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建国后的文艺理论和批评
茅盾的现代文学思想
茅盾的现代文学思想
茅盾，原名沈雁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思想家和文艺
理论家。
他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文学革命的伟大先驱”。
茅盾的现代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学创作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中。
他提倡文
学要以现实为依托，以人民为基础，以思想为灵魂。
茅盾认为文学应该深入生活，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力求表现人民的命运和情感，反映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他强调文学要有批判性和现实性，要以真实、鲜活、生动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展现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文学形式上，茅盾提倡文学要注重形式的完美和表现力，要积极吸收西方文
学的艺术成就，同时又要保持本土的文学传统和特色。
他倡导“文以载道”，即文学要承载着思想、观念和价值，要为社会提供启迪和反思。
茅盾在文学创作中注重对语言、结构、风格的精心雕琢，力求达到文学的审美效果和表现力。
茅盾的现代文学思想还体现在他对文学人的角色和责任的思考上。
他认为文学
人应该立足于人民，关心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努力奋斗。
他强调文学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关注民生问题，勇于揭露社会的弊病和不公，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贡献。
总的来说，茅盾的现代文学思想是一种融合了现实主义、人民性和批判性的文
学理念，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重要倡导和贡献。
他的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借鉴。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茅盾的现代文学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建国后三次文艺论争的内在逻辑和经验教训
建国初三次文艺论争的内在逻辑和经验教训建国初期，为了迎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国的文学思潮出现一个新的方向，即文学开始与时代政治紧密联系，文学变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文艺界的批判、斗争，都是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指导下，在文艺——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连续不断的斗争。
包括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和清算胡适“唯心论”思想和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文艺思想。
纵观这三次大型的文艺批判运动，并不是文艺本身的批判，而是带有浓重的政治味道的针对文艺工作者思想的“洗脑”与迫害行为，同时也是对文艺事业生命力的严重打击。
重新审视建国初期的三次大型的文艺批判运动，每一项的出现，都有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士的干预，并且是带头作用的，而这些领导人有的是在背后指挥，由真正的文艺工作者去处理，并且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还有一些是直接参与进来，进行批判。
三次文艺论争都是在政治的干预下进行的，但每一次运动的政治指向又各有所侧重。
在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毛泽东的社论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社论一发表就成为定论，《武训传》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阶级投降、奴才思想、歪曲历史、掩盖阶级矛盾等等。
形成一场全国范围的大批判行动，它的政治指向主要是进一步强调了新中国文艺将以政治标准评判艺术问题。
如果说毛泽东发动《武训传》批判运动的终极目的是“革命”历史的阐释问题，那么，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关注的则是另一种历史。
从某种角度说，文学经典也是特殊的历史存在。
这次批判围绕如何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展开。
在毛泽东号召下，批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此次批判深刻地分析了现实主义观点在《红楼梦》和其他研究领域的影响，指出了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偏颇之处。
在这场运动中，被作为“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标本就是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后得出的结论。
此时的政治指向已由当下创作领域拓展到学术研究领域。
胡风案件的影响最为深远，只要是与胡风有关的文艺界人士，甚至是与有关人的有关人，都受到了牵连，涉及面之广，可谓是前所未有，这种连做的方式比清代的文字狱也相差不多了，这一时期把文艺思想提升为为阶级和政治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考研知识点第八章 茅盾代表的社会剖析派
