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媒介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解读——由限娱令引发的思考
“限娱令”后电视媒介的应对策略
论“限娱令”后电视媒介的应对策略摘要：“限娱令”颁布实施以来，对我国电视行业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全国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调整了节目配置，提升了节目的格调，改版后的晚间电视节目形态结构更丰富合理，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得到了一定的遏制。
本文以湖南卫视为个案为例，对“限娱令”以后湖南卫视的节目调整与发展策略加以解读，对“限娱令”后电视媒介应对策划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限娱令”；策略；电视媒介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123-02新世纪以来电视娱乐节目的类型日趋白热化，众多卫视为了能跟上受众的需求，使节目过度娱乐化，甚至在节目中出现一些低俗、庸俗、甚至违背社会道德行为的内容，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引导中国电视行业良性发展，2011年广播电视总局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这则通知就是广为传播的“限娱令”。
规定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天19：00至22：00播出过多婚恋交友类、才艺竞技类、情感故事类、综艺娱乐类、真人秀等节目时长不超过90分钟。
“限娱令”的实施对电视媒介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从传播学的控制分析的角度讲，电视媒介做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
那么对于电视媒介生态环境的构建是各卫视势在必行的。
一、“限娱令”后媒介生态环境危机（一）电视媒介生态环境缺失“限娱令”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抑制不良的娱乐节目的发展，防止节目过度娱乐化，也使原本很优秀的节目惨遭“牵连”。
因“限娱令”使得一些优秀的娱乐节目停播或者改变播出时间，只留取收视率高、能吸引观众眼球的节目。
如湖南卫视就将《给力星期天》和《百科全说》等节目停播了，《背后的故事》、《非常靠谱》、《我们约会吧》等节目被调出了黄金时段，只留下了《天天向上》和《快乐大本营》在黄金时段播出。
《背后的故事》是湖南卫视在2003年推出的一档情感类谈话节目，并荣获过2003年度中国最佳谈话节目的荣誉，但这个节目还是在2012年6月份停播。
新媒体语境下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的转型与发展探讨
新媒体语境下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的转型与发展探讨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我国电视综艺节目也面临了转型和发展的压力。
在新媒体的背景下，电视综艺节目需要不断创新和改变，以适应观众的需求和市场的竞争。
本文将探讨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在新媒体语境下的转型与发展。
首先，新媒体为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观众可以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观看节目，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增加了观众的选择和参与度。
电视综艺节目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在线直播、点播和互动，实现了与观众的实时互动和反馈。
同时，新媒体平台也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机会，让更多的节目和明星走出电视荧屏，与观众建立更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其次，新媒体对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的转型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媒体时代观众的口味和需求发生了变化，对电视综艺节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
观众更加注重节目的内容质量和创新性，希望看到更有深度和内涵的节目，而非单纯的娱乐消遣。
因此，电视综艺节目需要更加注重内容的独特性和深度挖掘，提供更多有价值、有意义和有影响力的节目，以吸引观众的关注和认可。
第三，新媒体为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创新空间。
新媒体的特点和功能使得电视综艺节目能够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方式进行创新和变革。
