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中国农村观察 2008.1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张永丽1，2 黄祖辉1

（1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2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比较清晰的阶段性特征，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取得了一定成就，推动了中国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国际社会的接轨。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变革，农村劳动力流动速度将进一步加快，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将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产生一些新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农村 农村劳动力流动 述评

一、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研究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变迁，呈现出比较清晰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一）改革开放初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 1978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及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使中国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被释放出来，推动了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但由于各种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还没有拆除，大量农村劳动力主要向农村内部非农产业转移，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的主体。这种就地转移的模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关于农村劳动力为什么流动、流动的条件、流动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等问题，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转移上，很多研究基于当时的社会实践，将“离土不离乡”视为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模式，强调以这种方式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例如，王向明，1985；王代，1986；韩俊，1987）。

这一时期关于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打破了多年来这一领域沉寂的局面，澄清了将农村劳动力禁锢在土地上的错误做法和认识，明确了农业剩余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这是这一时期最大的突破。但这仅仅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一个引子，不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存在着太大的局限性，没有对后来的研究留下很多影响和值得借鉴的东西。

（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门研究开始起步20世纪80年代末，各种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开始放宽，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也不断扩大，为农村劳动力跨区域城乡流动提供了可能。从1989年的“民工潮”到1992年南巡讲话，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跨区域向城市流动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也掀起了学术界研究的高潮。这一时期着眼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意义、规模、结构、特点、地理分布、社会经济影响及相关政策等课题的专门研究开始起步，研究内容和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深度也渐次深入。

具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对前一时期研究的深化，主要是对*该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及相关政策研究”（07BJL026）资助。

- 69 -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局限性及其引发的问题进行反思。多数研究倡导通过有效的规划与布局，促进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转移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研究的落脚点将小城镇作为吸纳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的主要载体（中国农业剩余农村劳动力利用与转移课题组，1990；黄祖辉，1992；冯兰瑞，1993）。陈吉元（1990）的研究则首先超越了这一思路，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应采取“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两种途径相结合的方式，这是对当时研究思路的一个极大突破。其二主要是以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研究为主，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劳动力应不应该大规模流动等价值判断的问题上。部分研究从管理者和城市既得利益者的角度出发，强调农村劳动力跨区域城乡流动对城市的冲击和不良影响（冯宪，1990）。但随着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则强调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的积极作用，并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社会经济现象进行了肯定，例如，任建平等人（1992）从要素流动的角度、王郁昭（1994）从增加农民收入和活跃农村市场的角度、赵树凯（1994）从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角度、蔡昉（1990）从国民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对称的角度、杨涛等人（1991）从矫正各种扭曲的价格信号的角度，论证了农村劳动力跨区域城乡流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这一时期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争论，事实上是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虽然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有一点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要解决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必须打破城乡隔离体制，实施开通城乡、推进城市化的战略，这是这一时期在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争论也推动了研究的不断深入。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局限于比较宏观的问题的一般性分析与描述，关于流动群体的微观个体行为较少关注；从研究方法来看，社会各界虽然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基础性研究资料，但调查的规模、质量、范围等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和扩大；大部分文献仅局限于定性研究，并且是在先验的、带有明显价值导向的基础上展开的，经验实证缺乏，理论层次比较低。

（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现在，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性研究全面展开

由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广泛性及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影响，使得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从199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组织较大规模的调查开始，到1994年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汇集了多种学科的多种研究力量，调查在不同区域范围内展开，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形成了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学科研究的格局，标志着中国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研究的内容广泛而深入，从前一阶段的概括性、一般性分析和描述为主，逐渐转向专题性研究，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人口学的角度对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例如，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原因、方式、个体特征、职业、工作与生活环境、消费状况、行为方式等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与分析（赵树凯，1998；杜鹰等，1997；黄平，1997；白南生等，2002）。二是从流出地的角度，就农村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资金、技术、信息传递、农业发展、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一定的实证研究（杜鹰等，1997；赵树凯，1998；徐勇等，2003）。三是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户籍制度、城乡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一系列二元制度安排对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就业状况、流动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杨云彦等，2000；蔡昉等，2003；李强，2003；崔传义，2005）。四是从流入地的角度，就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资源的重新配置对城市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变迁等一系列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定量分析（蔡昉等，1999；王桂新，2005），就农民工与流入地的冲突与整合等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定性研究（李培林，1996；刘传江等，2004）。