中国现代文学史考研知识点第八章茅盾代表的社会剖析派第八章茅盾代表的社会剖析派第一节写实风格的最初烙印茅盾的文学理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主张，受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影响，提倡写实主义。
茅盾作为文学批评家出身，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苦闷彷徨的茅盾开始专注于文学创作。
1927-28，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即《幻灭》《动摇》《追求》，再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洪流中的矛盾与彷徨，展示他们面对社会变革的兴奋以及革命理想破灭后的动摇与追求。
《幻灭》：革命前夕的上海革命中的武汉章静，感情脆弱，天真而富于幻想。
爱上了抱素，却是玩弄女性的军阀暗探爱上了连长强猛，却不得不分别。
《动摇》1927春夏之交，武汉小县城县党部部长方罗兰投机革命的劣绅胡国光，方罗兰的情人孙舞阳《追求》大革命失败后青年知识分子理想破灭后漫无目的的探寻与追求。
章秋柳、张曼青、王仲昭《蚀》的成就：茅盾早期反映大革命的重要小说，人物刻画生动形象，个性鲜明，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新女性”形象的塑造：章静、孙舞阳、章秋柳。
不足之处：1. 作者对主题的过度强化，故事情节的发展略显生硬；2. 碍于作者自身的政治取向，小说对社会、历史变革的记述流于片面3. 小说中人物心理的刻画常浮于表面，没得到深入。
《蚀》之后，茅盾进一步实践现实主义文艺理论。
写《读<倪焕之>》，明确提出现实主义的要义在于表现“时代性”。
在此指导下，写出长篇小说《虹》。
梅行素、包办婚姻柳遇春、昔日爱人韦玉，革命者梁刚夫第二节《子夜》：都市文学的“扛鼎之作”1932年12月问世。
奠定了茅盾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也是现代中国小说发展历程中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背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无产阶级理论家：中国双半社会，阶级革命史首要任务；托派：中国已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的革命和改革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学者则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担当反帝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历史重任，进而建立欧美式的民主制度。
茅盾文学批评
一、关于茅盾茅盾(1896～1981)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
1896年7月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生于浙江桐乡一个秀才之家。
幼年受父母启蒙，1905年入小学，1909年至湖州入浙江省第三中学，1911年秋转入嘉兴中学堂。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积极投身革命。
后转入杭州安定中学。
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毕业，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译著和编辑工作。
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和郑振铎、叶圣陶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中国新文学运动最早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文学，反对文坛上的复古派、唯美派、颓废派；主持编辑《小说月报》后选载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进步文学作品。
他于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茅盾曾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推动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
他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和商务印书馆职工的罢工斗争，曾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宣传部秘书，北伐战争时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和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茅盾隐居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写出《幻灭》、《动摇》、《追求》三部连续的中篇小说。
1928年7月东渡日本，著有长篇小说《虹》、短篇小说《创造》等以及文学论著《中国神话研究ABC》、《西洋文学通论》等。
1930年4月从日本回到上海，著有《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同时参加左联的领导工作，任执行书记，与鲁迅合编《前哨》、《文学》、《译文》等刊物，推动革命文学运动。
1936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茅盾先在汉口主编《文艺阵地》，继去香港《立报》主编副刊《言林》，并著长篇小说《你往那里跑》。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时，他被选为理事。
