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在中亚面临的制度风险及对策研究_以哈萨克斯坦为例_王晓峰

【区域经济】

中国投资在中亚面临的制度风险及对策研究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

●王晓峰1，2，陈建萍2

(1．2．新疆稳定与地区经济发展法制保障研究基地;2．新疆大学法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7)

内容提要：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与深入，将进一步提高中国与中亚各国经贸合作及相互投资的层次并使合作程度向纵深发展。作为中国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哈萨克斯坦以其独立以来对外开放度的迅速提高和经济能量的持续增长，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提供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市场。投资与风险共存，解析哈萨克斯坦的国际投资争议解决制度，为中国现时和将来在其境内投资企业明确投资争议解决的最佳路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哈萨克斯坦外资法;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3）01－0030－05

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特别是2010年中央关于新疆跨越式发展的新战略的提出，为进一步深入推动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入、广泛发展提供了契机。哈萨克斯坦（以下简称“哈国”）作为中亚国家的“领头羊”，是中国在中亚地区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并已经成为中国新疆地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投资（以下简称“中资”）大量涌进哈国，对提升其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其国内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哈之间的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已形成良性的互利双赢的现实和未来发展局面。哈国已成为中国企业巨大而富有潜力的投资市场。然而国际投资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包括中资在内的大量外资涌入，必然导致哈国境内各种性质的国际投资争议增多。

一、哈萨克斯坦国际投资争议解决制度体系

哈国独立后，推行全面私有化，致力于市场经济的建设。哈国把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扩大贸易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故而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外商投资的立法，以期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完善、透明、公正有效的投资争议解决制度是衡量一国投资立法科学度水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哈国在历次的投资立法建立和修改中都制定了包括争端解决方法、争议解决适用的法律、解决规则和争端解决机构在内的一套法律制度。该制度体系从独立初的幼稚、粗糙，进而到照搬国外立法，最后走向既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又有效与本地化结合、立法技术日臻完善的过程。

哈国解决投资争议的现行法律规则主要由单边、双边、区域、多边层次等各领域的规范组成。单边层次主要体现在哈国吸引外资的国内法律中。哈国投资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起步到调整再到修改，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1］。

(一)单边层面

起步时期，哈国于1991年颁布了《外国投资法》、《对外活动基本法》、《自由经济区法》、《外汇调节法》等法律，改变了其国内在调整国际投资关系方面无法可依的局面。

调整时期，1994年哈国颁布新的《外国投资法》以代替旧法。1997年哈国又颁布《国家支持直接投资法》，重在调节国家优先发展的经济部门的投资活动，与1994年《外国投资法》并行使用，推动哈国投资法的继续完善和发展。

完善时期，2003年出台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投资法》（以下简称“新投资法”），1994年的《外资法》和1997年的《国家支持直接投资法》同时废止。这是哈国在投资立法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它确立了哈国关于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吸引国外资金的国家政策的主要方向，其显著的特点是为本国及外国投资者创造了平等的条件，提供了同样的保障和优惠。该法是哈国现行有效的投资法。

综上所述，哈国单边的投资法律形成了以投资法为主体，包括颁布的一系列总统令、外商投资立法的修正案以及与外资法

DOI:10.13483/https://www.360docs.net/doc/e012800779.html,ki.kfyj.2013.01.022

30

相配套的税法、外汇调节法、监督法、财产法、海关法等相关法律在内的一套比较全面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

(二)双边层面

哈国双边投资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体现在哈国与各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有助于解决外国投资人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可能发生的投资争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已与中国、美国、英国、乌克兰等30多个国家签署并批准了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协议。

(三)区域与多边层面

在区域性多边投资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上，主要由哈国参加的各种区域组织规定的争端解决规则组成。此外，目前哈国已加入了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1966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华盛顿公约）和1985年世界银行《多边担保机构公约》，并于2000年10月21日加入国际投资纠纷解决中心。

此外，哈国从1996年开始，积极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入世谈判已接近尾声。哈国将作为世贸组织内享有同等权利的一员，为其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加强与外国投资者的互利合作奠定了现实的法律基础［2］。以目前形势看，哈国加入世贸组织指日可待，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亦是解决投资争端的可选方法之一。

