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21世纪的中国贫困——新“剪刀差”

【原创】21世纪的中国贫困——新“剪刀差”

张胜

贫困是世界性发展难题，国情不一样，治理也不一样。

尽管改革开放使大部分人口脱困脱贫，但仍存在人口数量7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尤其是在山区、内陆地区。在历史上，在理论上、政策上，我们一直认为这些地区是因困而贫，因此，我国自“十五”以来（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在这些地区投资兴建了大量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试图解决“困”的难题。

今年九月，我到14个国家级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的秦巴山区腹地的紫阳县调研“科技创新驱动县域发展”。从西安自驾出发，沿包茂高速大约3.5个小时就到达紫阳县城。在未修高速公路以来，这么便捷的从西安到紫阳是不可想象的。从紫阳与外部的物流通道来看，“困”不再是这些地区贫穷的原因。

为什么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通达很久了，仍然还会出现大量贫穷的低收入人群？我们专访了被视为“紫阳富硒茶”原产地的焕古镇，试图解开这个谜团。

从紫阳县城出发，依然是自驾盘山而上，路的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山。改良后的双向2车道、水泥硬化路面的省道还是很顺利，大约1.5小时就到了焕古镇。盘山路上看到不少依山而建的自然村落——这些都是村民们的祖辈们开山而建的基业，而在房子周边的山坡上，就是一块

一块的茶田。很明显，沿山而建的“省道”“困住”茶叶的流通已经不可能了。

到了焕古镇的镇政府驻地，镇长介绍说，全镇1.5万人口，其中贫困户1735户、计5242人，几乎1/3的人口是贫困人口。我们和基层官员在一起讨论，询问贫困的致因。按照致贫力度由高到低的顺序，新镇长、老镇长掰着指头说了6大致因：

1) 因房致贫。从山上搬下来的移民搬迁、集中安置、危房改建等，是农民致贫的首因。古人云，“家搬三次穷”。在山区，群众从山上搬下来、从不宜居住的地方搬到政府设立的聚集区，的确让不少本来收入较低、储蓄积累较少的农民家庭因为房子而更趋贫困。

2) 因劳致贫。长期的计划生育让农村家庭人口减少，缺少劳力、尤其是缺少男性劳力的家庭，自然贫穷。另外，家中无男性劳力的家庭在村落中还受到歧视。

3) 因病致贫。家庭中出现一个危重病、慢性病，导致劳动能力缺失、生活难以自理等，看病费用就像一台“抽水机”一样把家庭经济抽干了。

4) 因灾致贫。秦巴山区经常出现气象、地质等灾害，这会导致农民家庭财产、生命受到致命的打击。哪怕10年、20年出现一次，都会导致家庭财产、人口活力遭受重创。

5) 因学致贫。由于计划生育致农村人口减少，建国以来建立起来的农村中小学教育体系因缺乏生源而撤并。这种撤并潮在2000年后愈演愈烈，很多自然村落的小学、中学消失了。不少农民选择进城，让孩

子在城镇上学，媳妇在家照顾、老公在外打工。打工收入在缴纳房租、孩子学费、家庭消费后，也就所剩无几了。教育和疾病一样，也像一台“抽水机”抽干了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

6）因技致贫。缺乏先进实用技术、市场技能是农民难以应对城市消费升级、应对市场经济波动而致收入低的原因。

我们分析了这六大原因，没有一个原因是“困”。而且，我们在来焕古真的盘山路上，个别茶户的门前停的是“卡宴、奔驰”等豪车。尽管这一现象反映出农村贫富差距巨大的现象，但这充分说明，农民依靠当地富硒茶发家致富并非难事。

我们的这一判断是可行的。在路途中，我们随机专访了一个茶户，这户人家夫妻二人，女儿、女婿，还有一个儿子（当兵去了），共有4个劳力，其中女婿是主劳力。这个茶户自己有茶田、自己采摘、自己加工，也购买了加工机械替其他农户加工。我们调查这个农户的收入情况，他有25亩茶园，自产鲜叶500公斤、外购鲜叶2000公斤，一年净收入在20万元上下。这个农户家庭的情况显示，有劳力、健康、肯务农的农民家庭，完全可以利用当地特色资源实现勤劳致富。

根据上述调研，我们发现，中国当前的贫困问题可能并不是此前大众思维中“困”。交通、物流等传统意义上的“困”已经不是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而是成为农村发展、农民致富、农业现代化的新平台。这是共产党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功绩！

但同时，我们发现，21世纪的中国贫困，是在分配制度安排上出现了新“剪刀差”，主要表现在住宅、教育、医疗等方面。

1) 住宅的“剪刀差”。长期的计划生育致使农村劳力减少，导致传统的农村经济社会体系瓦解，迫使农民不得不迁徙进城。新进入城镇的农民，要比城镇原住民缴纳更高的级差地租。

2) 教育的“剪刀差”。新进入城镇的农民，要向教育系统缴纳更高的费用。教育资源在城乡分布的不均匀，致使农民家庭要付出更高的教育成本。

3) 医疗的“剪刀差”。尽管新农合为广大农民解决了大病药费问题，但优质的医疗资源都在大中城市，边远区域的农民进城看病要承担远距离医疗带来相对较高的交通、住宿等成本。这种长期形成的资源分布不均衡使得他们要承担“剪刀差”。

在基础设施等这些“困”的因素消失后，阻碍贫穷人群向上流动的根

本原因有二：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进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极化效应”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计划经济时期造成的城乡资源分布不均衡，优质的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日益向大中城市集中，在城市与农村形成了发展经济学中“初始条件”的差异，这种差异就给不仅仅是贫困农民，包括所有的农民进城形成巨大的“剪刀差”。另一个原因是计划生育导致农村劳动人口的持续减少，农村农业农民自然会产生集聚，传统的小规模、广分散的村落经济被瓦解，取而代之的将是相对聚集的农村社区。这是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已被政策设计者认识并开始推进。在本世纪开启的这一轮自然村落向政府规划的聚集区聚集

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逆潮流的拒绝者、顺潮流的掉队者、在潮流

中经营失误失败者”等群体，他们构成了新的贫困群体。

整体而言，计划生育导致的村落调整，只是当前贫困的表面原因，深层的原因则是制度上的“困”、人群向上流动所必须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困”——这两个“困”是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出现“剪刀差”的根源。这才是类似秦巴山地区等区域农村家庭贫困的根源。

治理新时期中国贫困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在制度安排上，向边远地区配置住宅、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让广大低收入群体脱困。第二是加快试点、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让低收入农民群体既能够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市，又能够从土地上获得抵补“剪刀差”的收益，降低向上流动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