茅盾
茅盾的“矛盾”
人生“矛盾”之一就是政治与文学的矛盾：文
学是茅盾政治受挫之后寄托感情的手段。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说，文学是其 “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
茅盾的“矛盾”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
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 深信不疑……然而，在1927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 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 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自己阵 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 幼稚、狂热到盲动。——自传《我走过的道路》
《子夜》
文本分析 人物关系：
人物众多，但很条理，以吴荪甫为中心人物，
引出其他人物，赵伯韬（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是 买办资本家）、吴老太爷、林佩瑶、曾沧海 （吴的舅父，通过此人，穿起农村这条线索）、 屠维岳（走狗，通过此人展示三十年代资本家 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
《子夜》
故事情节 在小说的开端吴老太爷来上海，去世，办丧事，这些情节
《子夜》
B、作者善于将人物放置于尖锐矛盾的冲突中
展现性格，放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凸显人物， 同时又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达到了社会历史 的分析与人的心理分析的统一。 C、语言生动、形象、细腻，人物语言充分个 性化，切合人物的性格特征。
《子夜》
贡献（成就） 第一、它是茅盾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
生平
纵观茅盾一生三个阶段： 一是主编并全部改革《小说月报》，培养了不
少新文学作家。 二是从事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扶植了大批文 学新人。 三是当作家。
创作
长篇小说：《蚀》三部曲（《幻灭》《动摇》
《追求》），《虹》，《子夜》，《腐蚀》 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 《残冬》），《野蔷薇》，《林家铺子》， 《诗与散文》等。
茅盾的人生观和文学思想分析
茅盾的人生观和文学思想分析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
他的作品有《子夜》、《春蚕》、《狂人日记》等，都曾经在文学史上占据过非常重要的位置。
然而，除了他的文学作品外，他的人生观和文学思想也是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
本文就将为大家详细阐述茅盾的人生观和文学思想。
一、茅盾的人生观首先要说的是，茅盾的人生观可以总结为“人民至上”。
他在一生中都坚信着人民是最重要的，他们的利益和幸福是最应该被关注的。
这种人民至上的人生观表明了茅盾的社会责任感和作家使命感。
他经常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将人民的利益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借此来引导和启发读者，让他们更关注人民，更有爱心。
二、茅盾的文学思想茅盾的文学思想有着非常独特的特点。
首先，茅盾反对艺术与现实世界分离的做法。
你可以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他倾向于直接地从社会生活中获取素材。
他认为，文学应该是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应该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
这一观点也被称为“同步论”，这是茅盾一直坚守的。
茅盾还特别注重描述社会的细节和现实的矛盾。
他希望通过细腻而深入的描写，揭示现实的各个方面，为读者提供一个更深刻的思考空间。
其次，茅盾主张“文学应当是爱的文学”，这表明茅盾非常注重情感的描写。
他认为艺术创造需要的是一种“热爱”，即创作者对所写的人物或者事物有一种由内而外的爱。
他认为这种热爱是创造伟大作品不可或缺的能量和动力。
最后，茅盾的文学思想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认为文学是社会发展的反映。
茅盾认为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和社会紧密相连，并且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他希望通过文学反映社会的发展过程，进而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的进步。
三、总结茅盾的人生观和文学思想是非常有价值的。
他的人民至上的观念表明了他的社会责任感，他的文学思想也主张文学需要与现实相结合，反映社会的各方面。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思想深入地挖掘茅盾的作品，同时，也可以从中汲取一些独特的创作思路和创作动力。
当代的年轻人们需要学习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用自己的文学才华传递正能量，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茅盾的文学批评思想
茅盾的文学批评思想
茅盾（1892-1981），原名沈东鹏，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作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
