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公务员面试热点直击：微博打拐
_微博打拐_中的公共治理
文/罗峰由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发起的“微博打拐”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包括央视在内媒体的密集关注，各路明星纷纷声援，公益组织“壹基金”也表示要资助建数据库和网友救助行动系统，主要的打拐行动主体———各级公安机关也高度关注，为解救被拐儿童积极出警。
最为可喜的是，短短10多天，这项活动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据新华网报道，至今共有6名孩子得到解救。
现代社会是一个结构复杂、需求多元的复调社会，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和价值多元催生了众多的利益主体。
现代政府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回应这些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帮助他们走出多样的现实困境。
但是，政府只是社会众多主体中的一员，其拥有的资源、信息和知识是有限的，且单一的行政机制也不可能回应、满足弹性的、多元的利益诉求，因而，在很多公共问题的处理上，政府必须告别传统的“单打独斗”的行政思维，要借助社会其他主体在资源、信息、技术甚至是机制上的优势，搭建公共问题处理的公共治理架构，最终促成公共问题的妥善解决。
毫无疑问，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就属于这样的公共问题，因为，如果没有来自民间的、社会的协助和配合，政府的打拐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这场由民间人士发动、现代社会各治理主体积极回应，并借助网络扩散的“微博打拐”彰显了公共治理理念，社会精英、现代媒体、社会组织、社会民众和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参与，实现了各治理主体在解救被拐儿童问题上的合作共治，其意义不可低估。
1.社会精英的推动。
这次打拐行动中的社会精英是指那些具有敏锐的社会问题意识、公共情怀和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各行各业的典型代表，他们有知识分子，如发起者于建嵘；演艺明星，如韩红、赵薇等；经济精英，如潘石屹等；许多全国政协委员，如韩红和濮存昕等也表示将在全国政协会上就“打拐”提出议案。
这些各层面的精英通过他们及其拥护者的努力，他们或发出倡议，或参加采访，或献计献策，在短时间内，将拐卖儿童问题推到全国公众的面前，引发公众的持续关注，形成了公共问题，并有可能进入正式的公共议程，从而为形成更制度化的打拐方案奠定基础。
微博虚假信息传播的新问题与应对_以_微博打拐_事件为例
我意识的传播者故意制造的。他将这些人分为四类 ： 励机制，促使微博用户不断通过发布新信息和加强
们传播谣言是为了吸引眼球 ； 三是追求政治利益者 ； 使下，出现了一些全天在线或者依托手机不断进行
在这次微博打拐过程中，未经训练、无需担 责的传播者依靠“微关系”不断转发多信源、海 量信息，由于信息不断在转发，使得转发人、接 收人与信息本源之间的关系被剥离，转发人根本 无从知晓信息的真实性与准确性，转发人基于微 博关系而非事实真相转发信息，当信息客观性被 忽视以后，但凡“寻找孩子”的信息都被归类为 需要转发的行列而忽略了信息本身的真实性与准
二、 “微博打拐”虚假信息生成与传播的原因
桑斯坦认为，谣言通常是由一些具有清醒的自 一是谋求一己之利者，他们通过损害他人或群体的利 益来谋求一己之利 ； 二是广义上的利己主义者，他 四是恶意中伤者。从这次事件的发展历程来看，微博 打拐虚假信息的传播者应该属于第二类，即广义上的 利己主义者，他们通过传播这些信息以吸引眼球 。 在这次微博打拐过程中，又有哪些具体的原 因造成了网民不断自主转发虚假信息的呢？ 1． “ 微关系”代替信息准确性成为微博信息 转发依据 随着信息传播过程中把关责任的下移以及微博 用户的不断增加，微博传播过程中的客观性风险也 在不断加大，相当数量的未经专业训练的用户在微 博伦理或微博素养方面存在着先天不足，没有信息 传播专业背景的传播者不但对各种信息要做出真假 判断、是非判断，而且要承担微博信息传播的把关 责任，因此其传播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必然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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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
