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张显扬：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中
张显扬：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中作者：时间：2008-09-22 来源：● 张显扬若水先生离开我们（2002年1月9日）六年了。
一想到若水先生，我眼前就浮现出20多年前那桩惊心动魄的真理与权力抗争的公案。
今天，我们回顾这桩公案，再现当年的情景，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也算是对若水先生的一种纪念。
一若水先生作为哲学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这倒主要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建国以后几乎所有的哲学论争，甚至也不是因为他那篇著名的《桌子的哲学》，而是因为他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因此而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总管的胡乔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这是他一生哲学生涯中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
王若水之成为王若水，成为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楷模，就在于他在那场冲突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镇定自若的智者风范。
在对10年文化大革命和此前17年历史的痛切思考中，若水先生深刻地领悟到人道主义的价值，决心把长时期来被所抛弃、践踏的人道主义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尘封的著作中发掘出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并把它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应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他呕心沥血，连续写出了《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文章。
为此，被胡乔木视为离经叛道，而大加挞伐，直至撤职罢官，从中国共产党内除名。
整个斗争，可谓相当激烈。
凡是亲历过那场斗争的人都清楚地记得，那远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一边是手握上方宝剑、对理论界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胡乔木，一边是单枪匹马、无权无势的若水先生。
除了真理，一切可以用来斗争的手段，都在胡乔木一边。
胡乔木1984年1月那篇错误百出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发表，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一股吹捧的狂潮。
一时间，胡乔木成了理论圣人，只准顶礼膜拜，不准说半个不字。
与此同时，那些专看上司眼色行事的御用文人，就像马克思当年痛斥过的“无聊的下流作家”一样，肆无忌惮地对遭到冷遇的人们百般侮辱。
可以想象，当时若水先生要承受多大压力。
新时期文学思潮与论争
80年代文学思潮与论争文艺领域中的改革．在新时期初期对僵化、极“左”观念进行全面清算和大规模重新辨识的基础上，开始在自身诸方面进行着切实的探索和重建。
中国文学开始坦然地面对世界，并积极地在对西方文艺的评介中觅取新的发展路径。
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文学创作，逐步由对历史的反思转入到对改革中各种现实生活变化的关注，在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引导下恢复了自身尊严的新时期文学，开始在关注现实中实现着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关注现实的转交。
这一转变，不仅是文学自身的蜕变，也是文学对社会现实功利目的的深刻化。
在一定意义上，从80年代前期开始，文学取得了和现实生活发展的同步性。
文学领域内，从题材、主旨到手法、方法、风格都开始了全方位的向旧有格局的告别。
一、关于西方现代派的讨论引起对西方现代派文艺大讨论的是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发表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
其实．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后，西方现代汉文学的话题，已被人们广泛注意到了，并逐步上升为热点问题。
徐迟在1978年3月就发表了《文学与“现代化”》一文；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关于“外国现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初，《外国文学研究》曾开辟“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专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的着眼点是在我国大规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文学如何适应并创造出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文学。
由于徐文直接把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时期文艺的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叶君健、冯骥才等著名作家也撰文予以支持。
他们认为．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思潮，决不是一群怪物们兴风作浪的产物，而是当今文坛世界必然会出现的易象，是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
现代派文艺不仅来源于现实，而且反映了各种物质关系总和的精神内在。