例如，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平台进行节目宣传和推广，提高节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在线互动和投票等方式增加观众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观众的喜好和需求进行分析，为节目制作和改进提供依据。
新媒体为电视综艺节目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机遇。
然而，新媒体也给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的转型与发展带来了一些挑战。
首先，新媒体催生了大量的综艺节目，竞争异常激烈。
观众有更多的选择，对节目的要求也更高，这就要求电视综艺节目在创新和质量上要有所突破。
其次，新媒体的快速传播和互动特点，使得电视综艺节目更容易受到观众和网络舆论的评判和批评。
对限娱令的看法
广电总局出台新政“限娱令”，要求各地方卫视从7月起，在17∶00至22∶00黄金时段，娱乐节目每周播出不得超过三次。
这一政策被媒体提前曝光之后，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各大卫视见招拆招，在保持优势节目的同时，将旗下娱乐节目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和调整，这其中，原有节目的去娱乐化，新节目打擦边球等方法均是层出不穷。
各大卫视对该限令的出台心态不一，大致上可分为两大阵营。
其一是以湖南、浙江、上海等娱乐节目强势卫视，因为这些卫视目前在结构上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娱乐节目研发机制，而且目前正值年中旬，上半年研发的大批新节目都已经箭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不料却突遇如此政策壁垒，简直如鲠在喉分外难受；而其他地方卫视由于原本就不是走娱乐路子，自身的娱乐节目本来就不多也不强势，因此普遍对这一政策抱以支持的态度。
所谓的“限娱令”，并不是限制娱乐，也不是限制娱乐节目，这个称呼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词汇描述。
国家广电总局颁布的《广电总局将加强电视上星综合节目管理》的文件，并不是针对哪个电视台，也不是针对哪个电视节目。
近年来，我国各地电视台为迎合时代潮流，走市场发展道路，不断增加娱乐类节目的播出场次和时间。
这些娱乐类节目，一方面在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由于一些电视台急于上节目，出现了一些节目质量上的问题，例如：某些电视台为迎合观众，聘请港台明星上节目，这些节目在内容上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低俗，庸俗，甚至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都出现过；还有一些婚配类节目，为了追求节目的刺激性，虚假宣传，栏目组自编自演；节目形态雷同、过多过滥的婚恋交友类、才艺竞秀类、情感故事类、游戏竞技类、综艺娱乐类、访谈脱口秀、真人秀等类型节目。
这些问题，都已经严重影响了观众的精神生活，都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审美，严重影响了社会道德与社会规范的执行。
在文件中，涉及的电视台很多，涉及的电视节目更多。
从中央电视台到上星地方台，都存在着娱乐类节目上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由“限娱令”热议引起的冷思考--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为例
由“限娱令”热议引起的冷思考--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为
例
马皓
【期刊名称】《今传媒（学术版）》
【年(卷),期】2013(000)002
【摘要】随着广电总局“限娱令”的下发，再次引起了各界人士对于电视娱乐节目过度娱乐化的热议。
娱乐节目的宗旨本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而如今的娱乐节目越来越走向低俗化的全民娱乐进程，众多上星卫视策划了各种具有轰动效应的相亲交友节目，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炒作甚至以冲击道德底线来博取收视率，使得节目导向游移，造成全民娱乐化的影响。
“限娱令”的出台，正是对这种过度娱乐化现象的悬崖勒马，不仅对电视相亲节目在道德价值上起到约束作用，更是为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的伦理失范现象敲响了一记警钟。
【总页数】3页(P88-90)
【作者】马皓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上海 20007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06
【相关文献】
1.电视相亲类节目的冷思考——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为例 [J], 陈一雷;朱贵杰
2.新派婚恋交友节目的冷思考——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为例 [J], 于仰飞