二、哈国国际投资争议解决制度的立法演进及其特点

哈国从独立以来，以投资法冠名的立法至少有五部。如前所述，从这些法律中可看出哈国政府对于外来投资活动和外国投资者不断变化的态度，也表明哈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和逐渐走向投资自由化的趋势，这种变化或称为进步在其对投资争议争端解决机制的设计完善中尤为清晰可见。

(一)不同立法背景下关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的具体规定

1991年《外国投资法》，是哈国独立后转型时期仓促制定的一部法律，内容和体系都比较简陋。它主要是为了应付投资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该法仅有17条，只就有关外国投资的基本问题做了原则性规定［3］。

1995年的《外国投资法》，内容增至5章27条，在条下设款、项且款项较多，法律涵盖面扩大，内容也较旧法补充增加了许多。其中关于投资争议解决的法律规定在第二十七条中［4］，主要内容包括：

投资争议与异议应尽可能通过谈判、协商加以解决；如果谈判、协商无法解决，则可提交给哈国审判机关或指定的五个仲裁机关，具体包括“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即ICSID）、中心辅助机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机构、斯德哥尔摩国际商会仲裁事务协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工商会内设的仲裁委员会，但必须提供外国投资者的书面认可。

1997年哈国又通过了《国家支持直接投资法》，以调节国家优先发展的经济部门的投资活动。其中关于解决投资争议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第五章的第17条、18条中。具体内容为：与合同或协议直接相关的纠纷尽可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如无法解决则通过合同中规定的方式解决；如合同、协议中未作明确规定的问题，必须由哈国的审判机关解决；如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有与本法不同的规定，则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2003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投资法》，取消了原来某些只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改为对国内外投资一视同仁，实行统一的特惠政策；减少了特惠政策的实施期限。更多地体现了投资自由化的趋势，适应了全球经济化的要求。其关于解决投资争议的法律内容规定在第二章第九条中［5］。主要内容为：争议可以协商解决，增加了请专家解决这一方式；立法技术更加成熟，没有采取列举方式，而是规定上述方法无法解决，则可按国际公约和哈国法律由哈国法院审判，也可交给双方选定的国际仲裁机构解决。给了双方当事人更多的选择权；同时规定与投资无关的争议由哈国法律解决；仍然规定哈国参加的国际条约优先适用。

(二)哈国新旧投资法关于解决投资争议规定的特点及评析

通过对哈国新旧投资法（以下简称“新旧法”）相关规定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哈国在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面立法思想和手段的变迁，其所具备的延续性、稳定性等特点也清晰显现。

哈国新、旧法都规定了尽可能地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投资中的争议问题，鼓励当事人首先并尽量采用协商或调解解决投资争议，甚至把采用协商方法作为必经程序加以要求。此种方式的选择既体现了尊重国家主权的立场，又可以防止外国投资者滥用优势地位对东道国可能造成的伤害，同时强调了东道国当地救济原则，即国际上通行的“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优先适用。

哈国新旧法都规定，如无法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则可以交由哈国法院或双方选定的国际仲裁机构裁决，给予争议双方选择权，但新旧法律都把哈国法院裁决放在前面，说明立法者倾向于维护东道国属地管辖权的优先地位。对不涉及投资争议或投资协议中没有规定的争议，哈国采取了完全的排他性属地管辖权，体现了其对维护主权的努力，并排除了外国资本侵蚀国家主权的可能。

哈国新旧法都规定，如果本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有争议解决条款的，以条约为准。说明哈国遵循国际法优于国内法原则。在条约未规定的情况下，才以国内法或当事人确定的方法来解决，说明哈国接受和遵守了“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规则。这一原则在哈国宪法第四条第三款中得到了明确规定。

此外，随着哈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

31

加强，哈国新法还对解决投资争议的法律规定及时进行了调整，显示了其立法思想与时俱进的一面。

首先，旧法中对提交国际仲裁争议的范围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只能是与合同、协议直接相关的争议，其他争议都必须由哈国审判机关裁决。而2003年新法进行了修正、完善，扩大了国际仲裁的范围，规定只要是与投资相关的争议，都可以提交当地审判机关或国际仲裁，选择权交给了当事人。