他们认为，我国文坛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
关于我国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争论起始时间的探讨
标志性的事件的认定却是一致的。这种对起始时间 的界定， 是基于他们各自在这场争论中所扮演过的 不同角色， 通过对当时事件的回顾， 以求再现历史 的本来面目。这种观点侧重于争论由学术性向政治 理论性的性质转变， 目的是评判孰是孰非， 虽然多 有偏颇， 但是作为这场争论的参与者 （ 或者可以说 是当事人） ， 其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独特视角， 为我 们后人研究这场争论的发展和转变提供了重要启 示， 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一、１９７８年， 以罗文东、刁世存等为代表 罗文东在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 载于 《山东社会科学》 ２００６／０２） 一文中明确指出 这场争论的起始时间是１９７８年。刁世存在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４年 中 国 社 会 人 道 主 义 思 潮 起 源 初 探》 （ 载 于 《青岛 大 学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２００４／０２） 、 《同 一 主 题 的不同变奏— ——对“五四”与新时期人道主义思潮 的比较考察》 （ 载于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 社会 科 学 版） ２００５／０３） 等 文 中 认 为 这 场 争 论 属 于 人 道 主义思潮， 它的起始时间是１９７８年。此外， 还有刘 勇、高化民主编的 《大论争： 建国以来重要论争实 录》 （ 下册） 也将这场争论的起始时间划定为１９７８ 年。虽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没有指明发起这场争论 的标志性事件， 可事实上１９７８年朱光潜发表的 《文 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 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 一文在当时确实令 人 瞩 目 。 同 年８ 月 ， 汝 信 在 《哲 学 研 究》 上 发 表 《青 年 黑 格 尔 关 于 劳 动 和 异 化 的 思 想 — — — 关 于 异 化
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研究
○王宣珂（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00）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研究[摘要]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汇集了许多学者宝贵的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是对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进行梳理，对当时参与这场讨论的主要人物的观点进行综述，希望能为以后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研究[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29（2017）04-0020-04[作者简介]王宣珂（1992-），女,河北张家口人,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一、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的背景及序曲“文化大革命”之后，学术界对之前侵犯人权贬低人性的残酷现象进行批判与反思，想要寻得人性和尊严的复归，并从那时起关注起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改革开放的进行，学术界也有了一个相对开放活跃的状态，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场热热闹闹的大讨论轰动了全国，一时间可谓是众说纷纭，通过这次讨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更加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这次大讨论的序曲要追溯到1978年，那时朱光潜发表了《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紧接着汝信也发表了《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较早触及人性问题并最先谈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到1979年，王若水在《关于“异化”的概念———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一文中很清晰地阐释了异化的概念，朱光潜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中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并且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体现为人道主义同自然主义的统一。
以上四篇文章的问世表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开始映入学者们的眼帘。
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卢 之 超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思想界展开的一场重大的理论性和现实政治性的争论。
争论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关系如何认识和推进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应该说是严肃的和具有原则性的。
但不幸的是,这场争论虎头蛇尾,留下的是更多的分歧。
参加争论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同志和乔木同志,都是我尊敬的前辈。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我有不少时间在乔木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同他比较熟悉。