3.真人秀节目的隐私公开现象探究r——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为例 [J], 史雅琳;石鸣
4.“限娱令”和“限广令”热议下的冷思考——当前电视发展的对策探析 [J], 刘佳
5.基于Dante网络架构现场音频系统的设计与实施
——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现场音频系统改造方案为例 [J], 王海越;李昊天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限娱令”对我国电视媒介政策发展的启示
花 。几 乎 所有 卫视 频道 都在 享受 同质 化 主管部门在做 问题调研 的过程 中，要深入 带 来 的低成 本 ，高 收 益 回报 ，很 少有 人 基层 ，真实的了解 问题 的症结 以及相关利 没有调研就没有 发言权 。“ 限 考 虑节 目的质量 和社 会责 任 ，整 个媒 介 益方的诉求 ， 环 境充 斥着 过度 同质 化竞 争与 过度娱 乐 娱令”政策 出台对湖南卫视 的影响 巨大 ， 但是对吉林卫视 、贵州卫视 、西藏卫视 的 化 的倾 向。面对 电视媒 介过 度娱 乐化 和 同质 化倾 向， “ 限娱 令 ”应运 而 生。据 影 响甚小 ，关键就是卫视频道 的娱乐性节 数 据 显示 ， “ 限娱 令 ”颁 布后 的半 年时 目投入 比例不 同，影响程度也不同。因此 ， 间里 ，各大 卫视 都对 自己的节 目进 行 了 我 国媒介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充 分考虑 到不 不 同程度的媒介现状 ， 调整 ，政策 限制 的七 大类 节 目在黄 金 时 同地域 、不同文化 、 间 的播 出量大 幅度减少 ，每 周 由 ２ ０ １ １年 要 给予政策实施过程 中的差异性 ，要避 免 的１ ２ ６档 降为 ３ ８ 档 ，削减 了 ６ ９ ％，增 加 死政策 。 最 后 ，健 全 体 系 ，推 动媒 介政 策 体 了道德类 和新 闻类 节 目，从 节 目类 型上 来 ，都吻合 了 “ 限娱令 ”的要求 。 制 机制改 革 。媒 介 政策 的正 面力 量就 是 从 “ 限娱令 ” 实行 以来 ，我 国 电视 媒 介政 策要先 知 先觉 ，要 走 在媒 介产 业 媒 介 的生态 环境 得 到了进 一步 的修 正和 的前边 ，通过 出 台政策 扶持 和鼓 励办 法 改 善 ，电视节 目发 展从 娱乐 化 向信 息化 推 进媒介市场 的完善和媒介 企业 的发 展。 限娱 令” 只是媒 介 政策 发展 过程 中 的 转变， 节 目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 限娱令” “ 对 电视 媒介政策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步 ，更 多 的政 策会 根据媒 介 生态 的发 展进一步完善。只有健全媒介政策体 系， 首 先 ，科 学 规划 ，加强 政 策 的科 学 性 和有效 性 。通过 考察媒 介 市场 、公众 从宏观方向上把握媒 介动态 ， 与媒 介生 态环 境 ，并且从 媒介 政策 的 历 ３ 结 语 史 角度 出发进 行统 筹兼 顾 。国家 层面 的 “ 限娱令”作为规制 电视娱乐节 目的 媒介 政策 是针 对整 个媒 介生 态及 相关 环 重要政策在今后一段 时间 内还将继续发挥 境 而言 的 ，它 的研 究 、制 定、论证 与 实 作用 ，但应该清楚 的看到这种政策导 向性 施 都需 要考 察整 个行 业 的现状 ，要从 政 需要系统看待 ，需要从 电视娱乐节 目的整 策 的全 局 出发去 谋划 政策 的合 理性 和科 体生态环境系统去考察 和应对 ，不能孤立 学 性 。以往 ，我 国媒介 政策 制 定部 门根 的以政策为唯一标准。我 国电视媒介生态 据 某个 节 目出 台媒介 管理 办法 的措施 应 决定 了媒介政策要适度宽松 ，这种政策生 该 改变 。例如 ：２ ０ ０ ７年 ８月 ，广 电总局 态将会进一步影响到媒介政策 的制定。
由“限娱令”热议引起的冷思考——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为例
收稿 日期 ：２ ０ １ ２ — １ １ － １ ２
必 须 要 有 道 德 底 线 作 为 基准 并承 担 起 相 应 的社 会 责 任 。
后” 。有网友说，节 目中的“ 富二代” 夸耀 自己的身价及背景，
拜金女” 对对象身家要求苛刻 ，“ 又一次给 占绝 大多数人 口的 江苏 卫视 的 《 非诚勿扰 》创造 ｌ 『收视神话 ，夺得 了全国 “ ‘ 穷二代’ 一种‘ 没钱 就找不到对象’ 的印象” 【 ４ 】 。 相亲节 目中的嘉 同档 节 Ｆ ］ “ 收视 率第 一” 的 好 成 绩 ，所 获 得 的广 告 收 益 自然 可 噱头” ，使得相亲节 目夸张低俗 ，更加像是 想 而 知 。存 巨大 的经 济 利 益 面前 ，媒 体忽 视 了 节 目的 审 查 力 宾可谓各个充满“ 度 ，让身份作假 的嘉宾出来 作秀 ，让低俗 、拜金、非主流价 场 闹剧 。
时间娱乐节 目数量直线飙升 ，人们越来越倾 向于看轻松愉悦 府 的普 遍 关 注 和 反 思 。 《 非诚勿扰 》由最初 的收视 冠军到被 点名、勒令整改， 的电视娱乐节 目。各种 电视相亲节 目更是大行其道 ，而 内容
实则 已远远超越 了“ 相亲” 的界限，无 论是高帅富在节 目中炫 并非仅仅 是嘉 宾作假 作秀惹起 争议，更为深层的根本原 因就
电视婚恋交友节 目，本是给予年轻 的单身 男女一个相知 相 识 的平 台 ，展 现 年 轻 人 的魅 力 与风 采 ， 然而 如 今 的各 类 婚 艺竞秀类 、情感故事类 、综艺娱乐类、防谈脱 口秀、真人秀 恋交友节 目，却 以极 富争议 的话题来 博得 观众 的广 泛关注， 等类 型节 目实 行 播 出总 量 控 制 。 全 民娱乐” 的风 “ 限娱令” 这 一 新 政 的下 发 ，令 各 界人 上对 当 下 过 度 娱 乐 甚至 为了收视 率，常常漠视人的尊严 ，随着“ 潮越刮越 强，大众传媒 的娱 乐功能也再次受到学术界 以及政 化的电视 娱乐节 目产生 了质疑 。在这个文化快餐的年代 ，一