新媒体•新课题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息聚集的“信息流瀑”便生成了。处在“信息流瀑” 就是说，微博的“自澄清”机制或许是一种选择 中的用户渴望更多失散信息能够在微博上发布，以 便通过微博的力量帮助与解救受害人。此时，弥漫 在群体间的渴望汇聚在网络上表现出另一种“群体 极化”的倾向，即希望通过围观的力量解决这个社 会问题，也正是这种相对一致的群体心态，使虚假 信息有机可乘。 4．议题“碎片化”使微博虚假信息未受到足 够重视 微博的焦点议题已经转移到其他与打拐毫不相干 的地方了。微博的“碎片化”表达方式导致了议 题发展过程的“碎片化” ，这种议题“碎片化”的 主要表现是 ：①议题焦点转移过快 ；②单位时间 ④关注的议题差异较大 ；⑤舆论场转移消散后， 对这些事情的关注就急速降低，不再能够形成新 的舆论波。当舆论波过去以后，焦点议题带来的 舆论热度降低了，打拐虚假信息几乎是在打拐舆 论的后半段才慢慢被人关注到。当人们重视这些 虚假信息的时候，舆论热度已经大大降低，即使 这些虚假信息被曝光也未引起像“金庸去世”这 类假新闻的舆论反响，也未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 5．微博“自澄清”机制启动慢且存在瑕疵 机制有了比较近距离的接触，有些研究者认为微 博会通过自我发现并能澄清虚假信息。 事实上， “金 庸去世”事件呈现出来的微博的“自澄清”机制 有很多条件限制。首先，微博的“自澄清”机制 与传统媒体的几位知名人物密切相关，比如，闾 经常参加各类活动，微博用户可以轻易获知其个 人行踪，对有关其的虚假信息的核对相对比较方 便。 微博打拐过程中的虚假信息只是在传统媒体 展开调查之后才被微博重视，传统媒体核实信息 与虚假信息广泛传播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也 性迷思，是有条件的——对于大家熟知的议题， 比较容易启动“自澄清”机制 ；对于那些范围更 加广泛的信息， “自澄清”机制就难以启动。由此 看来， “自澄清”机制不可能天天启动，也无法对 所有的问题启动。
2012湖北省公务员考试面试热点聚焦解析系列：乞讨儿童
2012湖北公务员考试面试热点聚焦解析系列：乞讨儿童中公教育研发团队背景材料：材料一：2011年1月17日，一名失踪儿童杨伟鑫的母亲发给于建嵘一封求救信，希望他通过微博寻找她失踪孩子的下落，借此也可以打击拐卖儿童事件。
此后，于建嵘接到了更多网友的寻子信息，为此他专门建立了一个“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
短短10余日内，已有1000多张照片上传。
目前，共有6名孩子得到解救。
创立半月来，该微博每天更新近百条解救乞讨儿童的讯息，引起众多网友关注。
目前，已有全国人大代表、律师迟夙生和全国政协委员、歌唱家韩红等人同该微博建立联系，表示将会就未成年人乞讨的救助问题，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提出议案和提案。
随时随地将乞讨儿童的照片拍摄并发到网上去，在帮助一些儿童的同时，会不会侵犯到另一些儿童的权益。
这种拍摄乞讨儿童并上传至网络的行为，被不少网友质疑是否侵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肖像权。
有网友就直接断言，随便街拍这等近乎娱乐的方式，是在公然侵犯未成年人的肖像权。
还有网友说乞讨者也有尊严，随便拍谁都未必高兴，何况低收入敏感人群。
材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0条：禁止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2条：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以上材料，回答下列问题：1、有人说这种方式有利于解决儿童行乞问题，但是也有质疑，这也进一步侵犯到了未成年的肖像权和尊严。
请谈谈你的看法？【中公教育参考答案】乞讨儿童问题日益严重，已经成为社会的“顽疾”有非常多的乞讨儿童是跟着父母乞讨或者被父母出租给了职业乞讨者。
其中还有一部分乞丐儿童是被拐卖的失踪儿童。
解救乞讨儿童不仅解救那些被拐卖的儿童，而是让所有的乞讨儿童，从乞讨的生活状态中解救出来。
专题练习
题练习--“微博打拐”材料一：近日，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开设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截至2月12日，该微博的粉丝已超过21万人。
连日来，我省各地群众纷纷上传拍到的街头乞讨儿童照片。
材料二：省公安微博和各地公安微博也发起了“微博打拐”行动。
并在官方微博动员网友通过发私信、微博的方式，举报我省境内疑似被拐或强制乞讨儿童。
保定、唐山、石家庄等市的公安网络发言人也纷纷在微博上与网友展开互动。
2月11日17时35分，保定公安微博第一次公布疑似被拐儿童的鉴定结果：一名乞讨女童系其身边成人的亲生孩子，并非被拐儿童。
唐山公安微博提示了人贩子的五个特征，还贴出了16条防拐常识。
2月11日，石家庄市公安局打拐办会同市救助站开展了对乞讨儿童的解救清查行动，共解救3名乞讨儿童，同时被救助的还有两名带领儿童乞讨的妇女。
该市警方得到DNA鉴定结果后，将依法对其处理。
可谓打击拐卖犯罪的一场官方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大联动。
材料三：微博打拐”互联网发挥了重要作用，博友之间大联动将信息传遍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大家都在充当侦探、都在参与社会救治，使犯罪无处藏身也是隐私暴漏无遗。
不应否认，“微博打拐”有利有弊。
“社会自发的积极向善的救助行动可以起到事半功倍、节省国家资源的良好效果（网络微博），但是缺乏制度和法律的引导与保障，其良好的效果是否能够持久，是否会引发另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比如对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权利的侵害而引发新的纠纷、争议，甚至社会恐慌。
互联网本身是一把双刃剑，网络欺诈也无处不在，之前网上热议的“艾滋女”闫德利事件，始作俑者的恶意诽谤曾引起社会恐慌，也使“艾滋女”深受伤害。
“微博打拐”和“艾滋女事件”就是网络的正反两面。