70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还有学者从流动者本身的意愿出发，就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倾向进行了专门研究（黄祖辉等，2004）。此外，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以及“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有研究认为“民工荒”的产生意味着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的历史性转折（蔡昉，2007）；也有研究认为“民工荒”仅仅是短期性、局部性、结构性矛盾。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思路仍然是和城市化相结合，指导思想主要是进一步消除城乡隔离体制，加快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通过非农化和城市化解决农业、农村内部矛盾，这一阶段的重大突破是提出了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大量研究不仅使人们得到了关于农村流动群体的概括性、多层次、全方位的认识，而且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相结合，对影响“三农”问题的深层次矛盾进行了探讨，从而为进一步深化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从研究方法来看，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以大量的社会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访谈、实地调查与统计抽样调查，获得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个别实证研究脱颖而出，这些研究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现象描述和利弊分析，而是尝试着诠释观察到的现象，揭示现象背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水平；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的相关理论在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例如，刘易斯模型、托达罗模型、推—拉理论、新迁移理论等，中国关于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开始与国际接轨。

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问题的局限性，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研究内容比较分散，缺乏对研究对象的系统把握，缺乏对各种现象的高度抽象与概括等。这一问题将在第三部分详细论述。

二、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专题研究

（一）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基本特征

关于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是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起点和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对中国农村流动劳动力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有着比较丰富的研究资料，这方面的争议也比较小。研究结论表明，就外出农村劳动力的个体特征来看，年轻、未婚、男性和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者往往更偏好于流动；在年龄结构上，35岁以下的青壮年占绝对优势，女性的平均年龄低于男性；在受教育程度上，外出者的教育程度明显高于非外出者（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1999；赵树凯，1998；杜鹰等，1997）；在流动的方向上，主要流出地是安徽、河南、四川、湖北、湖南、广西、江西等地，流入地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的各省市，例如，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李培林，2003）；就农民工的社会群体特征来看，流动者基本以寻求职业、增加收入为目的，主要来自低收入地区的中等偏低收入农户；在流动方式上，他们以农民工的身份在城市就业，但无法实现永久性迁移，而是处于循环流动状态，即按照季节、经济周期，甚至是政策周期，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动（杜鹰等，1997；蔡昉等，2003）；在职业活动上，主要集中在城市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业、运输业等社会服务业，职业层次偏重体力付出；在流动机制上，以自发流动为主，并以各种社会关系为基础，沿着血缘、地缘、业缘的社会人际关系向外流动（杜鹰等，1997；赵树凯，1998）。

到目前为止，关于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特征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其意义在于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和微观分析，辨清什么人流动、为什么流动、如何流动以及流向哪里等问题，使人们获得了一个关于流动群体的概括性认识，同时也为其它专题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机与原因

71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72关于人口迁移的动机和原因是现代西方人口迁移理论的核心内容。国内学术界围绕中国宏观社

会经济特征与流动者的个体特征两条主线，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并借鉴伯格(D.J.Bogue) 的“推拉”理论、托达罗（Todaro）的绝对收入假说、伊斯特林（Easterlin）的相对地位变化假说等理论成果①，来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