如何看待限娱令
限娱令并非洪水猛兽朱翠英广电总局下发限娱令的态度是：凡是涉案、记录社会阴暗矛盾面的节目都要受到限制，同时鼓励制作和谐、健康、主旋律的节目。
对于“限娱令”，网上的声音并“不乐观”。
而笔者认为，“限娱令”绝非洪水猛兽。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电视节目也一样。
不加管束地任其乱来，后果不堪设想。
比如严格禁止播出关于性生活、低俗广告的内容。
再比如那些以惊悚吸引眼球的整容节目，戏说历史、戏说红色经典的电视剧、荒诞的谍战剧等。
而今对于充斥着整个荧屏的娱乐节目，恶俗、山寨、雷人成了他们的代名词。
假若任那些雷人节目“娱乐”下去，结果必然是毁”人不倦。
“限娱令”的初衷是限制娱乐节目中无聊、低俗、有害的内容，而并不是要把娱乐节目一刀切。
该限的就必须限，不然娱乐节目也像毒品一样泛滥成灾，那时，何止是个“限”能解决的问题！娱乐节目不能太“愚乐”汤云明时下，电视娱乐节目的确太多太杂乱了，相亲、选秀、追星等节目到处是。
娱乐节目可以调节人的心情，减缓一些生活和工作的压力，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对社会的进步、民众的思想，都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但目前的娱乐节目也太多太滥、以媚俗、无聊、搞笑等种种演艺来争抢观众眼球和提高收视。
从这点来说，限娱令也是一种无奈，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
我认为，如何促使省级卫视转型升级、提高节目质量，多出积极向上的精神作品才是正道。
无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限娱令”初衷是好的，都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素质，增强人民的意识。
应尊重观众的遥控器赵子程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了一天，回到家中打开电视机，就是为了放松身心、消除疲惫从电视节目中得到充分的娱乐。
“限娱令”不尊重观众手中的遥控器，让观众失去观看更多娱乐节目的权利，是一厢情愿的事，的确有些不妥。
娱乐节目本来就是轻松的，不该赋予其他更多的意义。
“限娱令”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是基于满足广大观众需求和真正净化电视荧屏，而不是成为强势媒体搞垄断和竞争的工具。
观众作为电视台的消费主体，在这场限娱风波里没有任何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要不要娱乐？要怎样的娱乐？我们不排斥“限娱令”，只希望发布“限娱令”时多听听观众的声音，不要过于武断，如果全部噤声，观众乏味不说，对少了对手的央视也不见得是好事。
“限娱令”的冷思考
“限娱令”的冷思考作者：史璐来源：《科技传播》 2017年第23期摘要 2012 年广电总局颁布“限娱令”，对电视上星综合频道的娱乐节目进行规范和管理，以期改变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的倾向。
本文认为，“限娱令”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对电视市场实施人为的管控，会引发诸多负面因素。
关键词限娱令；收视率；娱乐节目；电视市场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7）200-0185-03从2011 年7 月广电总局召开“关于防止部分广播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座谈会”开始，针对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开始出台相关政策，最终在10月下旬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自2012 年1 月1 日起对34 个地方上星综合频道实施调控，被业内称为“限娱令”。
“限娱令”包括以下5 方面要点：1）明确地方上星综合频道的性质是以新闻宣传为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2）节目比重调整。
扩大新闻、经济、文化、科教、少儿、纪录片等多种类型节目播出比例；必须开办思想道德建设栏目，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压缩娱乐节目（婚恋交友类、才艺竞秀类、情感故事类、游戏竞技类、综艺娱乐类、访谈脱口秀、真人秀等类型节目）3）节目播出时间计划调控。
确保新闻类节目播出时间：6 ：00 至24 ：00 时段不得少于2 小时，18 ：00-23 ：30 时段必须有两档以上不少于30 分钟的自办新闻类节目；娱乐节目播出总量控制：每晚19 ：30-22 ：00 各上星综合频道播出娱乐节目总数不超过9 档，每个上星综合频道每周播出娱乐节目不超过2 档、时长不超过90分钟。
4）废除收视率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节目综合评价体系。