过去只是同周扬住在一个办公大院里,听过他的报告,参加过他主持的一些会,没有工作上的接触,他并不认识我;后来在理论务虚会上他是我们的组长,我的一些发言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才大概对我有个印象,以后又没有多少接触。
他们两位虽然个性很不一样,但都是忠诚党的事业而且思想非常深刻的人物,都是具有矛盾性格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而且两位都已相继离开了我们。
虽然由于工作关系,我了解这一争论全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大部分情况,某种程度上说也参与了争论。
但是要真正动手写这篇回忆性的叙述,仍感到十分为难。
只是近来出现了不少与这场争论有关的记述和评说,叙说迥异。
有些貌似亲历的叙述,实际离事实甚远。
有人情况了解得很少,结论却下得十分大胆。
因而不得不说明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
对于这场争论,我当然有自己的观点。
这里主要不是谈理论观点,而是想根据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从我所了解的角度,谈一些实际过程。
观点可以继续争论,事实却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容不得臆想和编造。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便开始了。
作为对过去左倾思潮下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作为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非人道罪行的清算,思想解放之初,重提人道主义问题是很自然的。
据统计,到1983年,有关的讨论文章至少已有四五百篇,我印象中就有邢贲思的《怎样识别人道主义》、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和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的出发点》等文章。
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异化问题争论的反思
２ 会 主 义是 否 有异 化现 象存 在 ． 社
在２ ０世 纪 ８ 代 初 这 场 异 化 问 题 的 争 论 ０年 中 ， 点 问题 是社 会 主义 是否有 异 化现 象存 在 ？ 焦 王 若水 认 为 ，在社 会 主义 里 ，实践 证 明还 是有 异 化 “ 的 。不仅有 思 想 上 的异化 ， 而且有 政 治上 的异 化 ． 甚 至经 济 上 的异 化 ” ｑ 。【 对此 ， 做 了进 一 步 的 阐 他 释 ， 为社会 主 义 比之 资本 主义 有 极大 的优 越 性 ． 认 但 这并 不是 说 ， 会 主义 社 会就 没 有任 何异 化 了。 社
● 马 克 思 主 义 与 当代
黑格尔认为种间接民主制下由于几年一度的权力委托确认异化是伴随人类始终的现象异化作为一种社会和每时每刻的权力使用之间的差异由于各种利现象不管给人类带来的是有害的东西或是有利的益集团的角逐和当权者私利的掣肘不可避免地东西都是人类在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中必然随会产生权力使用方向与权力所有者的意愿相分离之产生的一种现象
卖 ” “ 让 ” 同义 语 。 、转 是 在历 史上 。 异化 这 一概念 确
当 时另一 部分 学者 指 出 ，如果 把异 化作 为 矛
盾 的 同义语 随 意使 用 ， 化 当然 无 处不 在 。 时 没 有存 在 的意 义 了 。如 果异 化等 同于矛盾 ， 么 ，工 农 之 间有 矛盾 ，夫 妻 、 那 朋
友、 弟 、 兄 师生 、 同志 等之 间都 有 矛盾 ， 能说 这 些矛
盾 都 是 “异化 ”吗 ？ 特别 是 得 出社会 主 义社会 有异
化 的结 论来 ， 离马 克思 的异 化概 念就 更远 了。 这 社 会 主义 政治 领 域 、 济 领域 、 想领 域 中的某 些矛 经 思 盾 不能被 看成 异 化 。这些 领 域 中的 一些 矛盾 正是 旧社 会 的痕 迹 ， 是在 私 有 制 社会 中所 产 生 的异 化
80年代中国关于人的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
80年代中国关于⼈的异化和⼈道主义的讨论80年代中国关于⼈的异化和⼈道主义的讨论中国关于⼈的异化和⼈道主义的讨论，有其国际的和国内的双重背景。
从国际来看，⼆战中法西斯惨绝⼈寰的暴⾏, 使⼈道主义纳⼊到理论界研究的视野, 国际上掀起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和⼈道主义关系的热潮, ⼈道主义逐渐成了全球的共识。
苏联对⼈道主义更是尊崇, 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
⽂⾰结束后, 中国⾯临着⼀个重要的转型期, ⼈们开始从各个⽅⾯对“⽂⾰”进⾏反思。
“伤痕⽂学”对“⽂⾰”中⼈性遭受摧惨的揭露, 引起了⼈们对⼈性、⼈道主义问题的深深思考;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了⼈们的思想枷锁; 改⾰开放的实践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提供了现实的⼟壤, 这样国际上的⼈道主义思潮在中国有了适宜它产⽣的⽓候, 不能不引发⼀场激烈的争论。
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关于⼈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就开始了。
作为对过去左倾思潮下全盘否定⼈道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作为对⽂化⼤⾰命中种种⾮⼈道罪⾏的清算，思想解放之初，重提⼈道主义问题是很⾃然的。
当时，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很⼤的争议，参加争议的两位主要⼈物，是周扬和胡乔⽊。
从1979年下半年⾄1983年4⽉，有⼀定影响的相关论⽂约有500篇，⽽主题则涉及⼈道主义、共产主义⼈道主义、异化、劳动的异化、社会主义的异化、⼈性、⼈的本质、阶级性、社会性、⾃然性、《⼿稿》的地位、早期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西⽅马克思主义、⼈性论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等。