大量研究从中国体制转轨的制度背景出发，揭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1994）的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的存在和农业比较收益低下是农民流动的“推力”，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就业机会与城乡比较利益的差距是农民流动的“拉力”。李强（2003）运用大量的社会调查资料及统计分析说明，城乡收入水平差距即“经济收入驱动力”是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动力，但中国的户籍制度锁定了多数农民工的生活预期和目标，从而对这种驱动力产生了消解作用，形成特殊的生命周期，即年轻时外出打工，年龄大了以后回乡。周其仁（1997）将宏观背景与微观差异结合起来，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策略和经济体制的选择，外生地决定着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容量，而农村劳动力累积的专门知识、专门技能和与经历有关的个性特征，就农民对“流动”机会的反应以及反应的质量有着决定性影响。蔡昉、都阳（2002）利用相对经济地位变化假说，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否不仅决定于他们在城市的预期收入差距，还决定于他们感受到的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研究方法规范、视角独到的文献脱颖而出，这些文献分别从微观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分析了家庭耕地面积、人力资本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因素对流动决策和流动收入的影响（赖德胜，1998；赵耀辉，1997；朱农，2002；都阳等，2003）。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水平。

国内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动因的研究是比较充分的，研究的学术性、实证性、规范性在整个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即遵循一般的人口流动规律，同时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影响，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研究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一些政策取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正在向多元化、动态化方向演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三）公共政策与制度安排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关于体制与制度安排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是中国流动人口研究的焦点和热点，也是相关政策制定的核心。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献颇多，这些文献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现有公共政策与制度安排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分析了制度改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的方向与相关政策取向。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最本原性的制度安排，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壁垒造成的流动农民工的边缘化问题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重中之重。学术界一致认为，户籍制度是造成外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行业、地位、身份存在明显选择性，以及大多数流动人口不能获得城市永久居住权和稳定就业权，进而形成循环流动的重要原因（杜鹰等，1997；张车伟等，2002；蔡昉等，2003；李强，2003）。很多研究借助不同地区和不同范围的社会调查资料及个案研究发现，户籍制度的存在将城市劳动市场分割为正规和非正规农村劳动力市场，大量农民工只能进入非正规市场或次级农村劳动力市场，在职业、行业、岗位选择等方面存在很大限制，在工资、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不能与城市公民享受同等待遇（赵树凯，1998；李建民，2002；蔡昉等，2003）。现行城市

①伊斯特林较早地借用相对经济地位假说来解释人的经济行为，即相对收入决定人的行为，所谓相对收入是指一个人根据一个内在化的期望生活标准对收入做出的评价，或者是一种社会决定的生活水平对收入做出的评价。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公共服务及其管理体制仍然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然而，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却被排除在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体系之外，难以和城市居民同样获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子女教育等基本权利，进而使他们依然游离在城市边缘，难以实现与输入地的融合（李强，2002；刘传江等，2004）。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政策性问题，消除城乡体制和制度差异，建立公平、开放、统一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几乎成为大多数研究的落脚点。

事实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户籍制度及其相关政策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陈金永（2006）利用公安部、国务院等大量的文献资料，比较全面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措施，指出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改革的政策取向和改革的前景。也有部分研究从中国体制转轨的进程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研究认为，随着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逐渐减轻，文凭、技术证书、技能、工作阅历等在人口流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村劳动力市场按户口等制度性因素分层正在转变为按照市场机会和人力资本分层，人力资本对城市流动人口经济地位获得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赖德胜，1998；李强，2002；孙立平，2003）；朱宇等（2005）的研究认为，随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与转型，外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形式、角色和作用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今后人口的流迁模式更多地取决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收益、定居成本、社会保险和就业稳定性等因素。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提出了除户籍制度外农村劳动力流动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和新障碍，也提出了学术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新课题。

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中国体制转轨与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背景下产生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很多研究自然地将这一问题置于政治经济学或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考察，从而更加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问题。但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依然存在以下不足：缺乏比较系统的理论与经验分析，政策建议仅局限于政策取向研究，在提出比较系统的可行性政策及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收益分析等方面的研究比较缺乏。

