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经济学人性假设走向政治学的可能与贫困

第38卷 第2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3月V ol.38 N o.2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M ar.2011经济人 :经济学人性假设走向政治学的可能与贫困张群梅(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475001)摘 要:政治经济活动的现代交融性使单一的政治学人性假设无法探讨微观政治活动中的经济因素,新政治经济学的 经济人 假设试图走向政治学去弥补这种缺憾。

政治学性 恶 假设中的自利与理性元素及个人主义分析方法为 经济人 走向政治学提供了人性前提和方法论基础,使之走向政治学成为可能,但政治学性 善 假设对理想化人格与秩序的追求及政治学科的特殊性,又使 经济人 假设走入政治学后同样会因方法论的单一性而陷入经济学贫困。

关键词:经济人;政治学;新政治经济学;可能;贫困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2359(2011)02 0071 04作者简介:张群梅(1973-),女,河南三门峡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性分析自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构建理论框架的逻辑基点。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政治学与经济学有着各自的人性假设,而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性,特别是当代日益加强的政治经济交融趋势,又使单一的政治学假设或单一的经济学假设都不能充分解释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复杂冲突并统一着的各种政治、经济行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打破了政治学与经济学人性假设间的人为藩篱,将经济学的 经济人 假设用于政治分析,为政治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

与此同时,关于 经济人 范式走进政治学的可能性、困境及出路等问题也自然成为人们探讨的热点。

纵观近年来对 经济人 范式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从政治学人性假设角度来分析 经济人 走向政治学的可能性与困境的尚不多,而政治学人性假设能否接纳 经济人 以及接纳的程度怎样,对 经济人 走向政治学起着决定性作用。

西方政治学人性假设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本身已具备的自利与理性元素及个人主义分析方法,为 经济人 走向政治学提供了人性前提和方法论基础,使之走向政治学成为可能。

但作为经济学研究范式,在走入政治学后,由于政治学科的特殊性及对理想化人格与秩序的追求, 经济人 的 经济学帝国主义 势必会陷入经济学的贫困。

一、西方政治学的人性假设:性善与性恶对于人性假设而言,由于现代政治学(指政治科学中的行为主义)保持价值中立及后行为主义对传统人性的依附,谈及西方政治学的人性假设主要指传统政治学的人性假设。

人性假设在传统政治学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性善说与性恶说。

(一)古希腊至中世纪的性善假设:善的张扬与恶的隐喻政治学的性善假设始于古希腊。

当时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于伦理层面,以人性本善为价值判断,以个人道德实现为根本途径,以城邦正义为最终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着重培育公民对城邦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亚里士多德用人的合群性说明人的政治性, 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 [1]。

人生的目的是实现某种 善业 ,为此人们建立起团体,城邦是最高的团体,其政治权利的分配不仅以财富而且以品德为依据。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学是关于大善 城邦的善的学科,城邦所追求的 善业 是大善,根本目的是获得社会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幸福,而古代的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以及共和政体都是旨在照顾全邦人民公共利益的政体,因此都是 正宗政体 。

在这里,一个善性或德性完全具备的 道德 政治人在整体主义方法论分析中已经成型。

到中世纪,收稿日期:2010 12 12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督教主导思想依旧是引导人们向 善 ,善性是神性,是上帝的品性,为了得到灵魂拯救,人必须向至善的神忏悔,遵守神的戒律,通过救赎来脱离苦难。

基督教是一个将所有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都集中于上帝的高度伦理化的宗教, 从宗教中取走了道德的动因,则宗教就成了迷信 [2]。

在张扬善的同时,人性假设中已有一种个体 恶 的隐喻。

柏拉图认为,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追求快乐。

亚里士多德也指出,法治起源于防恶,权力需要制约,任何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

基督教的 原罪说 和 求赎说 隐含着一种人天生有作恶倾向的意蕴,从奥古斯丁、阿奎那到路德、加尔文都坚持着这种性恶论思想。

不过,基督教的恶并不是具体意义上的现实恶,而是一种抽象的先验的整个人类的恶,以人性恶为前提是为了强调救赎的必要性,以人性恶来扬神性善,以神性善来抑人性恶。

可以说,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政治学从整体层面高扬 善 意,为塑造 道德人 正义城邦 或 神性世界 而努力。

对善的倡导表现了人们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并且这种理想化人性假设一直影响着后来的政治学发展,使人们对政治人性的理解或多或少都抱有善的期待和假定。