其次，新法增加了“请专家帮助解决”内容，很明显这是允许第三方介入进行调解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协商无法达成共识，而要将争议送交裁决的紧张气氛，有助于维护双方的投资合作关系。

再次，旧法中提交仲裁的机构采取的是列举式，共有五个机构，限定了选择范围。而新法采取的是概括式，将选择权交给争议双方，而且可选的仲裁机构扩大了范围，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国内法中的体现，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

最后，新旧法对东道国当地救济的要求严厉程度不一。如1994年投资法规定，在法律文件和双方协议无规定的情况下，平等主体间的争议一般情况下，必须接受哈国审判机关的管辖和裁决，不接受是例外。而新法限制较少，只有“与投资无关的争议”才由哈国本地管辖，说明哈国顺应了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趋势，主动把一部分东道国外资管辖权放弃，为形成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作出了努力。

总之，旧法中解决争议可选择的方式主要是司法程序和仲裁，体现了一种优先由本国法院或仲裁机构管辖，优先适用本国法的原则或态度。新法规定的比较宽松，在哈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和本国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赋予争议双方选择国际仲裁和内国法院的权利，体现了投资自由化趋势。

哈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强调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基础上，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发展经济，消除外国投资者对本国法律公平性的疑虑，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外资政策。即立法倾向于尽可能的采取东道国当地救济原则，但另一方面，又给予投资者选择权，如不愿意在哈国法院裁决，则可以向国际仲裁机构申请裁决；只是有前提条件，那就是哈国法律必须有明确规定，或哈国参加的国际公约有明确规定允许提起国际仲裁。这种立法方式既保护了哈国的司法独立性和和严肃性，又有利于吸引外资，同时也不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大多数国家的实践亦是如此。但值得关注的是，现阶段哈国投资法规定的当地救济只包括司法救济，对行政救济尚没有明确规定。

三、哈国对双边及多边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的适用

(一)双边投资争议解决机制

哈国双边投资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体现在哈国与各国所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简称BITs）中。

以中国为例，哈国与中国于1992年签订了《关于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其中第八条、第九条对投资争议解决办法做出了规定。

通过分析相关条款可知，中哈双方所签订的BITs有关投资方面的争议有二类：一类是有关BITs的解释和适用，第二类是一缔约国国民与另一缔约国政府之间有关投资方面的争议。其中对于第二类争议，BITs限定的范围为“有关征收款项的任何争议”，而不是所有相关的投资争议。

对于BITs的解释和适用的争议解决方式规定：一是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二是如6个月内通过外交途径不能解决争议的，则根据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应将争议提交专设仲裁庭；三是如果在收到关于将争议提交仲裁庭的书面通知后4个月内仲裁庭尚未组成，缔约任何一方在无其他约定时，可以提请国际法院院长作出必要的任命。

关于争端解决的法律适用。一是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在此种情况下仲裁庭在制定程序时可以参照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规则；二是仲裁庭应根据本协定的规定，在其领土内进行投资的缔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包括其冲突规范）以及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哈国与其他国家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一般都规定了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争议解决条款，给投资者提供了解决争议的多种选择，而且发展趋势是逐渐放宽限制，只要与“投资相关的争议”都可以选择国际仲裁，体现了对外国投资的国际法保护，以增强外资的投资信心。

(二)多边投资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

2001年，中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个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以及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备忘录》，由此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了实质性的经贸合作发展阶段，之后又陆续签署了《备忘录议定书》、《上海合作组织经贸部长首次会晤联合声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具体措施》等协定。哈国作为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之一，当然受这些法律文件的约束，但上述区域性法律调整规范或规定过于原则，或可操作性不强，导致了现实中区域性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的缺失。相关各国还是根据双边的投资协定来解决投资争议问题。

在多边层次上，为了更好的吸引外资，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哈国已先后参加了《纽约公约》、《汉城公约》、《华盛顿公约》等国际公约，初步形成了与国际接轨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此外，哈萨克斯坦于1996年申请加入WTO，目前已完成与美国、欧盟的入世谈判，预计2012年有望正式加入WTO。