（四）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的影响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社会经济效应等方面。学术界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效应给予了很大肯定，并就资源重新配置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及对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以流动劳动者与城市社会的冲突与融合为主线展开，目前依然存在一些争议。

多项研究表明，以农村劳动力流动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效率，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世界银行（1997）估计，1980~1997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农村劳动力部门转移的贡献率占16%。蔡昉、王德文（1999）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0.23%，并且农村劳动力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流动还将继续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成长的重要源泉。王桂新（2005）通过对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统计资料的计量分析表明，中国人口的省际流动是推动中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东部地区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15%。刘乃全（2005）建立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加剧了东西部地区产业聚集的非均衡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虽然农村劳动力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边际产出水平是下降的，但其贡献率仍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等因素的影响，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加

73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引起了关于农民工是否挤出城市劳动力的争论，甚至很多城市对农民工关闭了大门。农村流动劳动力与城市社会的冲突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首先，经济学界就农村流动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是否存在就业竞争和替代效应进行了调查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劳动参与率高达76%，大大高于城市63.6%的水平，但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非正规市场，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劳动力之间形成了互补而不是竞争替代关系。他们为城市提供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城市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蔡昉等，2003；王桂新，2005）。传统的二元分割体制对城市劳动力起着保护作用，但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进入，对城市原有的用工制度和福利体制带来了巨大冲击，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杨云彦等，2001；蔡昉等，2003）。同时，社会学界就流动农民工是否与城市社会存在冲突，是否会引发城市贫困、犯罪、社会不稳定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有研究认为，进城农民工属于边缘性群体，他们进城的过程是城市文明和社会不断整合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以城市为参照系调整自己行为方式的过程（李培林，1996）。也有研究通过个案分析表明，由于社会分层等原因，农民工有很强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这种感觉引导不当可能形成反社会情绪并导致行为失范（李强，1995；李汉林，2003）。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居住，与城乡结合部形成利益共享与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对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唐灿等，2003）。此外，输入地经济发展对劳资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提出了新的要求（吴江等，2005）。

历史地看，农民工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比较充分的。但有关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冲突和融合问题，需要将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视角结合起来，进行进一步的系统研究。

（五）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是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主题之一，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业和农村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研究方法大多采用静态比较分析，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结构、农村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影响上。

部分研究借助于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选择性理论，认为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尤其是大批青壮年和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村劳动力外流，造成农村的“精英流失”（黄平，1997；石磊，2005）。农村劳动力流动导致土地抛荒和忽视农业生产现象的出现，加速了农业劳动力妇女化和老龄化趋势，使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下降（曾绍阳等，2004）。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外流，给农村治理、婚姻家庭和农村养老等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

大量研究则肯定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杜鹰、白南生（1997）利用四川、安徽两省的调查资料，通过外出户和非外出户的数据比较和计量分析表明，由于外出户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劳动力外出并不必然对农业生产带来影响。很多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外出流动使输出地的资源和要素配置更加合理，农村劳动力素质得以提高，收入效应和减贫效应明显，农村劳动力流动从根本上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1994；赵树凯，1998；都阳等，2003；马忠东，2004）。赵耀辉（1997）利用1996年农业部农研中心在四川省的调查资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那些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力，优先选择的转移领域是农村非农产业，而不是异地转移，这一结论明显有别于农村“精英流失”的观点。李实（1999）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和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村内部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具有积极影响，对于抑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甚至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一般收入再分配政策无

74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法替代的积极作用。龚维斌（1998）运用社会学分析框架，考察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变迁的关系，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复杂的，但正面影响占主导地位。邓祖善（1997）、庾德昌等（1999）、崔传义（2004）通过个案研究表明，回流农村劳动力对农户、流出地、城市化都产生了积极影响，“民工潮”的发展已进入“创业潮”阶段，并提出了“一潮带三潮”的发展模式，即“民工潮”带动“开发潮”、“建设潮”和“创业潮”。但农业部农研中心通过个案调查与抽样调查研究后，对农村劳动力回流总体上持否定态度，研究结论表明，回流人群与仍然外出的务工人群相比不具备竞争力，回流者往往是城市就业失败后被迫的选择，回流后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外出的意义大于回流（白南生等，2002）。