全⾯来看这些⽂章，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两个问题进⾏的：1．有没有共产主义⼈道主义？2．社会主义存不存在异化？1983年3⽉7⽇，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在中央党校举⾏，周扬做了长篇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个问题的探讨》。
关于“异化”，周扬是这样定义的：“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的活动⽽产⽣出⾃⼰的对⽴⾯，然后这个对⽴⾯⼜作为⼀种外在的、异⼰的⼒量⽽转过来反对或⽀配主体本⾝。
第七讲 ,80年代文学思潮
6、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召 开。邓小平《祝辞》提出：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 ，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 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 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 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 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 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 术成果。”
这场有关于现代派的讨论，看似是 一场对西方现代派的评价问题，但 实际上是牵涉到中国当代文学打破 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和有意突破的 “试水”。当代作家和研究者不再 满足于原有的创作模式和基调，显 示出对创作个性的追求和对创作自 由的向往。
三、“清除精神污染” 1983年下半年至1984年年初，文 艺界展开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 斗争活动。
3、关于现代派文学的基本特征也是 文学界关心的。徐敬亚《崛起的诗 群》作了较为全面而准确的概括： 注意表现人的自我心理意识； 追求形式上的流动美和抽象美； 反对传统概念中的理性和逻辑； 主张表现和挖掘艺术家的直觉和 潜意识。
4、讨论的背景：西方的影响。 从整个文化思潮背景来看，80 年代中国文坛受西方哲学、美学 影响最大、最广、最深的是西方 现代主义，尼采、弗洛伊德和萨 特是对80年代中国文学影响最大 的西方思想家。
其二，创造主体性从心理结构角度说， 是作家超越生存需要、安全需要、消极 性归属需要和尊重需求而升华到自我实 现需求的精神世界。 从创作实践上说，创造主体性包括超越 性、超前性和超我性，这就是主体对世 俗观念、时空界限及“封闭自我”的超 越，这种超越导致作家精神主体进入充 分自由的状态。
其三，接受主体性的实现包括两种基 本路径：一是通过接受主体的自我实 现机制，使欣赏者超越现实关系和现 实意识，以获得心灵的解放，从而实 现人的自由自觉本质；二是通过接受 主体创造机制，即通过欣赏者的审美 心理结构，激发欣赏者审美再创造的 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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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卢 之 超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思想界展开的一场重大的理论性和现实政治性的争论。
争论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关系如何认识和推进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应该说是严肃的和具有原则性的。
但不幸的是,这场争论虎头蛇尾,留下的是更多的分歧。
参加争论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同志和乔木同志,都是我尊敬的前辈。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我有不少时间在乔木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同他比较熟悉。
过去只是同周扬住在一个办公大院里,听过他的报告,参加过他主持的一些会,没有工作上的接触,他并不认识我;后来在理论务虚会上他是我们的组长,我的一些发言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才大概对我有个印象,以后又没有多少接触。
他们两位虽然个性很不一样,但都是忠诚党的事业而且思想非常深刻的人物,都是具有矛盾性格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而且两位都已相继离开了我们。
虽然由于工作关系,我了解这一争论全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大部分情况,某种程度上说也参与了争论。
但是要真正动手写这篇回忆性的叙述,仍感到十分为难。
只是近来出现了不少与这场争论有关的记述和评说,叙说迥异。
有些貌似亲历的叙述,实际离事实甚远。
有人情况了解得很少,结论却下得十分大胆。
因而不得不说明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
对于这场争论,我当然有自己的观点。
这里主要不是谈理论观点,而是想根据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从我所了解的角度,谈一些实际过程。
观点可以继续争论,事实却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容不得臆想和编造。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便开始了。
作为对过去左倾思潮下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作为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非人道罪行的清算,思想解放之初,重提人道主义问题是很自然的。