实行“三不”原则，即不得搞节目收视率排名，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排名衡量播出机构和电视节目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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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视媒介在后现代语境下的解读———由“限娱令”引发的思考卢晓琳（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摘要:“限娱令”的正式实施使得电视节目当前过度娱乐化、低俗化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本文并不试图对“限娱令”该不该实施或实施给出一个标准化的解释，而是采用后现代语境来解读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低俗化的背后的机制原因,分析电视节目如何体现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电视限娱令后现代语境一、问题的提出2011年年末，“限娱令”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之一。
10月24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将《意见》的核心要求归纳为以下四条：（1）各卫视频道在晚上7：30-10：00的黄金时间，娱乐节目每周不能超过两档；（2）全国卫视选秀节目一年加起来的总量不超过10个，类型不得重复；（3）每个卫视频道必须设一档道德类栏目；（4）减少港台艺人赴内地参加节目的数量，加强对港台艺人在大陆节目上表演的审批控制。
2012年1月1日，这个被大众解读为“限娱令”的《意见》正式生效，对中国的电视产业产生深远影响。
“2012湖南卫视广告资源预售产品手册中显示，两档相亲类节目改到中午播出，新推出的《新闻当事人》等新闻纪实类节目占去大半。
湖南卫视两大王牌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和《天天向上》的节目时长将压缩至一个小时。
”而其他以娱乐节目为优势的江苏卫视、深圳卫视、东方卫视也都在紧张对节目进行调整。
“限娱令”的提出与现实背景密切相关。
近年来，关于“拜金女”“宁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争议不绝于耳，人们在反思这个社会的道德滑坡究竟有多严重，往往是一个婚恋交友类节目受到欢迎，一个情感访谈类的节目赢得较高的收视率，就立刻产生一大批同类节目。
而这些“同质化”的节目又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程度上扩大电视的娱乐化、低俗化。
国家最终只能利用法规形式限制地方卫视的“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
本文关注的焦点是为什么要对电视“限娱”，当前电视的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化的背后深层机制是什么，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视域，探究电视媒介娱乐化和低俗化背后的逻辑及其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二、后现代语境下的电视后现代所说的“后”，是指对现代性的超越态度。
“工具理性的过度滥用也使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无法摆脱由于人的异化而带来的焦虑感、孤独感，不得不忍受着失去方向、失去意义的痛苦，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不安全感也时刻笼罩在人们周围。
”在这种情形下，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开始渐渐浮出水面。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先把矛头指向理性和理性主义……认为建立在理性设计基础上的现代规划是一个失败的工程，不仅没有实现其当初承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一启蒙思想，而且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有必要对其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和解构。
”总之，后现代性以一种无深度的、无中心的、无根据的、自我反思的、游戏的、模拟的、折衷的、多元主义的视角反思现代性，而电视崇尚娱乐、驱逐思考、简单复制、排斥创意、流于肤浅琐碎、甚至走向低俗化，恰恰是电视遭遇了“后现代主义”而自然呈现出来的特征。
（一）碎片化的内容鲍德里亚曾说：“摄影是现代的驱妖术。
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
”电视将摄影机的镜头建构成浏览世界的窗口，通过它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地感受世界。
原来合乎逻辑的叙事结构被打破了，完整的叙事内容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被解构后的碎片化的景象。
从电视内容的整体上看，电视中连续地播放着不同内容的节目。
新闻、纪录片、电视剧、电影、纪实节目、娱乐节目等等，这些眼花缭乱的节目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
