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环境风险及防范对策

摘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对于优化西部投资和产业结构，缩小东西区域发展差距，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但产业转移与环境风险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机制，随着东部投资和产业转移项目的持续进入，西部一些地区已经面临着环境恶化的现实压力。

为促进产业转移的健康有序发展，西部地区必须将环境风险的防范和化解纳入其产业承接战略，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确保随之攀升的污染不致突破西部环境容量阂值。

关键词：环境风险；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近年来，随着东部地区要素成本全面上升、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以及西部大开发的持续推进，珠三角、长三角及环渤海地区的部分传统产业开始加速向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转移。

这种转移对于优化西部地区投资和产业结构，缩小东西区域发展差距，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区域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但随之而来的污染转移，又使西部地区面临巨大的环境恶化风险，这种风险如果得不到有效防范或及时化解，必将影响西部经济的长远发展。

一、产业转移与环境风险的关联机制(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转移，具有明显的转移方向和规律一般而言，各国或地区在特定的时点都会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梯度之上，受技术、资金、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的影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一般首先出现在高梯度区域，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等产业生命循环阶段。

处于衰退阶段的产业，由于在原地逐渐丧失了生存空间，就需要向低梯度区域转移。

这种转移的外在表现，就是衰退产业既有的已经老化的、过时的设备向外转移，与之一并转移的还有落后的工艺、技术和生产方式。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实践表明，高梯度区域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从已经或即将进入衰退阶段，从而在原地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开始。

边际产业是一个动态概念，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演进，边际产业的具体产业指称是不断变化的。

一般来说，率先进入衰退周期，沦为边际产业进而需要向外转移的是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继而才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比如，20世纪50—80年代，战后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主要以初级产品加工和原材料产业为主，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已经从原材料工业向加工工业、初级产品工业向高附加价值工业、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制造业向金融保险等服务业以及电子、信息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

就我国来说，20世纪80年代，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率先承接了香港、台湾、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转出的化学工业、橡胶、塑料、印刷、制药、制革、印染纺织、石化、电镀、造纸、金属冶炼、玩具制造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此后，这些产业在东部地区迅速发展并支撑了东部经济长达20余年的繁荣。

但从90年代末开始，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电荒”、“土地荒”、“水荒”、“民工荒”、人民币升值、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环保新政等因素的相继出现，上述产业开始逐渐步人衰退周期，需要向外转移另谋发展。

但这些产业很多都属于污染效应较强的产业，如果产业转移项目选择不当，虽然短期内经济总量会增加，但也容易造成承接地环境污染、资源的粗放开发和过度利用。

(二)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低梯度区域的环境外部性内在化进程无论是国际产业转移还是区际产业转移，转移的主体都是企业，而企业投资区位选择及生产经营活动取舍，主要考虑的是成本因素。

这种成本，除了直接的生产费用之外，至少还应包括因环境外部性内在化而由企业承担的那部分开支。

根据庇古模型，环境外部性内在化过程也就是“边际私人净产值”不断趋近“边际社会净产值”的过程，其实质是让生产污染的企业或个人而不是社会或他人来承担相应的污染治理费用。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环境外部性内在化的过程也就是污染控制的实现过程。

但遗憾的是，在不同发展梯度的区域之间，环境外部性内在化程度是有差异的，总体来说，低梯度区域要低于高梯度经济。

这是因为，(1)低梯度区域面临着巨大的脱贫致富压力，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选择中，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都很难不以经济发展为重。

(2)低梯度区域人均收入水平低，绿色消费倾向不高，环保需求处于消费需求后列，公众普遍不怎么关注企业的环境行为，更不可能像高梯度区域那样，用手中的货币选票给企业发一张“社会牌照”。

(3)一些低梯度区域同时还是自然资源富集区域，当地企业或个人无须花费多少代价就可以取得或利用这些资源，自然资源的这种“易得性”容易让人们感觉不到它的稀缺和宝贵，从而难以在低梯度区域的社会经济运行系统中形成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要求，更缺乏节约利用资源的内在动力。

(4)受技术、信息、制度、管理经验、认知局限的限制，低梯度区域对于环境污染(或环境保护)这类具有明显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往往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措施，既对环境破坏行为惩罚不力，又对污染防治行为激励不足。

这样一来，企业在低梯度区域生产所需支付的环境成本必然比在高梯度区域生产要少，在生产技术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高梯度区域已有的污染型产业或该类产业的新增投资，就会在利益驱动下向低梯度区域转移和集中，污染也就随即上升。

按照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描述，污染水平随经济发展而上升的趋势，只有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发生逆转。