据统计,到1983年,有关的讨论文章至少已有四五百篇,我印象中就有邢贲思的《怎样识别人道主义》、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和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的出发点》等文章。
还开过一些学术讨论会、出过一些文集。
我在1982年2月就参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年第4期加过一个讨论会,那是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名义召开的,邢贲思主持。
记得他在开场白里说,于光远曾找他谈,说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我们应当向前看,研究经济规律这些问题。
现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很热烈,这种讨论有什么意思呀?邢说我不同意于光远的看法,人道主义还是很值得讨论的。
于是讲了很多要讨论的道理。
我当时还没有到中宣部,对问题和讨论的背景都不大清楚,是个旁观者和学习者,觉得于光远讲得有道理,理论界的精力主要应该放在现实问题上;又觉得人道主义是个学术问题,讨论讨论也很好。
这个学术讨论会在全总干校开了两三天,各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大部分都到了。
这些情况说明,在当时,尽管学术观点上分歧很大,甚至针锋相对,但是都属于正常的学术理论讨论。
本文说的不是这种正常的学术讨论,而是那场政治理论性的争论。
争论是从周扬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引起的。
这是由中宣部、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报告会。
事先,中宣部请周扬作主要报告人,题目好像是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问题,并提议请几位专家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
后来正式准备起草的时候,周扬改了题目,另组了班子,请了王若水、王元化、顾骧等几位,在天津帮助他起草。
听说周扬在报告之前几天,曾给邓力群打电话,说他改了报告题目。
那时我刚到中宣部理论局不久,不大了解这个纪念会的情况和准备过程。
大约在报告会前两天,顾骧从天津打电话到理论局,说周扬讲话要改个题目,不专讲文艺或文化问题,而是从广泛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
我虽然不知原委,觉得周扬是中宣部顾问,又是宣传部门的老领导,他决定这样改一下当然没有问题。
理论局参与纪念会的一些具体筹备工作,只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报告的准备情况和题目。
3月7日上午,纪念会在中央党校举行。
周扬做了长篇报告,开场白以后请一位广播员念的稿子。
讲话稿是《人民日报》排的清样稿,在会场上发给了一些人。
我坐在下面听,觉得周的学识渊博,思想深刻,从认识论讲到辩证法,许多问题讲得很不错。
但听着听着也产生了一些疑问,特别对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法,觉得问题比较大。
虽然对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自己一时也弄不大清楚,不敢下判断。
但觉得在这样的场合,以周扬这样的身份,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就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是不大合适的。
报告受到鼓掌欢迎,但当场也有不少的不同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我就听到了一些议论,后来又有各种渠道反映到邓力群、胡乔木那里。
这天邓力群参加会了,也是在会场拿到稿子的。
胡乔木没有到会,下午他参加了纪念马克思展览会的预展。
我问他的秘书,乔木事先知道不知道周讲话的内容?秘书说肯定不知道,他上午才收到讲话的清样稿。
我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说了我的一点看法,请他快向乔木报告。
后来我看到,周在送这个稿子时有个便条:“乔木同志:送上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学术会上讲稿,请你详加阅改退下。
我病后初愈,过些时当来看您。
敬礼,周扬,三月七日。
”第二天(即3月8日),《人民日报》没有用新华社发的新闻稿,独家发表了周扬讲话的详细报道,并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果然,乔木看了稿子和报道,也听到一些反映,认为问题不小。
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他当时正住院检查)向我们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
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可以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大会发言,把这个会开成学术讨论会,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
不然国内外会把周扬的讲话误解为代表中央的意见,而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
于是让理论局迅速请一些人作大会发言,参加讨论。
邓还说,明天(3月9日)中宣部要开领导小组会,传达乔木的意见。
3月9日,我就去落实交给理论局的任务。
当时哲学界一些知名人士正在酒仙桥饭店开关于大百科哲学卷的会,我赶到那里分别同他们中一些人商量。
本想请邢贲思在大会做个发言,忘了什么原因没有他。
好在有不少人不同意周的观点,于是很快就约定了三位专家于3月12日在大会发言(他们是北京大学的黄楠森、社会科学院的王锐生、人民大学的靳辉明。
另外还有一位在大会发言的是文艺界的唐达成)。
这些发言既不是批评周的观点,也不可能要求都正确,只是要表明本来就存在的不同意见。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的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问是不是可以全文发表周扬讲话。
邓没有把握,要他一定去请示胡乔木,根据乔木的意见再决定。
与此同时,胡乔木于3月10日到周扬家,约集夏衍、王若水、郁文、贺敬之等五位同志谈他对周扬讲话的意见。