整体来看，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多数研究依然是一般性、描述性研究，比较系统规范的经验性研究依然缺乏。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以及观察时间、地点、范围等方面的差异，研究所运用资料的全面性、系统性、代表性受到很大限制，研究结论也受到影响。农村劳动力外流对流出地的影响是复杂的，哪些是正面影响？哪些是负面影响？如何对正面影响因势利导？如何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对于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全面的调查与研究。

（六）流动人口规模结构的变化与“民工荒”问题的产生

中国长期以来被认为处于刘易斯模型所描述的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但2004年以来由东部地区产生然后波及全国的“民工荒”现象出现后，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供求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尝试着对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从不同角度进行解析。

首先，学术界就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总量和结构进行了研究。蔡昉等（2007）通过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统计分析和趋势预测，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一个从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农村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这一结论预示着结构性、局部性的农村劳动力短缺现象将会在中国时常发生，从而对中国全方位的制度创新和发展战略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也有很大一部分观点认为“民工荒”是短期性、局部性、结构性、区域性的矛盾。例如，章铮（2005）运用统计分析，在对中国农林牧渔业所需的农村劳动力与乡村剩余农村劳动力进行估算的基础上，分别从总量、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对农民工供给量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中国“民工荒”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还有研究认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内存在着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冯等田，2007），而大量农民工在非公有制领域就业，因而中国的用工并不存在大的问题。刘传江等（2006）通过对流动者微观个体行为的分析表明，农民工群体已经出现了分化，第二代流动者的流动动因、流动行为和生活期望完全不同于第一代，他们对职业选择和务工条件提出更高的要求，是城市就业环境改善不明显背景下“民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大量研究从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出发，认为制度缺陷是“民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持续低下并拖欠严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研究认为，工资水平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的工资粘性是大量农民工退出市场的主要原因，提高工资水平势在必行（包小忠，2005；丁守海，2006）。王美艳（2005）通过对本地和外来农村劳动力所面临的就业机会和报酬的经验研究发现，二者不仅在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在同等岗位内的工资也存在很大差异，转轨时期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全是歧视性工资存在的根源。另一项计量研究发现，本地和外来农村劳动力55.2%的工资差异是由歧视性因素造成的（谢嗣胜等，2006）。史晋川等（2007）就所有制形式对中国资本和农村劳动力要素的价格扭曲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农民工工资低下的原因从一个独特而现实的视角进行了解析，研究表明，所有制约束下要素价格扭曲是“民工荒”等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75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76还有一些研究从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居住权利、教育权利等制度偏差的视角对“民工荒”产生

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一致认为，城市劳动用工制度不规范，农民工权益屡遭侵犯，以及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农民工通过用脚投票的形式退出市场，部分农民工改变流动方式，通过换企业或者换区域的二次流动进行自我保护，从而造成用工短缺（梁雄军等，2007）。事实上，不论从任何角度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问题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焦点问题。学术界就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制度建立的具体路径进行了探讨，但将农民工纳入城市还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依然是一个难题。

对“民工荒”问题探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已涌现出很多有价值的文献，分别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目前就研究方法来看，宏观的、整体性的分析较多，从微观个体角度考察农民工的流动决策和流动行为的研究依然不足。从研究内容来看，对中国是否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等关键性、战略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三、中国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众多的研究文献，分别从流动劳动力的人口学特征、流动的动机和原因、流动的社会经济效应等方面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在以下方面不断深入。