在上一个频道人们还沉浸在日本福岛地震的惨痛景象中，下一个频道就在播放英国威廉王子举行“世纪婚礼”的全民欢乐的场面；前一秒还在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节目中聆听女主角倾诉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下一秒就可以转到湖南卫视加入《快乐大本营》的娱乐狂欢。
人们的感情在这些无逻辑的、“横冲直撞”的电视内容中变得起伏不定。
久而久之，当我们随意地转换着不同的电视频道时，这些碎片式的影像便从我们的脑中一一掠过，我们就好像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来回游荡，面对着这些不同影像的轮番冲击，对影像背后的深层意义的探寻就显得没有必要，生活世界的意义随着影像的“碎片化”也一并“碎片化”了。
（二）普遍化的游戏心态选秀节目在2006年前后曾经达到其巅峰阶段，各种模仿秀、真人秀、职场秀在各大地方卫视出现，在空前民主的电视海选下，普通民众无论性别、年龄、社会阶层都有机会到镜头前“自娱”和“他娱”。
毫无疑问，后现代颠覆传统的解构力量已经被电视媒体放大为全民性的狂欢景观。
“在解构者看来，无论是哲学的，还是科学的，或者文学的话语，任何被看作固定的和确定的意义都是虚幻的。
意义是流动的和易变的。
”因此，任何传统的严肃的内容都可被“游戏”解构。
与游戏随之而来的就是深度被消解。
电视选秀的评委不是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具有专业素养的专家，而是评判标准标新立异、点评“语出惊人”的非专业人士担任。
评委对选手的点评越是不留情面，越是引起极大争议，越能进一步提高节目的收视率。
不管选手在这些苛刻的评委面前有多尴尬，观众已经沉浸在这个游戏的氛围之中了。
“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所遵奉的“人人都有歌唱的权利”实际上变成了“人人都有游戏的权利”。
（三）不真实的“真实”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鲍德里亚认为电视产生的不是真实，只是“拟像”，它不是对某个领域、某种指涉对象或某个实体的模拟，也无需实物或者实体，而是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即一种“超真实”。
而当代世界就是一个大众媒介营造的一个仿真社会。
我文化文化空间（下转第28页）２０１２年５月刊改革与开放（上接第177页）们通过电视看到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甚至因为我们只能通过电视等现代大众媒介来认识世界，真正的真实已经消失了，我们所看见的是由媒体所营造的由被操控的“超真实”组成的世界。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由于高科技数字电视采编设备的大量使用，成为历史上第一场在电视屏幕上同步直播的战争，有限的电视画面资料，成为人们认识和理解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
表面上看，电视对战争的报道基于影像，所以客观公正。
但实际上，各方立场不同，对战争的解读也迥异。
半岛电视台的画面反映的是战争给伊拉克平民造成的巨大伤亡；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直播伊拉克战争的片头是一个在战争中受到惊吓的伊拉克小孩大声哭泣的画面。
在美英联军提供的电视画面中，每一次展示给人们的是运用高科技武器对伊拉克境内的建筑精确打击的镜头，在屏幕上，找不到死伤者血肉模糊的残骸，在美军指挥官镇定而自信的脸上，丝毫看不到杀人者的嘴脸，那些关于战争的一切灾难、残酷和死伤都被屏幕轻轻遮住。
通过电视节目制造出的“拟像”，一场立足于高科技军事技术的战争掩盖了这场战争的残酷性。
可见，电视虽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真实感”，但这种“真实感”是虚拟的，因为任意组合和剪辑的影像经过传播者带有主观意识预设的筛选后，已经成为“超现实”的“拟像”，真实世界的本真面貌很可能已经无法辨认。
三、结语电视节目的娱乐化、低俗化是电视媒介遭遇“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必然结果。
后现代的无深度、无中心、无根据、游戏的、模拟的、折衷的、多元的等内核都在深深地影响电视节目呈现出的样式，驱逐思考、简单复制、排斥创意、丧失宏大主题、流于肤浅琐碎、甚至走向低俗化，就是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电视节目的状态。
电视节目的支离破碎的叙事、闪烁虚幻的影像和普遍化的游戏心态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视觉废墟”，它滋生了人们思维的惰性和对意义的放逐。
而这也恰恰应验了詹明信对后现代文化特征的一大总结———“情感的消逝”。
在经历了电视的快节奏、高频次的画面反复冲击后，人们逐渐适应甚至依赖起了这种无需思索的视觉狂欢的刺激，对深层意义和情感的领悟力日渐枯竭，也就很难再拥有恒久隽永的心灵体验了。
从这个意义上看，“限娱令”的实施或许能给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电视媒介带来一丝“真正的生活”的气息。
