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志光《社会心理学》(第2版)课后习题(第9章 侵 犯)【圣才出品】

第9章侵犯1．你怎样理解侵犯的原因？怎样估价侵犯的普遍性问题？答：（1）侵犯的原因①情绪唤起水平a．个人的总体情绪唤起水平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侵犯行为。

一般化非特异性的唤起水平的提高，会直接导致人们侵犯性的增加。

b．特异性的唤起水平，如身体运动、性唤起等，也会改变人们的侵犯性。

如暴力色情的宣传会通过增加人们的性唤起水平的途径，增加人们的侵犯性。

②道德发展水平与自我控制a．个人的道德发展水平越高，个人也就越容易从他人利益的立场感受和思考问题，其以别人痛苦为后果的侵犯行为也就越难于发生。

b．自我控制也是直接与侵犯行为相联系的个人品质因素。

当个人的责任行为意识增强，侵犯行为的强度会明显下降。

当个人的自我意识和控制水平下降时，侵犯行为会明显增加。

③社会角色与群体的影响a．研究表明，当社会对一种特定社会角色较为容忍时，人们的侵犯性会明显增加，这实际上证明了社会同一性（社会身份）同侵犯行为的关联。

当一种社会同一性与侵犯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合理性时，人们侵犯冲动的释放也会变得更容易。

b．群体的相互作用，可以导致人们侵犯性的增加。

群体的相互摹仿和激发，直接使个体的侵犯性增加；而且群体的极化作用和去个性化作用，也可以使人更倾向于选择同群体相一致的侵犯行为。

④大众媒介暴力传播存在潜在危险，会增加公众尤其是儿童模仿其中的情节而产生的侵犯行为。

（2）对侵犯的普遍性问题的分析经调查发现，从1945年到1990的2340个星期中全世界只有3个星期是无战事的和平日子。

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各国的各种侵犯事件仍有增无减，并出现了以互联网为依托进行各种侵犯行为的新现象。

由此可见，侵犯行为的普遍性。

虽然整个世界的文化教育日益普及、繁荣，财富在以级数增长的速度积累，但根据国内外侵犯行为的历史与现状，可以估价出侵犯行为可能会有增无减，愈演愈烈。

①国外侵犯的普遍性问题。

2004年，美国包括强奸、谋杀、抢劫和严重人身伤害在内的各类暴力犯罪案件达136万起，2005年共发生139万起。

2006年美国全国暴力犯罪率增长了1．3%，是连续第二年呈上升势头，虽然美国的财产犯罪率下降了2．9%，但是总体犯罪情况依旧严峻。

根据有关资料，美国总统每月收到的恐吓平均达100次。

负责总统生命安全的美国保密局的庞大计算机里储存着6万名潜在危险分子的名单。

苏联、日本等国的暴力犯罪也在持续上升。

②国内侵犯的普遍性问题。

我国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发生迅猛的积极变化，但暴力犯罪却没有因此减少。

在有些大城市，人们的安全感不是随城市变革上升，反而是显著下降。

根据公安部做出的《2006年我国社会治安形势的通报》中的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仅放火、爆炸、杀人、抢劫、抢夺五种案件全年就有100多万起，而曾有研究数据表明犯罪明数最多只占实际发生的1/3。

因此，此五种案件全年至少有300多万起。

最近调查显示，儿童的侵犯呈上升趋势。

纵观侵犯行为的历史与现状可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并未降低侵犯行为的发生，并有可能继续增长下去。

2．你认为社会在当今阶段应怎样实现对不断上升的暴力犯罪的控制？答：（1）侵犯行为的社会制约根据自我价值定向理论，侵犯行为是在行为本身对个人有价值的情况下做出的。

如果预期代价超过能够带来的满足，则行为就会被抑制。

因此，社会增加对侵犯行为处罚的强度，可以实现对侵犯行为的外部控制。

获取需要满足所要付出的代价称作反向动因。

利用反向动因来减少侵犯的发生是很有效的。

当将人们行为的预期代价增大，使人们对一个对象的趋近力量转化为逃避力量时，侵犯往往就会得到阻止。

但依靠社会的外部制约来减少侵犯的发生，并没有使存在于个人身上的侵犯性消失，因此它也并不是减少侵犯的根本方法。

侵犯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使个人的侵犯性得到改造。

（2）去个性化的避免①去个性化的含义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的概念是由费斯廷格提出的，指个人自身同一性意识下降，自我评价和控制水平降低的现象。

个人在去个性化状态下行为的责任意识会明显丧失，从而做出通常不会做的行为。

②去个性化的原因a．在群体中，由于个人的身份无法被确认（匿名），个人容易处于去个性化状态，一旦去个性化状态出现，行为会较少受自己的个性支配，而倾向于跟随整个群体的状态。

群体的规模越大，气氛越强烈，越易于引发人的去个性化状态。

b．极端自我卷入后暂时的心理活动高度集中于外界事物，以及药物，酒精或催眠等影响，也可造成人的自我意识和控制水平极度降低，使人处于去个性化状态。

③去个性化的危害津巴多认为，去个性化状态使人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评价的意识；降低了对于社会评价的关注，因而自身的行为控制力量被削弱，压抑行为外露的阈值降低，使人表现侵犯行为。

