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四川出版的人和事

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四川出版的人和事李正模口述张京采访【摘要】本文系亲历改革开放初期四川出版业的老出版人李正模的口述，对改革开放初期四川出版业的主要业务工作及重要领导人进行回忆，有助于了解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四川出版业的情况。

【关键词】李正模口述四川省出版史料DOI:10.19325/ki.10-1176/g2.2016.03.014一、我经历的一些事“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四川省委宣传部《支部生活》杂志工作，是这个杂志最后一任负责人。

后来我去了“五七”干校，在1970年从干校回来后，我被分在当时的省革委会宣传组“毛办”（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工作。

在两个单位合并办公后，办公地址搬到东胜街四川省文化局，我分在出版组。

军代表撤离后，出版组改为出版处，由我负责。

当时的局党委书记、局长是王聚贤，陈杰（女）是副书记、副局长，分管出版。

那时四川还管着重庆。

当时出版组的主要任务一是做“毛选”第五卷印制前的准备工作，二是印毛主席像。

还有教材印制任务，必须保证全省中小学生课前到书。

邓小平1974年复出后，狠抓教育，教材出版任务艰巨。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印刷厂还有闹事的，完不成任务。

遇到纸不够，我们还要帮印刷厂跑纸，还去过内蒙古跑烧碱。

那时全省只有四川人民出版社一家出版机构，在重庆设有办事处，还有重庆印刷三厂，解放前是国民党政府印钞票的厂。

那时省文化局对四川人民出版社出本版书管得不多，1975年、1976年对外省、市有一些租型，如古典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等。

国家出版局抓此事，在北京开租型协调会都是我去的。

1972年开全国出版工作会，开始抓出书了。

国家出版局要求恢复、重视出书了。

当时那种环境下，各省书出得都很少，有的印了“四大名著”，我曾向广东省文化局出版处处长（军代表）租了型，但四川没出，主要因当时不敢出。

那时的主要任务是印“毛选”前的准备工作，我以出版组和“毛办”的两个身份做此事；以后又搞云、贵、川三省协作教材、教师用书租型印制。

教师用书由省教科所编。

本省还有些辅助地方教材，也是教科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

四川人民出版社负责的，先前是军代表，以后江明来了（时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前为《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再以后有梅端（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文化大革命”前为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都是我送他们到盐道街3号出版社的。

1974年，李致（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委员，“文化大革命”前为团中央《辅导员》杂志总编辑）也来了。

聂运华（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党支部委员，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干部）、傅庚仲（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一编室副主任，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干部）一起来省文化局报到，陈杰让我送他们到人民社，介绍给崔之富（当时主持出版社业务的革委会副主任），他们可能比江明来得早一些。

那时四川人民出版社主要是租印中小学教材，印“毛选”与出版社没关系。

1974年，国家出版局根据周总理指示抓工具书的编辑出版。

周总理批示说，中国那么大个国家，只有一本《新华字典》，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

国家出版局组织各省市区开会，分配任务。

有个规划，四川和湖北接受《汉语大字典》的编纂任务。

由我提议，陈杰同意，老崔（崔之富）去开的会。

老崔回来向局党组汇报后，省里成立了《汉语大字典》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局里也成立了《汉语大字典》编辑出版工作筹备组，老崔是组长，我和彭高琳（后为四川人民出版社辞典编辑室编辑）参加，三个人筹办。

实际工作落在我们头上。

筹备工作一个是找资料，还有一个是抽调人。

我们从省教育学院调来谢临光（四川辞书出版社首任社长），做筹备组办公室主任，具体抓。

我到古籍书店找资料，彭高琳的任务是物色人，如川大赵振铎、川师冉友樵、西师李运益等学者，还有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毕业分配到部队的大学生和工农兵大学生，还有重庆师专的人，成立起编写组。

四川和湖北分别承担《汉语大字典》的编写任务。

当时定的是出八种，分为全套本、缩印本、简编本等。

后来“《汉语大字典》编纂处”设立在了四川，负责这套书的编辑、出版和后期修订工作。

以老崔为主，我们只是做服务工作。

排印任务由四川新华印刷厂承担。

开了七八次会，我多次参加。

缺字钉，我还去过湖北丹江印刷厂找字钉。

141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四川出版的人和事241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二、我所了解的袁明阮同志1978年5月，袁局长来了，他是从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任上调到四川省文化局做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

局党委调整分工，陈杰同志管其他事了，袁局长主抓出版。

陈杰把我找去，介绍我与袁局长认识。

接着我就去崇庆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了，大半年后回来。

袁局长一直很重视《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出版，很多会他都参加，协调与湖北合作方的关系，直到1984年3月成立省出版总社时他退下。

当时成立了总社咨询委员会，他当主任。

他一直在抓《汉语大字典》的编辑出版工作，包括成立四川辞书出版社之后，袁局长一直抓到底，直到出书后的推广发行工作。

在此书推广发行分工上，我们的同志和湖北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在划分发行区域时，对方提出发东北、华北、华东、中南，我们发西北、西南。

袁局长协调，要求我们站得高一点，后来湖北的同志表示东北片也由四川发。

书店的同志很努力，结果我们发行的数量还多一些。

在《汉语大字典》的出版发行工作上，袁局长功不可没。

湖南成立版协（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1982年已成立，袁局长是主席，我是副秘书长、常务理事，抓具体工作），袁局长和我代表四川省版协去祝贺。