1：材料一说明了什么?（网民积极参与“微博打拐”行动说明了什么）给我们哪些启示？说明了, （1）网民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2)尊重他人生命，关爱他人，乐于助人，道德品质高尚。
区分公共治理中-政府与公民的边界-从微博打拐到免费午餐
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4日/第002版公共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区分公共治理中政府与公民的边界从“微博打拐”到“免费午餐”本报记者陈承“微博打拐”在过去的2011年掀起了一场风暴。
不仅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当选为CCTV “2011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微博帐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幕后推手也为公众所知：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
这个49岁的中年人，2010年10月才开通微博，但在短短两个月后，他就在微博上策动了2011年第一宗成功的公共治理事件：“微博打拐”。
在微博的助力下，2011年成为中国公共治理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
2011年末，于建嵘接受了本报专访，总结去年广受关注的微博公共治理事件。
官员的变化《21世纪》：今年你已多次给基层和省部级官员上课，跟他们的接触中，你是否感到微博时代的公民参与，已经给官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于建嵘：在今年年初时，我接触的官员普遍对微博引发的公共治理事件很重视，但也感到很迷茫——原来感觉不可能发生的事，现在都在微博和网络作用下发生了。
他们首先会问我，我们怎么失去了对微博舆论的管制？接着又问，要怎么管理微博舆论？也就是说，即使是现在，“管”还是官员们主流的心态。
而我告诉他们，在微博时代一味的管制是行不通的，只能适应和改变自己的工作，压制舆论无法解决目前遇到的所有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来，我发现官员面对微博的心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现在他们谈的最多的已经不是如何管制微博舆论，而是考虑微博舆论中哪些是真正代表民意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得到他们的危机感，也有逐渐适应的过程。
微博时代最大的特点是，每个民众都有表达空间，他们突破了传统的表达局限性，使得民众可以对政府部门直接造成舆论压力。
这时如果公权力部门不作为，舆论就会形成强大的批评声音，所以这牵涉到公权力部门怎么应对民众舆论压力的问题。
但我觉得，包括“随手拍”等民间组织的公共治理活动，都没有能力向公权部门喊话，邓飞的“免费午餐”也没有能力要求国务院接手这个事。
《1场微博世界里的打拐行动》阅读答案及考点分析-完整篇.doc
《一场微博世界里的打拐行动》阅读答案及考点分析- 现代文阅读及答案-一场微博世界里的打拐行动叶铁桥2011年2月8日，在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榜上，“解救乞讨儿童”已经成了排名第三的热门话题，甚至连“春晚”都排在了它的后面。
一场在微博世界里发起，并迅速蔓延到现实生活中的打击拐卖儿童和解救乞讨儿童的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这场行动的缘起是，1月17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收到一名被拐孩子母亲的信，这封信说，一个叫杨伟鑫的6岁男孩，是福建泉州人，2009年被人拐骗并致残，成了街头乞丐，2010年年初有网友在厦门街头发现并拍照，家人寻找未果，现在仍然下落不明。
“我愤怒极了……公安部门也应有所作为!”于建嵘将这封信发到微博上时这样表示。
当天，他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想法：以后凡是看到伤残儿童(十岁以下者)在街头行乞，我们就打ll0，并把110出警的情况发在微博上。
经过几天的酝酿，l月25日，于建嵘在微博里宣布，已在新浪及腾讯两大门户网站设专题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并聘请志愿者专门管理。
他呼吁网友如碰到乞讨儿童即拍摄并上传，同时督促警方采取相应行动。
这一号召引起了网友的极大反响，截至2月8日19时30分，专题微博“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粉丝已达8．8万余人，最近几天粉丝数量更是以每日上万人的速度增长。
目前，该微博已发微博1800余条，90％以上都是全国各地网友拍摄的乞讨儿童照片。
许多知名人士也加入了打拐行列。
《凤凰周刊》记者邓飞也在自己的微博里号召：“2011年，和儿童拐卖打一仗。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在2008年调查广东、广西等地儿童拐卖情况时发现，被拐儿童部分流向职业乞讨产业。
“在微博时代，我们可用微博联系和动员各地志愿者拍摄卖艺乞讨儿童，然后报警，通过警察来鉴别和做DNA鉴定对比。
以前做不到的，今天可做到了。
我们应贡献、整合和集中我们自己的资源和力量，支持和协助公安部门的打拐行动。
”这场全民打拐行动也引起了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的注意，他对此表示支持。
