熟所引发的，或者把自己的主观行为准则普遍化，或者把他人的主观行为准则普遍化，或者仅仅盲目遵守不正义、不道德社会规则的结果。

一个人理解与清楚何谓道德律，但他的行为准则却可能违背道德律。正如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所揭示的，逻辑推理不是道德认知的充分条件，道德认知也不是道德行为的充分条件。一个人即使拥有道德意识，理解道德法则，处于原则水平的道德阶段，在一定情境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他未必会采取道德行动。在此情形下，伪道德律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科尔伯格所指出的责任判断问题。这种伪道德律者往往认为，虽然每个人都应当过理性与道德的生活，但是当感性欲望的满足或社会规则的要求与理性命令相矛盾时，所有人都可能会选择感性欲望的满足或服从社会规则的要求。譬如，有些人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执行法律或上级命令为天职”等类似的俗语当作所有人都会坚持的行为准则与处世原则。尤其是看到某些人通过不道德的行为获得了感性欲望较为充分的满足，这往往诱使理性成熟的人滑向不道德行为的陷阱。另外，对于一个理解与清楚道德律的人而言，不存在伪道德律的托辞，仍然可能做出不道德的行为。这种类型的不道德行为，尽管来自理性成熟者，但却是真正道德律的反面：意志被感性欲望控制而直接违背理性命令。此时，人的价值对这种人而言主要是感性欲望的满足，作为理性人的自由与意义已不复存在。

有时，个人偶尔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感性欲望而按照自己的主观准则采取行动。正如康德所言，为了自己，为了便于爱好的满足，只有这一次，下不为例。这是意志中的矛盾，是理性的实践原则和准则狭路相逢[4]。此时的理性基本规定了意志，承认了定言命令的普遍有效性。于是，康德说：“在尊重定言命令的前提下，我们似乎在不得已的时候，被允许搞一点无关宏旨的例外”[4]。对此，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其一，按照康德的思想，意志被认为是一种按照对一定规律的表象自身规定行为的能力，只有在有理性的东西中才能够找到这种能力[4]。因此，意志是通过知性对道德规律的表象来支配行为的。既然意志获得的是道德规律的表象，这种对规律的认知本身可能会出现问题或认知结果并不清晰，因而，意志对道德规律或理性命令可能无法认知或者并不十分确切地去执行。此时，理性需要培育、发展与启蒙。其二，人的意志是不纯粹善良的意志，理性与感性欲望一直在意志中争斗，在一些无关宏旨的事情上难免偶尔受挫或失败。对此，每个人都会给予理解、同情甚至认同。其三，在某类情境中，某个行为虽然违背了在另一类情境中的某个可普遍化的行为准则或社会规则，却符合道德律的根据，从而是真正的道德行为。因此，这类情形下的行为并不违背道德法则，与前面的伪道德律行为不可相提并论。

由上可见，无论理性成熟与否，做一个道德的人，需要用一生去追求。康德悬设上帝存在、灵魂不朽作为道德律实践运用的条件，其用意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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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伪道德律的产生，也是社会制度不完善的结果。社会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不正义与不健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不仅不会为人的理性成熟与道德发展提供适宜的外在环境，而且会阻碍人的理性成熟与道德发展，也会诱使理性成熟的人违背道德法则。不正义、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以及所催生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行为及结果，成为产生、诱发其他不正义、不道德行为从而形成伪道德律的社会根源。

社会制度，既是人们为追求功利而建立的普遍规范，又是人们为实现正义而确立的理性法则。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6]功利或效率作为社会制度的一种德性，必须相容于正义，在道德上才是合理与有效的。因此，他说：“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安排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6]让正义成为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使正义优先于功利或善，这不仅是“实然”的客观描述，而且是“应然”的理性建构。因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社会制度，都具有正义与功利这两种基本的功能与意义，但是，在不同时代与社会的制度中，它们的地位与作用有所不同。为了实现功利，尤其是为了实现部分人的功利，社会制度可能会忽视甚至违背正义，成为一部分人压迫、剥削、奴役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如同人的感性欲望与理性命令之间时常存在争斗一样，社会制度的功利与正义之间也往往存在着冲突。对于这种争斗、冲突，在一定程度、意义上，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个人根源，后者是前者的社会扩展。正义的社会制度，是众多理性成熟与道德发展的个人共同选择的结果，是理性与道德共识的结晶，是一代代追求正义人的理性建构。因此，建立正义社会制度的过程，也是培育理性普遍成熟、促进道德普遍发展的过程。同样，人的理性成熟与道德发展，又受到社会制度的深远影响与制约。正义的社会制度培育理性、道德的人，不正义的社会制度会造就不理性、不道德的人。

其一，除了生理、心理异常导致人的理性无法正常生成之外，正常人的理性成熟与道德发展受到阻碍，主要是社会制度的原因。个人的理性成熟与道德发展，不仅仅是个人自身生成的问题，外在的社会制度也起到决定作用。社会制度，尤其是决定具体法律和规则的社会基本制度，不但深远地影响每个人的现实生活，而且有力地左右每个人的理性成熟与道德发展。按照社会学家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人的理性产生于人与人之间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信息沟通，理性的人是“泛化的他人”。人的良心与道德，是不同角色之间彼此互动与换位承担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以理解与沟通为取向而不是以目的与功利为取向的交往理性。科尔伯格指出，“社会环境或制度不仅通过提供角色承担机会促进道德发展，而且它们的正义结构也是角色承担机会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发展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成熟的正义感之形成，需要在正义制度中参与。”[7]从而，不正义、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形成不正义、不健全的社会环境，由此，人的角色承担与沟通交往过程无法正常、全面进行，人的理性从而人的道德就处于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中的初级与中级水平，达不到原则水平。譬如，在政治上，民主是培育理性与道德的有效方式，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却无视或否认这一点；在经济上，人人共享生存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与社会财富是培育理性与道德的物质支撑，但贫富严重分化的经济制度却挖空了这一客观基础；在社会上，自由交流与沟通的生活世界是培育理性与道德的有效场域，但政治、经济、法律的各种干扰却无法保证沟通与交往无障碍的进行。社会制度的不完善，成为理性不成熟与道德不发展的重要根源。