参考文献：[1][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张国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2]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3]罗岗,顾铮.视觉文化读本[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4]胡全柱.社会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08.(4)[5]广电下发限娱令，“狠条规”曝光，卫视节目调整忙[N].新华网.2011—10—25./ent/2011-10/25/ c_122193826.htm作者简介：卢晓琳（出生年1990—），女，江苏连云港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系权或者许可而使用、销售、出口等。
当然，技术秘密方式与专利方式的不同还在于技术秘密不用上交专利费之类的费用，而专利的申请、专利的持有都得缴费，有些时候可能会成为你的负担。
所以，创新主体自己应该借助知识产权知识合理合法维护自己利益。
其次，在政府和企业共同层面上，构建一个和谐的知识产权制度氛围十分有价值。
作为政府来说，除了招商引资工作要做好之外，还得为企业健康持续稳健发展提供制度保证。
一般意义上，人们理解的制度问题是财税政策、土地政策等，往往是些经济性的政策。
那么，作为最重要的法律法规制度环境则往往被人忽视，更不用提知识产权制度。
秦皇岛市在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如果能够积极帮助企业、引导企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而且，在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时，能够充分地尊重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认真地依照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审理案件，保护创新主体的合法利益，就可以营造一个鼓励创新、保护创新、吸引创新的软性的制度空间。
那么，这就可以持续地吸引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来秦皇岛投资兴业。
作为企业来说，也可以积极响应政府与其建立畅通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通道，例如，企业与政府可以合作建立官企知识产权战略办公室。
这个机构可以起到桥梁的作用，向企业传递政府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方面的信息，向政府传递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关注与理性的要求。
这样，企业、社会、政府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良好的构建知识产权制度氛围。
中国社会往往重视短期利益、表面效益、物质成果，忽视长期利益、内在效益、精神成果。
制度的构建就成为奢侈品。
秦皇岛市在这方面如果真正注重技术创新的长期性、内在性、制度性，那么，秦皇岛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效益、含金量就会薄集厚发。
最后，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在秦皇岛市汽车零部件技术创新中的重要性，主要得改变观念。
要看到技术创新是需要创新土壤的，这个条件就是制度的创新。
所以，形成一个尊重创新发展规律、尊重客观事实、尊重法律制度的良好法治环境十分重要。
参考文献：[1]唐杰,杨沿平著：《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战略》，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2]王莹,陈力华著：《后过渡期中国汽车零配件企业发展策略研究》，商场现代2009第二期[3]许治，师萍著：《我国汽车产业技术能力发展战略》，中国软科学2005年第五期[4]靳俊喜著：《中国汽车产业与汽车市场发展前瞻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5第五期[5]董炳和著：《科技创新法律保障制度研究———以知识产权制度为中心进行的考察》，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版[6]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7]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8]李明德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基金项目：本文章由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项目课题《秦皇岛市汽车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运行机制问题研究》支持，课题编号11457202D-67作者简介：岳卫峰（1974-），男，陕西西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所法学博士研究生，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人文与社科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