根据国外经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通常在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时才会出现，此时，产业结构开始调整，环境外部性内在化程度提高，污染水平开始下降。

目前，我国西部12省区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不足1400美元，不到东部10省市的40％，环境外部性内在化程度必然要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及发达国家，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升阶段，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污染转移和环境恶化问题的困扰。

二、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面临环境恶化的现实压力(一)东部向西部地区转移的主要是高耗能、高污染产业我国现阶段以东部发达地区为转出区域，以中西部地区为主要承接区域的区际产业转移，是区域间因资源禀赋、区位、市场、产业配套环境、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结果，哪些产业会转移出去，转移到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转移，取决于东部转出区“推力”与中西部承接地“拉力”的共同作用。

先看东部地区，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受“劳工荒”、“电荒”、“油荒”、“地荒”、反倾销、人民币升值、国家宏观调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压力倍增，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根据亚洲鞋业协会的调查，目前，广东鞋业面临的竞争压力是20世纪90年代的10倍，由于没有能力消化这种压力，仅在2007年的前三季度，就有近千家广东鞋厂及相关配套企业歇业、倒闭或外迁，其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

另一方面，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持续深化，发达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大陆等新兴经济体进行产业转移的趋势不断增强，现代制造、高新技术、金融保险、服务贸易、电子信息、房地产等产业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

为把握这一机遇，促进本地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东部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开始向外转移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纱锭从上海向新疆转移等，近年来，这种“推力”进一步加强。

其中，上海市从2006年初着手对需要外移的产业进行梳理，各个区县首要清理的主要是环保不达标、能源消耗量大、投入产出比较低的企业；广东省政府在连续多年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之后，又在2008年初通过了一份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将影响环保及节能节水的火力发电、纺织、石油化工、造纸等产业列入严控之列再看西部地区，对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西部各地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但现实情况是，西部并不是东部正在或计划外迁的企业的唯一选择，东部内部的欠发达地区以及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中部省份都是强有力的承接竞争者。

除此之外，越南、印度、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开放政策的推行下，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开放意识等方面也颇具吸引力。

在这种态势中，工业配套缺乏、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市场意识薄弱、政府行政效率较低的西部地区，仅凭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将很难吸引到优质、清洁的产业转移项目。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西部地区承接的产业转移项目除一些食品、饮料、轻纺等普通消费资料产业外，大部分都属于高耗能的能源、原材料初级加工产业。

统计显示，1999—2006年间，广西、贵州、宁夏、新疆等四个能矿资源丰富的西部省区，石油加工及炼焦、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电力热力供应等六大高耗能产业对地区工业总产值的贡献份额平均增长了40％左右，而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四个东部省份的平均增幅只有16％，其中，山东省上述六大高耗能产业对地区工业总产值贡献份额还下降了近33％。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高耗能产业在东西部地区所处产业生命周期时序上的先后和空间上的转移关系。

高耗能产业在西部地区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西部工业、出口乃至整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其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产业特征也使其成为污染西部环境的主要力量。

数据显示，与1999年相比，2006年西部地区工业排放的固体废弃物增长102.64％，二氧化硫增长73.5％、废水增长13.08％：2006年，西部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是东部的2.24倍，排放的二氧化硫是东部的5.52倍，烟尘是东部的7.25倍，粉尘是东部的7.6倍，废水是东部的2.04倍，固体废弃物是东部的5.75倍。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转移正在提升西部工业发展及地区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

(二)东部资本对西部的资源开发既有合理开发，也有不当开发西部地区是我国能源、黑色金属矿产、有色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富集区域，集中了全国90％-99％的原生钛铁矿和铬矿；超过80％的水电资源和天然气资源；60％～80％的锰矿、铅矿、钒矿、锌矿；50％左右的铝土矿、磷矿、煤炭、铜矿以及30％左右的石油、铁矿和高岭土。

开发利用西部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是现阶段东部资本投资西部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所在。

特别是在2003、2004年之后，全球能矿资源价格飞涨，煤炭、有色金属和水电资源开发的暴利，诱惑愈来愈多的包括东部资本在内的各路资金流入西部地区，从事能源、矿产资源的勘察、开采和交易活动：在西南水电资源开发高峰时期，仅四川省境内汇聚的水电开发资金就一度超过千亿元人民币；即便是在交通不便、氧气稀薄、生活条件艰苦的西藏，也因其近万亿的地下矿藏资源，吸引了来自青海、四川、江苏、浙江、山西等地的众多“淘金者”蜂拥而入。

在巨额资金的推动下，西部矿产开发市场空前活跃。

1999年，西部12省区市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160亿元，到2004年便快速增长到662亿元，2006年又进一步增长到1543亿元，年均增幅高达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