微博打拐的意义
“微博打拐”的现实意义兔年伊始，学者于建嵘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账号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火了。
他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目前已收获了社会各界诸多良性反馈。
据媒体报道，在短短两周时间里，就有数百名网友上传共计千余张乞讨儿童照片。
除网民热心支持外，还有多个慈善基金参与进来，以求建立数据库和培训志愿者，各地警方也接连出警调查核实，公安部以及许多地方公安机关都明确表态支持这样的民间行动，部分全国人大代表还表示准备在今年两会上就此提案。
微博“随手拍”“打拐”运动由点及面地发展，使得公众的关注开始不仅只限于打拐，而是把视线逐渐转向整个社会的流浪乞讨未成年人问题上来。
首先，微博“打拐”运动，对救助管理工作来说，是一次了解社会现实的好契机。
作为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部门，我们的工作完全是基于社会现实问题开展的，流浪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诸多社会问题，如贫困、拐卖等等。
在这次微博“打拐”运动中，通过社会的反映，媒体的报道，各种调查组的调研报告，让我们对目前流浪未成年人的现状、成因等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有利于我们更有效地开展救助工作。
除此之外，提高了救助工作人员对社会调查重要性的重视也是其作用之一。
其次，在微博“打拐”运动中，有群众的行动和声音，也不乏政府部门的表态：公安部打拐办主任及时做出的回应，不仅表明了公安部门对打拐工作的一向关注和决心，还表明了政府部门对社会群众力量的认同与支持，“又表明我们的社会，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正在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相互呼应、合作求解的意愿和能力”（《人民日报》）。
同样，在救助管理工作中，我们也需要这种“相互呼应、合作求解的意愿和能力”，救助管理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化社会工作，广泛的社会参与是题中之义。
社会关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舆论压力，但更是一种工作推动力，因为广泛的社会关注是社会参与的基础。
为了争取广泛的社会参与，一直以来，各地救助管理站都在进行着志愿者、社工等模式的尝试，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思想汇报微博打拐
思想汇报微博“打拐”的看法微博“打拐”事件就是发生在2011年年春节期间，一起非常值得关注的公共事件。
2008年，一男子在深圳抱走了湖北人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令其裂肺撕心。
日前，彭高峰找到了失踪两年多的儿子彭文乐，令微博网友欢欣。
彭高峰由悲转喜的背后，是春节前开启的一场运动，微博打拐。
微博打拐，是由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微博上发动的打击涉嫌拐卖儿童行为和解救乞讨儿童的活动，短短两周，已接到近千张网友上传的照片。
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在微博上予以支持，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准备在今年两会上就此提案，我认为微博“打拐”行动有好的一方面，同时也有它不好的一方面。
一方面儿童被拐，一般有两种去向，一是被“卖”，与买方的私自收养联系在一起；二是被逼为丐——许多报道都已经梳理出，儿童被拐为丐的背后，有一条清晰的利益链条。
而不论是被“卖”还是被逼为丐，都致使许多家庭骨肉分离，甚至家破人亡，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
“微博打拐”这样的公民行动时，我们感受到了公民意识的成长。
“微博打拐”帮助的是他人，保护的是他人的利益。
于建嵘网上呼吁后，这一行动在短短十余天内，而且还是很多人不上网的假期里，就能有如此大的参与度，这说明，与追逐个人利益是天性一样，保护他人的利益也是一种天性。
而这种天性则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内涵。
有了它，社会更加温暖，也更加成熟。
“微博打拐”是共治的体现。
公民“微博打拐”的自觉行动难能可贵，公安部门的及时关注和支持也难能可贵。
社会治理原本就不只是政府的事儿；与政府一样，公民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但在一些方面，比如打拐，公民行动又无法与经过专业训练的政府行为相比，这时候就需要相互借力。
在“打拐”上，公民行动借助政府部门的专业，政府部门借助公民行动的热情，相互借力，从而在解救、保护被拐儿童上达到善治和共治的目的。
另一方面微博“打拐”行动过于热烈，可能把被拐卖的儿童和乞讨儿童混为一谈。
尤其是通过街拍、微博“打拐”的网友，大多并非专业人士，这一方面可能造成侵犯乞讨儿童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到底被拍的孩子是因为生计乞讨，还是被拐卖后充当工具，组织者是拐卖儿童嫌犯、还是孩子父母，往往一时难以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