其二，由于社会制度始终具有的不完善性，无论个人的道德水平处于何种水平哪个阶段，都可能导致个人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即使对于道德阶段处于原则水平、理解并清楚何谓道德律的人，也仍然如此。如果把人性理解为由理性与感性欲望两种基本属性组成的统一体，人性中始终存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的争斗，感性欲望的冲动始终企图战胜理性的命令，从而人性始终是不尽完善的人性，那么，社会制度作为人性的社会产物，无论是为了遵从人的理性命令而注重正义，还是为满足人的感性欲望而强调功利，功利也始终妄图僭越正义的约束，从而社会制度始终是不尽完善的社会制度。如果说正义的社会制度，主要从根本规则、积极意义上引导与促进理性与道德的行为，那么健全的社会制度则是在社会制度正义的基础上，主要从具体设计、消极意义上预防与减少不理性、不道德的行为。即使社会制度基本正义，如若具体设计不健全，仍无法对不正义、不道德行为进行有效调节、制约甚至惩罚，那么，就会为伪道德律的产生留下机会和空间。社会制度的不正义、不健全，成为一部分伪道德律者违背道德律而满足感性欲望的途径与借口，而所造成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行为与结果，又成为另一部分伪道德律者违背道德律的托辞。可以说，伪道德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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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会制度的不完善一起，始终如影随形。

由上可见，无论社会制度的状况如何，做一个道德的人，需要始终致力于建构完善的社会制度，投身于社会制度正义与健全的事业。

四、伪道德律之去“伪”成“真”

显然，伪道德律的存在，主要源于个人理性的缺失、软弱及社会制度的缺陷。这不仅告诉我们要始终对个人理性与自律能力保持谨慎，不断对社会制度正义与健全进行审视，而且提醒我们要时刻防范自私、堕落、邪恶个人行径与专制、腐败、黑暗社会状况的可能出现。无论是从个人道德与幸福角度，还是从社会正义与功利角度，伪道德律之去“伪”成“真”，消除道德文化中的迷雾与陷阱，都具现实意义。

首先，伪道德律之去“伪”成“真”，需要提升个人的道德境界。

无论是康德强调的实践理性，还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个人理性是道德律与社会制度正义最根本的源泉。除了部分伪道德律者是生理发育不成熟与社会交往受到制约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无法认知、理解与清楚道德律之外，对于那些理解与清楚道德律但仍违背道德律的伪道德律者，就应该负起自身的道德责任。作为理性与感性欲望始终处于争斗中的人性，能够理性地行动而不受感性欲望的束缚，是一个人自律从而自由的体现，是一个人享有人之价值与尊严的标志，是一个人能够主动地掌控自然从而达至自由境界的生存发展方式。这并不是要否定感性欲望的满足，而是指感性欲望的满足要符合理性与道德，才真正是幸福。伪道德律者，或者为自身感性欲望所掌控，成为欲望的奴隶；或者听命于权威与社会习俗，无法理性自主。人的真正尊严在于理性自由的主动能力，人的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是理性的生活，因而，理性指导下的道德生活是每个人都应选择的德福一致的至善生活。特别是，在社会制度不完善条件下，众多的个人能够不为制度所羁、不为他人所诱而坚守理性与道德，践行正义，营造公正文化，凝聚建构正义制度的强大社会力量。唯有如此，才会彰显人的自由与尊严，伪道德律之去“伪”成“真”才会自觉实现。

其次，伪道德律之去“伪”成“真”，需要建构正义的社会制度。

正义因伪道德律而脆弱，伪道德律之去“伪”成“真”，却又需要正义的社会制度。正义的社会制度，不仅会消除造成理性不成熟的各种条件，培育、发展和启蒙人的理性，而且在不断健全的过程中，会减少伪道德律产生的机会与空间，给道德者以应有的幸福，使伪道德律者望而却步，以引导与激励理性与道德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正义的社会制度，是众多个人理性的共同结晶，是世世代代的理性积淀，是尊重人、发展人、爱人的共同行为法则，是道德律的社会普遍形式。政治民主、经济共享、法律平等、社会自由，都是社会制度正义的具体体现。每个享有内在价值与尊严的人，都应致力于正义社会制度的建构。尤其是，道德者不被伪道德律者所诱走向歧途，而是去建构正义的社会制度，以引导、制约甚至惩罚伪道德律者，促进其理性成熟与道德发展，践行正义。惟有如此，正义的社会制度才会不断巩固与发展，使伪道德律之去“伪”成“真”成为普遍的现实。

总之，如果说提升个人道德境界既是个人对理性自由的追求，又是建构正义社会制度的根本条件，那么，建构正义的社会制度，则既是对社会普遍自由的追求，又是提升个人道德境界的社会条件。个人的道德境界需要一个人一生一直去努力追求与提升，在不断穿越道德文化迷雾中认清道德的本真面目；正义的社会制度则需要世世代代人艰辛地探索与建构，通过明确而有力的规范让人在行动上避免滑向道德文化的陷阱。当整个社会拥有了较为普遍的个人理性成熟与道德发展的坚实根基，铸就了社会制度正义与健全的宏伟大厦，人们才能穿越道德文化的迷雾、避开道德文化的陷阱，正义从此不再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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