可以说，从申请入世到将来入世以后，世贸组织的规则都对

32

哈国影响甚大，学习遵守并正确合理运用包括世贸组织规则在内的解决投资争议的国际规范于哈国而言势在必行，一方面要为更好的吸引外资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这是哈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1．ICSID争端解决机制。根据《华盛顿公约》设立的“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是一个有国际法主体地位的、独立的、专门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投资争端的国际机构。该机构已成为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解决投资纠纷最多的解决方式之一。

现代的投资者与东道国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从本质上看，反映了此类争端解决进一步走向国际化的趋势。但该机制亦是把双刃剑，哈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运用ICSID机制解决投资争议时，应注重主权行使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二者间平衡，在维护投资东道国政府管理外资的权力的同时，还当尽可能地健全和完善能为外国投资者所信任的国内争端解决制度。

因此，哈国要顺应国际投资自由化趋势，逐渐签订接受IC-SID仲裁管辖的协定与立法。其具体措施是，哈国概括的接受ICSID的仲裁管辖权，但是一定要将涉及国计民生、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领域排除在ICSID仲裁管辖的范围外。

具体内容包括［6］：

第一，哈国应加快修改和完善国内投资法之不足。哈国对于外国投资者的保护的法律制度并非健全，其外资法的变动比较频繁，缺乏投资关系下的法律制度的透明性与稳定性。另外，哈国应放宽对投资争议的限制，不仅应包括契约性争议，还应把投资活动中产生的其他争议（即非契约性争议）包括在内。

第二，哈国应对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进行合理而适当的自我限制。当下有限的国家财产豁免权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因此，哈国在国内立法中应修改和限制滥用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适当的赔偿义务。

第三，建立符合平等互惠的法治氛围。哈国应当加大对国内管理、审批投资的政府部门及官员的管理与监督，减少腐败和贪赃枉法行为的发生。从而使哈国各部门加强法治、依法行政，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通过上述做法给予外国投资者更多的信心与国内救济，从而创造更开放和良好的投资环境，符合哈国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从而避免产生杀鸡取卵的短视负面后果。

2．WTO争端解决机制。哈国即将加入WTO，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因此，尽早、尽快地掌握并熟练运用这一全球多变贸易规则体系解决投资争议，将是哈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同时，哈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善于利用并进一步完善WTO中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更好地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协定》（DSU），规定在争端解决的各个环节都必须给予发展中国家适当照顾。在磋商过程中，各成员应特别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和利益；当一项争端发生于一发展中国家和一发达国家之间时，经该发展中成员请求，专家组中至少应有一位来自发展中成员的专家等。DSU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多边保护机制，使得各成员方不分大小强弱都有权援引这一机制谋求公正合理解决经贸纠纷，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哈国这样的弱小国家更加有意义。

同时DSU也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哈国这样的小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争端解决机作出裁决的法律依据是WTO协定及其各项相关协定，这就要各成员使本国现有的立法逐步向WTO各项协定靠拢，而在制定新的法规时也要以它们为参照。哈国入世后，既要依据WTO的法律体系修改国内立法，进行调整与改革，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到发展中国家修改、完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过程中。

总之，哈国现存的解决投资争议的法律规则形成了单边、双边、区域、多边等层次上的较完善的体系，而且由最初的严格限制国际仲裁逐渐走向宽松，反映了哈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市场，开始与投资者互利合作，并顺应了国际投资自由化的趋势。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其仍面临着全球化与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仍然需要对涉及国计民生、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领域进行有效的监管，而不能盲目听从发达国家的鼓吹放任投资领域的全面自由化。

四、中方应对哈国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机制法律建议

中国各级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和法律服务机构都应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了解并熟悉掌握投资东道国的相关法律制度，特别是投资争议解决的方式类别。投资企业应遵守东道国法律，履行外国投资者的法定义务，而一旦发生投资纠纷就要擎法律大旗选择最有效的方式及时充分维护国家和自身的合法权益。

目前中资在哈国面临的投资争议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鼓励与限制并存，各种投资壁垒较多；法规修改频繁，政策多变，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差；执法随意性大；政府腐败比较普遍；民族主义倾向增强；利用政府强权干预市场等［7］。

面对上述风险，中国应提前做好准备并积极应对，途径有二：一是在哈国的中资企业自身所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二是中国政府在完善与哈国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基础上要加强对国际性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的利用。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在哈中资企业应熟悉上述哈国的单边、双边、区域、多边等多层次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及其规范，一旦发生投资纠纷则能够运用这些制度积极应对，从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尤