据我不久听到的传达和后来看到的材料,乔木同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对周十分尊重和客气,语气特别缓和,甚至过分委婉,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
他说:“周扬同志的这篇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有些问题还没有鲜明地讲出来,或者还讲得不够圆满,倘若就这个样子拿出去,可能产生一些误会。
文章中有些话是不可取的。
”“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
但是我看到周扬同志的文章,抽象化的议论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
首先,人道主义最好加个限制词叫‘社会主义’,没有这个限制词,就可能混同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成熟的标志,首先就在于它不再讲抽象的、孤立的人,主要是讲社会,转而认定人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的人,解决人的问题不能离开社会,离开历史,这才是根本的变化。
”“因为从个人转到社会,这才发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说,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
这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思想家最流行的说法。
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全世界人道主义者中恐怕占绝对优势。
他们在魏京生等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年第4期等这些事件上都是这么说的。
我们提出人道主义究竟是讲什么东西,应给中国、外国一个明确的概念。
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糊涂思想”。
在讲了历史上有各种人道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不经过阶级斗争解决不了人道主义提出的问题”等等以后,乔木说:“我们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讲清这方面的道理。
将人道主义宣传变成摘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来同人道主义联系,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观点,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联系起来。
”“单讲人道主义,不加社会主义,便会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矛盾”。
“所以人道主义本身实际上有种种不同的立场。
”“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如果我们不这样看,这样宣传,那么对于有斗争历史的和有党性的党员,就会在感情上格格不入,好像我们斗争了几十年,都不是人道主义,反而成了反人道主义的。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今天实现了社会主义,一下子在各方面都实现了合乎人性的生活。
这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一样,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谈话中间乔木还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
他还分析和批评了与此相联系的文学方面的一些现象以及现代派的种种表现。
后来他又说,“我们宣传人道主义,不能不指出有人借宣传人道主义、人性论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
同一个概念可能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但是这次没有谈“异化”问题。
(这天下午,他打电话给郁文,不久又打电话给周扬,谈了对“异化”问题的意见,说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对此说法是不一样的,把它不加区别地应用到社会主义是不对的。
)谈了对周扬讲话的意见后,乔木很客气地对周扬说:“周扬同志你已年高德劭,年老体弱,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将文章未涉及的地方或未说清的地方,索兴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
”“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
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够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点,修改好了,再正式发表。
”临别时他还十分郑重地对周扬说:“今天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别提出要我用他的名义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发表。
”过了几天,3月15日,邓力群在中宣部部务会上传达了这个谈话,并说乔木与周扬说了,周扬的文章由他自己修改后全文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摘要可与不同意见的几个发言摘要同时在报纸上发表。
接着,邓找我们商量周的讲话摘要和其他几个发言摘要如何在报上发表的事。
中间,他又和周通电话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大意是邓说乔木建议你把文章改好后在《哲学研究》发表,问文章修改好了没有,周坚持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也不愿再修改,说既然讲了就不想改了;邓于是请他明天来中宣部开会,集体商量一下。
周开头不肯来,说你们开会谈吧,我不来。
周的态度很傲慢。
邓火了,说你是老同志,长期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做领导工作,处理过很多事情;你是中宣部的顾问,需要讨论的时候你又不来,对你这种态度我有意见。