（一）从理论层次来看，需要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一般理论

虽然国外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研究系统而深入，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贡献，对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由于这些研究没有观察到一个经济体制转轨国家的人口迁移现象，因而没有从体制变革的角度构建迁移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些模型本身不能直接为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提供准确的框架。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情况进行修正，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没有提炼出一般化的理论或分析模型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进行有效解释；专题性研究比较多，但缺乏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从更高层次进行总体性的抽象与概括。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需要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体制转型等更高的层次，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一般理论，揭示农村劳动力流动、要素配置、经济发展、结构变动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从研究方法来看，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的规范化程度

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中国体制转轨和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热点问题，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对流动群体的特征及其与城市的冲突与融合等问题进行了一般性分析和描述，关注到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方方面面，但对于这些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缺乏抽象的、宏观的、系统的研究。经济学界有部分研究尝试用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解释各种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但这类文献相当有限，大部分研究仍然局限于一般性描述和分析，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人口学则主要侧重于人口学特征的研究，而忽视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提高研究的规范化程度，是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进一步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三）从研究内容看，需要对实践中提出的焦点问题进行突破

随着城市农民工边缘化问题的突出和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涉及城乡的一系列制度变革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关于如何建立公平、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使农民工获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得平等的就业权；如何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体系，完善城市用工制度，使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保障；如何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将农民工纳入城市化的轨道；如何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与培训，避免由于人力资本的差异产生新的边缘化等问题，成为继户籍制度后新的热点和焦点，也是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实践迫使社会各界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需要在各项制度改革的时机和条件、目标模式、实施路径、操作步骤等现实而急迫的问题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和进展。

（四）从研究思路看，需要跳出现有的思维框架

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规律，由于受体制转轨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有着一定的特殊性。目前，大量研究倾向于从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中寻找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及其带来的影响，并将解决问题的途径集中在城乡分割体制的改革方面。但从实践来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体制转轨过程是相互促进的，中国大中小城市的大门已逐渐向农民打开，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程度越来越高，但农民工依然采取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往返于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循环流动方式，而不是随着职业的转换实现永久性迁移。可见户籍制度只是一个方面。那么，除了户籍制度约束之外，还有什么因素阻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农村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民的退出？在城市又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民的进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规模和速度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进程，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究竟怎么走？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从争论的焦点来看，需要对一些争议进行进一步的澄清

目前，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还存在着一些争议，例如，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问题、中国是否到了“刘易斯转折点”问题、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格局的影响等问题。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影响是复杂的，即有社会影响又有经济影响，即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无论何种影响都会导致农村社会经济的变迁，特别是正面影响已经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基础。那么正面影响有哪些？如何因势利导？负面影响有哪些？如何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再比如，中国是否到了“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是一个战略性、前瞻性的问题，如果是，中国应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做出怎样的战略调整？再比如，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农村劳动力流动反过来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带来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是什么？如何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制订相关政策并合理引导？这一系列问题首先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准确的判断与回答。

（六）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来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跟踪

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变革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的变化，使农村劳动力流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特别是随着中国体制转轨的进一步推进和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同时，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农村劳动力流动主体也由第一代向第二代转换，特别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后的新一代农村劳动力在成长环境、价值观念、流动动因、行为方式、生活预期等方面和上一代存在很着大差异，他们的流动必将出现新的趋势、新的特征。对于这些新问题、新特点和新趋势，需要从发展的视角来认识和研究。

参考文献

1.王向明：《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与经济发展》，《经济研究》1985年第1期。

2.王代：《农村剩余农村劳动力问题讨论会观点综述》，《中国农村经济》1986年第12期。

3.韩俊：《农业剩余农村劳动力转业模式议》，《农业现代化研究》1987年第4期。

4.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剩余农村劳动力利用与转移课题组”：《中国农业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道路

77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选择》，《中国农村经济》1990年第1期。

5.黄祖辉：《中国农业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6.冯兰瑞：《农业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改革》1993年第4期。

7.陈吉元：《坚持和逐步实现农业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农村经济》1990年第10 期。