他被称为“现代文学的探路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茅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创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有着独特文学批评思想的学者。
茅盾的文学批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文论著作中。
他在“谈艺录”、“文学的方面”等多部文论著作中阐述了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
茅盾提倡文学要以现实为基础，紧密联系人民生活，表现人民的生活、命运和斗争。
他认为文学应当是承载社会责任的文学，要反映现实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唤起人们的社会意识和启发人们的思考。
茅盾对文学创作的要求是真实、生动和感人。
他提倡文学要注重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细腻真实的描写来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
他强调文学语言要朴素自然，要符合人们的日常语言习惯，让读者能够轻松地理解和感受到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茅盾的文学批评思想还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统一。
他认为文学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社会的反映和批判，应当贯穿审美的追求与社会责任的担当。
茅盾反对空泛的艺术形式主义，认为文学必须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现实意义，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茅盾的文学批评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被誉为“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创作者，指引他们探求文学艺术的更高境界，使中国文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茅盾的批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茅盾的文学批评
• 二、强调文学对人生的指导作用
• 茅盾认为文学与政治结合，同样是近代以 来文学体现的一个基本特征。
• 三、把真正走向人生看作是人生文学 首要解决的问题。
• 1、深入生活①熟悉原有的生活） ② 认识新生活（创造新生活） 2、重视作家思想（提高自身思想，改造世 界观）
• 茅盾的独立思考：是指在接受了某种 思想以后，能够独立的运用它解决某 些具体而实际的问题的能力的大小。
• 茅盾的生活三度说：“广度”指改变 生活环境，扩大生活范围”；“深度” 指生活在人民中间，积累丰富的生活 经验；“密度”指近人情，全身心的 和人民拥抱。
四、茅盾在强调文学与思想的关系时，并没 有忘记文学是因艺术性而形成的。（艺术 守望）
茅盾强调写实，否定记述；强调选择，否 定实录；强调含蓄，否定直呈，主张自然 而然的表达思想倾向；以及强调角色的个 性化，都是想用新的艺术手法来对中国文 学作技术上的革新。
• 人生派的代表人物 • 文学研究会的基本主张是“为人生”的艺 术。 • 周作人、茅盾、郑振铎是文研会理论方面 的代表。 • “我以为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 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 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 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 • 作为人生派的重要一员，茅盾是这一派的 最完全意义上的代表者。
• 因为在他们自己，反叛的情绪太强烈了，这强烈 的感情破坏了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某种宁静的约束。 又由于受生活的限制，与下层人民接触不多，表 现下层人民时故不免空洞，作品的生活实感不够。 所以，读他们的作品，感受到的意念太多，激情 太多，生活的底蕴却太少。茅盾就认为，“我们 看了蒋光慈的作品，总觉得其来源不是革命生活 实感，而是想象。”他指出，在创作的三个条件 之中，充实的生活比正确的观念，纯熟的技术更 重要。他要求革命作家必须具备“能够观察分析 的头脑，”“拣自己的最熟悉的事来描写。”这 与茅盾原本主张的实地观察，加以研究，然后进 行创作的客观性原则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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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建国后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一茅盾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是欧洲19世纪人道主义和法国自然主义的“中国版”。
他1918～1 949年30年间留于世上的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向人们传达出这一强烈而明确的信息。
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是围绕着这一主轴展开的:第一,茅盾是五四“为人生的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他反对“文以载道”和“游戏人生”的文学观,强调文艺推动社会改革的思想启蒙作用,主张文艺如实地反映作者的人生感受和人民生活。