33

其应注意如下问题：

将与投资有关的争议尽可能的写入仲裁协议。因哈国规定投资争议仅仅指与投资合同相关的投资争议。因而尽可能将与投资及合同相关的争议事项写入仲裁协议中。如合同的解释、履行的争议、有关补偿的争议等等。因哈国规定如果仲裁协议中未提前商定提交仲裁事宜，则很有可能由哈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给外资企业造成被动。

还要关注哈国加入的与投资有关的国际条约。因哈国法律规定，哈国遵循国际法优于国内法原则，对争议的解决，应以哈国所参加或签订的国际协议、国际条约为准。因此，关注和熟悉哈国参加的关于投资的国际条约，从而运用国际法更好地保护投资利益。

第二，中国政府应尽快与哈国修订1992年签订的《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尤其要规定投资争端在无法通过协商、谈判途径解决的情况下，直接采用ICSID机制。

1992年中国与哈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规定的投资争议模式条款内容与加入《华盛顿公约》时做出的声明是一致的。即提请中心仲裁的投资争议局限于征收和国有化而产生的有关补偿的争议。但时变势移，近些年来，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一些具有丰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为保护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权益，迫切需要提高保护标准。实践中，从1998年至2007年止，中国已同28个外国分别签订了全面接受ICSID仲裁管辖权的BITs，其中22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

鉴于此，为了保护在哈的中国投资者的投资利益，中国应积极与哈国磋商全面修订现时的双边协定，将对投资争议范围的界定及全面引入ICSID仲裁管辖问题明确化。

不单独对“投资争议”范围进行限定，仅对“投资”做宽泛的界定。在中哈新的投资协定中，应引入“逐渐征收”、“间接征收”等概念。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中对此有明确的界定，可以参考借鉴。

协定规定的争议解决模式不能满足中资的保护要求，应选择ICSID机制。

根据1992年中哈BITs规定，双方对于投资争议在无法通过协商、谈判途径解决的情况下，采取的模式是逐案设立临时仲裁庭。该模式存在重大缺陷与不足：一是临时仲裁庭不属于常设机构，发生争议后协商、谈判无法解决时双方才临时设立，不利于争议的快速、高效解决，进而影响仲裁结果的公平性；二是该模式解决的投资争议范围仅限于因征收或国有化而引起的“补偿”争端。而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其他类型的争端，诸如，特许协议的履行、变更，BITs中相关缔约国政府做出的各种承诺是否有违背的地方，海关、国内税费等行政措施的调整，行政许可的变动，国有企业之间合同的履行、变更以及油气石油管道跨国输出中涉及的各种争端等。因此，这一模式已无法保护中国投资者在哈日益增长的投资权益。

因此，在将来全面修订中哈BITs时，扩大对“投资”的范围，引入ICSID争端解决机制及适度的当地救济，一方面有助于为投资者公正解决其争端提供更多的选择，从而更有力的保护中国投资者的投资权益；另一方面，也尊重了东道国的主权，尽可能的照顾、平衡了双方的利益。

基金项目：本文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批准号:10JZD0050)资助;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研究”(批准号:12BJL059)的资助。

参考文献：

［1］白莉．哈萨克斯坦投资法的新近发展和基本内容［J］．新疆社会科学，2008，（01）：46．

［2］刘国胜．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述评［J］．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56．

［3］于飞、秦鹏．政治、经济、法律———析中亚国家投资环境［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2）：30．

［4］郑滨译．1994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国投资法［J］．东欧中亚市场研究，1996，（02）：40．

［5］孤帆译．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投资法［J］．中亚信息，2003（04）：19．［6］胡晓红．中外双边投资协定争端解决机制模式选择———以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间BITs为视角［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03）：79．［7］王林彬、王晓峰．哈萨克斯坦投资法律制度研究［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211－221．

［作者简介］王晓峰（1976－），男，法学博士，新疆大学新疆稳定与地区经济发展法制保障研究基地研究人员，新疆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陈建萍（1963－），女，新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

［收稿日期］2012－10－09

责编：黄晓梅；校对：芙蓉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