虽然性恶论只是善背后的一种隐喻,但这种传统对后来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近代以来的性恶假设:恶的张扬与善的隐喻一反古希腊至中世纪的性 善 假设,近代政治学在理性基础上提出了性 恶 假设,其中以霍布斯为代表的契约论和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为最。

霍布斯设想了一种人们在公权力未建立之前 人对人像狼 的自然状态:由于私欲,人们之间经常会出现猜疑、竞争和作战的情况, 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3];由于理性,人们相互订约,将自己的全部权力交给能制止相互伤害和抵御外来侵略的公共权力,即国家这个伟大的 利维坦 产生。

霍布斯的思想为近代政治哲学开创了一种新的分析范式,此后的洛克也主要从人性偏私角度来分析自然状态的混乱秩序,人们通过订立契约,组成公民社会并设立政府,个体恶性决定着由个人组成的政府恶性,私有财产权被提到了与生命权同等的天赋人权高度,政府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是组成社会的 各个个人的同意 。

契约论中,卢梭明确主张人性是善的,人们能和睦相处,只不过由于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障碍之大,使他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克服,由此产生的集体成为一个道德共同体、一种公共人格,即 公意 。

虽然对契约论思想中的人性善恶并不能用一 恶 字来概括,但无论是霍布斯、洛克还是卢梭,对由契约形成的国家或政府的公共性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并由功利主义进一步发展,对以后政治学政府认识的消极性起着决定作用。

以边沁和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认为,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是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是恶。

幸福涉及与该行为有关的所有人,社会幸福是所有个人幸福之总和,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衡量,对幸福的促进作为行为判断的标准。

其中,个人是他自身幸福的最好判断者,个人追求一己幸福是具有理性的一切人的目的,凡对自己的最大幸福能有最高贡献,不管对自己以外的全体幸福会带来什么结果,他都会全力追求。

但个人的自利选择在实现个人幸福的同时有可能对社会幸福产生负影响,社会幸福就不可能实现。

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能做出 达到最大善 的行为,只不过最大善的计算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有相同分量。

功利主义考虑的是一个行为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但行为出现毕竟要考虑行为人的动机,因此自利和个人幸福是首要的,利他和社会幸福是派生的。

在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的张力中,功利主义选择了个人,提出 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守夜人 等政府观。

虽然古希腊与中世纪高扬善性,且西方政治学在各个时期都有善的假设,但自近代以来,西方政治学是以性恶论为主流的,并据此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构。

正是这种性恶假设中包含的现实人性分析,与经济学中的人性分析有相通之处,新政治经济学的 经济人 假设走向政治学才具备了可能性。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 经济人 :走向政治学的经济学人性假设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而是指一种研究取向。

它既不同于经济学,也不同于政治学,而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重新看待政治经济关系,实现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有机融合。

追根溯源,西方经济学是由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演变而来的。

政治经济学亦可称作 政治与经济 之学,无论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之前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它们在研究经济活动时从未脱离政治,进行的都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性研究。

只是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相继成为独立学科,随着边际革命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由对国家政策的规范分析转向对经济现象的实证描述,政治经济学才逐渐脱离政治走向了纯粹式的 现代经济学 。

但政治经济学对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功能和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为后来的 新政治经济学 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的再次复兴。

在经济学发展史上,最早系统阐述 经济人 思想,并把它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的是亚当 斯密。

斯密指出: 每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 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4]这就是 经济人 的自利性。

人的本性是利己,以利人之物换取利己之物,如果每个人都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最大价值,利己行为的最后结果便是资本的最大利润。

当然,人的自利行为都受其理性控制。

在斯密看来,理性体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精明准确的计算,能用 成本-收益 分析各种可选方案,能知悉现在预测未来并做出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的最优化决策。

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而导致利益非最大化,所以,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隐含在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

虽然在以后的经济理论研究中,经济学家研究的主题不同使 经济人 有各自的特点,但自斯密开始, 经济人 假设一直是经济学人性假设的主流。

新政治经济学反对把政治学与经济学隔绝,强调政治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过程中的政治行为之统一性,认为活动于经济过程、政治过程中的个体都是以 经济人 方式存在的,都以追求私益为动机,依据自己偏好,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会,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政治机制和市场机会及附带约束的不同。

由此,用于经济学分析的 经济人 假设便走向了政治学,被用来分析政治问题。

与之前的经济学假设一样,新政治经济学的 经济人 依旧具有两个基本特点:自利与理性。

自利指人的私性,个人行为只受自我利益驱使,目的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或以最少投入换取最多产出,或以最少花费买得最多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