他认为,文学的目的“不是高兴时的游戏与失意时的消遣”,“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它应该“抨击一切摧残、毒害、窒塞‘最理想的人性’之发展的人为的枷锁”。
第二,提倡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注重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探索,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
茅盾指出,俄国、法国1 9世纪现实主义是最值得中国作家效仿的对象,因为俄国现实主义体现出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而法国现实主义则体现出客观描写现实、追求真实再现的理性精神。
真正的作家应该坚持“进步的世界观,战斗的现实主义,以及融合中外古今而植根于广博生活经验的艺术形式”。
可以说,表现伟大的时代性题材与作者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相统一, 是茅盾文艺观最突出的特色。
茅盾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形成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显著影响,有其特殊的时代温床和思想渊源。
从思想起源上看,茅盾是直接受五四新文化洗礼的那一代人。
在人格发展上,接受了个性自由、个性解放精神完整的锻造;文学思想上,广泛而全面地吸收了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尤其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艺术营养。
他从一开始就相信了新文化思想的根本价值选择:思想启蒙与文学救国。
20年代末,当启蒙主义文艺思潮发生分裂,从中分化出主张战斗的现实主义的左翼文艺思潮时, 茅盾成为它的中坚和主要的作家、评论家之一。
解放后,文学的环境和时代对作家的要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重大逆转。
时代不再要求作家充当社会的批判者、打破“窒塞‘最理想的人性’之发展的人为的枷锁”的思想者和战士,而要求他把歌颂与粉饰社会的光明面,作为文学创作的中心任务;强调作家把现实生活概括得“更集中、更典型、更强烈”;提倡写工农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而“茅盾所熟悉的人物是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他们是被教育、改造、限制、利用的对象,都不是国家的栋梁,决不允许他们作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加以表现,更不允许对他们有丝毫的美化。
这实际上是制约了包括茅盾在内的来自国统区的许多作家的创作自由”。
显然,茅盾的为人生的文学,战斗的现实主义,以及伟大的时代性题材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相统一的主张,遭受了重大挫折。
当他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规范自己和其他作家创作的时候,他终生坚持的现实主义实际已形同虚设。
茅盾后代韦韬、陈小蔓的追忆,为我们提供了他偷偷写小说、终于又废弃因而消沉和痛苦的一幅现实的画像:“文革”后期,与世隔绝的茅盾因所谓“叛徒”问题,决定在“赋闲”中秘密续写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爸爸这次续写,约占了一九七四年半年的时间。
在续篇大纲中,爸爸着重刻画了正面人物,如张婉卿、钱良材等,以及一位新出场的女主角张今觉。
”但这次续写工作,又因“身体虚弱”、“爬楼困难”、“看房、修房”、“搬家”和“亲戚长住”再次中断;解放后,一直无法写小说的他“痛苦最甚”,在“一九七 年四五月间”则“最为消沉”。
于是,“有点看破了一切”的茅盾决定毁稿,“小钢读完把手稿放回了原处,爸爸就默默地拿出来销毁了”,并称“留之无用”。
创作是一个作家的第二生命,毁稿乃绝望之极后所为,他等于在创作上宣判了自己的死刑。
循此思路分析他写于1956年题为《揭露矛盾时的“矛盾”》的文章,让人进一步窥见了茅盾解放后在现实与创作之间难以化解的深层“矛盾”。
文章表面上是谈读者责备作家和编辑不敢揭露社会生活冲突,而领导干部的干预使作家畏缩不前的创作“矛盾”,但实际上,它的“弦外之音”只有茅盾本人最为清楚———这乃是他对自己创作困境最真率的写照!二茅盾文艺观在现实面前的挫折和出现的反复,有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概括起来即:1949至1955年间丧失主体意识的盲目附和;1956到1959年,他开始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反省社会和文艺的弊端,但很快又被迫转向“表态”和“批判”状态;60年代中期之前,他关注与支持“中间人物论”,主张历史剧应该“古为今用”,但强调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统一。
“文革”中,现实主义精神又逐渐出现复苏迹象。
茅盾文艺观的自相矛盾,在他解放后出版的著作中有极其生动的表现与展示。
建国初年,茅盾的文艺理论和评论,适应着共和国创立之初朝气蓬勃的开国气象。
他也以为,要求文艺家们把工农兵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热情歌颂他们的劳动热情和崭新的精神面貌,与自己半生追求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茅盾那时的文艺主张,着眼于政治利益,而不去考虑文艺的规律和特性。
他在《文艺报》1950年第1卷第9期发表的《目前创作上的一些问题》中,针对“真人真事与典型性的问题”、“形式与内容的问题”、“完成任务与政策结合的问题”等一些当时广大作家普遍感到难以掌握的创作难题,认为“写真人真事也可以有典型性,问题是在怎样写”,而“如何能使一篇作品完成政治任务而又有高度的艺术性”,他主张如果两者不能得兼,那么,与其牺牲了政治任务,毋宁在艺术性上差一些。
茅盾虽然也承认赶任务和提高作品的艺术性会有矛盾,但他却说:“我们思想上应当不以‘赶任务’为苦,而要引以为荣。