适度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是个人维持正常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意识所必须的。

精神分裂患者的行为有难以预计的破坏性，原因就是他们丧失了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能力。

④去个性化的避免个人需要认识到去个性化状态的危险，并有意识地避免这种状态，保持行为的自我控制。

特别是在被大规模群体的激愤所裹时，保持对自己行为的理性判断和控制就更为重要。

（3）道德发展水平的提高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情况对别人的侵犯是直接与道德水平的低下相关联的，个人的道德发展水平越低，就越倾向于忽视他人的痛苦、利益和幸福。

心理学家斯普林撒尔等人的研究用心理学家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作为被试道德水平的衡量，结果发现：道德发展水平处于第一至第四阶段的被试中，拒绝服从权威对别人施以伤害性电击的比例远远小于道德发展水平达到第五和第六阶段的被试。

去个性化和道德发展水平同侵犯行为关系的研究表明，侵犯行为的真正控制依赖于个人自己，任何依靠外在力量所造成的侵犯行为的暂时制约，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减少侵犯的发生。

3．社会在不同时期暴力犯罪的比率也是不同的。

你如何解释这种差异？答：暴力犯罪的比率因社会时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种现象主要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具体分析如下：（1）在社会动荡的时期，暴力犯罪比率较高。

混乱的社会秩序、动乱的社会环境易使人最大限度地降低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的意识，降低了对社会评价的关注，通常的内疚、羞愧、恐惧和承诺等行为控制力量也都被削弱，即出现了去个性化状态，从而使人表现出通常社会不允许的行为，使人的暴力犯罪等行为增加。

如在我国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盛行，许多无知的人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进行打、砸、抢、抓，侵犯人身权利、侵犯财产，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致使社会秩序混乱，暴力犯罪比率大幅增加。

（2）在社会稳定的时期，暴力犯罪比率较低。

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往往会得到来自社会和群体的承认、保护、尊重、友谊、力量等，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和谐；再加之政府对犯罪的高度重视、出台的各种相关政策，以及社会各界对暴力犯罪不同程度的防御与打击，从而使得暴力犯罪的比率有所降低。

以我国的历史情况为例：1978年以后，面对日益增多的暴力犯罪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8个单位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

中共中央接到这一报告后，对该问题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与关心，并于1979年8月17日以党内58号文件的形式，迅速批转了该报告，要求全党立即行动起来，高度重视暴力犯罪问题。

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有效地预防了人们暴力犯罪的发生，从而使得暴力犯罪增长的趋势有所缓减。

4．你怎样解释去个性化与侵犯行为之间的联系？答：去个性化的概念由费斯廷格提出，是指个人自身同一性意识下降，自我评价和控制水平降低的现象。

侵犯即侵犯行为，也称攻击或攻击行为，指有意伤害别人且不为社会规范所许可的行为。

大量研究表明，去个性化与侵犯行为存在密切的联系。

（1）在去个性化状态下，人们倾向于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目标，并且攻击的强度远超寻常而不能停止。

球迷闹事，一些“暴民”的打砸抢行为，都是非常典型的由于去个性化而引起侵犯的例子。

（2）个体在去个性化状态下行为的责任意识明显丧失，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能力降低，会做出一些通常不会做的行为。

在去个性化的情境中，人们往往表现得精力充沛，不断重复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而不能停止。

人们会表现出平常受抑制的行为，而且对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会引发自我控制机制的线索也不加反应。

去个性化状态使人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的意识，降低了对社会评价的关注，通常的内疚、羞愧、恐惧和承诺等行为控制力量也都被削弱，从而使人表现出通常社会不允许的行为，使人的侵犯行为增加。

5．宣泄与移情能力的培养都可能是有效的减少侵犯性的途径。

请分析这两种方法的不同作用机制。

答：（1）宣泄作用机制宣泄可用挫折—侵犯理论来解释。

人们一旦被挫折的情境惹怒，愤怒的情绪状态就会作为一种有侵犯危险的心理准备而存在。

被激起的愤怒情绪必须得到宣泄，才可以降低侵犯性。

宣泄是对已经产生了对一定对象的侵犯准备而言的。

对于未产生愤怒攻击准备的人，实际地经验侵犯行为，或想象、目睹别人的侵犯行为反而会更增加侵犯性。

适当的宣泄是一种很好的消除人的怨恨与侵犯冲动的方法。

（2）移情能力培养的作用机制移情是一种对他人情绪的反应的能力，是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分享他人情感的能力，并且能够由真实的或想像中的他人的情绪状态而引起并产生与之相一致的情绪体验。

如日常生活中十分易于运用的角色扮演方法，是移情能力培养的良好方法。

通过移情过程，个体能够真实体验别人在一定情境下的内心状态，并在真实行为中考虑别人的利益和对别人心理上的影响，从而减少了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