8.冯 宪：《农民进城问题，认识和对策》，《改革》1990年第5期。

9.任建平、赵龙跃：《90年代农业剩余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

10.王郁昭：《关于农民跨区域流动问题》，《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2期。

11.赵树凯：《正确对待农民流动》，《经济体制改革》1994年第1期。

12.蔡 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13.杨 涛、蔡昉：《农户兼业行为与农业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11期。

14.赵树凯：《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

15.杜 鹰、白南生：《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16.黄 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7.白南生、宋洪远：《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农村劳动力回流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

18.徐勇、徐增阳：《流动中的乡村治理——对农民流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杨云彦、陈金永：《转型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分层与竞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20.蔡 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年。

21.李 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2.崔传义：《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善农民进城市就业》，《中国劳动》2005年第5期。

23.蔡 昉、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1999年第10期。

24.王桂新：《迁移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证》，科学出版社，2005年。

25.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26.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27.黄祖辉、钱文荣，《进城农民在城镇生活的稳定性及市民化意愿》，《中国人口科学》200年第2期。

28.蔡 昉：《中国经济面临的转折及其对改革和发展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29.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及流动研究报告》，1999年。

30.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1.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关于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4年第2期。

32.周其仁：《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管理世界》1997年第5期。

33.蔡昉、都阳：《迁移的双重动因及其政策含义——检验相对贫困假说》，《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4期。

34.赖德胜：《教育、农村劳动力市场与收入分配》，《经济研究》1998年第5期。

35.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36.朱农：《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三农”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37.都 阳、朴之水：《迁移与减贫——来自农户调查的经验证据》，《人口研究》2003年第4期。

38.张车伟、Albert Park：《“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2期。

39.李建民：《中国农村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及其对农村劳动力供求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2期。

40.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41.陈金永：《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和城乡人口迁移》。载于蔡昉、白南生主编《中国转轨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78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研究述评

42.孙立平：《城乡之间的新二元结构与农民工流动》，载于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43.朱宇、杨云彦等：《农民工：一个跨越城乡的新兴群体》，《人口研究》2005年第7期。

44.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 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8页。

45.刘乃全：《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46.杨云彦、陈金永、刘塔：《外来农村劳动力对城市本地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武汉调查”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发现》，《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2期。

47. 李 强：《关于城市农民工的情绪倾向及社会冲突问题》，《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4期。

48.李汉林：《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载于李培林主编《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49.唐灿、冯小双：《外来人口与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利益一体化关系》，载于《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0.吴江、刘行前：《劳资关系与经济发展》2005年第5期。

51.黄 平：《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52.石磊：《三农问题的终结》，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

53.曾绍阳，唐晓滕：《社会变迁中的农民流动2004》，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54.马忠东等：《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国农村收入增长的新因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55.赵耀辉：《跳出农门：中国农村人口到城镇迁移决策》。载于蔡 昉、白南生主编：《中国转轨时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56.李 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57.龚维斌：《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文物出版社，1998年。

58.邓祖善：《加快“民工潮”向“创业潮”的转化》，《农业经济与技术》1997年第1期。

59. 庾德昌、王化信主编：《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年。

60.崔传义：《中国农民流动观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年。

61.章铮：《民工供给量的统计分析——兼论“民工荒”》，《中国农村经济》2005年第1期。

62.冯等田：《西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基于结构特征和区域市场可竞争性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四期。

63.刘传江、徐建玲：《“民工潮”与“民工荒”——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济学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6年第5期。

64.包小忠：《刘易斯模型与“民工荒”》，《经济学家》2005年第4期。

65.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

66.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67.谢嗣胜、姚先国：《农民工工资歧视的计量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

68.史晋川、赵自芳：《所有制约束与要素价格扭曲——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7年第6期。

69.梁雄军、林云、邵丹萍：《农村劳动力二次流动的特点、问题与对策——对浙、闽、津三地外来务工者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 晶）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