” 1955、1956年,“胡风反党集团”和“丁、陈反党集团”的被揭露,给茅盾心灵上带来极大的震动。
他虽然违心地写了“批判”文章,但心里明白,胡风、丁玲的现实主义文艺主张与自己的文艺观其实是血脉相通的。
他在《关于文艺创作中一些问题的解答》中指出:“我们应该先要求有广泛的生活,从生活中产生主题”,如果有“相当的斗争生活,就应该大胆去写。
当你下笔写的时候,千万不要首先顾虑这句话或那句话和政策符不符,是否歪曲了劳动人民。
”他还说,“有人问,如何而能独立思考”,“如果广博的知识是孕育独立思考的,那么,哺养独立思考的便应是民主的精神”。
对当时的“现实”来说,这些议论肯定是不和谐之音,它的倾向性、针对性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由于茅盾内心深处的“现实主义”被唤醒,因此他便对外在的“现实”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和深入,报刊的约稿“标准”也随之提高,要求指名道姓地批判文艺界的右派分子,这使他“十分痛苦”。
为躲避编辑纠缠,他给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写了一封“诉苦信”,然后称病不出。
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在提倡“双百方针”高潮中的极其鲜明的现实主义文艺主张,它们无疑是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理论和评论中最耀眼的亮点之一。
例如,过去在谈到文艺创作普遍存在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时,茅盾总是归咎于文艺家深入生活和改造不够,但现在他却认为是领导上“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和“工作方法流于粗暴、武断”的结果。
针对把传统剧目“封存起来”的极“左”做法,茅盾指出,“遗产如此丰富”,何必不让“英雄尽有用武之地”?而且他不以为非得写“重大题材”不可,“只要不是有毒的,对人民事业发生危害作用的,重大社会事件以外的生活现实,都可以作为文艺的题材”,且“愈多愈好”,甚至提出,“应当允许文艺上有不同的派别”。
在强调文艺家与工农兵相结合、表现时代的“最强音”的社会大环境下,同情甚至赞成文艺家与时代保持一段时间和心理的“距离”,无异于以卵击石、火中取栗,显然有极大的政治风险性。
然而,茅盾所表现的“勇气”不仅令人鼓舞,也令人惊讶。
例如,《诗刊》编辑部提出了“诗的时代感”的问题,权威根据是毛泽东诗词。
对此他不以为然,说:“诗可以有时代感,也可以没有时代感,如果强求时代感,又可能陷到公式化、概念化中去”,他甚至用挖苦的语气讽刺道:“古时候有一种‘应制诗’,这种诗的时代感强得很,但这种诗又实在不好。
”在茅盾解放后单调、沉闷的批评生涯中,这些意见犹如一股陡然吹来的清新的风,又若洪钟大吕,使人振奋。
今天重新读之,不免会感慨系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为突如其来的高压而落败,在紧接而起的文艺界反右斗争高潮中,茅盾的态度又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1957年,他连续发表《洗心革面,过社会主义关》、《公式化、概念化如何避免?———驳右派的一些谬论》、《刘绍棠的经历给我们的教育意义》、《明辨大是大非,继续思想改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永远胜利前进》、《我们要把刘绍棠当做一面镜子》等表态和批判文章,接着,又在1958年第1～10期《文艺报》上连载长篇文艺论文《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共6万余字),结合“反右派”运动对现实主义文艺进行了全面曲解,同时对自己一生坚持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也做了全面否定。
如果说他建国初年对自己文艺观的“修改”和“调整”是出于相信与真诚的话,那么他在这里的表态则给人恶劣的印象:不久之前他还在批评文艺创作题材过于狭窄和单调,主张艺术品种和风格的多样化,而现在则认为那样会歪曲了我们的社会现实;他曾鼓励青年作家大胆去写真实,倡导独立思考,忽然又反对“写真实”,反对暴露阴暗面;他一度坚决认为,不是重大题材只要无毒无害的都可以写,现在在政治的压力下却又反其道而行之。
在1993年问世的《胡风回忆录》中,胡风曾对茅盾为人之“世故”做过相当充分、然而也确是言过其实的评述。
但是,它不妨作为研究茅盾思想世界的一个特殊的角度。
在他解放后的大量文论中,我们会发现,这些文章中实际有一个双重的结构,有两个茅盾。
一个是清醒而自觉的茅盾,他希望在不与社会现实发生重大抵触的前提下,尽可能用纯正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及批评方法去影响当前的文艺创作;另一个是应时和退缩的茅盾,他附和时政,言不由衷,用中心任务和文艺政策代替对作家作品的分析。
他在主观上想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客观上又陷入总是跟不上、合不上拍的尴尬境地。
其实,在阶级斗争日益严酷和紧迫的现实环境中,茅盾不得不带着双重面具,他之所以成为痛苦、矛盾的哈姆雷特并不是出自内心自觉的选择。
三1949年5月,茅盾收起小说创作,重操他30年前文学评论的旧业。
对此,他曾有过解释:“苦闷的来源是作家或艺术家的审美观念和批评标准,同他自己的创作能力不相适应,也就是这两者之间有了矛盾。
‘眼高’,指作家或艺术家对作品的审美观念和批评标准是高的。
‘手低’,指作家或艺术家自己的创作能力低于他的审美观念和批评标准。
作家或艺术家如果‘眼’不‘高’,就不会发生‘手低’的问题,也就不会发生苦闷。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评论是茅盾“苦闷的象征”。
在“眼高”的标准与境界上不肯“手低”的现实尴尬中,文学评论无疑是证明他仍然是“修养很高的鉴赏家”的重要载体。
如果撇开表面现象纵观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和实践,他的评论显然具有耐人寻味的历史内容和极大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