途中，他跟我讲了很多，包括他的身世。

他是湖南人，三十年代的大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革命，人生有过不少坎坷。

解放战争后期，他是新华社十八兵团六十二军支社副社长；解放初期，他任西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西康日报》总编辑；1955年四川合省后，他任《四川日报》副总编辑；之后又调任《重庆日报》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前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重庆日报》总编辑。

1978年，省委调袁明阮同志来四川省文化局任职，主抓出版工作，并筹备成立省出版局。

1979年2月四川省出版局成立，袁是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无局长）。

他有些想法，也同我摆谈过。

他说他对出版是外行，但既然组织上把他放在这个岗位上，就应做好。

他有这样一些考虑：一是“基地思想”。

他说四川出版历史悠久，历史上很出名的。

他有个构想：把四川出版办成一个继北京、上海外又一个大的出版基地。

以后他在多次会上讲这个观点。

他认为四川有条件。

他有这个决心：四川出版要搞就搞好。

二是“人才思想”。

他认为办任何事都要靠人，要有人才。

他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做调研摸了底，认为四川出版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把四川人民出版社（当时还没有分社）一些“窝着”的人才用起来。

很多同志多年从事出版工作，也出过一些书，有经验。

应先集中本社人才。

继而，出版社又从各地网罗了一批人才，如马骏（曾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刘令蒙（即诗人杜谷，曾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火（作家，曾任四川文艺出版社首任总编辑）等。

王火和我讲，他调到四川后，先未任命职务，后来又遇到一些为难的事，正想返回山东。

袁局长来出版社，听说了这件事，立即找他交谈。

袁局长向王火作了检讨。

他说：“这是我们工作的疏忽。

你放心，你不能走，你一定要留下。

”第二天，王火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通知就下达了，梁燕同志（时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马上就到王火将分管的文艺编辑室宣布了对他的任命，留下了王火。

袁局长说，要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爱惜人才。

三是树立“榜样思想”。

袁局长提出要以邹韬奋办三联书店为榜样，加强民主管理和事业心。

他在湖南读大学时，就读了邹韬奋的书，对他世界观的转变和确立共产主义信念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从此他自觉去找共产党，他认为中国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唯一出路。

他主张学习邹韬奋的为人处世和民主作风。

要民主办事，要有事业心。

成立出版局后，袁局长专门推荐介绍邹韬奋的书，提倡学习发扬邹韬奋精神。

他在世时，很重视抓“韬奋奖”人选推荐，重视树立榜样。

袁局长还有个思想：政治办社。

他在给原重庆出版社总编辑沈世鸣同志的书写“序”时，提出“政治办社”。

口头上我也听他说过。

他说：一个人要有政治头脑，什么事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

这是他主导四川出版工作的一个重要思想。

还有出版方针问题。

1979年开“长沙会议”，他带领李致、傅庚仲去的。

此事我问过傅庚仲，傅说就谁去参会局党委曾酝酿过，确定袁局长、李致和傅庚仲参会。

李致同志当时是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他在抓出川版好书上确有功劳。

会上对“突破三化”（即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问题争论很凶，大家都争取多出书，出好书。

在这方面，四川搞得比较早，特别是李致抓这项工作后，思想比较解放。

在袁明阮同志过世后，为出纪念他的文集一事我找过傅庚仲，希望他就此事写文章，他没写。

傅庚仲回忆说，在“长沙会议”大会发言前，他们开了个小会商量，向大会请求让四川代表发言。

而这之前是准备不发言的，因为当时对“突破三化”大家争论很大。

袁局长从长沙回来后对我说，他们开了个小会，决定表态，于是向大会要求发言。

他考虑李致同志年轻，对出版较为熟悉，还有一个培养干部的想法，让他代表四川去发言合适。

李致临时做准备，发言后引起大家的共鸣。

后来曾出现过突破三化“发明权”属谁的问题，袁局长说，争那个第一没什么意思，国家出版局定了，照办就是了。

袁局长有一整套办四川出版的思想。

还有他抓书、抓投资，还想把重庆拉到一起，他说重庆有很多资源，基础较好。

后来川、渝分省，袁局长又主张应多给重庆出版分一些钱，多扶持重庆一些。

为给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分钱的问题，有同志对袁局长讲重庆沙坪坝书店341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四川出版的人和事441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3期给多了，袁局长认为沙坪坝有重庆大学等单位，很重要，多分点是对的。

又有同志说发行所也分多了，袁局长就发了火。

袁局长从领导岗位下来后，很重视以“版协”（四川省出版工作者协会）的名义培养人才。

“版协”办培训学习班，他去讲话，讲为人民服务，讲提高业务能力，讲学习邹韬奋精神，讲多出好书等。

对图书审读，袁明阮同志也很关心。

他在世时常打电话问我审稿情况和审读员老同志的情况。

虽然他没再任版协主席了（第二届版协袁局长是顾问），但仍经常过问。

袁局长关心干部。

他从生活上关心、政治上关心，包括基层的同志，是人才就重用。

他对自己、老伴和子女要求严格，不利用职权谋私，对其他人的要求也很严格。

曾有两位领导同志趁袁局长在京学习，相互安排子女的工作，事前事后都没跟袁局长说，袁回来后很严肃地批评了这两位同志。

袁局长的缺点是爱发脾气。

有一次，重庆市出版局一位负责同志来汇报，说上海要在重庆建沪渝书店，他们已经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